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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西方音乐史学方法的瞻望
进入西方音乐史学方法的研讨，对于史学实践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音乐学的方法一般分成两类：即实证性的方法和思辨性的方法。实证性的方法是经验的方法，依赖于与事实材料有关的调查、验证和分析性操作；思辨性的方法是理论的方法，它依赖于理性的思考、逻辑的归纳和综合的比较。这些方法都可以是音乐史学的方法，而音乐史学又可以使用或吸收许多外学科方法，例如民族音乐学的方法，社会学、人类学方法，一般历史学的方法，如文献学方法、传记学方法、考古学及史料判别方法，也可以运用相远学科，如20世纪自然科学方法（老三论：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新三论：未来学、协同学、耗散结构理论）。我们还可以把全部方法分为“三个层次：程度—操作性方法，学科—体系性方法和哲学—认识论方法”。（注：王晡：《中国音乐年鉴·音乐学方法》1991年卷，第143页。）在哲学—认识论的层次，对方法可以分类为马克思主义方法和外马克思主义方法。
外马克思主义
很长一个时期中，我们以为世界上只有马克思主义真理和与之对立的非马克思主义，或者叫反马克思主义谬论这样两种意识形态。在思想解放运动后，我们逐渐明白，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人类就有真理，在马克思主义产生后，在马克思主义之外也存在真理。以后，又逐渐明白，以前曾经以为是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一些理论，其实是误解。还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虽然不会变，但它也要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这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又不能“唯我独革”，以为马克思主义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实际上，正是毛主席在42年前对中国的音乐工作者说：“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我们必须接受。但是，这个普遍真理还必须同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注：《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1969年，浙江，第200页。）它和任何一个国家的实际相结合都可以产生有别与中国的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真理，即使是西方人也可以有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而且其中也会包含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真理。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出版各种专题的“复印报刊资料”，从1996年起“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原来的“外国哲学与哲学史”专题中移至“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专题，它透露给我们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被承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息。而“外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告诉我们的是：可以把所有的意识形态划分为两大领域，一个是科学马克思主义，它是真理，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以外的主义，其中也有真理。“外马克思主义”的观念给了我们一个完整的命题：马克思主义是真理，马克思主义不是唯一真理，马克思主义之外还有真理。承认“外马克思主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为我们可以利用人类的全部智慧来从事某一个领域的事业打开更大的大门。当代哲学正在由世界观走向方法论。在西方音乐史学学科中运用“外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可以让我们从更广的范围里去寻找和把握新的哲学方法，得到打开许多原来模糊不清的问题的认识之门的钥匙。
对西方音乐史的历史分期，在西方已经有一种基本共识，分成“古代时期（——约公元450年）；中世纪时期（——约1450年）；文艺复兴时期（——约1600年）；巴洛克时期（——约1750年）；古典时期（——约1820年）；浪费时期（——约1910年）；现代时期，或称20世纪（——至今）”（注：杨燕、孙国忠：《西方音乐断代史研究导论》（Ⅰ），《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5-02，第15页。）7个阶段。这种分期大致与西方文化的分期一致，代表了并非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西方音乐学家对音乐作为一种文化的历时性认识。与简单地把音乐作为社会、政治或经济的附庸的方法相比，它更重视音乐的主体性；与把音乐作为孤立的一种技术、技艺的发展比较，它又具有对音乐的人文主义本质的认识。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分期“只是一种形式，并不代表音乐史本身”（注：转引自刘经树：《史学与美学结合的一次新尝试》，《中国音乐学》1995-01，第116页。），但是有时仅仅分期也可以提供出一些形式以外的信息，起码，这样的音乐史分期肯定是音乐风格史的结果和起点。近年来，有关中国音乐史历史分期和断代问题有了一些新进展，“改变原来按历史朝代划分中国古代音乐史的思路，提出新的历史断代思路，比如以音乐基本形态为基础的划分”。（注：《“跨世纪议程”的对策与方略》，《中国音乐学》1995-03，第139页。）可以说这是中国音乐史学学科的一个大的动向，也许，它会引起有关整个中国音乐史（包括近代以来的历史）的一系列学术观点的讨论。面对“圈内人”——“唯我的”音乐史的中国音乐史学界的这种观念，对于我们这些“圈外人”，面对着“非我的”西方音乐史的中国西方音乐史学界众人，会有另外一个启示，那就是作为“圈外人”，我们应该尊重“圈内人”——面对“唯我的”音乐史的西方音乐史学界的观念。虽然“圈外人”的独特视角，肯定会有不同于“圈内人”的价值，但无视“圈内人”的“圈外人”，绝对不会是一个有理性的清醒的学者。西方人对社会发展史与我们有不同的看法，有关音乐史的分期就是一种表现。
在西方音乐史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史实来证实音乐的发展与社会的状况并非同步的结论。“格莱戈里艺术产生于世界历史最混乱的时期之一。我们很难想象：罗马帝国的分裂和历次大规模的并吞，以及那古代文明的荡、战争、劫掠，杀戮与毁灭会成为有利于艺术发展的条件。事实上，正是在屠杀、瘟疫、饥馑以及各种各样的灾殃之中，（圣格莱戈里从中看到了世界的末日和最后审判即将到来的先兆），破天荒第一次产生了这些和平的歌曲，它们充满了纯朴光明的希望和如此温柔甜美的感情”。（注：朗多尔米：《西方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89-03，第12页。）在上世纪末和稍后到20世纪初的欧洲的社会大动荡大灾难中，“成为音乐史上一股巨大的潜在力量”（注：格劳特、帕利斯卡：《西方音乐史》，汪启璋等译，人民音乐出版社，1996-01，第716页。）的德彪西和深刻表现了现实本质的表现主义音乐，结束了西方音乐的一个时代，为20世纪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天地。以前我们把印象主义和表现主义音乐看作是颓废没落或反动的音乐，其中一个因素也许就是与那时对西方世界政治和意识形态认识的同步化一致的。马克思有“在腐朽的时代出现过辉煌的文学”的论述，为我们对音乐史分期的思考澄清了认识，也证实了外马克思主义的确也有真理。
西方马克思主义
杨燕迪通过《西方音乐研究的主要领域及其代表著述》（《艺苑》，1992.2～3）和《西方音乐断代史导论》（与孙国忠合作，《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5.2～3，“对西方学人在西方艺术音乐研究上的具体方法和成就予以描述和概括性评价”（注：《艺苑》，1992-02，第2页。），对300多种西方音乐史研究的代表著述作了简单的评注介绍，大致归纳出在史学方法上的一些类型：文化史方法、风格史方法、分析批评方法、文献学方法、实证性方法（档案研究、草稿研究、器物学、图象学）、乐谱释译方法、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等。
在全面地引进西方音乐史学权威著作还不可能很快实现的目前，我们特别需要以方法为线索去梳理各种外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特别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评介。
于润洋在《对一种社会学派音乐哲学的考察》（《中国音乐学》，1995.1～2）对阿多诺的“以西方马克思主义著称的法兰克福学派在音乐美学思想领域中的一篇最重要的理论宣言”《新音乐的哲学》的解读和评论，以及《释义学与现代音乐美学》（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0.4～1991.1）、《杜夫海纳审美现象学中的音乐哲学问题》（音乐研究，1997.1～2）等，已经成为对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介绍的一个系列。
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产生，到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其中含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一次大战结束后，俄国“十月革命”成功，而一些西方国家（如德、匈、奥等）的工人运动和革命失败，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进入相对稳定时期。二次大战以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发达的资本主义空前的物质丰富和人的异化、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等，给世界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产生了在哲学、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各种新的思潮。“作为一种流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属于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以区别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或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注：王勤田主编：《现代西方文化思潮鉴评》，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12，第285页。），它具有“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批判性地审察一切”和“强调利用资产阶级思想的成就”这样一些基本特点。一般学者在哲学上把它的主要流派概括为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在音乐史学领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有许多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特别是新释义学（承认作品的意义价值不是文本所固有的，而是在具有不同历史、文化、心理背景的接受者的差异中实现的）、艺术符号学（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新批评派（以文本中心主义反对作者中心的“意思谬误”理论）和解构主义（排斥作品的终极意义，重视文本以外的活的多元的认识）等，将会给我们对音乐作品的理解，从而认识整个音乐史带来全新的面貌。特别是当我们能够以中国人的文化视角去看西方音乐史时，运用马克思主义和外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必定能在西方音乐史学学科中“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注：《毛主席语录》第174页。）
音乐史学方法目标的前景是对史学对象、范围和目的的规定，它的背景是要探索音乐发展的规律和意义，也就是求知和求道。但是，西方音乐史是写给谁看的？西方音乐史面对的是什么人？这是我们必须首先要明确的。除了音乐家以外，音乐史还面对着一般人。识字的人能看懂外国文学史，有文化的人会理解欧洲美术史，而音乐史，特别是西方音乐史，并不是一般人能轻易弄得明白的。一般来说，如果不能领会西方音乐史中的西方音乐，也就不可能看懂西方音乐史。音乐具有与其他所有艺术形式不同的特殊性，即非语义性、非符号性、非造型性以及不确定性、抽象性和技术性。对于现时的公众来说，音乐只是单一体所需求的非必须的陪伴物。音乐的历史性并不是他们的关注点。可是公众对音乐的理解不是凭借对音乐技术理论的掌握，而是靠非音乐技术的人文的背景知识。因此，运用新的方法去解读音乐史就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能从根本方法上改变对音乐审美的理解，我们就将会把音乐史学和普通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实现音乐学的社会性意义，使“圈外人”，面对西方音乐史的普通中国人和非音乐学者，都能够和我们一起走进西方音乐学这块人类的艺术瑰宝之地。
科学的进步要以民主的精神为前提。史学研究在方法上的拓展，正体现了民主的精神。拓展方法，可以突破“历史学、分析、民族音乐学三足鼎立”式的格局，真正实现历史、美学、分析和批评的综合。（注：杨燕迪：《实证主义及其衰落》，中国音乐学，1990-01，第113页。）在方法的哲学层次上我们可以走向几个方面：发掘马克思主义方法，了解和利用外马克思主义方法（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方法），借鉴外学科方法（包括音乐学的其他分支学科方法），掌握一般现代历史学方法和总结西方的音乐史学方法（实证主义方法，风格史方法、理论、分析和批评的方法）。“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了方法的拓展，音乐史学的进步就是势必的了。
五、再构我们的西方音乐史学
再构，意思是作再一次努力，而且先从学科结构作起。
西方音乐史学在中国有一个特定的文化圈，这个圈就是学校建设。进入这个圈，不但意味着进入显形的人物联系和交流，也包括语域的建立，语域是表达思想、表述认识的工具性符号领域，它本身也意味着隐形的学术思想交流的层次结构。在学科建设上，利用每一次难得的学科会议，提出、研究和规定一些具体的有关建议，是一项重要任务。
学科建设，首当其冲的是学科队伍的建设。除了早有共识的我们的学科队伍中在知识结构、语言上的欠缺外，我们还必须正视中国人研究西方音乐的一些天生缺憾。西方音乐源于基督教文化，我盲期与基督教隔绝，很难体会西方宗教那种无处不在、又平平常常的氛围。即使是宗教，中国的儒教、道教和佛教都有和基督教极为不同的形态和内涵，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宗教在群众层是文盲文化，我们许多人连这种宗教体验都没有，而对基督教就离得更远了。只凭想象和理论去看基督教，而没有体验（我们也缺乏体验的客观条件），我们就更难真正把握西方音乐传统的文化背景。对于这点，我们只能是时时作有心人，利用一切可能，创造一切条件，抓住一切机会去靠拢基督教，尽量积累经验来弥补文化隔膜，以不可知的勇气去严谨地求知，不求质变，但求累积。
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容易被社会、政治、经济和外交所左右，这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功利主义影响和长期的社会现实带给我们的又一个磨难。在两次主要的西风东渐中，我们经历了中西关系的两次失误。在“五四”运动中，我们接受了西方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但政治信仰的蓬勃朝气并不能掩盖面对西方列强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先进科技时的沮丧，随之相当大程度上产生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任危机。第二次，在长久封闭和十年动乱后，国门打开，看到了真实的西方世界，巨大的经济实力和生活水平的差距，加上国际共运的走入低谷，又产生了一次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危机。这其中，文化观念上的摇摆是明显的。现在，虽然由于改革开放的国策保证了社会稳定和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许多新的问题又接踵而来，使中西关系，尤其在文化上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在西方音乐研究领域，危机仍然潜伏着。而这只有通过对音乐学主体性的主观把握和得到和平发展的主题长期延续的客观条件，才会使学科建设避免功利主义的反复，得到正常进展。
音乐史研究的对象，首先还是音乐本体，音乐作品的创作、演释和接受，音乐风格的演变，同时密切地联系音乐发展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宗教、哲学、技术和科学背景，其中对音乐创作的技术理论的掌握永远是音乐学者必不可少的工具。目前，这在音乐学的教育体制中已经是一个越来越恼人的问题了。“圈外人”介入音乐欣赏，已经引起了音乐学术界的注意（注：参见杨燕迪：《探索音乐史：方法论反思四题》，（中国音乐学98-1）中的评介。），而从音乐以外的领域进入音乐学，缺乏独立的对音乐作品的技术分析和领悟能力的学子增多，将会对音乐学研究的本体性造成威胁。逐渐进入和发展音乐学分析，是音乐风格史方法的反映，也是当前我国西方音乐史学的一个新进展。音乐史学实际上可以说就是历时性的音乐学分析。通过音乐形式分析，作出意义阐释，得到风格评判，给予史学定位，是音乐史学研究的一般程序。如果对音乐作品不能独立地作出形式分析，或分析不准确、不深入，其他的思辨性研究将无从谈起，或者将会得出错误结论；如果躲开技术分析，更将大大降低音乐研究的学术价值和说服力。以往，带有这种被认为是“空谈”或图解音乐的倾向，就是音乐学研究者作曲和音乐表演技术理论欠缺的结果，这是我们必须极力避免的。从音乐学教育体制上，包括招生标准和教学体系等，作出相应的改革，加强技术理论和音乐美学修养，才能改变这种偏差。
除了手段（硬件）落后之外，缺少可供实证性研究的基本资料，是我们在西方音乐研究中无可改变的客观局限，而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病，靠灵感、感情，非理性，重技术轻理论，求适应轻改造，倾向保守缺乏开拓，明哲保身，不敢为先等，如终会在实际运作中纠缠我们。西方的“启蒙运动主要不是一个政治运动，而是一个思想运动（注：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三联书店，1997-10，第124页。）”。也因此，它对西方社会的发展发挥了长期的、全面的、根本性的作用。中国政治运动频繁，也有过大规模的文化运动，但是始终没有一次彻底的思想运动，这可能就是我们和西方首先是在精神上有那么大差距的基本原因之一。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和尽量避免传统文化的弊病，把历史的辉煌作为工具而不是文物，我们就会充分发挥传统的潜能，弥补缺乏思想运动的负影响，以平和的方式走向新的辉煌。
我们必须把中国的西方音乐史学放在世界的西方音乐史学界中，准确地给予定位，准确地评价我们的状况，这样，我们才能和世界接上轨，同步前进。鉴于我们这样一个特殊的“圈外”学科，如果没有整体参照物，没有一个大背景，我们就会是无根之木，难以得到有价值的发展。因此，了解世界仍然是我们在学科建设上的一个有压倒性意义的任务。1989年第一届音乐翻译研讨会（第四届音乐学读书研讨会）、第二届外国音乐研讨会，和多次有关会议，关于建立音乐翻译组织，确定翻译选题（通史、断代史、专题史、类型史、音乐百科词典）、编辑出版工具书（译名词典）等，都有过重要的结论，但是实际进展并不大。中国的西方史学家认为：“即便在当今中外交往频繁、现代信息发达的时代，加强译书工作，加强西方史学尤其是西方古典史学名著的翻译工作”，“也是深化西方史学研究的基本工作。”（注：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05，第392页。）而西方音乐史学著作的翻译出版，相对一般史学就更贫弱得多了。虽然市场经济对学术研究的支持力度永远不会达到理想的境界，但是，我们还是应该继续努力，加强宣传和与出版单位的交流配合，选择引进翻译有影响的权威西方音乐史著作，包括早期的史学著作、断代史和类型史等，以彻底改变对史学史认识的肤浅状况。这种基础性工作（包括经典著作翻译，文献目录出版，规范人名、专用词、术语译名和基本概念，方法综述）的重要意义无论怎样强调也是不会为过的。
除了把音乐翻译作为一个子学科来扶持，还应该发展其他史学子学科，如音乐图象学，记谱法研究，音乐表演史研究等，并加强与外学科（如音乐美学、民族音乐学、中国音乐史学）的联系。
在写史中对于历史分期、史书内容、史书类型的研究也都有学科建设的意义。许多西方国家的音乐教育中把简明通史作为一门课，更重要的是由各位教授分别讲授断代史。由于分期短、专题窄，有可能在断代史和专题史中作深度开掘，这样每一部分都是精的，整体音乐史就有可能是高质量的。而通史可以作为一种弥补，又防止了见树不见林的弊病。
多元化是当代世界的主要现实和趋势之一，音乐史的现时性通过多元化来体现。把民间音乐和流行音乐纳入西方音乐的研究范围，不仅体现了对“欧洲中心论”影响的破除，也体现了音乐史的现代性，因为流行音乐从民间音乐发展而来，是20世纪工业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城市化的产物，它和乡间音乐相互影响、平行发展，不仅在现代音乐生活中占有很大比重，而且对乡间音乐和各国文化都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把艺术音乐之外的所有音乐都放在音乐史中，把音乐表演和音乐接受也包括在内，才能使音乐史成为整体音乐史，成为活的历史。
我们在对史学方法的研究和评判中，必须注意不要轻易地否定某种方法，必须客观地给各种方法以存在的许可。在史学史上，每一种方法都有产生的原因和存在的理由，从分析中多少都可以分值得吸收的因素。如传记学方法，“根据真人真事选取的历史学传记是通向音乐理解之路的辅助材料”（注：转引自刘经树：《史学与美学结合的一次新尝试》，《中国音乐学》1995-01，第117页。），实际上任何一部音乐史都离不开这种起码的严肃的传记学方法。音乐风格史方法把作品作为音乐史的主体，但是过于片面 强调作品地位的话，有时也会引起麻烦。音乐史上同一部作品在不同的时代具有极为不同的意义是常见的，许多音乐家也都遭遇过生前死后或相隔一段时间之后的相差极大的不同评价。如果不联系作品以外的特别是接受者的一方，就会无法解释音乐，因为作品本身并没有变，何以音乐史变了？音乐史上一件著名的常常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事件：巴赫《马太受难乐》在创作100年后再次上演，前后两次的不同反映，及时复兴巴赫的重大影响，连带促进了回顾历史的倾向，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我们一般都把作品视为从作曲家到乐谱再到音响（表演家的演释）到接受者这一个全过程，但是乐谱本来就不是音乐的全部，作品还应该包括有比全部的乐谱加起来还要多得多的没有乐谱的那种形式的音乐，音乐史还包括非音乐家（专业和非专业）的那个更为广阔的领域，所以简单地只把音乐作品及与作品相关的那些问题作为音乐史的唯一研究对象，也可能会失之偏颇。实证主义曾被许多人所批评，在最近的一些年中在西方也已经呈衰落之势，但它毕竟有过辉煌，从实证主义指导下产生的大量音乐学术成果（如几乎我们每个作西方音乐研究的人必不可少的《The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可以看到实证主义方法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实证主义方法使音乐史学摈弃了演义式和图解式的“普及”音乐的作风，给史学以可靠和准确的信息基础，面对我们中国的西方音乐史学的实际，应该说至今为止也仍是一种有益的方法，把它作为我们的史学方法的基础之一仍然是必要的。当我们从颇为复杂，难以准确把握的各种史学方法的乱麻交错中定下心来，由繁到简，蓦然回首，也许会意识到把和音乐——成品和非成品——有关的更宽泛的人——音乐家和非音乐家——的历时的动态进程作为音乐史的主体，这种更多地与民族音乐学接轨的方法作为音乐史学的方法，所具有的特别的方法论意义。作品文本是一个客观存在，但是如果主体决定一切，就不存在对意义探究的必要，实际上也会取消作品本体，因为活的音乐将不复存在。单一的方法不可能穷尽音乐史，我们应该把音乐史学方法约定为全方位的方法。这样的方法约定性既体现了存在主体的合理性、必要性，也给予多种方法存在的可解释性，这种对方法的宽泛态度，对史学的发展是只会有好处的。
对于学科队伍来说，方法的扩展正是一个对我们的世界观的检验。首先，我们必须重新学习科学马克思主义，澄清误读，纠正不求甚解的语录式的“引用”法和教条主义的倾向，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本质和基本原理，同时又不失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另外，我们确实需要打开眼界，极大地扩展视野，了解和认知原来我们未接触过的一切人类的思想精华和方法理论，警惕极左思潮，不抱偏见地分析和吸收有用的东西，不被表面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外壳所蒙蔽，从外马克思主义那里去取用和收获，力求在方法论上有较大的突破，根本改变中国的西方音乐史学学科贫弱的原由，适应世界人文学术事业的发展，为创造学科成就打下坚实的基础。
理想的中国人的西方音乐史（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可以设想一些基本的特性：
1.注重音乐本体分析、注意音乐风格演变、注视音乐传播与接受。特别体现“没有观众就没有音乐”的观点。
2.把音乐作品作为音乐史的主体，同时认识到音乐作品是由人创作的，是由人演绎的，是由人接受的，因而尊重西方人文主义传统，高度重视全体人在音乐史中的地位。
3.全面地认识西方音乐的源泉：基督教文化、人文主义和科学技术。
4.以思辨性的分析（而不完全是实证）作为基本架构的主线。
5.既理解“圈内人—西方人”的认识，又体现“圈外人—中国人”独特文化视角和背景、观念的参照。
6.具有历史意识，把西方音乐史看作是以接受前人、创造自己、影响后人为主要脉络的延续性过程。
7.具有现代意识，高度重视20世纪和当代音乐的发展特点，高度重视音乐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关系。
8.从非通史性课题作起，重视国别史、断代史、类型史等研究的意义。
还可以设想取得这样的成果的途径：
1.科学的头脑、理性的思维。
2.冷静而不带感情色彩地分析剖解以往中国人的西方音乐史观。
3.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学术性讨论。
蓝图应该怎样规划，这是我们这个文化圈的永久课题。
六、中国人的西方音乐史权威
中国应该有一部能够被西方音乐史的主人——西方人所器重的西方音乐史，它既不是单纯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社会史”，也不是西方权威的音乐风格史、音乐文化史的简单套用或仿制。这是以我们独特的文化视角去审视，在东方文化的基点上去比较地分析，保持了批评的距离的一部真正现代中国人的西方音乐史。它应该体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历史观，把现时的“我的”或“我们的”眼中的西方音乐的历史反映出来。我们的根本目的并不是要一个经典，而是要参与。一个美国音乐学家耐费斯(Virginia Newes)1988年在北京曾对中国的音乐学家讲过：“我盼望在美国的杂志和会议上看到你们研究西方音乐史的成果和观点”，“我希望中国的音乐学界能早日进入国际世界。”（注：蔡良玉：《西方音乐风格史谈话录》，《人民音乐》1988-08，第46页。）西方音乐学家的这种愿望，其实质是希望得到一个东方的学术对话者，而我们的研究如果不能体现中国特色，也就失去了对话的意义，抽掉了对话的本质，就不会是一个有价值的对话者。
近年来，中国的西方音乐史学研究呈现与音乐图象学、美学的结合，同时音乐学分析兴起，史学方法也开始拓展，这些新的气象是和钱仁康、于润洋这样的学术权威，和许多中青年学者的努力分不开的。中国音乐学界的老一辈学者中，有一些学贯中西、学识渊博的学术权威，他们的出现，完全是得助于全程教育、个人经历和社会情势。照理说，客观条件，无论是社会环境、信息传播和人文理想，后来都优于以前，但是实际结果大体上却是一代不如一代，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严酷的问题，我们的音乐教育到底怎么了？虽然解决它肯定不是西方音乐史学的主部主题，但是，我们的确有可能从西方音乐史中得到一些音乐教育方面的启示，如果我们能够注意并总结出一些经验，促进了我们的音乐教育改革，那就不但得到了可贵的副产品，而且也会为收获我们的西方音乐史学权威创造条件。
在对音乐学学子的引导中，认真地提倡“一要读书、二要怀疑、三要提出新见解”；鼓励对方法的注重和方法的开拓；针对中国学生的普遍弱点，特别注意培养创造力和独创精神；在我们的大环境中，把追求真理、不逐名利作为立身的尺度；在专业领域中，树“严肃的学术态度、严谨的研究作风、严整的写作规范为座右铭；以学术讨论的平等态度为基础，建立民主和真诚的师生关系；对造就品格和专业造诣同样看重；这样，就有可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代优于一代，出现中国人的西方音乐史学权威，而这对于我们的西方音乐史学学科建设来说无疑会是最大的收获。
七、音乐史学者的世界
音乐学的学科性质是双重的，它既是一个作为艺术的科学，又是一个作为科学的艺术，但在中国它始终被装在音乐学院这个单一的艺术学科中，久而久之，常常会使我们淡漠了自己是干什么的了。音乐学是非精密科学学科，作为人文科学，它和人结为一体，它应该和作为艺术实践的音乐学科有相异之处。因此，音乐学不易被“音乐家”理解是正常的，而不被自己所理解，那就会是一个悲剧了。
音乐学者和任何普通人一样，又和普通人不一样；音乐史学学者也和普通的音乐学者有不同。世界存在他的心中，历史存在他的心中，对历史的关照，使他更理智地认为他必须在他的事业中努力向前，实现他的价值，实现他在这个世界的历史上存在的意义。科学促使人类进取，科学也通过理念和理性使人高尚。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让我们在世界上的存在意义得到升华。
理论的本意是沉思、旁观、思考。在这个空前的市场化世界、史无前例的商品化时代，音乐史学者所作的一切，就是在冷眼旁观中，在对历史的冷静思索中，认准自己的现实位置和立足点，明白自己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的历史责任，提出一个冷竣的自我箴言：“知天命”，专注其事。
音乐学家本应该是一个思想者。但并不是每一个思想者的真知灼见都会在当代被承认，每一种思想都能被传播，在文明史留下印记而不会被湮没甚至消失，但是，思想者并不把这些作为自己的价值前提。孔子说：“学者为己”，不是为得到别人的赞许，而是要完善自己；不是为对自己有利，而是要发挥自己，不是要获得一个摆设，而是要指引自己的作为。学术思想是对人类文明的高度概括，是人类文化的精华。靠学术思想，音乐学的发展必将对音乐的其他学科（作曲、音乐表演、音乐教育）发挥影响，进而把这个影响扩展到社会的音乐生活、甚至音乐生活以外的领域中去，以完成这一学科的终极目的——丰富人类的文化和精神，我们每个音乐学中人都会是这个事业中的一分动力。当我们“作为具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大国，应以巨人般的气魄，站在世界的高度来审视和检验一切人类的文化，包括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和本世纪不同流派的文化”（注：蔡良玉：《对西方现代音乐的思索》，《音乐研究》1984-04，第99页。）时，如果我们只抱定一个主义、一种方法，我们就必不能对这一切得到真正符合实际的认识，这已被过去的经验所“实证”，也会被将来的发展所证实。中国的西方音乐史学者们努力在实践中开创方法，在交流中开拓方法，以求在音乐这门最浪漫的艺术学科中绽开出灿烂的科学之花，这就是我们聚在这里冥思苦想讨论西方音乐史学方法的意见。
本文系作者在第三届全国“西方音乐史”研讨会的书面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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