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是福还是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交政策论文,俄罗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般的看法，是科索沃冲突已损害了美俄关系，唯一的区别只是损害的程度问题。乍一看，这种主张似乎理由充足。在冲突时期，俄罗斯各个政治派别评论员发泄带有感情色彩的反美言论，显示了羞辱和愤怒，声称俄罗斯一再表达的对北约扩大和冷战后美欧同盟“进攻性”倾向的忧虑正在变成事实。另一个普遍的悲哀是，科索沃只不过是美国在保护人权幌子下努力将其意志强加于不听话国家的一个预兆。俄罗斯军方出版物也得出了一些让人震惊的结论，指出北约打击塞尔维亚防空设施而看来没有受到惩罚的能力证明了不断扩大的美国军事优势，从而强化了人们自海湾战争以来对此所做的各种类似猜测。
同时，冲突期间的民意测验显示俄罗斯舆论急剧向反美方向转变。除了言论之外，俄罗斯暂时中断了与北约的关系。人们不能轻率地对这些事实置之不理。对美俄关系的仔细考察表明，美俄关系的消极趋势已长达数年，科索沃冲突只不过使得双方的根本性问题和长期问题更加明显，而决非是它的作用或甚至是其中的主要缘由。此外，在可预见的将来，美俄关系的任何持久的改善，或者甚至莫斯科与整个西方关系趋向的改善，都是不可能的。
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演变背景
什么因素形成了苏联和现在俄罗斯的外交政策这个问题，已引发了无数次争论。大多数学者认为，苏联时期的外交政策是由共产党意识形态推动的。因此，与西方苏联学专家醉心于追踪政治局各个“鹰派和鸽派”人物的升降沉浮相反，个性在苏联外交政策中的作用似乎并不大。同样，除了一些例外，莫斯科的国际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国内舆论所左右。
相比之下，俄罗斯的民主进程提供了影响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国内条件。的确，正是俄罗斯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惨败而不是任何其他与国际相关的传统因素，要对美俄关系的明显恶化承担责任。要是俄罗斯经济成绩还不错的话，美俄关系虽然不可能像后共产主义初期那样和谐，但关系将仍然是十分友好的。
经济上取得成功的俄罗斯，将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在国际经济和国际制度问题上。在外交政策领域，他会把兴趣主要集中各个近邻国家和欧洲。诸如与无赖国家的关系、中东和平进程或者巴尔干危机这样富有争议的事务，虽然未必从莫斯科和华盛顿得到相同的反应，但是他们所引起的刺激可能会小些。
可是，鉴于莫斯科经济和政治实质上的崩溃，美俄两国对于与外交政策相关争端的看法大相径庭。俄罗斯的经济厄运已孕育了民众的不满和怀疑的情绪，即美国正在处心积虑地破坏俄罗斯经济。同时，与经常表达的各种意见相反，俄罗斯亟需西方的经济援助，虽然这也许是一个对莫斯科国际行为的暂时性制约因素，但是它最终肯定会对美俄关系产生消极影响。总的来讲，俄罗斯经济和政治危机，一直是推动莫斯科整个外交政策朝着一个更加反对西方过程发展的重要因素。这里，预测俄罗斯外交政策演变的最好途径，是考察莫斯科演变中的经济和政治趋势及未来可能发生的结果。
在消极趋势中，民众普遍的冷漠及他们对因1998年俄罗斯经济衰败而对戴上政治和经济改革帽子的西方式“民主”的愤怒之情和不再迷恋。尽管有不少悲观预测，好消息是俄罗斯政治体制已经显示出相当大的民主弹性。自1991年8月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已经举行了数十次地方、地区和全国性选举。除1996年叶利钦获胜外，这些选举已产生了各种结果，然而，由于腐败、选举和竞选活动的不规范及相关媒体司空见惯的胡闹，除了1993年10月叶利钦与杜马的对抗外，没有任何一个重要政治角色想采用宪法外的手段。更加重要的是，俄罗斯看来已经对民主最基本原理——自由但决非公正的选举尝到了真实的味道。而且，数十年的共产党统治，看来使大多数俄罗斯人对流血毫无兴趣。不幸的是，他们对牺牲或者英雄主义也同样毫无兴趣。
俄罗斯政治风景画的另一个相关特征，是俄罗斯执行部门明显的脆弱性，与之相伴的是杜马不愿意通过任何重要法案。叶利钦的总理改组已到了随意的程度，俄罗斯政府和机构的弱点一直是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一个相关但独特的问题，是缺乏有能力的全国性领导人和缺少能使有能力的地方和地区政治家走上国家舞台的民主机制。
同时，处理外交政策的整个制度安排存在着缺点。在过去，共产党是核心角色，军队、克格勃、外交部和产业管理者代表着核心利益集团，利益集团通过他们自己的渠道及与各重要派别庇护者结盟和联合的办法提出他们各自的议程。目前的情况是混乱和不确定得多。共产党不再掌权，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够扮演对外政策的主要角色。军队、联邦安全部和外交部有着不同的对外政策议程，都存在着影响它们的一些机会。这种情况在媒体、老式产业管理者和新式的后共产主义寡头中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是政策协调和发展中的问题。在表面上，基于俄罗斯政府强烈的“执行”本质，正是总统、总理和外长应该能够实施深思熟虑、协调一致的对外政策。虽然这至少在普里马科夫担任外长和总理的某些时期确实如此，但目前俄罗斯政府这样做与其说是规则还不如说是例外。一个最近的事例是，莫斯科各个部门对派遣军队到科索沃所发表的声明大相径庭。
影响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其他重要因素是精英的意见，他们是埋头关注于国际政治的一小部分人士，绝大多数俄罗斯人看来并不对世界抱有强烈的兴趣。在所有与外交政策有关的问题中，邻国事态的发展及其对俄罗斯少数民族的处理办法吸引了大多数人的注意力。然而，即使在这些事务上，也许基于主要新独立国家政府本质上实行全面压制俄罗斯少数民族的政策，绝大多数俄罗斯人都强烈反对在俄罗斯境外采取任何军事干涉行动。
虽然关注外交政策只限于相当一小部分俄罗斯精英，但这些精英分子看来显示出不断增加的反西方反美情感。即使对俄罗斯媒体一次寻常的观察，也会显示出一个非常令人不安的现象：无论他们是亲共的还是亲政府的，俄罗斯评论员都对美国的目标和政策持敌视态度。他们习以为常地抱怨现存国际体制的单极特征，引证美国霸权主义的罪恶，思考建立分支力量中心如由俄、法、德、中等国家组成反美同盟的必要性。
虽然在西方围绕着“谁失去了俄罗斯”而展开争论的最常见的话题——西方对经济援助是否太吝啬还是太慷慨了——俄罗斯评论员通常把注意力集中于美国对叶利钦和其他腐败政治家的支持上面。一个有点儿宽泛的批评，是华盛顿选择支持一小部分“亲美”的俄罗斯政治家，而不是支持俄罗斯国内的机构和过程。基于俄罗斯腐败的大量证据和俄罗斯管理机构事实上的崩溃，这种批评并非完全无中生有。
克林顿政府在与俄罗斯打交道过程中所犯下的最大错误，实质上是政治的而不是经济的。现在这种观点已为某些美国评论员所接受。迪米特里·赛姆斯（Dimitri Simes）在题为《俄罗斯的危机， 美国的同谋关系》的精彩文章中指出，克林顿政府“对叶利钦1993年违宪解散人民代表大会、炮轰俄罗斯白宫和强迫人们接受新宪法的支持，赋予了这位俄罗斯总统几乎是独裁者的权力”。赛姆斯认为“政府清楚地最优先考虑其经济改革而不是民主，叶利钦个人命运而不是对俄罗斯宪法尊重的想法——不是考虑美国在建立政治控制与平衡制度上显而易见的利益，这种制度将制止俄罗斯独裁制度重新回到推行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上。”
美国在反对俄罗斯腐败和裙带关系方面未能够尽力，这是不争的事实。前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弗里茨·艾尔马斯（Fritz W.Ermarth）对这个问题做了最好的分析。他列举了应对“在叶利钦政权、改革队伍……私有化的实质、财政和金融环境和选举的缺陷等方面忽视俄罗斯现实的黑暗面”负责的一些官僚、政治和政策理由。到现在，随着有关俄罗斯洗钱内幕的全面曝光，华盛顿未能尽力制止俄罗斯腐败这种观点看来将为人们所接受。
一直坚持认为西方援助和开明政策无需结合，就足以克服莫斯科后共产主义经济和政治祸害的那些分析家也许是对的。虽然非常不幸的是，西方政策和言论，已使俄罗斯社会中不少人指责西方助长了俄罗斯后共产主义发展的最坏趋势，相当部分人认为美国正在处心积虑地试图毁灭俄罗斯。
现在，许多俄罗斯人不再同意正是共产主义及其遗产应为莫斯科目前的处境受到谴责这种看法。不幸的是，大多数俄罗斯人似乎把改革和民主等同于失败和痛苦。不是把他们目前的困境归咎于其政治领导人所犯下的具体错误，他们正在把自己所处的困境与民主和市场改革方面的全部努力联系在一起。反共热情的消失和与之相伴的亲民主欣快感的放弃，并不是俄罗斯所独有的一个现象；它在大多数后共产主义国家都如此。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这种转变的速度和范围。
莫斯科眼里的世界
尽管俄罗斯政府的更迭令人眼花缭乱，但是莫斯科的全球观从90年代中期以来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在后戈尔巴乔夫时期初期，俄罗斯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的外长科济列夫推动的。当怀旧似地回顾他的任期时，西方观察家通常把注意力集中在科济列夫公开承认对与西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感兴趣上面。然而，甚至更为重要的是，科济列夫看来已经接受了一些与外交政策相关的核心概念前提，诸如与狭隘的国家目标不同的支持多边机构及赞成普遍人类利益的愿望，冷战后时代的一些西方学者拥护这些概念前提。
即使在科济列夫仍然在任时，这些观点也已被人猛烈地批评为是天真的，一旦1996年1月普里马科夫成为外长，它们就遭到彻底抛弃。 普遍人类价值的思想被怀疑，取而代之的是促进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莫斯科新的世界观非常接近于类似一个相当粗糙的、机械的“力量平衡”概念。所谓的美国霸权与俄罗斯危险的国内状况相结合，成为莫斯科在21世纪的重大国际问题。同时，俄罗斯整个战略评估的一般趋向完全是悲观的。按照著名的俄罗斯分析家和有影响力的杜马成员阿巴托夫（Alexei Arbatov）的说法，“除了国内不稳定和衰退外，俄罗斯在南面感到脆弱，在西面感到受威胁，在东面感到潜在的危险，在全球战略上不断处于劣势。而与俄罗斯相比，西方内部强有力，不脆弱而且处于优势。”
同时，俄罗斯分析家一直认为，美国的国际优势既非仁慈又不可能持久。俄罗斯针对美国霸权所偏爱的办法是推进多极化——建立由几个地区性大国组成的大联盟，以对抗和削弱美国国际优势。在普里马科夫的构想里，抵销美国霸权的必要性是如此的重要，以致于像俄罗斯、法国、中国甚至印度这些具有不同地区利益的国家，也许会变成共同的反美阵线的成员国。
这些日子俄罗斯发言人无休止强调的另一点，是通过外交而不是通过使用武力解决所有国际问题的必要性。把这些斥之为伪善的想法而置之不理是容易的，毕竟，当萨达姆几乎违反自己所作出的每个国际承诺，并违反西方的人权和地区稳定的核心目标时，与这样的人谈判的要点是什么呢？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看来已经在本质上接受了与其苏联前辈同样的反美的处理国际关系的方法。
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核心问题
美俄对外政策议程，与七八十年代的美苏外交记录相似。它受制于军控问题，一些地区冲突搅拌其中。并不让人吃惊的是，俄罗斯目前的政治经济环境及其对国际关系的看法，并没有为良好的美俄关系或者协调美俄对于各种地区性和全球性问题的办法提供多少希望。这并不是说双方在某些双边和全球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就军控而言，在进攻性核力量或者战略防御方面，取得任何近期突破的前景依然很暗淡。可是，双方在这两个领域存在着重大的长期分歧。从1993年以来，杜马在批准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START Ⅱ）方面没有采取任何步骤。这主要应归咎于杜马与克里姆林宫之间的不协调。实际上，叶利钦通过行政命令统治着国家，虽然杜马未能制止叶利钦的某些倡议，但叶利钦在获得杜马对他提议法案的批准方面同样未能成功。
假使在叶利钦之后的俄罗斯出现一个更加出色的政府，那么完全可能使得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被批准，并开始谈判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STARTⅢ）。构想把双方核弹头减少至2500 枚的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是完全符合莫斯科经济和战略需要的。俄罗斯1998年的军事预算为40亿美元左右，并且在不断减少。事实上，没有任何军控体制，莫斯科将会发现，到21世纪初，他甚至难以保持和维持一支由1500件远程核武器组成的部队。人们没有理由相信，他不会设法把核武器削减至、甚至要低于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那些数量。
战略防御更为复杂得多。俄罗斯官方对弹道导弹防御部署的态度，是无情敌视的。俄罗斯官员大肆赞扬1972年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各种优点，坚持认为华盛顿重开与弹道导弹防御有关问题谈判的真实目的，是要否认俄罗斯的核大国地位。由于俄罗斯对外政策思想的形成及其在可预见的将来明显缺乏部署一支战斗力强大的常规力量的能力，因此莫斯科不愿意放弃其核拐杖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莫斯科有关弹道导弹防御的苏联后观点，比人们通常所想的要远远复杂得多。例如，直到1993年1月克林顿就任总统时， 美俄谈判人员在双边防御和空间对话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突破。是美方而不是俄方，终止了这些会谈。在最近几年里，俄罗斯高级官员和学者在私下场合不时地向美方发出诱人的暗示，即假如满足某些重要条件（美国为新防御设施的部署承担大部分费用；整个进攻／防御比例，俄罗斯对美国拥有毁灭性的打击力量），莫斯科也许愿意部署某些战略防御设施。可是，莫斯科目前的政治经济形势，使得在不久的将来取得任何与军控有关的重大突破变得不可能。
就俄罗斯对无赖国家和地区冲突政策而言，可能本质上是特别的，对于反美，说多做少。即使一个亲美的俄罗斯政府，今后也不能够保证它的国家完全依从国际经济制裁。要这样的话，俄罗斯就要通过法制控制官僚机构和私人部门。
前景怎样？
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俄罗斯经济发展推动的。但俄罗斯各个政治派别发展不充分，国家机构缺乏合法性，人们对整个政治的怀疑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与政府有关的各个政治派别，尤其因叶利钦的经济成绩而蒙受了耻辱。俄罗斯最有魅力的政治家之一的列别德将军，没有自己真正的政治组织。诚然，普里马科夫与莫斯科市长鲁茨科夫之间最近的结盟存在着建立一个非常强大的政治集团的可能性。共产党依然是组织最好的一支政治力量，但是其领导人久加诺夫及其同事，可能是最缺乏魅力的俄罗斯政治家。俄罗斯自由派在不久的将来表现不佳的真正理由，是经济改革的惨败，不管是公平的还是不公平的，现在他们都为此而受到人们的指责。
假设明年有能力的领导人取代叶利钦、并推动一些政治和经济进步，那么就会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逐步改善创造机会。诚然，借用利昂·阿伦（Leon Aron）的类比， 更可能的演变会是朝着戴高乐主义的政策方向而不是建立美俄战略伙伴关系方向发展：在大多数问题上进行合作，而在某些问题上争论，吠的比较的更加糟糕。如果不能实现政治和经济的改善，俄罗斯外交政策本质上不会有什么变化。由于莫斯科在过去常用慷慨的经济馈赠，收买各个地方精英的忠诚，所以俄罗斯未来的经济成绩也是一个关键变数。如果俄罗斯进一步分裂的话，那么人们对于其外交政策方面下的各种赌注都要落空。
（摘自美国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Winter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