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第三次技术革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大战论文,技术革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文意在用“历史交往”这一历史哲学概念来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与高科技发展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突出的意义在于它促进了开始于40年代末，一直延续到本世纪下半期的，以原子能、电子、空间利用和生物技术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此次战争的历史交往进一步说明，在世界史研究中不能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作为历史发展的单线结构。只有生产力和世界交往纵横联系、经纬交织和综合多线的结构，才能重现丰富多彩的整体世界史的本来面貌。
关键词 第二次世界大战 历史交往 技术革命 发展
1994年，我曾在《世界史·现代编》（下册）第一章的提要中，写了下面一段话：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社会空前规模的历史交往，全世界80%的人口和84个国家及地区卷入了战争，世界上每个领域和角落都感受到它的影响，其中现代技术领域尤为深远。①
在这里，我意在用“历史交往”这个历史哲学概念来表明这次大战与高科技发展的关系；同时也是我近几年来思考生产力发展与交往联系在人类历史上作用问题的一个方面②。由于在该书中不能展开论述，而在最后修改时删去。现值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50周年，我就此问题简陈己见，也可以说是“文逢其时而发”吧。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20世纪历史最重要的转折点。这次世界大战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了人类社会的大变化，促进了科学技术和人的智力的飞速进步。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突出的意义之一在于它促进了开始于40年代末、一直延续到本世纪下半期的，以原子能、电子、空间利用和生物技术的第三次技术革命。这个革命的发展势头不仅持续不懈，而且其速度有增无减。无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交往起着关键的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历史上，战争本身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③。作为历史交往形式的战争，是伴随着人类社会俱来的暴力交往活动。世界上有史以来到底发生了多少次战争，迄今是一个难以统计精确的数字。有人统计，在人类5000年历史中，共发生大的战争14000多次，平均每年近3次。仅中国自古以来发生的大小战争据说总共不下3万次④。
战争对技术的影响也因其交往扩展程度而有所不同。当人类的交往活动还处于地区、民族的狭小范围时，某一个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往往会失传。亚历山大的征战，曾使腓尼基人的大部分发明长期失传。中世纪的玻璃绘画术的失传，也是这方面的例证。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能了保障。”⑤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是历史交往具有更为广泛的世界性质的时代，是一切民族都卷入了竞争的时代。世界已经形成了一个整体，并且有了远非昔日能与之相比拟的大工业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发明因为战争的推动面辗转相传，已创造的生产力也因为战争的推动而迅速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科技战争。这场战争不仅表现在战场上科技较量，而且首先集中表现在对科技人才的激烈争夺。
争夺科技人才，在战争史上曾经屡有发生。这是在战争交往形式下的文化交往现象。这种文化交往的作用和意义，是超越战争的，是一些发明和技术得以幸存和流传，从而成为消除民族、地域隔绝，使人类密切联系和社会发展的驱动因素。最突出的战例，要算中国唐朝同大食的怛逻斯之战。战争中唐兵败后，不少工匠被俘，使得中国的丝织、绘画、金银制作技术，特别是造纸技术由此传入西亚和欧洲，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作出贡献。被俘的杜环回国后著《大食国经行记》，列举大食都城亚俱罗市中的“绫绢机杼、金银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河东人乐隈、吕礼”⑥。此外，16世纪奥斯曼人攻占伊朗首都，将700名具有科技才华的学者、艺术家及优秀的瓷器匠、青铜匠、铸铁匠、画师、草药师，如同对待“战俘一样掠回君士坦丁堡”⑦。在此之前，帖木儿征战各地，在掠夺科技工匠方面，实际上是奥斯曼人的先声。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和苏联争夺科技人才的现象，却不是历史上的大食、帖木儿和奥斯曼人行为的简单重演。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这种现象是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历史交往由民族、地区交往发展到世界性、普遍性交往的情况下发生的。同时还应当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世界性战争，而且是科学技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在这方面，美国由于它所处的世界优势，更是捷足先登。早在30年代，洛克菲勒基金会就帮助几百名犹太科学家逃离德国，到美国去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流亡的科学家们为战争急需进行的科学研究工作，特别是核能科学研究工作，为美国的科技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由于是一场世界性的战争，争夺交战国的科技人才的一个显著特点，不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战败国，而是美国和苏联两个主要战胜国对将要失败的德国。1945年下半年，被胁迫到美国的117名德国科学家，大大地帮助了美国航天计划的发展。苏联的原子弹研究工作，也得力于德国科学家的开拓性研究，其中包括如克劳斯·福克斯这些战时在英国避难的德国人，他们自愿逃到莫斯科，随身带去了无价的核秘密。当时，搜寻和捉拿德国科学家，已经成为美苏两国各自进行的、心照不宣的运动。苏联安全特工部门捕获了曾经领导过纳粹核工程的曼弗雷德·冯·阿登纳，并把他送到苏联的铀电磁分离处工作。同时送去的还有气体扩散技术发明者古斯特夫·赫茨、物理学家汉斯·巴威赫、弗里德里希·瓦尔特、马克斯·福尔默。这件事发生在美国在新墨西哥进行核试验的前夕。
这次争夺科技人才的现象，不是一般在战争交往形式下的文化现象，而是当代的政治文化现象。美国和苏联在战争的热潮中千方百计地寻找德国的优秀科研人才的运动，实际上是冷战的前奏曲。在西方占领区和苏联占领区中，双方情报人员同样到处寻觅武器实验室和试验场，特别注意收集德国火箭和原子弹的发展情报。美国战略情报局欧洲战区负责人艾伦·杜勒斯下令，要求他的下属找到那些有关原子弹和火箭的科研设施和科学家。美国大力网罗人才，它收容了各国科学家约20万人，其中许多人有很高深的造诣。当然，苏联也不甘落后。大战结束后，美苏两国分别占有了德国研制V-2火箭的人员和设备。这里，在争夺科技人才的社会效果方面，要比过去迅速得多。以造纸术的传播为例、“8世纪中居住萨末鞑（撒马尔罕）的阿拉伯人，从掳获的中国人中，得到制造纸张的秘密，到12、13世纪，伊斯兰教徒的摩尔人(Moors)又再传给西班牙征服者。”⑧造纸术的西传，费时长达500年之久。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苏联争夺科技人才，传播与发展新技术，仅几年、十几年，第三次技术革命便席卷全球，引起了世界面貌和人类社会的革命性变革。其速度之快、涉及面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充分显示了世界性交往的特点。
在历史上，战争交往形式所争夺的主要是生产资料、领土或势力范围，而不是科技人才。马克思、恩格斯说过，对野蛮的征服者民族说来，“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方式；在传统的、对该民族来说唯一可能的原始生产方式下，人口的增长需要愈来愈多的生产资料，因而这种形式也就愈来愈被广泛地利用着。”⑨即使在战争中掠夺科技人才，在世界各民族没有普遍卷入竞争和大工业尚未成为经济基础的条件下，其社会效果是不明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世界交往普遍发展和充分展开的条件下进行的，这种争夺科技人才的社会后果便同第三次技术革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利用战争的交往形式，争夺到最多的科技人才，带动本国科技人才的培养，因而受益最丰。到1982年，美国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科学家共有124人，其中116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长起来的。从战争形式的历史交往的角度看，第三次技术革命发端于美国，确实不为偶然。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通向20世纪下半期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桥梁。
第三次技术革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是世界各国经济、政治、文化、军事诸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这些因素主要是：社会生产的需要；科学技术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战前科技发展的理论基础；战后的军备竞赛；国家的干预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的历史交往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前提，它在这些综合因素中起了催化、联系和承前启后的作用。
以电子工业为基础的电子计算机的生产和应用，是第三次技术革命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标志之一。当前电子计算机的科学技术水平、生产规模和应用程度，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尺度。本世纪上半期，科学家对分子、原子和固体中的电子运动规律及对不同波段的电磁辐射的特殊矛盾的研究，以及数量逻辑和电子学、机械电磁计算技术成果，都为电子计算机的制造准备了基础。但是，推动电子计算机制成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且其契机是军事目的。1945年底，美国为军事需要研制了第一台程序“外插型”电子计算机，运算速度每秒5000次。它是用美国军费建造起来的。晶体管是战时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继续。电子电路块即集成电路也是1950年根据军事合同设计的。全世界家喻户晓的晶体管发明者巴丁、布拉顿和肖克莱，是在战前及战时科学家工作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弗兰克·普雷斯认为：“那个简单的发明开始了一场信息革命，计算机和电讯的加入，改变了我们的联络方式，创立了一个新工业以及构成了电子服务系统”⑩战争的交往方式促进了电子计算机的产生，而电子计算机的产生又为人类和智能交往活动开辟了新天地。
作为一次空前规模的流血暴力交往，救死扶伤的医药发明特别迫切。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超大型的医学实验场，战争为新医药的出现，提供了充分的发展条件。正因为如此，美国把救急药物的研制，列为研制原子弹工作之后的第二位重要任务。1943年，美国开始生产青霉素，它的发明者是英国科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霍华德·弗洛尼和厄恩斯特·鲍里斯·钱恩。青霉素挽救了面临传染病威胁的几百万盟军的生命。新药氯喹把数万名患疟疾的美国士兵从死亡线上救了过来。恢复预防流行斑疹伤害疫苗的功能，是战争中美军未染此病的奥秘所在。陆军环境医学研究和军事精神病的研究的进展，对战后和平时期的相关学科发展也起了作用。战争也使外伤治疗有重大突破(11)。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战争的需要，使得抗生素和相应的微生物遗传学异军突起，从而给遗传物质的基础提供了动力，推动了分子生物学和生物工程技术革命。美国的科学家莱纳斯·泡令（诺贝尔奖金得主）在镰刀形血球贫血症找到一种疾病克星——血斑作为战时细胞病理学的研究结果时，生物工程技术革命就开始了。
可以说，本世纪80年代的高技术革命，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动员起来的人力和资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战争激发起来的有关许多物理、化学、数学方面的新成就，随着战后科技人员大批和平转业而进入生物领域。物理、化学的新概念、新方法也渗入了生物学，从而使生物学界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成为本世纪人类的伟大创举(12)。战时塑料的研究和制作方面的突破，改变了现代社会生活的内容。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塑料工业的用途进入了全新的范围，使工业界和消费者对塑料制品刮目相待。从降落伞到光学透镜、人造眼睛、丙烯酸假牙、织物服装、墙壁铺面，琳琅满目。现代塑料生产安全镜、电子设备、绝缘体、建筑镶板、乐器、录音机、汽车零部件，以及飞机、汽车和船只的主体部分。也有些发明在战后几十年才被人们注意。德国战时对金属的研究，在战争结束前几个月，已经用氮合金钢装备空军。直到80年代末，英国的钢管制造商在面临涨价3倍的镍时，才注意到了德国人的战时技术记录。这可以说在战争交往形式下的一个有趣插曲。
在战争中各国政府大力资助科学发展和有系统地把科学当作国家资源，从而促进了科技的发展。以美国为例，联邦政府不仅在科研经费数量方面超过了私人垄断公司，而且制订了新的科研项目，并建立了联邦的经费提供机制。1940-1941年，美国成立了国防委员会与研究发展局。当时它的研制经费达6亿美元，其中83%由联邦政府提供(13)。战后仍沿着这个方向不断增加，使科技持续发展有了保证。受雇的科学家也因此而增多，如1941年为87000人，而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达到了199000人(14)，使科研工作有了人力保证。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一些投资周期长、风险大、预期收益又无保证的耗费资金巨大的科研项目，私人垄断公司无法承担。因此，只能由政府为了战争的需要而承担和提供资金。此端一开，便为战后技术革命的大发展，启动了闸门。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使原子弹等军事科学技术得到空前发展，为战后的科技新发明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和物质条件。原子弹、火箭、通讯等方面的科研都是和军事直接相联系的。战争中，美英科学家开发核能和研制的雷达、药品，开通了科学技术交往的新通道。1942年12月，美国芝加哥大学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原子能反应堆。利奥·西拉德、爱德华·特勒、恩里科·费米等逃离欧洲的科学家及美国的同行们，成为促进核时代到来的先驱。从原子弹的基础研究，发展到原子弹的爆炸，有力地证明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对基础研究重要性的认识，在30年代已被许多科学家所认同。作为政府方面重视的标志，是罗斯福于1944年11月7日给科学研究发展局局长V·布什的信。信中要求布什起草美国在战后如何支持科学研究的报告。1945年7月5日，布仁向杜鲁门呈交了《科学——无止境的领域》的咨询报告(15)，有力地申述了基础研究是一切科学技术的基础，它会导致新的知识的产生，会引起崭新的，以科学为基础的工业的建立，还会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报告建议国家大力支持和扶持基础科学研究，设立国家基金会，以组织有关领导工作。
这是一个大的转变。它把30年代开始重视基础研究的趋势发展到一个新时期。由于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世界性交往，人们逐渐认识到知识劳动的意义。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启发就是：在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现代文明三个时期中，科学、技术和生产的不同关系变化。在农业时期，生产促进技术，技术促进科学。在工业文明时期，生产同技术和科学互相促进。现代社会是智力文明阶段，科学研究具有头等意义，结果就出现了科学促进技术，技术促进生产的新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各国全力以赴的科学技术战争，人们从科学——技术——生产的发展顺序变化上，比和平时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基础研究的作用。各国都在为争取战争的主动权而在加强科学、技术与生产的转化过程。正是在此意义上，更清楚地说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创了技术革命的新时代。这个时代，就是战时开发成果在战后用于各产业，使现代化成为技术革命促进所有产业飞速发展的新时代，就是技术革命为能源、资源、材料、生物工程和自动控制等领域全面铺开，从而彻底改变人类社会原有面貌的新时代。
还需要指出的是，第三次技术革命与前两次技术革命以某一种技术求进步为标志不同，它是一个技术体系。第一次技术革命是蒸汽机，第二次技术革命是电力，而第三次是包括原子能、航天、电子计算机、生物工程、新材料等的技术群，这一特点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需要技术的全面进步密切相关。由此可见，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对人类科技力量的一次全面检验和激发，而这种科技力量成为战后世界经济增长和人类社会进步的最强大和最广泛的推动力。
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二次技术革命发生前后，谈到生产力和世界交往时，有两段很精辟的话：
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16)
历史中的资产阶级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的帮助下对自然力的统治。(17)
在20世纪初，生产力和世界交往已经得到普遍发展。量子力学、相对论的创立，资本主义垄断阶级的形成，亚洲的觉醒，俄国的三次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等五大事件，使世界形成为一个互相依赖的整体。18世纪中期和19世纪中期两次技术革命之后，到20世纪中期，又一个技术革命的周期迫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谈到人类社会主要的发展因素（生产力和世界交往）不仅飞速发展，而且又适逢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史无前例的战争交往形式。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次普遍的世界交往，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是更普遍的世界交往。在这种条件下，它对第三次技术革命的作用就可想而知了。
战争，首先是军事行动，但战争的力量是由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因素互相作用和综合构成的，其中科学技术力量尤其不可低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较，科学技术的作用特别显著。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军事技术的巨大进步，使军事装备具有现代机械化战争的形态。在海上，德国和英国装备潜水艇。在空中，德、法、英、美都有“作战飞行器”。在地面，坦克也在欧洲战场上崭露头角。无线电设备和野战电话机的使用，增加了通讯的速度和灵活性。但总的说来，技术作用是有限的，作战双方还如同过去战争一样，是相互厮杀的大量人群。在西线，协约国军队实施常规地面战。在此之前，在马恩河、凡尔登、伊普雷等地大规模交战，还有三次索姆河之战和行动缓慢的堑壕战，双方军队死伤达数百万之众。而二次世界大战则不同，科学技术的力量显而易见。根据以往战争经验筑构的大型防御工事——马奇诺防线，未能防止1940年法国的惨败。尽管德国也发明了“飞弹”、合成燃料、合成橡胶及其他许多东西，但它在科学实验室和工厂企业战场上的竞争失败了。
德国法西斯力量一开始所处的优势，是军事技术的优势。它的航空工业1932年生产36架飞机，1935年上升到3183架，1939年达到8295架(18)。这比英、法、波兰三国空军力量的总和还要多。根据1935年英德海军协定，德国扩大军舰和潜水艇的生产，虽然只及英国的1/3，但英国海军分布在世界各地的13个海域，而德国则比较集中，在局部地区造成相对优势。所以战争开始后，德国的潜艇和水面袭击，使英国处于被动地位。
当德国军队大举侵犯苏联时，德国在军事技术力量方面占有明显优势。开始突然袭击时，出动3700辆坦克、4900多架飞机、4700多门大炮、迫击炮和193艘潜艇。进攻莫斯科时，180万德军共拥有1700辆坦克和强击火炮、1390架飞机、1400多门大炮和迫击炮；而苏联则相差悬殊，125万苏军仅拥有990辆坦克、677架飞机、7600门大炮和迫击炮。苏军全线大反攻的1944年前，军事技术力量突飞猛进。同以前比较，从1939年至1941年6月22日德军进攻时为止，苏联的坦克仅增加7000多辆，大炮和迫击炮92578门，作战飞机17745架，作战舰艇600艘。而1944年一年中，苏联就生产4万多架飞机。29000辆坦克和强击火炮。这和工业发展，尤其是与战争有密切关系的重工业发展有关。如1944年生铁产量增加了31%，钢产量增加29%。工业和军事技术力量的增强，为苏联战胜德国法西斯提供了物质上的有力保证。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联合协作战斗精神，在军事技术合作方面也表现出新特点。这种合作是超越制度、超越意识形态的历史交往。在苏联发展军事工业方面，英美的援助是不能忽视的。据美国租借法案执行署负责人斯特丁纽斯统计，战争进行到1943年年中，虽然美国只供应了他们期望能够运送的大约3/4的物资，但对苏联的援助还是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据统计，共有飞机4100架、卡车和吉普车138000辆、钢912000吨、食品150万吨和大量的其他战略物资。英国也陆续向苏联运送武器的原料。从1943年年中起，美英两国根据第三个议定书的计划，对苏联继续援助，而且运输速度不断加强(19)。1943年7月至1944年3月，仅从北路运去的就有坦克5000辆、飞机7000架、各种车辆7000辆，从南路运去2000台机车。据法国史学家米歇尔统计，在整个战争进程中，盟国对苏联的物质供应（几乎全是美国的）总数达到了110亿美元之多，而且都是无偿的(20)。这些援助，进一步加强了苏联反对德国法西斯的军事实力，而且对战后的技术发展也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作用。
在世界交往普遍化条件下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科技发展与战争和平的新信息。战争中以原子武器研制成功为标志的高科技新发展，演化为战后的军备竞赛。热战变成为冷战。科技发展的不平衡使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使战争因素增加。但科技的发展也使世界各国相互依赖增强。特别是在战争中发展起来的、杀伤性很强的核武器，产生了人类新的生存法则：你活也要使别人活；要毁灭别人，也难免自己灭亡。战争已不再是用其他手段实现政治交往的继续，因为在一场核战争中，这种政策的决策者也将化为灰烬。因而，在战后美苏核对抗的时代，对新的世界大战的严重后果都有顾虑，任何一方都不敢轻易挑起战争，都把限度控制在战争边缘为止。战后半个世纪，虽然局部战争此伏彼起，但世界大战并未发生。科技的高度发展，使用战争手段掠夺别国资源市场、重新瓜分势力范围的旧方式已经过时，依靠科学优势、用和平的新手段获取市场、原料和高额利润已有现实的可能。科学技术所引起的这些变化，使制约战争的和平因素大为增强。特别是由此引发的人们对战争的思维方式的变化，使对抗日趋下降，对话日渐上升，世界大战发生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在世界交往普遍化条件下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也带来了高科技发展的远景。在大战中，特别是大战结束前，高科技的作用向各国提出了长远发展的利益问题。随着战争结束与和平时代的到来，世界历史经过了40余年的动荡，人类越来越意识到新技术革命的巨大威力。为了迎接挑战，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制定了着眼于21世纪的高技术发展计划，以便在国际竞争中抢夺经济和科技的制高点。继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争夺军事优势之后，国际竞争的重点已经转向争夺“综合国力”优势。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竞争基本形式，已由军事转向经济、技术、社会机制和智能方面。经济不发达的国家，要想不甘落后就必须发展高科技。正如邓小平在《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讲话中所指出的：“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21)
在世界交往普遍化条件下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世界史研究者也带来了关于经纬交织的历史发展线索的启示。美国研究中国和中亚的史学家小约瑟夫·F·弗莱彻就曾用“社会的历史连续性和地区连续性来说明整体世界史的组成”(22)。中国世界史学界也有以年代为经、以地区为纬及以生产方式为经、以地区为纬等说法。这里讲的都是通常所说的纵向与横向发展问题。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对高科技的作用中，我们看到历史交往的重要作用，从而进一步认识到：在世界史研究中，不能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作为历史发展的单线结构。只有生产力和世界交往纵横联系、经纬交织和综合多线的结构，才能重现丰富多彩的整体世界史的本来面貌。回顾本节开头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两段关于生产力和世界交往的论述，结合从那时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世界史，我们就会更加深刻地领悟这一点。
注释：
①见彭树智主编：《世界史·现代编》（下册），第1章，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②我有关历史交往的论文有：《一个游牧民族的兴亡——古代塞人的历史交往》，《西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阿富汗与古代东西方文化交往》，《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伊朗与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的西传》，《中东研究》，1994年第2期。
③⑤⑨(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58-61、40页。
④余同元：《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100次战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胡德坤、罗志刚：《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世界性社会进步》，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⑥见《通典》第193卷《边防典》《大食》条所引；《全唐文》第95卷。
⑦阿里·玛扎海里著，耿译：《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27页。
⑧卡特著，朱杰勤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17页。
⑩塔德·舒尔茨著，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研究部译：《昨与今》，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64页。
(11)美国陆军医务部为传播各种新医疗知识，出版了一套共45卷的战时医疗史巨著，成为战时医学交往的佳话。
(12)相马和彦：《改变了20世纪的生物技术》，《世界周报》，1995年第6期。
(13)范岱年：《美国科学技术发展历程鸟瞰》，《自然辩证法通讯》，1980年第5期。
(14)《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中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90页。
(15)杰弗里·斯泰恩：《1940-1985年美国科学政策史》，1971年英文版，第254页，另见《自然辩证法通讯》，1980年第5期。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5页。
(18)库钦斯基：《1933-1945年德国工人状况史》，1953年柏林版，第6卷，第84页。
(19)斯特丁纽斯：《租借》（胜利的武器），1944年纽约版，第228页。
(20)米歇尔：《第二次世界大战》，1975年纽约版，第476页。
(21)李希光：《邓小平与中国最大的科学实验》，《现代化》，1995年第1期。
(22)列夫·勒土甫：《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文化与历史》，1989年丹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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