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与重组：试论大学的第三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大学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111(2002)-05-0005-07
大学在19世纪晚期经历了一场革命性解构与重组：从原来主要进行教育的机构，日益转变为具有教学和科研双重功能的机构。教学中心与科研中心逐渐形成并日益强化。经典的大学必须围绕这两个中心运作。
然而，“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世纪像……20世纪一样发生了如此重要和迅速的社会转型变化”。[1]知识经济的出现就是最重要的变化之一。知识经济犹如春雷，不但正在激活经济界的巨大潜力，而且正在激活大学校园中蕴藏着的巨大能量。从只重知识的传播（教学中心），到同时重视知识的生产（科研中心），80年代以来，各国大学科研重心进一步变化，由只注重理论研究转为更加重视实际问题的解决及其科研成果转化。大学的第三中心正在形成，这是在教学和科研中心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以面向市场、面向产业界为中心的运作模式。在这一顺乎时代趋势的变革过程中，大学的结构、功能与资源进一步解构和重组。中国大学的发展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趋势并尽快适应它。
一、解构与重组——大学第三中心形成的必要条件
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学的基本特征是：其一，大学只有储存、传递知识以及生产知识的功能，大学的生产力作用主要是间接的，是通过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走向社会后最终实现的：其二，大学不具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特有的功能，它不向市场推销知识、能力、科学、技术，不签订定期送货合同，不参与出卖知识产品的竞争，大学生产的知识要经过中间人转给市场转给企业、转给最终用户；其三，我国大学的科研工作一直是按如下模式进行的：科研人员从国家各级主管部门争取科研课题——获取科研经费——进行研究工作——撰写研究报告——成果鉴定——报奖——科研结束；其四，我国大学满足于政府拨款，与企业在利益、目标、体制等方面有着冲突性差别，隔着严格的边界，似乎只有企业才生产为最终用户所使用的产品和服务，企业是忠于近期“经济利益”的，而大学则只能保存和生产知识——它只能间接用于企业和市场，大学忠于长远的认知好奇心。
在知识经济的今天，这一切都要重新认识，产生这一切的制度正在变革，传统的大学运作模式正在解构。如果说经济生产的工业化产生了销售受过大学培养的富有知识的劳动者的劳动力市场，那么经济生产的知识化则产生了由大学直接销售科技知识的信息市场。21世纪大学的真正特征，是要消除知识产品和最终用户之间的隔阂，是要成为市场是最终用户所需要的产品与服务的直接生产者，是要成为社会财富的直接创造者。把大学中涌动不息的知识转变成技术创新的源泉和巨大的经济效益，从而促进知识经济的发展，是21世纪大学学术研究的一项重要功能。这一功能构成了最有发展前途的大学第三中心，也即以知识的应用与技术的转让为中心。这一中心的形成与发展，有助于大学求得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有助于经济界增强产业竞争力和创造新的产品及服务。
大学第三中心的形成与推进，必须以资源、组织与功能的解构与重组为路径。所谓解构与重组，主要指各种社会的经济的压力纷纷介入大学，逐渐瓦解某些过时了的研究组织和研究模式，催生出一些新的学术机构和学术运作模式，它们正以新的面貌和新的活动形式进行资源重组。
首先，大学学术组织解构和学术资源重组是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必然结果。近年来在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可以清楚看到大学学术研究的资助、实施以及与经济活动的联系方式，正在发生显著而影响深远的变化，这一变化总体上可概括为：将政府资助的学术研究与国内迅速变革的经济需要密切联系起来。这种做法促使了许多被资助的传统研究组织的解构和传统项目的削弱（中国科学院的机构改革即为范例）。与此同时，学术研究活动也正在重组为新的、不同的联合形式，出现了超越单一的大学、企业以及学科之间的森严边界的、新的合作研究组织与新的运作方式，大学概念产业开始以经营方式甚至“上市”的方式进行运作。像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那种集教师、学生和产生界于一体的“科学与创新研究所”[2]的机构以及剑桥大学跨越大学与企业、超越学科边界的“思想桥”的项目，已经引起广泛的关注。学术资源开始往密切结合经济需要的领域聚集，学术机构趋向于成为流动的超越学校边界的机构。
其次，大学学术组织解构和学术资源重组是大学自身变革与发展的迫切要求。在大学的研究传统里，每一位大学或学术组织的领导人都希望建立永恒的学术机构。而在知识经济时代，人们将会有意让许多学术机构朝生暮死——成立是为了创造新东西完成新任务，一旦使命完成，机构也将消失。中国大学机构的解构与重组的典型表现就是校一院一系组织结构系统的形成以及近年里的大规模合并、升格和终结，就是社会、市场、产业界对大学研究成果的需求，使大学的传统实验室型研究中心往由不同课题、项目组成的灵活的、适应性强的研究合作组织转移，有的大学已取消了教研室，成立了跨学科的研究与教学的项目中心。然而，这仅仅是初始阶段的解构与重组，当前的变革并未跳出传统的金字塔型组织结构的框架。解构的组织需要再解构，重组的资源需要再重组。
因为知识经济与因特网的出现，要求大学采用淡化上下级关系的21世纪型组织。这种组织讲究大学内外的相互理解，讲究迅速适应变化，要求上层官员尽可能亲历现场，改变过去那种传统的金字塔型组织模式——领导位于金字塔的顶端，只是根据下级汇报做出决断的管理模式。要知道，决策虽然产生于上层，新思想却实实在在从基层涌现。在这一意义上，大不一定强，最强的大学将是那些勇于沿着功能层次解构自己的单调结构，放弃纯规模以换取灵活、速度、变革与特色的大学。庞大的纯教学性大学的时代即将结束，大学学校一级的作用可能会越来越小，它们原来承担的垄断教学、保护教职工利益的任务在网络经济时代已经越来越没有意义，而引导高等教育新发展的将是从大学派生出来的适应新经济的新组织新功能。院系一级的作用将日益增强，它们更灵活，更能适应社会的变革。应该让大学冷寂，让院系和研究项目组激活起来。在网络经济时代，大学的权力集中问题远远大于目前存在的其他问题。因此，大学必须分化权力，重组资源，使权力与资源融入大学的新型运作模式之中。
二、生存与发展——大学第三中心形成的根本动力
推进大学第三中心的形成，加速科研成果的转化，对于大学自身来讲，一开始也许主要是一种财政上的考虑，它可以缓解大学经费的困境，是大学自我生存的重要动力。而这一切，是与政府对大学学术研究的资助方式的变化、大学学术研究所获得的资助渠道的多样化分不开的。
一方面，有限的科技转化能力、资本先天的不足以及国家保重点放一般的投入政策的变化，不少大学面临的困难将会加剧，部分大学收益不可逆转地趋于零。这使得大学寻求政府资助的竞争日益激烈，尽管各国政府总体投入在增加，但大学可得到的并能按自己的需要进行分配的资源在比例上和绝对数上都明显不够。这意味着大学必须有新的选择，寻找其他资金来源。其结果必然是：或者大学将学术研究推向竞争激烈但资金也非常充足的市场去重组资源，或者大学守着有限的资源步履维艰。重要的是，多数情况下并非政府撤回了对大学研究体系的资助，而是在资助研究的方式上改变了政府的作用——政府不可能（甚至没必要！）提供大学所需要的全部资源，但政府把留下的资助空缺交给社会和市场来填补。据调查，中国政府1986年的研究拨款占了大学研究资金的54%，而到了1995年，这一比例降到了23%，不是绝对数少了，而是大学研究需求大了，研究资金多了。美国也一样，1970年政府拨款占开发总经费的67%，1990年则下降为59%，而企业对大学的科研资助1970年不足4%，1990年则超过7%，最近已占大学研究经费的10%[3]。在此意义上，我们冒天下之大不韪，呼吁政府在加大对高等教育投入的同时，适当减少对大学科研的资助比例，把大学推向市场。确实，大学的生存与发展要靠政府的投资，但大学必须走向市场、走向产业界。大学生产出来的知识需要进入应用领域以证实自己的价值，赢得自己的利益。国外有研究表明，适当减少国家对大学研究的资助比例，是给大学一种间接的压力，保持这种压力是现代政府的重要贡献，它导致大学寻求更多的产业资助，迫使大学更快地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这一点在发达国家已明显见效，导致了大量高新技术工业区和科学园地的出现与兴盛。这种变化既解构传统大学的研究模式，也促使大学迅速形成第三中心，创造和重组大学研究资源。
事实上，今天各国政府与学术界的关系已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大学在不断得到政府投入的同时也确实在不断要求增加经费，但看得出全世界对大学的回答是相同的：“你自己要与产业界和政府联系起来，献出你们的知识和生产新知识的能力，用它们取得效益”。[4]政府的投入和企业的资助，必须得到回报。最好的回报是：大学生产尽可能多的知识，尽可能多的将知识转化为财富。[5]坦率地说，称之为大学的单一机构已经成为徒有其表的外壳，纯粹的学术性、教育性已成为过去。几乎从所有方面看，大学都正在成为全球经济的一部分。不是吗？如果你用思维的耳朵贴近大学，你就会听到金钱的呼唤声。
另一方面，大学第三中心的形成，虽然可以看成是大学自身经费困难的直接“逼迫”的结果。但问题远比这深刻，这牵涉到对大学存在的合理性的辩论。长期以来，大学的主要功能是传递知识和生产知识。这确是大学存在的理由。然而，它不再是充分的存在理由。知识经济条件下大学生产出来的大量知识的重要性程度越来越依赖它在社会、在市场应用的程度，这成了生产知识的大学学术研究的生存准则。如果大学再不注重在市场上能产生规模效益的成果的开发与转化，这种大学的合法生存空间将会急剧缩小。必须承认，由于认识上的误区和制度上的安排，多年来我国没有打破大学与市场之间的壁垒，商品生产系统与知识生产系统缺乏紧密连接，大学缺乏科研走向市场的必要动力，市场上能产生典型规模效益的大学科研成果极少。结果是，既没有对我国经济发展起重要推动作用，也不能很好地解脱大学自身的经济困境。在这一点上，完全可以说，传统大学学术研究的合法性正在不断下降，第三中心的合法性正在上升。因为不论你大学认为满足人类好奇心去研究各种各样的“猜想”是何等重要，对于市场而言，它们的逻辑必然是：知识生产重要，知识应用尤其重要。恰如以精明干练著称的北大方正新总裁张施龙所言：“最重要的是，要尽快创新，赶快把研究换成钱”。第三中心有理由看成是高校与企业双赢的必要条件。教育部部长陈至立在全国高校技术创新大会上明确指出，要把科技成果转化为高新技术产业化放在与教学、科研同等重要的地位[6]。这实际上是政府在代表市场催生大学第三中心。
三、大学第三中心——知识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
大学第三中心的出现，除了正在大学内部引发一场深刻的变革之外，同时也将改变大学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极有可能引发整个社会经济的巨大增长。
信息技术的发展将全球经济转变成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以往，财富蕴含于产品的数量，如一吨钢、一桶石油，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高价值的产品是基因组序、电脑条码。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内含的知识，而不是实际重量，越来越多的商品将具有药品、书籍和唱片的特性，它们内含很高的固定成本以及很低的边际成本。就是说，知识经济使大学校园中的知识对企业来讲成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重要的资源。所以，如果说投资工厂是工业时代最好的投资，那么投资知识的生产和应用则是知识时代最好的投资。这意味着大学的价值空前提高。
对企业来讲，衡量成败和力量强弱的将不再是企业的所属部门，将不再是谁是国有谁是私有谁是大型企业谁是小型企业，而是企业运用科技和知识的能力。企业最需要的不是新建筑，而是新技术。今天，那些掌握更多技术、研究成果和开发能力以及创新精神的企业和个人有更多的机会获取财富。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可以说大学第三中心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如何充分依靠和利用大学的成果在相当程度上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最近有人对158家大型跨国公司的200名管理人员进行了调查，80%的人说，他们的工作应用了知识管理，而且许多人已选定了“首席知识官”，或聘用了“知识管理”顾问、他们特别注重吸收大学创造的知识，注重同大学建立关系。因为不论企业结构与功能有多大的变化，想在企业内部全面实施知识创新、全面引入和补充专家学者的策略是不恰当的。因为直接应用的知识越来越多，这是不同学科相互交流越来越频繁的结果，企业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唯大学有此可能。所以有远见的企业就像抓住救生圈一样牢牢抓住了知识，它们的意愿是直接从大学那里“掏取”知识，而不是直接办大学（尽管国际上偶有这种做法）。在日本，最近的调查表明，60%以上的大公司希望高度依赖外部技术作为技术源[7]，最好的办法是同大学建立直接联系，既避免企业大规模增加固定费用或成本，又能及时获得有很大应用价值的知识。在美国，最近20年来，清醒的企业界和政府都发现大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趋重要，大学的经济能量巨大，它们在提供最新知识、孕育高新技术公司和输送大批技术劳动力等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据1997年的调查，仅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生多年来就孕育了4000多家企业，这些企业在1994年的雇员超过110万人，年销售额相当于世界上经济实力居第24位的国家）。大学里到处是廉价的“金字塔”、到处是专利发明（1993年统计，全美计算机科学方面28%的新技术、全美药品制造方面37%的新品种、新工艺和新方法是由大学提供或发明的；化学药品和新型材料方面则有高达44%的新品来自大学[8]），委托大学为自己开发产品，可以作为公司开发力量的重要补充，它比自己独立开发划算得多。
四、转变观念——大学第三中心形成的保障
第一，转变传统的研究观。有人认为：大学是重基础研究的，应用研究不是中心任务；有人担心：那些使大学产学研结合、重视科研成果产业化的做法，是要抹杀学术和经济之间的边界，是目光短浅。问题的关键是，不是我们要故意抹杀大学与企业之间的边界，而是社会的发展迫使二者模糊边界。随着市场越来越多的介入大学研究，许多传统学术领域的边界需要重新界定，大学的经济功能或生产力功能日益制度化组织化，课堂、实验室、市场、企业之间相互交叉与渗透。大学和产业界，两个迄今相对独立、各有明确体系的领域，现在有了共同语言，相互履行过去严格属于对方的功能。大学除教育与研究等传统功能外，还要对“创造财富”做出更直接的贡献，要成为社会财富的直接创造者。大学的研究者正在适应变化中的研究环境与制约机制，在市场上发生作用的竞争规则现在开始进入大学，成为大学的重要准则。同时，企业也大力发展自己的文化，产业管理者正在适应创造并维持商业化优势所必需的科技知识的规则。最近，西方企业界出现了一场被称之为“知识管理”的运动，新型管理人才首席知识官(chiefknowledge officer)开始进入企业。这场知识运动和首席知识官制正在打乱西方的传统组织结构[9]。这一切对大学学术界的影响我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但我们确实感觉到大学与企业之间的边界正在淡化，产业界与学术界的边界确实开始模糊。
为什么总坚持纯学术是最重要的，而应用性强的研究就一定目光短浅？一种关系大学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政策，如果它能够帮助解决实际的问题、促进经济的发展，目光就不会短浅。长期以来，我国的大学是够重视不“肤浅”、非应用性的、纯学术性的研究了，但是我们又取得了多少突破性成果呢？大学在创新中的角色应该发生变化，面向社会也许是最有突破意义的基础研究，或者说是最深刻的应用性研究。知识生产与知识传播的根本性变化与新组织的结构发展以及获取研究利益与产业机会的战略是同时发生的。研究表明，正是市场定位不断推动着大学的改革与发展[10]。我国的大学若不能解决生产知识、推销知识、应用知识之间的关系问题，它就必然走向衰落。
第二，转变传统的知识分子观。其一，“大学是精神殿堂，不能逐利，知识分子在物质上是清贫的，但他们是精神贵族”。在传统的大学世界里，生活着一群精神气质浓郁的纯学者，他们用职称、学历来证明自己作为学者的能力和获得有限资源的资格。然而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界对应用成果的需求和对优秀人才的吸引给大学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据报道，国内某大学计算机学院20万年薪竟然难留自己的弟子[11]）。大学中那些素以“两袖清风”自豪的“精神贵族们”，眼见自己原来的学生和自己身边的同事因与市场发生联系而身份大增，开始对自己所信奉的“文人气质”和“精神贵族”感到困惑。他们的知识积累的研究模式甚至于自己的生存理由受到了挤压和威胁。按学术界论资排辈的报酬原则确立的大学制度性特征正在失去昔日的力度；大学正在形成“企业化”性格；知识经济的社会，要求从大学那里获得成果并立即推向市场。这一切意味着，现在是面向市场、讲求应用、直接生产产品与服务的大学和学者显红的时代了。在发达国家（在我国也有苗头），现在最吃香、最受人羡悦的是大学的新人类：他们是“学术的企业家”，他们有学术专长，懂得搞学术开发，他们搞研究计划、咨询、拿课题、弄大笔基金，建立一个个产学研的“学术帝国”。这些名牌学者出现在大学校园时往往来去匆匆，他们更多的是随身携带笔记本电脑和手机穿梭于空中的飞行教授。尽管许多大学和学者还不习惯，但这一切已成事实。
其二，“知识分子本身就能带来经济价值”。如前所述，大学已出现一批新的学术精英，他们从容自如地跨越学术和企业边界，转换语言和文化，就像打开随身携带的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一样轻松。这支教师队伍的扩大最终将促进知识经济的发展。然而这支队伍作用的发挥程度并不是队伍本身所能决定的。君不见，同样的人才在不同的情况下会发挥完全不同的作用。目前，最重要的是消除大学的保护屏障，让这支队伍充分流动起来。资本已经流动，商品已经流动，人才也必须流动。强有力的国际性证据表明，大学的学术研究与企业对科研成果的商业化之间的转化是由同样的运行机制主导的：即通过有关人员的流动、广泛的个人网络（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成果转让）的建立来实现的。科技人员是知识的载体，鼓励大学科技人员以各种形式向经济领域流动是实现科研与生产结合、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的起点和核心。我们完全可以将流动起来的研究人员看成是知识转化为财富的“助产士”。流动的科研人员在大学和企业之间打破组织壁垒，在知识与商品之间架起座座“思想桥”。这种合作为技术进步与组织进步提供了必需的激励源。[12]正因为这样，美国许多高校允许教师和科研人员到企业兼职。目前美国大学中有1/3的教师从事各种类型的咨询工作。我国教育部最近也提出：充分发挥大学资源，允许科技人员离岗创办高新技术企业、中介机构，并可回原高校竞争上岗：允许大学生、研究生保留学籍创办高新技术企业。[13]这确实有利于大学与产业界的联系。但这还不够，还需要放开人事使用制度；放开科技人员经济分配制度；放开职称职务评聘制度。特别是要尽快制订成果转化的奖励政策，充分调动和保护科技人员成果转化的积极性，让更多的知识分子利用知识富起来。
可以预见，大学将不再因其历史、建筑甚至专业而必然繁荣，大学的繁荣必须依赖其第三中心的形成。大学第三中心的形成，除了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改变大学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导致自身繁荣外，还将在大学内部引发一场深刻的变革，它将导致财富的重新聚敛——磁吸在以依靠知识发展的企业家为中心的群体（包括新型的专家学者）周围。知识经济和市场化步伐已没有时间让我们去欣赏文人们自我陶醉的贵族式精神气质。一个大学、一个研究组织、一个研究者科研成果的多少和转化科研成果的程度不仅成为衡量他们社会效益的标尺，而且也是评估他们的学术合法地位的准绳。——“不出版则完蛋”(publish or perish)，这个现代西方大学的格言，今天恐怕得改成：“不关注现实则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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