批判的武器失掉批判力了吗?——西方全球化强势语境下的沉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沉思论文,强势论文,武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4)01-0053-04
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精髓。然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由于冷战的结束，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强势推进，充满霸权主义色彩的西方全球化话语体系迅速向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领域渗透和扩散，“马克思主义失败论”、“空想论”、“虚无论”、“过时论”、“指导思想多元论”等奇谈怪论也沉渣泛起，各种反动势力和思潮再次结成神圣同盟，发起对马克思主义的新一轮“围剿”。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力似乎在逐渐削弱甚至有泯灭的危险。列宁指出：不同的社会政治形势使“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分别提到首要地位。”[1]现在看来，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发扬光大，增强对资本主义当代形态及其在全球化进程中别有用心散布的种种思潮与理论的批判力，再次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重要任务。
一
马克思主义在创立之初就宣布：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而这种批判的锋芒所指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理论批判客观上产生了两大社会历史效果。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批判力在实践中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已成为不可超越的存在，已经并将继续深刻的影响人类历史进程，马克思也因此成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另一方面，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入木三分的批判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不屈不挠的斗争，使资本主义在其自身所允许的范围内不断改变存在形态而浸润了社会主义因素，社会主义取得巨大成功的经验是资本主义走出“四面楚歌”困境的重要因素。[2]可以说，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历史阶段，都充满着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声音。然而，世纪之交的马克思主义似乎正面临失去批判力的危险。
1、马克思主义中立化的危险。这种观点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大教训就是使其成为政治斗争的武器和装饰品，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后果。冷战结束后，应当恢复马克思主义学术性的本来面目，不与政治发生直接联系，其意图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从一种斗争和批判的武器驯服为一种非政治化的学术型马克思主义。德里达清楚的指出了这种危险性：“那可能发生的危险就是，有人想在对归于一类的著作不费力的评注中利用马克思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以便能使政治律令中立化，或者说至少是要抑制政治律令。在这方面，人们能够感觉到在文化中或者更准确地说大学里正流行一种时尚或时髦。……要彻底地使马克思主义的参照非政治化。……使某种潜在的力量中立化，其方式首先就是削弱全体的力量，使其不流露出造反的成分。”[3]这种观点看到了过去一些人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断章取义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使之服务和服从于政治的危险性，但是这种割裂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斗争的内在联系，磨平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武器的斗争锋芒，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立化的倾向，则有可能扭曲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本性，禁锢于深深庭院而失去批判力，最终沦为湮灭在历史烟雾中的理论废物的危险。
2、马克思主义形而上学化的危险。这一倾向致命的危险在于就马克思主义的本身来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忽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忽视对当代资本主义过程中产生的新理论、新思潮的批判，忽视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模式的反思与批判，忽视当代社会主义发展实际对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的新论证。这种形而上学地维护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一方面会导致教条主义的现代翻版，另一方面又会导致脱离实际斗争，钝化马克思主义锐利锋芒的抽象思辩，最终使马克思主义失去与时俱进的现实土壤而变得油尽灯枯。我们应当永远牢记：离开了对实际对象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就会成为孤芳自赏的理论和苍白无力的喃喃梦呓，这一理论指导下的革命的实践也将穷途末路。
3、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危险。“过时论”的危险一直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始终，它往往抓住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个别结论，抓住历史和时代发展的表面现象，在革命和建设的低潮期择时而动，证明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已过时。其最终目的无非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价值性，剥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资格，取消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指导思想的地位，从而公开或隐蔽的充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辩护人。值得注意的是，宣扬“过时论”的人在世纪之交已明显增多，不仅有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而且有一批原来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利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执政党的指导思想而沽名钓誉、出尽风头，现在却反戈一击，混入反马克思主义的阵容的人。在他们眼里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一张泛黄的照片，只能勾起历史的回忆，而无实际意义了。“过时论”在目前阶段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迷惑性、危害性，它导致很多人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弃之如敝屣的贵族式态度，从而彻底抛弃这一批判的武器，更谈不上对这一武器批判力的实际思考与运用。
4、马克思主义实用化的危险。这种观点往往忽视对马克思主义整体精神实质的把握，而以“是否有用”作为标准，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削足适履”般的剪裁，其结果要么导致马克思主义的过时论，要么抓了芝麻丢了西瓜，抓了外壳丢了灵魂，最终削弱、淡化甚至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马克思主义实用化的倾向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在国际共运史上，由于对马克思主义抱实用主义的态度而导致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严重损失，教训还不深刻吗?
5、马克思主义批判对象虚无化的危险。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股片面美化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思潮甚嚣尘上，以西方文明为中心观察世界的人赤裸裸地发表了历史已经终结的政治宣言。比如，福山指出：“我们也许正在经历历史的终结……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的发展正以西方的自由民主作为最终的政体在世界上普及而结束。”[4]这些人只看到了资本主义在全球化语境中的竞争优势，但对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政体下的黑暗与罪恶却绝口不提。比如新技术、新市场导致的新失业、贫困公民参政权利的被剥夺，无法避免的经济危机，战争和经济贸易的冲突等。是他们没有看到吗?不是，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想借冷战胜利的余威彻底埋葬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失去资本主义这个天生的批判对象。德里达指出，福山的理论是一个安置在可疑的充满悖论根据上的“福音”，他隐瞒了资本主义一切不可治愈的危机、脆弱、灾难和死亡的威胁，而隐瞒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对自己隐瞒所有这些失败和危险来进一步隐瞒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5]德里达认为福山的如意算盘是只要把资本主义的一切丑恶现象掩盖起来，马克思主义就失去了批判的对象，马克思主义这一批判的武器自然就失去了批判力。资产阶级通过掩盖批判武器的批判对象使马克思主义批判力化为虚无，是一种惯用伎俩，在西方全球化语境下正是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非常现实的危险。对此我们应保持高度的警觉并进行坚决有力的批判。邓小平在政治交代中要求我们“韬光养晦”、“不要当头”，并不是要我们毫无原则的放弃对对象的批判，否则，我们怎能保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呢?又怎能在资本主义伪黎明的幻像中看到未来社会主义的曙光呢?
6、马克思主义政治权威化的危险。这种观点认为，既然马克思主义是执政党的指导思想，就应当借助于政治权力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统治式的政治权威。这种观点表面上对马克思主义忠诚备至，但实际上，却把马克思主义定为不许讨论的教条，当作执政党的“专利品”。在监督机制并不健全的情况下，对于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的回答，就会由执政党说了算演变成个别领导人说了算，从而形成“一锤定音，万马齐喑”的不正常的局面，这无异于让马克思主义“安乐死”。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曾经生机勃勃，一大批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脱颖而出，但十月革命之后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出现的教条主义、实用主义和注释经典主义，使马克思主义被严重扭曲和异化。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就应当具有理性的科学权威，其政治权威是执政党把它作为国家建设的指导思想，有效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过程中树立的，具体地说就是在忠实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树立的。
种种直接或间接导致批判的武器失去批判力的危险，有两个直接根源，一是苏东剧变导致了许多人对马克思主义失掉了自信力；二是西方全球化的强势语境导致许多人对社会主义前景感到迷惘，而对资本主义未来充满幻想。因此，要重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批判力的信心，就必须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本性，科学认识和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当代批判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这是马克思主义批判力得以存在的理论前提。
二
批判的武器是否具有批判力，取决于三个基本的理论前提：一是这一武器本身是否具有批判的内在本性；二是这一武器在每一特定的时代是否有优于其它武器的批判力；三是武器的使用主体如何认识和运用这一武器。前两者是一个客观的问题，后者是一个主观的问题，因此探讨批判的武器是否具有批判力应从主客体统一的角度去把握其理论前提。
1、革命的批判的实践观赋予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以批判的内在本性。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式的预料未来，而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6]而这种批判不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而是从革命的批判的实践出发。马克思主义科学大厦的基石——科学的实践观之所以是批判的，因为：
第一、它是在合理批判以往一切狭隘的、空洞的、唯心主义的实践观基础上产生的。1845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将亚里斯多德、康德、黑格尔等西方传统哲学的“实践”范畴革命化，创立了科学的实践观，并以此作为区别于一切旧哲学的标志。科学实践观的创立使“唯物”与“历史”第一次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从此找到了实证的物质根源，最终鹤立鸡群而成为科学。
第二、从实践的含义来看，它包含着内在的批判本性。马克思主义将“实践”视为是实践主体和客体之间能动而现实的双向对象化的社会活动。马克思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的理解为变革的实践。”[7]这里实际上讲明了实践的两层含义，即客体的主体化和主体的客体化。这两个方面既包含了主体对客体的批判——改变环境，又包含了在改变环境过程中自我的批判——改变自我。人的本质的实现，社会关系的构成，社会生活的进行不都是在这两层批判中即实践中进行的吗?因此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8]“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9]
第三、从实践的功能与使命来看，批判正是新唯物主义区别于以往一切旧哲学的标志。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0]以往一切旧哲学，由于将实践排斥在其视野之外，不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意义，因而只能作“黄昏时起飞的猫头鹰”去解释世界，不能去改变世界。而科学实践观则规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但要正确地认识和解释世界，而且要在实践中合理地改变世界。也就是说实践只有在促进现存世界不断革命化的进程中才能彰显自身的价值。而共产主义正是在实践中促进现成世界不断革命化的结果。马克思指出：“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的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1]“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12]
第四、实践的思维方式充分表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马克思的实践范畴不仅仅停留在活动、观念的层面，而是上升到了思维方式的层面，使实践具有重新审视和科学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能力。实践的思维方式就是从客观现实生活的属性与规律出发，将主观的内在尺度作用于对象，从而使客观现实不断适合人们的存在状态和发展需要。它是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思辩思维方式的超越，体现了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实践思维方式要求对现实生活的超越就内在的包含着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马克思正因为始终坚持实践的思维方式，对其所处时代不断进行理论和实践的批判，从而科学地诊断了资本主义的症结，正确地把握世界历史的正确走向。比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最充分的肯定，但是，马克思的这种肯定并不像现在自由主义者那样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全盘肯定，而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最彻底批判的铺垫，即马克思并不单纯从肯定的角度去理解资本主义，而是从批判的角度去理解资本主义，进而得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结论。[13]从而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批判思维方式的魅力。可以说，我们今天的思维能否合乎逻辑与历史地认识当前的世界，并合理地促成现实世界的改变，关键在于能否坚持实践的思维方式，从理论、实践、价值上不断进行现实的批判，从而洞穿纷繁芜杂的迷雾，准确把握未来的发展方向。
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将革命的批判的实践观运用于对整个资本主义的批判，从而在批判旧世界的废墟中发现了新社会的文明前景，科学阐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而以这一实践观为基石的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也充盈着批判的细胞。这种内在的批判本性已为一百多年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所证明。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史。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对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拉萨尔主义的清算，到列宁对俄国民粹主义、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批判；从毛泽东对本本主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的批判，到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的斗争，马克思主义薪火相续的发展无不通过复杂而激烈的斗争来开辟前进的道路。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就必然要求它具有强大的批判力与内在的批判本性。因此马克思主义一来到世界，就立即引起各种反对势力的恐慌。于是，“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14]这种反动势力的惊慌不正是马克思主义强大批判力的写照吗?
2、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当代际遇，显示出马克思主义高出一筹的批判力。在后现代语境中，当代资本主义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不顾人们的赞美与批判，正驶向礼崩乐坏、破碎分裂的彼岸。它完全忘了自身的历史性而成为一种专制性权威。由于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对象都是资本主义，而马克思对晚期资本主义某些特征的准确预见，使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中自然而然想起了马克思主义。其代表人物如福柯、德里达、哈贝马斯等人都非常重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比如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没有过时，他指出：“同样令人深思的是，马克思的怀疑已经具体的表现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中。”[15]因此，左派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发挥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的一面，批判资本主义的短处。“这种批判或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因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失败增加了资本主义的自信。今天很少有人再批评资本主义了。然而，仅在欧盟就有1700万失业者，……为了批判这种制度我们必须想出新的东西。”[16]
为了医治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资产阶级正谋求建立全球化的国际新秩序，德里达认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企图是和霸权化战略相联系的，他说：“一种新的‘世界秩序’谋求通过建立起前所未有的霸权形式，而使一个新的、自然是新的动乱稳定下来。”[17]而这种霸权主义的全球化的要害在于消灭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把西方世界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普及到全球。面对西方全球化的喧嚷，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才能识破其真面目，因此，求助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已是当务之急。马克思主义只有适用新的历史条件，才能成为批判霸权化的全球化的武器，马克思主义也才能在批判种种全球化论调中结出新的硕果。
正因为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相遇，才显示出马克思主义高出一筹的批判力：第一、后现代主义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出发点仍然是出于关心资本主义的前途与命运，因而这种批判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前者着眼于“改良”，后者侧重于“革命”。第二、后现代主义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只是指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没过时，并不意味着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相反在这种批判精神的掩盖下，他们往往以自己的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第三、他们所称的社会主义也与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否定资本主义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不同，而是指超越于现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第四、他们的思想、理论、观点既是不同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现实的一面镜子，又打上了他们各自生活经历的烙印。因而与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都存在一定的差距，我们应当看到隐藏其理论背后的物质根源，并在对比分析中提炼出“洋为中用”的理论资源。第五、后现代主义只是从文化、观念、知识状况出发批判资本主义，并未从整体上、根本上把握世界，而且往往导致以现象消解本质，以偶然取代必然，以边缘分割中心的效应。而马克思主义则从人类世界的根本——实践出发，向世界的各个侧面、环节、关系散发出去，其本身已成为一个思维的整体，提供了不可超越的观察整个世界的视界。
3、马克思主义依然是当代人分析批判当代社会必须掌握和运用的有力武器。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曾经作为批判的武器得以诞生和存在，那么，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马克思主义是否能成为当代人解剖和批判光怪陆离的现实世界的利器呢?回答也是肯定的。
首先，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开放性使之能从变化的世界中吸取理论创新的营养而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是抽象的，它总是结合各国和各民族的实际，结合时代和历史发展的新特征，围绕着现实世界提出的重大问题而展开的，因而是具体的历史的批判。为了使这种批判更有力量，更富有时代感，马克思从来没有把自己正在运用的武器看作是永恒先进的，相反，他极力主张吸收同时代任何有价值的文明成果，以实现这一武器的优化和更新。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传承着这一共同的内在逻辑与基本思路，科学地运用、优化、更新了这一批判的武器，从而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力推进到新的境界。马克思主义这种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正是其批判力存在的当代合法性基础。
其次，马克思主义诞生时的时代性质和所批判与面对的主要问题至今在根本上没有变化，这是发挥马克思主义批判力的现实土壤。一百多年来，人类文明的发展前所未有，时代的新变化层出不穷，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由于新技术革命的刺激与推进，在其生产关系外壳所能容纳的范围内也有了更迅猛的发展。比如，在全球化的强势语境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长期形成的竞争性优势向全球扩张，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作为经济全球化扩张的载体，不断调整组织形式和运行方式向社会主义国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进行市场的蚕食与争夺，遏制这些国家民族经济的发展。在经济、科技占尽先机的形势下，资本主义又试图在政治文化上实现自己的全球霸权战略，某些大国将自己的民主、人权、自由的标准和价值观向其它国家渗透，甚至不惜诉诸战争。相反，社会主义和其它发展中国家面对全球化的全方位挑战却显得理论准备不足，实践应对匆促，因而对资本主义的理论批判和革命的实践批判都似乎正在失去其应有的分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的武器失去了批判力，因为全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张牙舞爪的扩张并没有改变其庞大而弱小的僵尸的本质，社会主义的暂时低潮也并不意味着我们从马克思主义中吸收批判灵感和指导价值的源泉的枯竭。资本主义尽管已经从自由竞争时期，经过垄断、国家垄断已发展到国际垄断，也不管其统治形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但其时代性质依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依然是其基本矛盾，而且这一矛盾正逐渐从国内层面上升到国际层面。福利社会的出现也并没有改变工人雇佣劳动的本质地位。正因为这种时代性质的相同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所要批判和面对的问题的一致性，资本主义社会的当代病态都根源于其社会的基本矛盾，要医治好这一病态社会，仍然需要借助马克思主义这一批判武器进行批判。
再次，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最终目的并未实现，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批判力存在的现实必要性。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尔1937年在《传统理论与批评理论》一文中指出：“批判理论的出发点首先在于它对于自己的倾向性有清醒的认识。一种理论不可能是完全中立的，他的倾向性必然包含在他的目的之中。”[18]那么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目的是什么呢?它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目的在于要彻底否定人与人之间的压迫关系，恢复人作为具有自我意识并在实践中自觉行动的主体在社会进步中的核心地位，即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实现人的全面、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很显然，这一目的尚未实现，批判的任务尚未完成，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力依然需要。
三
既然批判的武器在理论和实践中并没有失去批判力，既然历史尚未终结，现实世界仍非彻底实现了人的解放的“理想国”，我们就应该勇敢果断、理直气壮地拿起批判的武器，直面批判的对象，对现实世界进行理性的解剖、分析和批判。这种看似无情的批判正是对人类自身的莫大关怀，对人类历史最有情的奉献。因为这种批判正是将人类社会引导到更高层次的公正、文明、和谐的必由之路。
后工业化时期的资本主义尽管在全球化进程中盛气凌人，霸气十足，但依然病态百出，需要马克思主义进行毫不含糊的批判。同时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解体也需要马克思主义者去进行反思性批判。另外，我们正在实践着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需要马克思主义去进行居安思危式的审视，从而牢牢把握前进的正确航向。因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与小农意识依然阴魂不散，影响我们几代人的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消极作用依然病根难除，特别是在西方全球化语境中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依然对马克思主义的阵地虎视眈眈，因此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视域并非缩小了，而是扩大了；批判的任务并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两极格局的终结，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不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失去批判力的理由，相反，为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和舞台。而如何加强全球化思潮的引导，正逐渐成为发挥马克思主义批判力的重要视域。
首先，全球化作为一种人类社会不断跨越地域与时间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展现的全方位联系、沟通和相互影响的客观历史进程与趋势，已经成为活生生的历史现实，也是知识分子从多学科观照与介入现实生活的当代知识语境。但是，客观的说，目前的全球化仍然没有超越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围绕全球化而产生的理论、观点、思潮也更多的是资本主义的话语体系。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决定了我们必须要有独特的方式、独特的思路参与全球化进程，防范全球化风险。这种独特的方式与思路需要我们对全球化有独特的理论自觉与反思，而这种独特的理论自觉与反思当然需要我们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力，在批判资本主义全球化霸权逻辑的过程中，走出一条符合中国需要，体现中国特色，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中国参与全球化的道路。
其次，全球化进程一方面作为社会化大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具有客观性，但是，占尽先机的资本主义试图借全球化之机，实现按自己的面貌创造一个新世界的“雄心壮志”，又使全球化进程不纯粹是一个客观的进程，而是交织着政治目的与意识形态争斗的过程。现在西方国家提出的全球化理论，都或多或少或明或暗的打上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烙印。可以说，全球化本身并非陷阱，但是西方资产阶级利用全球化为其霸权战略服务而撒布的种种理论则存在不少陷阱。如果对这些理论思潮不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面对形形色色的全球化思潮，我们就缺乏取舍借鉴的主要依据，也就难以形成我们“博采众家之精华，体现自身之特色”的全球化理论，最终就可能导致以资产阶级全球主义的意识形态取代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
再次，全球化思潮既是全球化过程内在矛盾的集中点，同时又是各种政治倾向和学术流派矛盾的交汇点。全球化进程本身是一个充满内在矛盾的过程，它既包含同质化又包含异质化，既包含集中化又包含分散化，既包含一体化又包含分裂化。这种本质的矛盾反映到思想理论层面就是各种学术倾向、政治倾向、哲学倾向的差异与对立，如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新左派与新右派，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等。通过对全球化思潮的分析、批判与引导，马克思主义就能在与其它社会理论思潮全面接触的过程中广泛吸收一切有价值的科学的文明成果，不断为自身补充新鲜血液，并在理论上对全球化过程中的种种问题作出自己令人信服的科学判断与回答。同时，全球化思潮也犹如一面镜子，透过这面镜子，我们也能更好的从更深层次上了解资本主义的现实状况，战略意图及发展走向，从而更有效地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并在批判中吸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智慧资源。
收稿日期：2003-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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