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的文化论争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本位论文,三十年论文,中国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引发的文化论争，是五四时期文化论争的继续。它提出的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等概念，对当代中国的文化选择影响重大。在世纪之交的今天，重新回顾与审视三十年代的这场文化论争，对于我们建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关于“中国本位”的论争
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等十教授发表了《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宣言》发表后引发了学术界持续一年多关于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的文化争论。许多人提出了不同意见，对《宣言》的一些见解进行批评和质疑。主要内容涉及到：
1、关于“中国本位”
1935年3月20日，胡适在天津《大公报》发表的《试析所谓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中指出，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正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最新式的化装出现。”“根据中国本位，不正是中学为体吗？采取批评态度，吸收其所当吸收，不正是西学为用吗？”说是不守旧，但实际上是复古与守旧，是张之洞“中体西用”的翻版。
2、关于“存其所当存”
《宣言》提出，对中国固有文化应“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似无懈可击。胡适则提出，须知，维新时代的领袖人物也不是完全盲目的抄袭，他们亦指出八股、小脚、鸦片为可诅骂的不良制度，同时指出孔教、三纲五常为可赞美的良好制度，伟大思想。可见，他们也是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的。这样的各取所需，在胡适看来，只能成为抵制西方文明的借口。
3、关于中国社会的特征
十教授提出中国本位建设，其重要原因即在于认为中国文化与社会的落后，是由于中国自身文化的丧失造成的。他们在宣言中写道，“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了它的特征。由这些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发育的人民，也渐渐不能算是中国人。”在他们看来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文化的特征没有了，所以要建设中国本位文化。而在胡适等西化论者看来，正好相反，在中国的现实里，不是文化失去了特征，而是传统太多、太重了。胡适就说：“中国今日最可令人焦虑的，是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处处都保持中国旧有种种罪孽的特征，太多了，太深了。所以无论什么良法美意，到了中国都成了逾淮之桔失去了原来的良法美意。政治的形态，从娘子关到五羊城，从东海之滨到峨嵋山脚，何处不是中国旧有的把戏？社会的组织，从陈败的农村到簇新的政党组织，何处不具有‘中国的特征’？思想的内容与形式，从读经祀孔，国术国医，到满街的性史，满墙的春药，满纸的洋八股，何处不是中国的特征？……中国旧文化的堕性实在大的可怕，我们正可以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忧。”[①]
4、关于中国文化的前景
《宣言》提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是创造，是迎头赶上的创造。其创造目的，是使在文化领域中因失去特征而落后的中国和中国人，不仅能与别国和别国人并驾齐驱于文化的领域，并且对于世界的文化能有珍贵的贡献。”对于宣言提到的“创造”，胡适指出，“在这个我们还只仅仅接收了这个世界的一点皮毛的时候，谈创造是大言不惭。”[②]在胡适看来，当下的中国不在于提“创造”，而在于倡“模仿”，即努力学习西方文化。他强调，“一个民族也和个人一样，最肯学人的时代是那个民族最伟大的时代，等到他不肯学人的时候，他的盛世已过了，他已走上了衰老僵死的时期了。我们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时代，正是我们最肯模仿四邻的时代。”[③]对于“并驾齐驱”，张佛泉认为不过是“夜郎的自大狂”。他说：“处在今日，前人的后尘尚望不及影子，还提什么‘并驾’，什么‘齐驱’，什么成为‘一支最强最劲的生力军’，即使这是将来可能的，然而我们现在也不能必存这种期望。”[④]
5、关于“此时此地的需要”
《宣言》强调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就是根据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那么什么是此时此地的需要呢？这在宣言中没有进一步解释，因而在论争中总是遭到质难。十教授也感到了这一不足，于是在四个月后，即1935年5月10日发表了王新命等十教授《我们的总答复》中，对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做了界定。指出这就是“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对此，严既澄先生认为，如今恐怕没有一国不在努力于这三项事业，既然是一切国家共有的问题，又何必凭空加上“中国本位”四个字？梁实秋也认为，所谓中国本位的问题，所谓此时此地的需要，原来就是这几句老话，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早已言之在前，何必另起炉灶杜撰出这样大而无当的名词来呢？王西征的批评则更为激烈，他说，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这三项，完全可以分别归入民生主义和民族主义。而在这三项“此时此地的需要”中，独独没有民权主义。在《宣言》和《总答复》两文中也没有提及民权主义，这就使三民主义在“此时此地的需要”中成为二民主义。张熙若在读了上述见解后指出，“明白了吧，中国本位文化的要义就是取消‘民权主义’，……更透彻地讲，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就是独裁政治的建设运动。”[⑤]
二、关于“全盘西化”的论争
与“中国本位”相对立，有的人主张“全盘西化”。“全盘西化”最有力的倡导者是陈序经，他提出全盘西化的根据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整体文化论”，即文化是一个整体，若说中国传统文化不适合于现代，那就是整体的不适合，而不是局部的不适合。若说西方文化适合于中国，那就是整体的适合，而不是局部的适合。因此需要而且可能全盘西化。二是“基础文化论”，即认为在世界多种多样的文化中有一个基础文化，西洋文化就是现代的基础文化，是现代化的根本和干体，而中国文化则是在闭关时代苟延残喘的文化，是一种不适宜现代世界的旧文化。因此“提出全盘的和彻底的西化，使整个中国能够整个的西化，这是我的本意。”[⑥]这里，他使用了“全盘”“彻底”“整个”等字眼来表示他的西化之意。
陈序经“全盘西化”的主张引起了很大争论，主要有三种意见。一是赞成。二是本质上或基本上、大体上赞成，但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三是坚决反对。赞成者无须多说，坚决反对者也在意料之中。因此，需要着重评析的是第二种意见。
1、胡适的“充分西化”
一提胡适，有人就会想到“全盘西化”。其实，比较起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胡适的观点用“充分西化”表述更为恰当。对于胡适曾经有过的关于全盘西化的论述，必须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的分析。
首先，胡适讲的全盘西化，是针对折衷调和而言的。胡适讲全盘西化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1929年，他在《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一文中提出对于西洋文化，中国曾有三派主张，一是抵抗西洋文化，二是选择折衷，三是全盘西化。他认为，“抵抗西洋文化在今日已成过去，没有人主张了。但是‘选择折衷’的议论看去非常有理，其实骨子里只是一种变相的保守论，所以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地走上世界化的路。”第二次是1935年3月，讨论开始不久，他就在《独立评论》第142号的《编辑后记》中对有人把他看作折衷调和派不满。他指出，“文化折衷论是不可能的，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是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的。”胡适的这两次声明，都是为了与调和派区别开来。
其次，胡适讲的全盘西化，是在文化交往的起点意义上使用的。他说：“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它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文化本位……我们不妨拚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去。”[⑦]即“取法乎上，仅得其中”。以全盘西化为理性，但是由于惰性的作用，所得的也只有一半。由此看来，胡适讲的全盘西化，只是在起点意义上的，其本意在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如果我们的老文化里真有无价之宝，经得起外来势力洗涤冲击，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自然地因这一番淘洗而格外发扬光大的。”[⑧]
再次，胡适后来将“全盘西化”修正为“充分西化”和“充分世界化”。他认为“全盘西化”一词所以引来很大争议，“恐怕还是因为这个名词不免有一点语病，这个语病是因为严格说来，全盘含有百分之一百的意义，而百分之九十九还算不得全盘……我赞成全盘西化，原意只是因为这个口号最接近我十几年来‘充分世界化’的主张，……所以我不曾特别声明‘全盘’的意思不过是‘充分’而已，不应该做百分之百的数量解释。”[⑨]他提议，为了避免无谓的文字之争，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西化”，“与其希望别人牺牲那‘毫厘之争’来迁就我们的全盘，不如我们自己抛弃那文字上的‘全盘’来包罗一切在精神上和原则上赞成‘充分西化’和‘根本西化’的人们。”[⑩]“‘全盘’这个硬性字，还是让它保留原来的硬性为妙，如果要把它弹性化，不如改用‘充分’‘全力’等字眼。”[①①]这一改动显然是明智的、合理的。在胡适看来，这样就免除一切琐碎的争论，得到同情的赞助。
2、张佛泉的“根本西化”
与胡适相似，张佛泉在论争中也特别声明：“我不愿将我个人划入取长舍短的调和派内，因为我主张从根本上实质上西化。我以为在基本文化单位方面是无所谓长短的，如果我们以西方社会为理想，我们便必须对这些单位全盘接受。”[①②]全盘接受，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了全盘西化。但是张佛泉认为，全盘西化的表述有毛病。在他看来，胡适“全盘西化”论的问题出在自相矛盾，即所谓取法乎上，仅得其中，以全盘西化为理想，所得的也只有一半。如果承认这种文化的自然折衷论，同时也就是承认全盘西化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两者必存其一废其一。而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的问题则出在过分强调文化是一个整体，各个方面的连带关系是不可分割的。张佛泉认为，这一方面失之偏颇，因为文化作为有机体是可以分开，可以选择的。另一方面也失之含混，即囫囵地西化，而没有区分根本和枝叶。因此，他讥讽陈序经的“全盘西化”为“皮毛西化”和“笼统西化”，而主张“根本西化”。他说：“我所主张的可以说是从根本上或是从基础上的西化论。有许多枝节问题，如是打桥牌好，还是打麻将好，我以为可以不专去讨论它。我们目前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整个改造我们的头脑，要将中式的头脑换上一西式的头脑。由一个《论语》式的头脑换上一个柏拉图《共和国》式的头脑。有许多基本概念传入我们的脑筋如此之深，它们已成了创入而固定的条纹、沟渠。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已整个被这些沟渠给限制住，我们不动则已，一动便滚入这些沟里去。我们若不从根上改造，我们是永远也逃不开那些陈旧却很有力的窠臼的。我深信从根本上西化才是我们民族的出路。”[①③]
3、张熙若的“大部西化”
张熙若认为，中国今日大部分的事物都可以西化，但是这与全盘西化不同。即使大部分是百分之九十九，也不能叫全盘。而且文化不全是量的问题，还有质的问题。若所余的百分之一价值很大，关系很重，那就不能因在量的方面只占百分之一而将其抹煞。他提出，“我们今日大部分的事物都应该西化，一切都应该现代化。”[①④]这一论述用“大部分”取代“全盘”，用“现代化”代替“西化”，是有重要意义的。
综上所述，与陈序经的“全盘西化”不同，胡适主张“充分西化”，张佛泉主张“根本西化”，张熙若主张“大部西化”。对于全盘西化的“全盘”二字，胡适提出不能做百分之百的数量解释，并且希望改为“充分”或“尽量”，以使之具有弹性。对于全盘西化的“西化”二字，胡适提出宜改为“世界化”，张熙若提出应改为“现代化”。对此，陈序经分别做了答辩。对于前者，即全盘与百分之百的数量解释问题，他的回答是，学校拍照片，名曰教职员全体合影，若少一人或几人，也照样如此题写，不会有什么妨碍。这个“全体”不就是“全盘”吗？因此他的结论是，“即使在所谓百分之九十九或百分之九十五的情形之下，还是可以叫‘全盘’。至于我个人，相信百分之一百的全盘西化，不但有可能，而且是一个较为完善较少危险的文化的出路。”[①⑤]对于后者，即“西化”与“世界化”“现代化”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在实质上，在根本上，所谓趋于世界化的文化，与所谓代表现代的文化，无非就是西洋的文化。所以‘西化’这个名词，不但包括了前两者，而且较为具体，较易理解。”[①⑥]因此，陈序经不改初衷，力主全盘西化。他对胡适的退让很不满意，认为胡适由“全盘”到“充分”，实质上是以让步换取同情，是一种变相的折衷调和论。以为放弃全盘西化，就会得到较多主张根本西化的人的支持，在陈序经看来是不可取的。因为今日主张根本西化者，还是寥寥无几，大多数人主张中西各半的折衷调和。如照此推理，又将放弃根本西化而迁就折衷调和，这是断然不能接受和答应的。
三、关于“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论争的方法论思考
在“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的论争中，“中国本位”的提法，遭到西化派的猛烈抨击。他们指责“中国本位”是“中体西用”的新形式和翻版，可谓抓住了要害。“中国本位论”实质上起了抵御西方文化的作用，因而是保守主义的文化价值观。西化派表达了学习西方文明的强烈愿望，与现代化的历史潮流是相连接的。但是也有问题，至少在表述上，全盘不妥，西化也不妥。西化派内部亦对此有不同看法，中国本位文化派正是抓住这一点，指出全盘西化”就是中国固有文化纵有可存，也不应存。西方文化纵有可舍，也不应舍。“[①⑦]确实很有份量。因此，还是应该修改，即改为充分世界化和充分现代化。由于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中国本位和全盘西化这两个概念今天一般不再使用。
综观“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的论争，在方法论上，以下几点特别值得注意：
一是西化与现代化。陈序经在西化与现代化之间是划等号的，在他看来，现代化实质上就是西化。胡适后来似乎注意到了两者的一些区别，但是他着重论述的是“全盘”与“充分”的区别，而不是“西化”与“现代化”的不同。相比较而言，有一些论者已经注意把“西化”与“现代化”区别开来。比如张熙若就指出，我们大部分的事物都应该“西化”，一切都应该“现代化”。冯友兰认为，“从前人常说我们要西洋化，现在人常说我们要近代化和现代化，这并不是专有名词的改变，这表示近来人的一种见解的改变。这表示一般人已渐觉得以前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的，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的，而是因为它是近代的、或现代的。我们近百年来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的，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的，这一个觉悟是很大的。”[①⑧]在张熙若和冯友兰的论述中，西化与现代化已经有了明确的区分。西化不等于现代化，现代化可，西化不可。冯先生几十年前的论述，对于今天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二是整体与可分。文化是整体的还是可分的？也是论争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陈序经全盘西化论的立论基础之一就是文化整体论。他强调：“文化本身是分不开的，所以它表现出来的各方面都有连带及密切关系。……它并不象一间房子，屋顶坏了，可以购买新瓦来补好。……所以我们要格外努力去采纳西洋的文化，诚心诚意的全盘接受它。因为它自己本身是一种系统，而它的趋势，是全部的，而非部分的。”[①⑨]陈序经的观点遭到文化可分论者的反对，他们认为文化要素是可分和可选择的，而不是铁板一块。究竟如何看待文化整体论与文化可分论的分歧呢？应当说任何一种文化既是整体的，又是可分的。所以说是整体的，是因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一种系统，其各个方面是有机联系的。部分只是整体意义上的部分，任何一个部分相对于这一整体都不能独自存在。所以说是可分的，是因为文化作为一个系统，其中就一定有不同的层面与若干个要素，这些层面与要素是可分解的。因此文化的整体性与可分性是密切相联的，将其人为的割裂甚至对立起来，是造成文化选择失误的方法论原因之一。陈序经等人不仅将西化等同于现代化，而且否认文化的可分性，只承认文化的整体性，因而走上了全盘西化之途。中国本位文化论者则将文化的可分性夸大化、绝对化，从而导致中体西用，同样走上歧途。
三是民族与时代。三十年代中期关于文化选择的论争是十分激烈和复杂的。但是有一点十分清楚，即自由主义的西化派的文化选择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西方文化代表了时代发展方向，而中国传统文化已落后于时代了，其落脚点是时代性。中国本位文化派则强调在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有条件地接受西方文化，其立足点是民族性。
自由主义西化派关于文化选择的论述是以时代性为基本依据的。比如常燕生就认为，世界上只有古代文明和近世文明，没有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区别。现代西洋的文明，是世界的，而非民族的。陈序经则主张文化只有程度的差异，而没有种类的不同。即文化只有时代性不同，而没有民族性之别，西洋文化在今日，就是世界文化。严既澄则说：“中国之所以倒霉到这步田地，不就是由于中国所有的特质不适于这个新时代么？反之，世界‘列强’之所以如此强盛，也只由于他们的特质恰好适应于此时。那么，我们这个若大民族在这个时代所能有的唯一出路，岂不就是尽量去学人家的样子么？这也就是所谓全盘西化。”[②⑩]总之，依照自由主义西化派的文化观，国可以不同，粹只有一个。民族可以不同，现代化只有一个。就现代化的价值目标而言，东西方不能有什么不同。就象不能说东方有东方的时代，西方有西方的时代性一样，也不能说中西方的现代化有什么相异的价值目标。显然，这是以时代性为唯一价值尺度的文化发展观。与此相反，中国本位文化派则以民族性为根基，以民族性为最高价值尺度。十教授所以提出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其原因即在于认为中国文化与社会的落后，是由于中国民族文化的丧失造成的。在他们看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文化的特征没有了，甚至整个中国文化都要消失了。因此，只有以中国文化为本位，才能维护和复兴固有文化。
三十年代关于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的文化论争，由于争论双方对文化是时代性和民族性的有机统一缺乏正确理解，因而是各执一端，所争论问题也就难以解决。在文化系统中，一般来说，民族性是形式，时代性是内容。首先应当看到，内容与形式不可分，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时代性与民族性缺一不可。其次还应当看到，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民族性服从和服务于时代性。民族性包括传统与现代两个方面，但较多的恐怕是传统。传统有合适与不合适现代化两个方面，但较多的恐怕是不适合，或通过改造后才能基本适应与适合。现代化是离不开传统的，但是现代化本身就意味着对传统的否定与变革。无论什么民族，必须具有时代性，跟上时代潮流，才能生存与发展。反之，只具有民族性，没有时代性，民族就会落后，甚至灭亡。
四是国情与世情。在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的论争中，本位文化派过多地强调国情和“中国特征”，而忽视世情与世界性。1939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就在《论中国的特殊性》一文中指出，过分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抹煞人类历史的一般规律，认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只能依循中国自己的特殊规律，中国只能走自己的路，中国自己的道路完全是在人类历史之上的，这是一种“思想上的闭关自守主义”。[②①]这就告诉我们，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过分强调国情的“特殊性”，很有可能成为抵御人类文明，保守落后，闭关自守的借口和根据。
在国情与世情的关系上，我们以往强调较多的是国情，对世情则比较忽视。鉴于这种历史教训，今天尤其应当强调国情与世情的辩证统一，确立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观念，做世界公民，走向世界文明。应当看到，大工业的兴起，把世界各民族都先后卷进了世界性的现代化潮流之中，并且在世界各国造成了大致相同的社会关系和文化背景。世界性与国际化，已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和趋势。任何国家和民族，要想再过从前那种孤立封闭的社会生活已是不可能的。现代世界信息系统每天都在跨时空的向不同的国度和地区传播林林总总的文化信息，从而把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使人们成为世界的一员。当代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只有以世界为背景，才能更好地认识国情。只有以世情为参照系，才能清醒的认识我国在世界经济文化中的位置。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如果隔离于世界文明之外，甘于封闭，独自苦斗，是决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
注释：
①②⑧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独立评论》第135号。
③《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第480页。
④ ①② ①③张佛泉：《西化问题之批判》，《国闻周报》12卷12期。
⑤ ①④张熙若：《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国闻周报》12卷23期。
⑥陈序经：《对于一般西化论者的一个浅说》。
⑦胡适：《编辑后记》，《独立评论》第142号。
⑨ ⑩ ①①胡适说：《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大公报》1935年6月21日。
①⑤①⑥ ①⑨陈序经：《全盘西化的辩护》，《独立评论》第160号。
①⑦王新命：《全盘西化论的错误》，《晨报》1935年4月3日。
①⑧冯友兰：《新事论》，《三松堂全集》第4卷，第225页。
②⑩严既澄：《“我们的总答复”书后》，《大公报》1935年5月22日。
②①《艾思奇文集》第1卷，第4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