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美学：超越传统美学的开放体系（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之二论文,体系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实践美学与实践唯物主义
实践美学的哲学基础是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自己学说的称谓：“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哲学界越来越认同“实践唯物主义”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称谓，它似乎比“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更简明扼要地表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和特征。
实践唯物主义以实践观点作为首要的基本观点来阐发人对世界的总体关系，形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它包括着实践本体论，实践认识论和实践辩证法三大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体论，在自然（物质）本体论的基础上，强调人类社会、人类历史、人类本身是物质生产劳动为中心的社会实践的产物，实践是社会存在的本体（本原），实践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社会是在以物质生产劳动为经济基础的矛盾运动中不断改变着社会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这便是我们以往通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认识论，在承认客观对象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前提下，认为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活动，是一个不断实践的反复过程，即认识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地是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扩展和深化，实践是检验认识真伪的唯一标准。马克思主义实践辩证法，在自然和社会的运动、变化、发展的条件下，突出在实践过程中客体与主体，必然与自由，物质与精神，有限与无限，感性与理性，能动与受动，现实与可能，生理与心理，个体与社会，自然与文化等方面的矛盾运动，变化发展与和谐统一。
这样的实践唯物主义，产生和完善于19世纪中期，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春）、《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共产党宣言》（1848）、 《资本论》第1卷（1867）等著作为其形成标志。它不仅实现了同黑格尔的思辩形而上学的决裂，批判了黑格尔及其后继者们的唯心主义立场，使哲学回到了现实的基点之上，从而扬弃了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哲学观，而且对于当时反对传统哲学的实证主义与人本主义两大思潮进行了扬弃，把哲学作为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方法，扬弃了把哲学作为“科学的科学”的终极真理的形式，把哲学作为改变世界的有力武器，扬弃了以往哲学作为知识形式的传统形态，并把认识与价值统一起来，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统一起来，这样，它也就真正超越了西方传统哲学，成为了萨特所说的20世纪唯一不可超越的当代哲学，开辟了通向真理的广阔通达的道路。
正是实践唯物主义的这种超越性和开放性给予了实践美学以超越性和开放性。实践美学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必然伸展，它研究人对世界的一种特殊关系——审美关系，它在实践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同样形成了超越传统美学的开放体系。
实践美学的最基本的概念当然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实践”。马克思关于“实践”的界定和阐述指明了，实践的概念是一个超越了理性主义、二元论、目的论、人类中心论的范畴，它必然使得实践美学具有相应的超越性。
正如毛泽东所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实践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也确实是从生产、劳动、物质的生产活动（劳动）这个“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出发来谈“实践”的，因此，作为实践美学的哲学基础或逻辑起点的“实践”就只能是：物质的生产活动，即劳动。这种实践活动，是人的感性活动，是客观的活动，是“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是改变世界的活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种劳动是人同动物的最后的本质区别。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这正是实践的本体论的根本。马克思正是从这种劳动的自由创造性的本质上论证了“劳动创造了美”，即美内在地生成于人的劳动之中。因此，那种指责实践美学把生产活动与审美活动简单地等同起来的论点是未明白这种实践本体论的含义，即审美活动是生产活动（实践）内在生成出来的、派生出来的，后者是前者的本源，二者根本不能等同。
马克思对于这个“劳动”作出了这样的说明：“劳动，这只是一个抽象，就它本身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只是指人用来实现人和自然的物质变换的一般人类生产活动，它不仅已经摆脱一切社会形式和性质规定，而且甚至在它的单纯的自然存在上，不以社会为转移，超乎一切社会之上，并且作为生命的表现和证实，是还没有社会化的人和已经有某种社会规定的人所共同具有的。”（《资本论》第3卷）因此， 这里所谈的劳动实践是个一般的概念，一方面，“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态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性。”（《资本论》第1卷），另一方面， 劳动“是人的自由活动”（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它不同于动物的生产，人的生产是全面的，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注：参见《马恩列斯毛论历史唯物主义》（上），第261—263页、第285—291页，第200页。）这些都直接告诉我们， 实践美学所据以为出发点的“实践”，即物质生产活动（劳动）恰恰就是人的、社会的、美的本原，而且它本身绝不是一个理性主义的、二元论的、人类中心论的概念，因为它不仅包含了感性的活动，也包含了人的全面的需要（非理性），它不仅是创造人自身的活动，也是再生产整个自然界的活动，它不仅是一种合目的的活动，也是一种合规律的活动。因此，正是实践（物质生产，劳动）的自由自觉的性质，使它成为了把人区别于动物的“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活动。所以实践美学的关键在于“实践的自由”。换句话说，并不是任何实践（劳动）都可以创造美和审美，而是只有当实践（劳动）实现了它的自由本性，即达到一定自由程度时，它才创造出美和审美（艺术）。
根据马克思的论述，我认为，实践，以物质生产劳动为中心的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人类主体以物质条件为依据，诉诸对象世界这个客体的感性活动，是人类改造世界的客观活动，是人类自我生成、人类社会产生的根本。正是在这个社会实践过程中，人将自然“人化”了，获得了自己生存的环境和条件，同时人也将自己“人化”了，使自己成为了区别于自然界的“自由自觉”的生命存在。因此，人在这个社会实践长期过程中，自身的内在需要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缺乏性需要伸发出发展性需要，由物质性需要引发出精神性需要，其中就生成了“审美需要”。这种审美需要，使人在实践中由实用目的进发到审美目的，在运用自然和社会的规律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过程中逐步超越了实用的、直接的功利目的，而且这种转变和超越不仅仅是在少数个人的圈子内，而是在一个群体（社会）之内普遍实现的，因此，人就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这样，在人的这种一定的实践自由的基础上，人与自然（现实）就产生了超越实用关系的“审美关系”。这种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指的就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对象有能够满足人的审美需要，人也要求对象成为审美需要的对象的人对现实的特殊关系。这种审美关系体现在客体形象上就是美（广义的），而体现在人这个主体意识上就是美感（审美意识）。而这种实践的自由逐步发展到以审美需要和审美目的为主导方面时，审美关系的最集中的表现形式——艺术就产生了。美、美感、艺术，这些美学研究的最主要对象都是人类社会实践自由的产物。它们是人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不断飞跃的过程的伴生物，因而也随着人类社会这个历史进程而不断变化发展，显现出人类社会实践的不同程度的自由。它们在社会实践中，具体呈现为个体与社会，感性与理性，生理与心理，自然与文化，物质与精神，意识与无意识，必然与自由的辩证运动的千姿百态。因此，美和艺术就是“多层累的突创”，“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自由的感性表现”，“显现人类自由的形象的肯定价值”，美感就是人在自己创造的对象世界中直观自身的自由感。
此外，“实践”概念，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也不仅仅是物质的、理性的、社会的、现实的，同样也包含了精神的、非理性的、个人（个性）的、超现实的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 卷中明确说过：“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劳动。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人是唯一能够由于劳动而摆脱纯粹的动物状态的动物——他的正常状态是和他的意识相适应的而且是要由他自己创造出来的。”马克思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充分肯定：“我们的生产同样是反映我们本质的镜子。”“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我在劳动中肯定了自己的个人生命，从而也就肯定了我的个性的特点。”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宗教、家庭、国家、法律、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同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感觉、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正像在形式上直接是社会的器官的那些器官一样，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占有对象。对人的现实性的占有，它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现实性的实现，是人的能动和人的受动，因为按人的含义来理解的受动，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人性、 异化》， 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34页，第36页，第162—163页，第 177页，第185 页。）只要不作误读，这里关于劳动实践是实践是把它的物质性与精神性、理性与非理性、个性与社会性等辩证统一起来作了全面的解释的。
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自然的人化”，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是这样阐明的：“另一方面，即从主体方面来看：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音乐对它说来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本质力量之一的确证，从而它只能像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而自为地存在着那样对我说来存在着，因为对我说来任何一个对象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就的感觉说来才有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能感知的程度为限。所以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只是由于属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属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即感受音乐的耳朵、感受形式美的眼睛，简言之，那些能感受人的快乐和确证自己是属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或者发展起来，或者产生出来。因为不仅是五官感觉，而且所谓的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总之，人的感觉、感觉的人类性——都只是由于相应的对象的存在，由于存在着人化了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史的产物。囿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觉只具有有限的意义。对于一个饥肠辘辘的人说来并不存在着食物的属人的形式，而只存在着它作为食物的抽象的存在；同样地，食物可能具有最粗糙的形式，并且不能说，这种饮食与动物的摄食有什么不同。优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的景色都无动于衷；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因此，一方面为了使人之感觉变成人的感觉，而另一方面为了创造与人的本质和自然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无论从理论方面来说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刘应坤译，第79—80页。）
这一段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自然的人化”的著名论断，并不像潘知常所说的“与其说它们是美学命题，远不如说是哲学命题更为恰当。马克思使用这些理论命题的主旨，是为了从实践的角度恢复人的真正地位，指出人类的感性活动是人类社会历史中的最为重要的事实，但他从来就没有把这事实唯一化，更没有把这一事实美学化。”（《实践美学的本体论之误》）当然，《巴黎手稿》不是美学专著，但是，马克思在那里，特别是在以上所引述的那段论述中给美学命题注入了全新的意义，明确地说明了美和美感正是“人化了的自然”和“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相统一的社会实践的产物，而且就是以音乐、音乐的耳朵、形式美、感受形式美的眼睛，矿物的美和特性，美丽的景色作为实例来分析“社会的人的感觉”（属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其中美感是个重要部分）与“人化了的自然界”（对象化了人的本质力量的自然界）在实践（劳动）之中的统一。因此，也可以说，从最广泛的美学意义上，美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换句话说，人类的社会实践在漫长的岁月之中，使得“自然人化”了，成为了“人化的自然”，这样的自然才可能与人形成审美关系，成为了人的属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美感）的对象，也才对人具有了美的意义和价值。当然，这里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指的是真正属于人的本质力量客观地展开的半富性，即超越了囿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不是指异化了的劳动。因此，马克思实际上是讲了美所产生的实践本体论的根据，肯定是从美学意义上来阐述的，或者说是从最内在美学意义上来阐述的。但是，由于马克思的《巴黎手稿》不是美学专著，所以，并没有在具体论述具体的劳动（实践）时去分析的异化劳动与美的关系，而是从劳动（实践）的本质意义上，即自由自觉的活动的意义上，分析了美和美感是社会实践中历史地生成出来的。因此，说“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或“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从根本上说是完全正确的。不过，许多反对者总是忽视了“人的本质力量”、“人的本质”的自由自觉的特性，以一种具体展开的、异化了的劳动（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力量）来曲解、误译“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并振振有词说：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东西，并不都是美的，并以此否定了这个命题，如果从社会实践的“自由”（超越实际功利目的，运用自然规律为人的目的服务，个人与社会群体达到统一）的高度来看，“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就肯定创造出美的对象和对象的美。一个人仅仅出于盛食物或打扫垃圾的目的去制作一个盘子或扫帚，当然对象化的产品可能是不美的或不讲求美的，但是一旦超越了囿于实际需要的功利目的，充分地运用制陶工艺和编织工艺的规律来进行创造，以满足人的审美需要，并且整个社会已经可以有这种满足审美需要的经济、文化的能力而不是少数个人的追求，那么，盘子、扫帚也可以制作成与人发生审美关系，满足人的审美需要的美的对象（工艺品）并具有了美的价值和意义。说得明确一些，我们可以从“美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进一步规定出“美是显现人的自由的形象的肯定价值”。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从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科学规定来作一些审视。马克思对“人的本质”作过多方面的深入研究，在确立实践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的过程中，不仅驳斥了形形色色错误的观点，而且作了明确的规定。但是，我们以前由于一些急功近利的需要而未能全面、科学、系统地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人的本质观，却片面地强调了人的阶级性，甚至以阶级性吞没了人的本质的其他层面，因而也就使人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美学命题产生了疑惑。
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人的本质”是作过全面、深入论述的，只是没有一篇专论把这些分散各处的论述集中起来。我们从他们的有些论著中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人的本质从三个不同层面进行了全方位的阐述。首先，他们从内在需要的层面上论述了人的本质。他们说：“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但由于从他们彼此不需要发生任何联系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不是唯一的，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德意志意识形态》）“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和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因此，这种关系表明人的自然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行为，或者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说来说成了自然的本质，他的人的本性在何种程度上对他说来成了自然界。这种关系还表明，人具有的需要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需要，也就是说，别人作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他说来成了需要，他作为个人的存在在何种程度上同时又是社会存在物。”（《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其次，他们从劳动的层面规定了人的本质。他们说：“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同上）“劳动资料的使用和创造，虽然就其萌芽状态来说已为某几种动物所固有，但是这毕竟是人类劳动过程独有的特征，所以富兰克林给人下的定义是a toolmaking animal （制造工具的动物）。（《资本论》第1 卷）“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又是什么呢？是劳动。”（《自然辩证法》）“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旦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三，他们从社会关系的层面上规定人的本质。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因此，上面提到的真正的社会联系并不是由反思产生的，它是由于有了个人的需要和利已主义才出现的，也就是个人在积极实现其存在时的直接产物。”（《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雇佣劳动与资本》）“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注：《马恩列斯论人性、异化、人道主义》，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61页、第53页、第31页、第32页、第37页、第34页、第44页、第40页，第36页，第40页。第46页，第79页，第77页，第75页，第84页。）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人的本质”的概念，是一个多层面的有机联系的整体，它的内在层是需要，它的决定层是劳动，它的现实层（外在层）是社会关系：
作为实际生存的人，因为有自己的需要，所以必定要进行生产劳动，而生产劳动离开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就无法进行。在人的生成过程中，需要是内驱力，劳动是关键和根本，社会关系则是现实的表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注：《马恩列斯论人性、异化、人道主义》，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61页、第53页、第31页、第32页、第37页、第34页、第44页、第40页，第36页，第40页。第46页，第79页，第77页，第75页，第84页。）马克思才说：“我们的生产同样是反映我们本质的镜子。”“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注：《马恩列斯论人性、异化、人道主义》，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61页、第53页、第31页、第32页、第37页、第34页、第44页、第40页，第36页，第40页。第46页，第79页，第77页，第75页，第84页。）“劳动创造了美”。（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刘应坤译，第46页。）
因此，我们从美和审美与人的本质的这三个层面及其内在关系的联系之中，也可以看到，美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审美就是人在他所创造的对象世界之中直观自身。从心理学当前关于人的需要的理论研究来看，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关于人的需要的层次说就具体地充实了马克思关于需要与人的本质的关系的学说。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大致地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相属（爱）的需要、自尊需要、认知需要、审美需要、自我实现需要。这些需要的逐层实现，就使人逐步达到自我实现，即实现人的本质，而审美需要是人的精神性的、发展性的、高级的需要，它的生成、发展和实现，当然就是人的自我实现的高层次表现，也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高度自由的表现。而且，当审美需要全面地渗透进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相属（爱）的需要、自尊需要、认知需要时，也就同时在逐步实现人的全面本质，因而“人不仅在思维中，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刘应坤译，第 79页。），“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把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据为已有。”（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刘应坤译，第77页。）。这样， 人在社会实践中，在超越了实际生存的直接物质需要以后，逐步生成和发展审美需要，从而使人逐步“人化”，成为不断超越动物需要的全面的人，也就全面地实现着自我的本质，人具有了审美的能力，对象也就确证和对象化了人的本质力量（肉体的和精神的能力的总和）从而成为人的审美对象。而这一切也是与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不可分离的。不仅审美需要本身就是在人的通过劳动的自我生成的过程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且人的真正的劳动生产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质同时既使对象成为了超越实际功利目的按照美的规律建造出来的审美对象，又使人自己在这种自由的生命表现的活动之中感受到自己的本质力量，感受到生活的乐趣，感受到对象的形成的变化，简言之，产生和发展出美和审美。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从实践本体论和马克思主义人学（人的本质）理论出发，不能把美视为审美活动的产物。不然的话，美就成了意识（审美活动，按后实践美学看来是精神性的）的产物，那么在本体论上就必定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而且，从发生学角度来看，我们讲美和审美（艺术）的产生是指其历史的生成，而不是指个别存在或属性的产生，因而我们只能说美和审美产生于劳动实践，而不能说它们产生于审美活动。这就好像，尽管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母亲生的，但从发生学意义上讲，人都应该是劳动创造的，再进一步说，审美活动不可能成为美和审美意识的来原，因为它自身是在人的生产劳动之中生成的，之所以能如此，就是因为生产劳动（物质实践）的自由自觉性包含着审美活动的基因和胚胎，正是在人的这种自由自觉的劳动的对象化的过程中，人的本质才不仅对象化为美，而且对象化为审美活动。所以，人类学和考古学的资料才告诉我们，人类的审美活动和美的对象，并不是人一脱离猿类就有的，而是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大约一万八千年前，欧洲克罗马依人，中国山顶洞人的时代）才开始出现的。这从此前的所有原始人类的遗址中未发现任何审美活动和美的对象的遗迹即可佐证。同样的道理，人的需要和生产离不开人的社会关系、社会，人的社会本质也内蕴着美和审美。马克思说：“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的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本主义。”（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 6月，刘应坤译，第75页。）换句话说，只有在社会中，在社会关系中，人与自然才达到了真正的、本质的统一，当然，这也是指的是非异化的社会，非私有制的社会，或者说是体现了人类一定实践自由的社会，这种社会当然也就可以对象化出美和审美，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粗糙的、生野的、自在的自然界无所谓美，而只有为人的自然界，社会化、人化了的自然界才有了美，才成为人的审美对象，引发人的审美感受。
总之，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是实践本体论和马克思主义人学和发生学关于美的本质的必然结论和科学命题。它从一个完整的整体上，又从不同的层面上，揭示了美与人的本质的密切关系，具有高度的哲学意义。只要我们不是想当然或者故意地误读、误释，而是从马克思的本真的意义上，“回到马克思”地阐释它，就可以了解它的美学真义，领悟它的丰富内涵及其超越传统美学的价值，即既超越了黑格尔、康德等人的唯心主义，又超越了费尔巴哈、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旧唯物主义，达到了实践美学把人的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统一的现代的科学高度，因为“在社会主义的人看来，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所以，在他那里有着关于自己依靠自己本身的诞生，关于自己的产生过程的显而易见的，无可辩驳的证明。”（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 刘应坤译，第84页。）正是从这种社会实践中的人的自我生成中，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过程中，人与自然才产生了审美关系，也才从中分化为对象上的美和人身的审美，因此，准确地说，“美是显现人类自由的形象的肯定价值”。也就是“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至于美与自由的关系，我已写过《美与自由》、《自然美与自由》（注：参见《华中师大学报》1990年第3期， 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美学》1997年第5期。），在此就不再赘述了。
三、实践美学迈向新世纪
中国的实践美学从60年代初创至今已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在这个过程中，实践美学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即60年代建立，80年代成为中国美学的主流，90年代进一步分化和发展。现在它正面临着跨入21世纪的超越和自我超越。
其实，实践美学的最大历史贡献就在于为中国美学找到了最具有超越和自我超越能力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美学对于以黑格尔为主要代表的传统美学的超越具体化为中国美学中的一次巨大的超越，那就是超越以认识论为主要哲学基础的中国近代传统美学，特别是对于以吕英、高尔泰为代表的主观派，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派，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主客观统一派的总体性的超越。它的具体表现就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出发，既超越了单纯认识论的美学框架，又超越了主观与客观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建立了以李泽厚为代表的以人类学本体学论或主体性实践哲学为哲学基础的实践美学或实践派。实践美学虽然形成了60年代的中国当代美学的大讨论，但是，真正有了明确的旗号和称号却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的80年代。借助于十年动乱中对于马克思哲学的学习和对于康德批判哲学的反思，经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大讨论，李泽厚正式提出了他的人类学本体论以及人化的自然、积淀等范畴，建构了最早的有代表性的实践美学体系。同时，其他许多坚持实践观点的美学家，如蒋孔阳、刘纲纪、周来祥等，也纷纷著文立说，把实践美学推向发展，使它成为中国当代美学的主潮。
然而，80年代后半期，李泽厚在研习西方现代主义美学的过程中，逐步产生了观点和立场的转化，更加注重实践的内化和心理本体或情感本体，同时，90年代以后逐步将思考和学问的重点转向了中国思想史，再加之离开故土在国外教学，日渐疏离了中国美学界的学术研讨。不过，这时，蒋孔阳、刘纲纪、周来祥却十分活跃，他们在坚持实践观点的共同大前提之下，各自进行了自己的卓有建树的学术研究。蒋孔阳不断深化自己的观点和论述，在“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美在创造中”，“美是多层累的突创”，并最终完成了《美学新论》，全面、系统地总结了自己的美学思想体系，我称之为“创造美学”，而有人称之为“人类学美学”。刘纲纪在不断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美学的基础上，明确地提出了“美是自由的感性显观”，对马克思的“劳动创造了美”的命题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尤其是在80年代、90年代初，刘纲纪系统地比较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的相关哲学和美学的关键范畴，又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实践美学的哲学基础的重要方面——实践本体论，在李泽厚观点转变之时，继续高举实践美学的大旗。我以为刘纲纪的实践美学思想体系可以称为“自由实践美学”或“实践本体论美学”。而在此同时，周来祥则在纵观古今中外美学发展历史的根基上，仔细地考察了古代的美、近代的美、现代的美，发现了“美是和谐”是一个普遍的美学规律，而在不同的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中，这种和谐又表现为一个不断矛盾运动的发展过程。他带领自己的弟子以这样的观点审视古今中外的美学发展的历史，并建构了自己的美学思想体系，我以为可以称之为“辩证发展的和谐美学”。此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美学研究室聂振斌、滕守尧二位的倡导下，北京形成了一个以实践美学的基本理论前提为背景的“审美文化派美学”。他们关心审美文化，把美学与人类的生存方式、艺术化的生存紧密地结合起来，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进行了非常有成绩的新开拓。当然，除以上这些以外，实践美学还有许多的拥护者、研究者、坚持者。他们都十分关注实践美学在世纪之交的发展和前途，也都在思索和探讨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的美学，如何面临“后实践美学”的各种严峻挑战。
我认为，实践美学由于其哲学基础——实践唯物主义的超越性，完全可以在21世纪的中国美学发展中继续担任第一小提琴手或领唱者，在中国美学的欢乐交响曲和黄河大合唱中发挥其巨大作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美学而再造辉煌。
收稿日期：1999—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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