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浮田和民《史学通论》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通论论文,思想论文,关系论文,田和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83-0214(2003)05-0005-08
西方近代史学思想之输入中国，及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在中国的勃兴，颇得日本思想界、学术界之助。私见以为，欲明了中国新史学思想的来源，有两人的著作不可不细加考究。一为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注：日文本有《史学通论》与《史学原论》两名，中译本除沿用这两种书名外，又有译为《新史学》者，各种版本内容基本相同。)，一为梁启超的《新史学》等专论。梁氏著述备受中外学界关注，阐释论评数不胜数。而浮田氏的《史学通论》，在日本学界很少有人专门论及[1]，在中国学界也只有寥寥几位学者提及[2]，专门论述则付之阙如。然而，梁氏撰《新史学》等专论，实以浮田氏《史学通论》为最主要的参考书。由此看来，不仅对浮田氏的《史学通论》有认真研究的必要，就是对梁氏的《新史学》等专论，也需有进一步的认识。
一关于浮田和民及其《史学通论》的译介
在日本近代史上，浮田和民(1859—1946)是一位颇有影响的人物。他出生于熊本县，早年就读于熊本洋学校，1879年卒业于同志社神学校。1892年至1894年留学美国，学习史学与政治学。归国后历任同志社教授、东京专门学校讲师、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从1900年起，在早稻田大学任教授及图书馆馆长等职，历时40余年。
日本学术界常将浮田和民视为一流政论家，因为他曾担任过在日本舆论界最有影响的综合性刊物《太阳杂志》的主编，大力鼓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学说，并留下《政治原论》、《新道德论》等著作。虽然也有学者称他为历史学家，但不是因为他著有《史学通论》，而是因为他著有《西洋上古史》、《西洋中世史》与《希腊史》。无论是《国史大辞典》、《日本历史大辞典》、《大人名事典》、《日本著作者辞典》、《日本著者名总目录》、《新订日本重要人物辞典》等工具书，还是《日本的历史家》(永原庆二、鹿野政直编)、《日本的修史与史学》(坂本太郎著)等重要著作，都不曾提及浮田氏的《史学通论》。在日本史学史上，曾留学德国并在1903年著作《史学研究法》的坪井九马三，被视为日本近代史学之父，而留学美国、早于《史学研究法》而著《史学通论》的浮田和民，却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这令人颇感蹊跷。
杨鸿烈在其所著《史学通论》中，曾列举日本学者所著关于西方近代史学理论的著作20部，其中包括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并于其后注明时间为“明治三十年(光绪二十三年)”[3]，也就是1897年。杨氏此说，不知何所依据，但他所注明的应该是著作时间，出版时间则要晚些。下面是收藏在早稻田大学中央图书馆的浮田和民《史学通论》日文本情况：
浮田和民《史学原(通)论》日文本情况
书名著者出版地出版者出版时间页数
《史学原论》浮田和民讲述东京东京专门学校1901年3月156页
《史学原论》浮田和民述不详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142页
《史学通论》浮田和民讲述不详不详19(××)161页
《史学通论》实际上是浮田和民在东京专门学校及早稻田大学授课时的讲义，所以日文本均不用“著”，而是用“述”或“讲述”。1903年1月发行的《湖北学生界》“广告”栏，在介绍杨毓麟(笃生)所译浮田氏《史学通论》时，称：“是书为早稻田大学讲义。”同月出版的李浩生所译《史学通论》的版权页上，也注明：“讲述者日本浮田和民，译者中国李浩生。”[4]
浮田和民在早稻田大学讲授《史学通论》之时，正值中国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之际，其《史学通论》自然受到了吸收新思想如饥似渴的一些中国学者和留日学生的注意，在1903年先后出现了5种中译本，从而形成近代中外思想文化交流史上罕见的一幕。由此可见当时中国学界对浮田氏《史学通论》的重视，而浮田氏此作也藉中国学界的译介、宣传而流传开来。
浮田和民《史学通论》的5种中译本，今已不易看到。以下是5种中译本的基本情况。
除以上5种中译本外，俞旦初在《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一文中，提到还有一种“东新社同人”译本，见于光绪二十八年十月(1902年11月)《游学译编》第1期所载译书预告，但我遍查该杂志，并未看到，姑存疑。杨毓麟译本首次见于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1903年1月13日)出版的《游学译编》第3期所载译书发行广告，俞先生误为第4期。另外，《湖北学生界》光绪二十九年正月(1903年2月)第1期所载新书广告中，也有杨译本的介绍，内容与《游学译编》出书广告相同。李浩生译本除了杭州合众译书局的单行本外，尚有该书局刊行的与刘崇杰译本的合刊本，但刊行时间不明，其中刘译本封面有“闽学会丛书之一”字样。在1903年2月12日发行的《西力东侵史》(林长民译)和1903年9月30日发行的《印度史》(程树德译)的封底广告中，均有刘译《史学原论》简介，内容完全相同。二书均由闽学会发行，与刘译《史学原论》同为闽学会丛书。
上述各种译本均为中国学生在留学日本期间翻译，然后在日本或国内印刷、发行，在当时的条件下，发行量不可能很大。因此，现在要找全这些译本已经很难了。在5种译本中，俞先生见过侯、李、罗三种，我则觅得刘、李、罗三种，结构与内容大体相同。侯士绾译本藏于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但现在已是有目无书。
对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当时的学术界和出版界多有论评。章太炎在译本出版之前，就已熟知此书内容，他在1902年8月的《新民丛报》上发表的与梁启超讨论史学问题和纂修中国通史的书简中，曾特别提及浮田氏的《史学通论》，认为此书“于修史有益”[5]。《苏报》于“新书广告”栏说此书“论读史之法，取精扼要，赅洽精详，洵究心乙部之管钥”，是“读史者不可不备之书”。[6]《西力东侵史》与《印度史》封底广告，说此书“博引泰西学说，加以论断，溯委穷源，语语精确，洵为不磨之论。译者文笔条畅，足达原书之旨。有志史学者，一读是编，增长史识必不少也”[7]。《译书汇编》和《湖北学生界》的广告则称赞此书“义蕴之宏富”与“理论之精深”，并进一步指出：“吾国旧学界思想，视历史为传古信今之述作，而不知为现在社会生活之原因；研究历史者，亦不过出于钩稽事实、发明体例二途，而不知考求民族进化之原则。针膏肓而起废疾，必在于兹。”“有志史学者，不可不一读也”。[8]罗大维也在译序中说：“苟欲见真历史，欲组织真历史，其亦致意于此篇也可。”[9]
可见，当时国人对浮田和民《史学通论》的评价是非常之高的。从这些评论可以看出中国学界对新史学理论的渴望，和对浮田和民《史学通论》影响于中国史学发展所寄予的厚望，侯士绾译本将书名改为《新史学》，更是直白地表明了这一点。
二《史学通论》内容上的特色
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既然如此受20世纪初中国学人的青睐，则此书在内容上必有其特色。分析此特色，不仅为认识浮田氏此书价值所必需，而且为深入认识此书对中国新史学发展的影响所必需。那么，浮田氏《史学通论》究竟有何特色?我以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博引泰西名家学说精华，探究史学理论诸问题。
在现存浮田氏《史学通论》的各种译本中，李浩生译本质量最高，虽然只有四万余言，但内容非常丰富。全书共八章。第一章论历史的特质，及历史的范围；第二章论史学之定义，及史学能否成为科学；第三章论英雄与时势的关系，及何为有价值的历史事实与人物；第四章论个人与社会，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第五章论地理位置、气候、交通等对人类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影响；第六章论历史上人种的形成，及人种与历史发展的关系；第七章论历史发展的大势；第八章论历史研究法。全书所论皆当时欧美思想界、学术界所关注、所讨论的重要问题。浮田氏以区区篇幅而囊括如此丰富的内容，言简意赅，诚为不易。
浮田氏每讨论一重要问题，都要博引欧美名家的观点、学说，以为讨论的基础。如讨论史学的定义，引用了戴阿尼西斯、麦可莱、汉密尔顿、格维奴斯、福礼曼、西莱、卡莱尔、安诺德、斯宾塞、黑格尔等学者的观点；讨论英雄与时势的关系，引用了卡莱尔、麦可莱、斯宾塞、穆勒、巴克尔、吉丁斯等人的观点；讨论人的自由与权利问题，引用了美国《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宣言》以及孟德斯鸠、巴耳谢斯、拉比克、洛克、奥斯丁、霍耳拉得、伊爱林古、特义沙耳浦、格林、洛采等人的观点；讨论历史研究法，引用了福礼曼、西莱、孔德、特罗伊生、夫罗特、休谟、牛顿、巴克尔、阿耳纳、蒙生、拉普拉斯、兰克等人的观点。对于其他问题，浮田和民也同样通过大量援引欧美学者的观点来展开讨论。总计全书所提及的欧美学者，达数十人之多。
大量征引欧美学者的观点来讨论问题的做法，使得《史学通论》不仅成为当时中国知识界了解西方近代史学理论的重要著作，而且使得中国人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透过此书了解西方众多学说的精华，尽管这种了解远谈不上全面、系统、深刻。
第二，以进化史观为指导，认识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自达尔文奠定生物进化论的基础之后，进化观念逐渐由自然领域进入社会领域，进化史观成为19世纪最流行的社会思想之一。此种观念对浮田和民影响至深，从他给史学所下定义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说：“史学者，考究人类进化次序之学也。”[4](第二章)“历史之特质，在于其事实之变迁进化非孤单独立，而前后相连络也，在于其能生发事实也。前之事实为原因，后之事实为结果，前后之间有生长、有发达而无断绝。其现象也，以自单至复，自简入繁，自同至异为原则。其范围也，以进化的现象为范围，而其范围虽不必限于人间，然其他事物进化之程度，初不可与人间社会之进化比。则历史云者，断之曰人间社会之进化也，允之至也。”[4](第一章)史学“研究之目的，专在社会进化之次序及法则”[4](第四章)。历史研究之法“在就过去事实之痕迹，以发现真理，以说明现在，以预察将来，以知社会之起原、进化之目的也”[4](第八章)。
受此观念支配，浮田和民认为，“国家之为物也，非一旦而成者”，国家乃社会发展的产物。人类的品格、人类的自由与权利，也都不是“自然之生产物”，而是“社会之生产物”。“野蛮之自由，非真自由”，“在人类之间，于国家组织之外，无自由也”；人类的权利，无论是“道德上之权利”，还是“法律上之权利”，“皆非绝对的权利，且非个人所能得之权利”，而是“自社会而生发，自国家而完全”。因此，浮田和民认为，“研究社会与国家之进化者，即史学之主题也”。[4](第四章)浮田和民还对一些西方学者非进化的历史观给予批驳，他说：“世有称历史为哲学者，如飞迭礼修来格耳所称为历史之精神理想者。又如修来格耳之历史哲学，以人类堕落为根源；又古代罗马与希腊之时人，论人间之状态，最古者为黄金时代，次白银时代，次黄铜黑铁时代，正与前说相吻合。由是观之，则未开人终无进化也，半开人终无进化也，即文明人亦终无进化也，其说之偏，何待指摘。夫人类生存竞争之结果，自禽兽而进于野蛮之域，自野蛮而进于文明之域，有进攻，无退守，由是而有如花如玉如美人如天仙之一新世界。苟准前说，安得有此?”[4](第七章)
正由于浮田氏能以进化观念认识人类自身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因此，他对未来充满信心。如在讨论人智进步、地理环境与文明发展三者的关系时，浮田和民指出：“历史上地理之影响于国家文明者，今后尚不知所底，然学术之进步，人智之开发，颇足以制地理之不利。吾恐古代所谓不能成立文明之土地，亦将兴起文明矣。”又说：“古代之文明，其于地理也依乎天然；今代之文明，其于地理也依乎人力。是则文明之结果，而人力之所以能胜天然者也。则安知将来人智进步之结果，凡弗洲之沙漠，北极之水源，不因文明势力而为斯人之所利用乎?”[4](第五章)这样的认识无疑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
第三，不为欧美众家之说所囿，而能自为中肯之论断。
浮田和民虽然大量引用了西方学者的观点，但他并不是简单地表示赞同或反对，肯定或否定，而是能够给予客观的评价，并常常独出己见，加以论断。
例如，关于历史的定义，古来学者之说甚多，浮田和民一一加以评判。美国史学家汉密耳顿说：“历史者，记时间的连续次第之现象者也。”浮田和民认为“此说未当”，因为“历史不但记时间之现象，并记空间之现象也”。英国史学家福礼曼有句名言：“历史者，过去之政治；政治者，现在之历史也。”浮田和民认为，“骤观此说，似乎近是，然仅以政治论历史，恐尚囿于一偏之见”，因为“历史之范围，不以政治上之事为限也”。德国史学家安诺德(亚耳诺耳特)说：“历史者，社会之传记也。”浮田和民认为此说“颇近真理。亚氏之旨，盖谓传记者，所以记个人之生活；历史者，所以记社会之生活也。”在评判诸家定义的基础上，浮田和民给出了自己的定义：“史学者，考究人类进化次序之学也，其特质在是，其定义即在是”。[4](第二章)
又如，人类学家维耳邱蒲牢加和加洛利等人有一种学说，认为广头骨的人种为高等人种，长头骨的人种为下等人种，前者的文明程度高于后者。浮田和民对此给予辩驳，认为“人种问题，学术上未定之问题也，故以人种言历史难乎其难”。他说：“欧罗巴与印度、波斯同言语，同祖宗，何以一则渐开文明，一则废为奴隶?且亚洲之文明一达于欧洲，而亚渐退者何耶?且白人之中，文明亦分程度，岂人种之分程度耶?白人之中，又有希腊、罗马之别，且希腊人中，更有爱屋尼安及德利安人等之区别，人种云乎哉?吾得而断之曰：非也，非也。盖由于地理、教育、宗教、传说之感化也。白色、黄色、黑色人种者，关于血分，生于天然之本来人种也。至于亚利安及绥密，及哈密等人种云者，乃历史上之人种，而初非本来之人种，即其名称亦系近时学者之所创定，其名称之下所包括之古代人民，亦茫如捉影。”浮田和民认为，“历史上之人种者，乃历史之结果，而非历史之原因也，故藉历史以说明人种则可，藉人种以说明历史则断断乎不可”。[4](第六章)
在《史学通论》中，诸如此类的评判与论断随处可见，虽不能说“语语精确”，但就其立论而言，是比较公允的。
第四，以事实为依据，回击西方学者对亚洲文明的攻击。
随着19世纪欧美列强在世界各地进行大规模殖民扩张，东方诸国陆续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与此相呼应，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如麦可莱、西莱、巴克尔等，极力宣扬民族沙文主义，标榜“欧洲中心论”，蔑视乃至否定东方文明，为殖民侵略制造舆论。浮田和民对此给予有力的回击。
浮田和民指出，“亚细亚者，文明起源之地也”；“欧罗巴者，文明之发达地也”。[4](第七章)“欧美之文明，渊源于罗马；罗马之文明，渊源于希腊；希腊之文明，实渊源于亚西亚(含埃及言)”。如基督教“原由犹太盖出，又经罗马人之手，而传播于欧西者”；希腊文学、美术、哲学及中国隋唐文明，亦“经亚位比亚人之手，而输入于欧西者”。至于“近世欧洲文明之起源，为第十四世纪所行之罗盘针及火器之用法，并十五世纪前半期之印行术”，“而此三大发明，非欧人自为之，亚人为之也”。他斥责道：“苟无亚，何有欧?今欧人忘却亚人之恩，而反讪谤亚人，以为亚西亚者，神权政治、专制主义之本土也。此言也，无理甚矣”。[4](第五章)
浮田和民接着指出，神权政治、专制主义，皆“历史上必要之物”。“人间社会之第一要件，先在脱其野蛮自由之习惯，而欲脱其野蛮自由之习惯，则必先有国家焉以确定政府，以厉行法律，以维平和秩序”，这样才能巩固主权，防范内乱，抵御外敌。所以，秩序乃“社会进化第一期时之第一要件”。在“社会进化之第一期，但求其有政府，但求其有法律，法律之善恶所不问也，政府之优劣所不择也；但求达其目的，则以政府握国家之主权，而武断之可也。压制政府胜于无政府，未可以个人之自由之权利一概论也”。[4](第五章)
浮田和民又进一步指出，“社会进化第一期时之压制政体，为社会也为文明也必须之要素也，不但亚西亚然，近世欧罗巴亦然”。“欧罗巴亦始至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而渐脱神权帝王政治也。亚西亚之欠点，非以其历史为专制之历史，实以不能脱专制政治，而其专制之历史正不知其何时止也。”当社会进化至第二期时，随着人民爱和平、重秩序、服法律习惯的养成，第一要件“不在秩序，而在进步”。而要使社会进步，就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给予个人以自由。浮田和民认为，“亚西亚史之所短者，在停滞于第一期而不进化于第二期；欧罗巴史之所长者，在轻过第一期而即入于第二期”。[4](第五章)
由以上论辩可以看出，浮田和民对西方学者的回击，有理有据，很有说服力。他以一种公允的态度为亚洲文明辩护，这一点很容易在晚清中国以及其他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爱国知识分子中引起共鸣。
当然，《史学通论》的观点并不全都是正确的。如浮田和民在讨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时，说：“国家者社会之子也，社会者国家之母也。”又说：“有社会则可名之曰人，离社会则可名之曰非人。当社会未成，国家主权未曾发生之时，实非完全之社会。所谓权利者，不能圆满；所谓人民之权利者，亦不巩固。故惟人有社会而后可为人，亦惟有国家而后可为完全之人。社会有国家斯达社会之目的矣，人有国家斯达人之目的矣。国家者社会之社会也，社会组织之进于完全者也，人间社会之最高等者也”。[4](第四章)由此可见，浮田和民一方面批评福礼曼等西方史学家以政治为历史的偏狭，另一方面他却难以摆脱旧史学家的偏见，把国家看作一个基本社会。尽管浮田和民能够自圆其说，但正如杨鸿烈所论：“基本社会是人类的全体社会，实现人类普遍的‘目的’，国家至多也不过是人类的一部分社会，要求实现人类某几种的‘目的’而已，何况人类的生活不尽是政治的生活，政治的生活不过占人类生活的一部分，故国家生活只是人类生活的一端，绝对不是人类生活的全部。”[3]
要而言之，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可以说是一部广征博引西方诸家之说，同时又有自己识断的、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的比较系统的新史学理论著作。应该注意的是，在《史学通论》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的知识界已经通过严复等人的译介，对西方近代哲学社会科学有了一定的了解，特别是《天演论》等所传播的进化论思想，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而，中国人接受进化论的思想，主要是把它作为一种鼓吹社会变革的理论依据。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并没有依据进化史观构建起系统的新史学理论。于是，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作为一部有特色的新史学理论著作，就自然而然引起了中国学者和中国留日学生的注意，从而出现了多种译本。而《史学通论》也因此成为当时中国学术界所接触的第一部较为系统的新史学理论著作，它的翻译介绍对于正致力于“史界革命”的中国学术界，可谓恰逢其时。
三《新史学》等专论与《史学通论》的关系
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和方法的传播，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在中国兴起的重要标志。浮田和民《史学通论》多种中译本的出现，反映了当时中国学术界对新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渴求。但是，正如上文所分析，这些译本的发行量不大，加之译者除杨毓麟有一定影响外，其他均是普通留日学生，因此，如果没有思想界、学术界有影响的人物的推崇，《史学通论》对中国新史学的发展是很难发生大的影响的。
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章炳麟曾对《史学通论》有过赞赏之语，但仅此而已。汪荣宝(注：汪荣宝(1878—1933)，字衮甫，江苏吴县(今苏州)人。近代著名学者。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供职清廷，历官民政部右参议，兼宪政编查馆、修订法律馆及资政院事，清末筹备立宪法规多出其手。20世纪30年代任驻日公使。精音韵，善文辞。著有《法言义疏》、《本朝史讲义》、《史学概论》、《思玄堂诗》、《金薤琳琅斋文存》等。)是较早注意到浮田和民的著作、并试图吸收其观点建立中国的新史学理论“以为他日新史学界之先河”[10]的一位学者；而受浮田和民《史学通论》影响最大的，则是新史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梁启超。梁启超的《新史学》著作时间为1902年2月，他是在日本看到《史学通论》的。从5种中译本的印刷时间和发行时间看，有3种是在1903年初。由于译稿的印刷、发行，需要一个过程，因此，这些译本的翻译时间基本上可以肯定是在1902年或更早一些。梁启超所看到的，可能是未曾发行以前的译稿，或在早稻田大学听讲的中国留学生传抄的讲义，当然，也可能是东京专门学校或早稻田大学出版的日文本。
《新史学》最初发表于1902年2月的《新民丛报》上，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理论的代表作，梁启超也被许多人视为中国新史学理论的奠基人或创立者。毫无疑问，《新史学》是梁氏接受西方近代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影响的产物，然而，这种影响究竟主要来自何处，很少有人作详细、具体的考察。由于进行浮田和民《史学通论》中译本的整理工作，使得我不仅对浮田氏此书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而且发现，此书实际上是梁启超撰写《新史学》等专论最主要的参考书。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前者是后者的蓝本。通过对两人著作的比较，可以发现，梁启超对《史学通论》的内容和观点，作了如下处理：
第一，在文字上，或照录原文，或在不改变原意的情况下，略作改动。
如在论宇宙间的现象时，《史学通论》说：“宇宙间之现象……一曰循环之状，一曰进化之状。其变化有一定之时期，达其期则周而复始，是所谓循环的现象，如四时之变迁，天体之运行是也。其变化有一定之次序，而生长而发达，是所谓进化的现象，如生物界及人间社会之现象是也。”[4](第一章)《新史学》说：“宇宙间之现象有二种：一曰为循环之状者，二曰为进化之状者。何谓循环?其进化有一定之时期，及期则周而复始，如四时之变迁，天体之运行是也。何谓进化?其变化有一定之次序，生长焉，发达焉，如生物界及人间世之现象是也。”[11]两相比较，并无不同。
又如，在论述万物进化的轨迹时，《史学通论》写道：“由天然界以观察宇宙，则一定不易，万古不变者也，其体为完全，其象如一圆圈；由历史界以观察宇宙，则有生长，有发达，有不断之进步，故其体为不完全，且其进步亦非如直线然，有前进亦有退却，有升进亦有堕落，其象如螺旋线。”[4](第一章)《新史学》写道：“就天然界以观察宇宙，则见其一成不变，万古不易，故其体为完全，其象如一圆圈；就历史界以观察宇宙，则见其生长而不已，进步而不知所终，故其体为不完全，且其进步又非为一直线，或尺进而寸退，或大涨而小落，其象如一螺线。”[11]两相比较，亦无不同。
类似的情况在《新史学》中尚有多处，尤其是在第二节“史学之界说”部分，体现得最明显，而梁启超新史学的主要观点正是通过这部分内容集中表述的。
第二，在观点上，由于梁氏于多处照录原文，或只是在文字上作些改动，因此，他关于新史学的论点实际上主要来自《史学通论》，只不过有的时候，梁氏作一点归纳和结合中国旧史演绎的工作。
如关于历史的特质与定义，浮田和民在《史学通论》的第一、二、四、七等章多次论及，有“历史者，进化之谓也”；“史学者，考究人类进化次序之学也”；“历史云者，断之曰人间社会之进化，允之至也”；“(史学)研究之目的，专在社会进化之次序及法则”等等论点。梁氏对此加以归纳，以三个递进的层次来表述出来：“第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第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第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11]这样的表述无疑更清楚、条理，而且逻辑严密。
再如，梁启超完全接受了浮田和民关于万物进化有前进，有退却，有升进，有堕落，“其象如螺旋线”的观点，据此，他演绎出如下一段论述：“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此误会历史真相之言也。苟治乱相嬗无已时，则历史之象当为循环，与天然等，而历史学将不能成立。孟子此言盖为螺线之状所迷，而误以为圆状，未尝综观自有人类以来万数千年之大势，而察其真方向之所在，徒观一小时代之或进或退或涨或落，遂以为历史之实状如是云尔。譬之江河东流以朝宗于海者，其大势也，乃或所见局于一部，偶见其有倒流处，有曲流处，因以为江河之行，一东一西，一北一南，是岂能知江河之性矣乎!……吾中国所以数千年无良史者，以其于进化之现象，见之未明也。”[11]在这段论述中，梁启超以进化史观为评判标准，对传统的循环史观给予明确的批判。
又如，浮田和民在《史学通论》第三章讨论历史事实及人物的价值时，有如下一段话：“斯宾塞曰：‘或言邻家之猫，昨日生子。谓之事实，诚事实也，然于吾人之生活上有何关系哉?历史上事迹类是者正多，能推此例以读书观万物，则思过半矣。’此斯氏教人以作史读史之方也。……且若人物之价值不定，必至于有用之事实删而不载，无用之事实满纸铺排，且必至于无价值之人物而称扬不置，有价值之人物而贬斥无遗，则淆乱而不可问矣，遑论进化乎?”[4](第三章)梁启超在《新史学》中除了引用斯宾塞所言外，又在浮田和民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写道：“泰西旧史家固不免之，而中国殆更甚焉。……满纸填塞，皆此等邻猫生子之事实，往往有读尽一卷，而无一语有入脑之价值者。”[12]很显然，这几句议论是针对中国旧史“能铺叙而不能别裁”的弊病而发的。
归纳和演绎，一方面使新史学的主张更容易为人所接受，另一方面又使梁氏的论述有了明确的针对性。《新史学》能够产生重要影响，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第三，在取材上，《史学通论》的有些章节并没有为《新史学》所吸收，但却为梁氏其他著作所吸收。如梁氏《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一文，除在开头梁氏加了两小段话外，其余部分的结构、材料、观点，与《史学通论》第五章“历史与地理”完全相同，只是在文字上作了一些修改、损益而已。
如关于历史与地理之关系，《史学通论》说：“历史与地理，犹精神与肉体也。洛克有言曰：健全之精神必寓于健全之肉体。则健全之历史，必出于健全之地理可知。寒带及热带于历史上无价值也，其于历史上甚有关系者，中带耳。……凡在寒热极端之地，人之精神必窒息而不伸，委屈而无所发见。……故历史上真正之舞台，在于北半球之中带。”[4](第五章)《地理与文明之关系》则说：“英儒洛克曰：地理与历史之关系，一如肉体之与精神。有健全之肉体，然后活泼之精神生焉；有适宜之地理，然后文明之历史出焉。寒带热带之地，其人不能进化者何也?人之脑力体力为天然力所束缚，而不能发达也。……以故文明之历史，独起于温带。”[13]
又如，关于精神与地理的关系，《史学通论》说：“凡天然之现象，过于伟大，则恐怖之念起，而想像力易敏，道理性易缩，其遮人心之发达而妨文明之进步者，莫此为甚。若使反乎此，而天然之现象，中和而不过于伟大，则人类不至为天然所压倒，自信力遂从而发达，不特不怖此天然，且爱此天然；不特不漠置此天然，且接近此天然，至为种种之试验，以制天然之势力，以达人间之利用焉。”[4](第五章)《地理与文明之关系》说：“凡天然之景物，过于伟大者，使人生恐怖之念，想像力过敏，而理性因以减弱，其妨碍人心之发达，阻文明之进步者实多。苟天然景物，得其中和则人类不被天然所压服，而自信力乃生，非直不怖之，反爰其美，而为种种之实验，思制天然力以为人利用。”[13]
除以上三点外，尚需特别指出的是，《史学通论》的某些内容，虽然没有被梁氏成段乃至成篇地修改、引用，但其中所蕴涵的思想却为梁氏所吸收。如在该书的第二章，浮田和民写道：“以社会之生活属之历史，则国家固不可不为历史之主题。……然而，代表国家的公共生活者，政府也。政府之大权往往操于君主一人，于是传记与历史之混淆，又必至历史之所记满纸皆君主之事，而失历史之本色矣。”浮田和民接着又引斯宾塞所言“历史家最高之职务，则在叙国民之生活”等语，接着评论道：“斯氏盖暗识古来之普通历史，止为帝王之传记，非特于实际上无益，抑且失历史之特质。”[4](第二章)这种思想对梁氏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因此，他批评中国旧史“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所谓二十四史，不过“二十四姓之家谱”。[12]并强调指出：“历史所最当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以入历史之范围也。”[11]
由以上论述可知，梁启超的《新史学》等专论与浮田和民《史学通论》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20世纪初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一些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主张，如关于历史的定义、历史的范围、历史发展的趋势、地理与文明发展的关系等等问题的论述，实际上是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直接移植过来的。
梁启超曾计划写一部著作，题为《东籍月旦》，主要著录他所看到的日本学者有关各个学科的重要著作，并加评论。遗憾的是，他只完成了第一章“伦理学”部分，第二章“历史”部分原计划分为世界史、东洋史、日本史、泰西国别史、杂史、史论、史学、传记八节，可惜写完第三节便没了下文。因此，我们无法知道梁启超是否会把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列入“史论”一节，也无法知道梁启超对《史学通论》会作何评价。不过，在第一节“世界史”部分，梁启超列举了浮田和民的《西洋上古史》，并给予极高的评价，说浮田和民的《西洋上古史》和坪内雄藏的《上古史》“二书皆佳，而浮田氏之作，尤为宏博。仅叙上古，而其卷帙之浩繁，举诸家全史之著，无有能及之者。而其叙事非好漫为冗长，盖于民族之变迁，社会之情状，政治之异同得失，必如是乃能言之详尽焉。希腊、罗马之文明，为近世全世界之文明所自出，学者欲知泰西民族立国之大原，固不可不注意于此。必如浮田斯编，始稍足以餍吾侪之求矣。有志政治学者所尤不可不读也。”[14]由此评价可见梁启超对浮田和民史才与史识之赞赏，而《史学通论》得到梁启超的重视，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四结语
批判旧史学，剖析旧史学之弊病，是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思潮的核心内容之一。在这方面，梁启超无疑是最大的功臣，他关于旧史“四弊二病”(注：“四弊”即“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二病”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的概括如此精辟，百年来几无人能出其右。然而，梁氏藉以剖析旧史弊病的武器，亦即他在《新史学》等专论中所阐述的基本史学理论，如前所论，实际上主要是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中有选择地移植过来的。20世纪初的梁启超在新史学的理论建设方面，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创见，因此，将梁启超视为中国新史学理论的奠基人或创立者，是不准确的。
尽管如此，梁启超在中国新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仍然无人能够取代。这是因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渴求新思想、新理论的背景下，像梁氏移植《史学通论》这样的做法屡见不鲜，可以说是时代特色，无可厚非。何况梁氏的移植并非完全照搬照抄，而是能够有所归纳，有所演绎，从而较为条理地向中国知识界介绍、宣传了西方近代史学的一些基本理论，且有针对性地剖析了旧史学的弊病，推动了新史学的发展。在这些方面，梁氏较之当时其他史学家做得更好一些，因此，《新史学》等著作受到当时知识界及以后研究者的重视，也就是情理中事。
收稿日期：2002-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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