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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柏文书”出土以来，研究者络绎不绝，相关问题均已有人涉及，只是若干处看法未能趋于一致。①在此拟兼采诸家，就文书的性质、年代及出土地点略陈己见。
（一）
所谓“李柏文书”，乃指1909年3或4月间，第二次大谷探险队的橘瑞超在新疆罗布泊地区发现的前凉西域长史李柏的两纸首尾基本完整的信稿，以及同时出土的内容多与信稿有关的表文等三十九个断片。这批文书现藏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两纸信稿编号为538A和538B，其余断片编号8001—8039。信稿538A的文字如下：
五月七日西域长史关内侯
柏顿首阔久不知问常
怀思想不知亲相念
便见忘也诏家见遣
来慰劳诸国此月二日来到
海头未知王问邑天热
想王国大小平安王使
招亘俱共发从北虏中与
严参事往不知到未今
遣使符太往通消息
书不尽意李柏顿
述
538B的文字如下：
五月七日（海头）西域长史〔关内〕
侯（李）柏顿首顿首别来□□
恒不去心今奉台使来西月
二日到（此）海头未知王消息想国中
平安王使回复罗从北虏
中与严参事往想是到也
今遣（相）使符大往相闻通
知消息书不悉意李柏顿首顿
原件有损，第二行“顿首顿首”之下四字各家录文不尽相同，此处择善而从。②
诸断片中，较重要的为No.8036，有如下文字：
尚书
臣柏言焉耆王龙□
由此可见，这是李柏呈张骏表文的残件，③旨在报告焉耆王龙□的事情。④多数学者因而推断，538A和538B应该是李柏给焉耆王龙□的信稿。⑤
然而，进一步的研究似乎表明，538A和538B并不是同一封信的草稿。⑥
一则，538A和538B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A件提到的“王使”为“招亘”（或“招、亘”），B件则为“回复罗”，可知“王”乃指不同的西域国王。
二则，538A和538B的笔迹不同，显然出自两位书吏之手。很难想象，内容如此简单的信，如果只写一封，需要两位书吏同时起草。
三则，538A称“诏家见遣来慰劳诸国”，可见李柏写信是慰劳西域“诸国”，并非某一个特定的西域国。
四则，断片No.8018，8019显然与538B出自同一手笔，而No.8018有“五月七日西域长史关内侯李柏”等字样，说明两者很可能是另一封类似于538A和538B的信稿的残骸。
既然慰劳信有两篇以上，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有两位或以上书吏根据李柏的授意同时起草给两个以上西域国王的信稿。这些信稿中当然可能包括给焉耆王龙□的在内，但不能认为538A和538B乃至No.8018，8019均系李柏给焉耆王龙□的信稿。
还应该指出的是，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表明，现存慰劳信稿中包括给焉耆王龙□的在内；无论538A、538B，还是No.8018，8019都没有提到焉耆王龙□。不仅如此，考虑到现存诸信稿，内容大同小异，差不多全属客套，有理由怀疑李柏给焉耆王龙□的信（即使也是一封慰问信）是否也是如此。换言之，538A和538B，乃至No.8018，8019，也许恰恰不是写给焉耆王龙□的。这是因为断片No.8036暗示我们，李柏这次衔命西来，对焉耆的关心非同一般，恐怕不啻慰劳而已。
要之，就538A和538B而言，其背景大概是：西域诸国遣使朝姑臧，张骏遣严参事经由“北虏”中送诸国使者归国。同时，李柏受命回西域长史府海头，写信“慰劳”诸国国王。
至于李柏所遣往“通消息”者，538A作“符太”，538B作“符大”，当系一人。该员被派依次前往诸国递送李柏的慰劳信。
（二）
本节讨论“李柏文书”的年代。⑦
如前所述，所谓“李柏文书”包括两纸信稿和三十九个断片。这些文书同时同地出土，其内容大多有内在联系，其书写年代应该相近乃至相同。
李柏于史籍仅见于《晋书·张骏传》。据载：
西域长史李柏请击叛将赵贞。为贞所败。议者以柏造谋致败，请诛之。骏曰：“吾每以汉世宗之杀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竟以减死论，群心咸悦。关于赵贞，同传有载：
初，戊己校尉赵贞不附于骏。至是，骏击擒之，以其地为高昌郡。所谓“至是”，据同传可知乃指“骏遂失河南地”之时，亦即咸和二年（327年）十月。由此可见，张骏击擒赵贞，以其地为高昌郡，在咸和二年十月左右。不言而喻，李柏造谋请击赵贞致败，应在咸和二年十月之前。⑧
由于“李柏文书”No.8035上可见到“逆贼赵”，在No.8001又有“赵□□自为逆”等字样，很容易令人想到这些文书和击赵贞一事有关。果然，文书年代虽难确断，但可能性不外以下三种：
第一种可能是“李柏文书”写于李柏为赵贞所败之前。这就是说，这些信稿和表文是造谋请击赵贞活动的一部分。焉耆地近高昌，休戚相关，故李柏对焉耆特别留意，上表张骏或许是报告焉耆王龙□的态度，以及应该采取的对策之类。⑨
第二种可能是“李柏文书”写于李柏为赵贞所败之后，张骏击擒赵贞之前。这就是说，这些信稿和表文是李柏戴罪立功，为平定高昌赴西域重新部署的见证。在这种情况下，焉耆国的向背也是李柏首先考虑的因素。李柏以减死论后，复起为西域长史，虽不见载于史籍，却也不是绝无可能。这样说的理由是张骏赦李柏死罪时比之为孟明，似乎暗示他决心效法秦穆，使竟其功。
第三种可能是“李柏文书”写于张骏击擒赵贞之后不久。果然，上表及写信等均属定高昌之善后。
以上三种可能性中，第一种可能性最大，第三种次之，第二种最小。
一则，《晋书·张骏传》在叙及李柏造谋请击赵贞之前，有载：“西域诸国献汗血马、火浣布、牛、孔雀、巨象及诸珍异二百余品。”来献诸国使者不妨认为便是严参事所送回复罗等人。案：张骏即位于太宁二年五月，诸国来献或在翌年初。果然，“李柏文书”538A和538B写于太宁三年五月七日。
或认为《晋书·张骏传》所载西域事情，乃抄自若干来源不同的史料而未加整理，因而叙事先后往往欠妥。“西域诸国献汗血马”云云应续叙于杨宣伐龟兹、鄯善，“于是西域并降”之后。⑩今案：此说未安。固如说者所言，该传在叙述西域事情时，于年代并未考究，往往次序紊乱，然未必每一条史料均安排不当。传文在“西域并降”之后，接着说：“鄯善王元孟献女，号曰美人，立宾遐观以处之。焉耆、前部、于王并遣使贡方物。”对杨宣西征后西域诸国归附的情势已有交待。事实上，张凉经营河西多年，西域诸国在杨宣西征之前来献是完全可能的。
另一方面，如果时值李柏造谋失败，高昌尚未平定，西域诸国是否能如此大规模地来献方物就颇可怀疑了。之所以认为上述第二种可能性不是太大者为此。
二则，文书提及“北虏”，一说指赵贞，(11)似乎欠妥。赵贞，文书既称之为“逆贼”，便不应再称为“北虏”。张凉政权汉人所建，所谓“虏”似指当时活动于敦煌西北的鲜卑或其它游牧部族。严参事送诸国使者“从北虏中”往，不妨认为也与造谋击赵贞有关：严参事以送诸国使者为掩护，取道“北虏”，相约夹击高昌，也可能是离间赵贞与“北虏”的关系，绝其退路。
李柏在发自西域长史府的慰劳信中，特地点明回复罗等乃“从北虏中”往，可见此道并非西域诸国使臣归国正途：如果当时张骏已定高昌，严参事送客绕道“北虏”中也就无从说明了。
此外，有人以为在表文断片(No.8036)中，李柏自称为“臣”，可见该表以及与之关系密切的信稿等均写于永和元年（345年）张骏称王之后。(12)今案：此说未安。
一则，张骏继位后不久，“境内皆称之为王”，（《晋书·张骏传》）而“官属皆称臣”。（《资治通鉴·晋纪》）可见李柏上表未必永和元年以后。(13)
二则，永和元年上距赵贞遭擒已近廿载，李柏依旧喋喋“逆贼赵”，亦令人费解。
（三）
所谓“李柏文书”的出土地点，亦颇有争议。目前主要有两说：一说出土于LA即楼兰古城遗址，(14)一说出土于LK即位于罗布泊西岸的一处遗址，东北去LA48.3公里。(15)今案：凡属证成LA说的理由皆确凿可从，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两点：
1、文书发现者橘瑞超本人的演讲、日记中有关文书发现经过的叙述，无不表明文书的出土地点为LA遗址。特别是1912年6月17日橘氏在东京地学协会所作演讲中，明确宣布文书出土于斯文·赫定发现的楼兰遗址。(16)如所周知，该遗址即斯坦因所谓LA遗址。(17)
2、所谓“李柏文书”与LA遗址所出魏晋、前凉汉文文书的大部分性质相同，均属西域长史府文书。已出前凉文书中，有纪年者最迟为建兴十八年（330年）；这表明直至这一年，LA遗址仍为长史府治，而如前述，“李柏文书”的年代应该早于这一年。既然LA遗址与罗布泊的相对位置无妨它被当时人称为“海头”，“李柏文书”便只能出土于LA遗址。(18)
至于LK说，起因于1959年橘氏向森鹿三提供的一枚据说是文书发现地点的照片，判定文书出土于斯坦因在第三次探险之际调查过的LK遗址。(19)今案：该照片虽由橘氏本人提供，却完全有理由表示怀疑，毕竟时隔整整五十年！有证据表明，橘氏曾到过LK遗址，他持有LK遗址的照片亦不足为怪。(20)既然没有任何其他证据足以表明前凉西域长史府曾迁往LK遗址，事实上该遗址又迄未发现过任何文字资料，也就不能不认为“李柏文书”的出土地点不是LK遗址。
注释：
①讨论“李柏文书”的主要论著如下：羽田亨“大谷伯爵所藏新疆史料解说”，载《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历史编》，京都(1957)，PP.516—528；王国维“罗布淖尔北所出前凉西域长史李柏书稿跋”，载《观堂集林》（卷十七），中华书局，1959，PP.871—876；松田寿男《古代天山の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早稻田大学出版部（昭45），PP.127—133；森鹿三“李柏文书の出土地”，“龙谷史坛”45(1959)，PP.9—22；西川宁“李柏书稿年代考”，“东京教育大学教育学部纪要”8(1967)，PP.145—159；藤枝晃“楼兰文书札记”，“东方学报”41(1970)，PP.197—215；片山章雄“李柏文书の出土地”，载《中国古代の法と社会·栗原益男先生古稀纪念论集》，汲古书院(1988)，PP.161—179；孟凡人《楼兰新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PP.233-273等。
②兹据藤枝晃“李柏文书”一文中的录文，文载龙谷大学三五○周年纪念学术企划出版编集委员会编《佛教东渐——祇园精舍かゐ飞鸟きご——》，龙谷大学，1991，PP.82—107。
③王国维“罗布淖尔北所出前凉西域长史李柏书稿跋”，载《观堂集林》（卷十七），中华书局，1959，PP.871—876。
④“臣柏言焉耆王龙□”，似应读作“臣必言：焉耆王龙□”，不应是“臣柏、言焉耆王龙□”。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早稻田大学出版部（昭45），P.131，藤枝晃“楼兰文书札记”，“东方学报”41(1970)，PP.197-215。
⑤王国维“罗布淖尔北所出前凉西域长史李柏书稿跋”，载《观堂集林》（卷十七），中华书局，1959，PP.871—876。
⑥藤枝晃“楼兰文书札记”，“东方学报”41(1970)，PP.197—215。兹据藤枝晃“李柏文书”一文中的录文，文载龙谷大学三五○周年纪念学术企划出版编集委员会编《佛教东渐——园精舍飞鸟——》，龙谷大学，1991，PP.82—107。
⑦有关“李柏文书”年代诸说，孟凡人《楼兰新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PP.241—243。
⑧参看余太山《前凉与西域关系述考》（等刊）。
⑨孟凡人力主“李柏文书”写于谋击赵贞之前（孟凡人《楼兰新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PP.233—244），请参看。
⑩马雍《新疆所出卢文书的断代问题——兼论楼兰遗址和魏晋时期的鄯善郡》，载《西域史地文物丛考》，文物出版社，1990，PP.89—111。
(11)藤枝晃“楼兰文书札记”，“东方学报”41(1970)，PP.197—215。
(12)王国维“罗布淖尔北所出前凉西域长史李柏书稿跋”，载《观堂集林》（卷十七），中华书局，1959，PP.871-876。
(13)孟凡人《楼兰新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PP.241—243。
(14)孟凡人《楼兰新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PP.254—265。
(15)侯灿《李柏文书出土于LK说》，载《高昌楼兰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PP.281—293。
(16)这次演讲的笔记，以《中央亚细亚探检谈》为题，刊登于《地学杂志》24—285，286(1912)，PP.1—10，10—26。
(17)片山章雄“李柏文书の出土地”，载《中国古代の法と社会·栗原益男先生古稀纪念论集》，汲古书院(1988)，PP.161—179； PP.233—273等充分利用有关“李柏文书”发现经过的最早的记录、报导，特别是当事人橘瑞超自己提供的资料，对文书出土地点问题作了详细的考证，请参看。
(18)孟凡人《楼兰新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PP.254-265。
(19)森鹿三“李柏文书の出土地”，“龙谷史坛”45(1959)，PP.9-22。
(20)片山章雄“李柏文书の出土地”，载《中国古代の法と社会·栗原益男先生古稀纪念论集》，汲古书院(1988)，PP.161-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