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例外论”的视角看美国对伊战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视角论文,对伊论文,战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京时间2003年5月2日上午9时，美国总统布什在“林肯”号航空母舰上宣布伊拉克战争已基本结束。一场军事行动持续仅40多天，而争论却长达一年有余的战争就这么戏剧般的收场。随着美英对伊的军事占领和萨达姆政权的土崩瓦解，伊拉克进入了战后重建阶段。美国打着“反恐”、“反扩散”和“实现民主”等多种旗号发动了对伊战争，世人同样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剖析这场战争，以获取多方面的警示。本文拟从“美国例外论”(注：所谓“美国例外论”即是“American Exceptionalism”，在不同的学科(诸如历史学、社会学、文学、政治学等)语境下，它都有着不同的含义。本文主要是从政治学的视角出发，探讨其作为一种政治文化传统的内涵及其对美国外交的影响。)的视角来透视美伊战争，进而探讨它对美国外交战略的影响。
一、“美国例外论”：一种扭曲的世界观
“美国例外论”这种政治文化传统在美国有着数百年的历史渊源。在美国建国前后及其成长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中，它对美国外交都有着挥之不去的影响。
一个国家执行何种对外政策，与该国对自身、对世界的看法紧密相关。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美国例外论是美国民族主义的一种特殊形式，也是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它是关于美国人如何看待他们自己，看待他们在世界上的形象、作用和与其他国家关系的一套思想见解和主张。概括地讲，美国人认为，美国与其他国家是不同的，美国的各项制度优越，是各国的范例，美国是人类社会的拯救者，具有向外部世界推广其制度、传播民主自由价值观念、改造世界的神圣使命。它有以下若干特征：
第一，以清教主义为宗教渊源，有着较强的宗教色彩，体现出强烈的天定使命感，认为美国负有将自己的政经制度向外传播的特殊使命，因而具有很强的扩张性。清教徒在欧洲受到宗教迫害，来到新大陆寻找一片净土，实现自身的宗教追求。1630年，马萨诸塞湾的首任管理者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在布道中宣扬：“上帝的以色列就在我们中间。…我们将是山巅之城，所有人的眼睛都在注视我们。”(注：Paterson,Thomas G.ed,Major Problem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Documents and Essays,Lexington,1992,p.28.)这种发端于此的使命意识，成为美国世代相传的思想遗产。因此，源于清教精神的使命意识就成为“美国例外论”重要的思想立足点。“美国不仅是各国的榜样，也会是世界的保护人，规范其他国家的行为，代表着拯救世界最后也是最好的机会。”换言之，“美国的神圣使命就是将新教、民主制度、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向北美及其以外传播。”(注：Deborah L.Madsen,American Exceptionalism,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8,pp.100.)
第二，它不仅强调美国与其他国家是不同的，更推崇美国独一无二的优越性，认为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比其他国家优越先进，体现出明显的种族主义倾向。从地理上看，美国本土受到两大洋的屏蔽，自第二次英美战争以来，无论国际上发生多么重大的战争，美国本土总能幸免波及，这使得美国人有着与众不同的感受。虽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优越感，但就美国历时仅数百年的发展进程而言，的确有其独特的地方，它曾经有过的辉煌成就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注：[美]奥托·纽曼、理查德·德·佐萨：《信息时代的美国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7页。)美国的优越感表现得十分强烈，即多数美国人认为自己的模式是最好的，是各国学习效仿的榜样。
简单而言，它有三种含义：1)美国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从而免于欧洲大陆的倾轧，避开纷繁的战火，享有“天然安全”(free security)这一其他欧洲传统强国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因而美国人已经习惯于这种天然的安全状态。2)美国的成长经历、发展模式乃至具体的政经制度都与其他国家有着鲜明的差异，因此美国是与众不同的。3)基于上述优势和特色，很多美国人形成了一种民族优越感，一种高高在上的“山颠之城”情结，认为美国是上帝的选民，应是各国学习的典范，更肩负有拯救世界的使命。其中，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这种优越感与使命感的糅合，投射在对外关系上，容易导致美国国际主义旗帜下的种族主义和干涉主义倾向。
“其实，美国政治文化中的‘选民’意识本身就带有强烈的偏见和不平等色彩。它在强调美国新教徒是上帝‘选民’的同时，已经把其他民族看作是被拯救的对象。因而，这种‘使命’意识自身已经从根本上否定了自然权利思想所鼓吹的自由平等原则和进步发展观点在人类社会的普适性。其目的只不过是为美国谋求世界的领导地位提供合理的依据。”(注：汪波：《美国新霸权主义外交政策中的政治文化传统》，载《世界历史》，2002年第1期，第33页。)
二、“美国例外论”影响下的美国外交理念和对伊战争决策
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制定既是对国内外的现实环境的反应，同时也烙印着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自然，美国的外交政策也不例外。美国发动的这场对伊拉克的战争，是国内与国外、现实与历史等多种错综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美国外交历来有着鲜明的道德主义色彩，在追求经济利益、地缘优势之外，更包含着推广美国式民主的强烈诉求。
美国在海湾战争结束12年之后所进行的这场对伊战争，有着众说纷纭的各种原因，诸如控制石油资源、建立亲美伊拉克政权、构筑有利于美国的中东地区新秩序等等。笔者认为，除了上述因素之外，美国例外论这种深入人心、根深蒂固的政治文化传统对这场战争的决策起到了微妙而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9.11”事件彻底结束了美国一百多年来所享有的本土安全状态。福山就曾在2001年9月15日的《金融时报》上撰文，坦陈美国安全上例外论的终结，“美国不再是安全的天堂”。但是，“美国例外论”这一贯穿历史的民族认同不仅没有因此而消失，相反，其中最重要的认同—美国的优越感与使命感却得到了加强与发扬。
下面，拟通过三个层次的分析，具体说明美国例外论是如何作用于美国外交理念和对伊拉克战争的决策。
其一是总统和最高决策层。“9.11”事件以来，布什总统和美国政府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了以下基本理念和政策。一是突出反恐战争的正义性和“美国国际主义”。宣称恐怖袭击“强加给我们的这场战争”是“以美国和美国的生活方式为敌的一场战争。这是以美国所珍视的一切为敌的一场战争。这是以自由本身为敌的一场战争。”(注：引自《美国国防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前言)》，黄柏富主编：《“9.11”事件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选编(上)》，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美国进行反恐战争不仅确保本土安全，而且也捍卫盟国、友邦和世界的和平、安宁和繁荣。二是突出“9.11”事件在给美国造成灾难的同时，也赐予美国实现理想的意外的历史机遇。在2002年1月29日的国情咨文中，布什总统称，“按照我们历时已久的文化观念，‘如果感觉不错，就去做吧’。如今，美国正在接受一种新的道德和信条：‘让我们行动起来。’我们希望成为一个超越自我，追求更远大目标的国家。我们获得了一个独特的机会，我们绝不能放弃这个机会”，“在这场战争期间，我们获得了一个大好的机会带领世界向着将带来持久和平的价值观迈进。”三是突出美国拥有无与伦比的实力，担负着缔造自由、安全和繁荣世界的无可替代的领导作用。布什在同一篇国情咨文中宣示“美国将通过保卫自由和正义发挥主导作用，因为自由和正义对普天下的人民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在2002年9月17日布什签署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强调“美国将利用这一机遇在全球扩展自由的利益。我们将积极工作，把民主、发展、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希望带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为完成这一伟大使命，美国乐于承担领导责任。”(注：引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前言)》，黄柏富主编：《9.11事件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选编(下)》，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632—636页。)具体在解释攻打伊拉克的原因上，布什除了指出伊拉克与“基地”组织勾结、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原因之外，还反复强调萨达姆政权的专制残暴、泯灭人类尊严，是“邪恶轴心”的首恶。提出要通过武力结束暴政、推动实现伊拉克的民主化。从中可以看出，布什总统以民主社会的当然领袖自居，其言词体现出显而易见的优越感与使命感。布什眼中的美国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美国，是国际社会的法官和拯救者，而不是一个伙伴。
如前所述，“美国例外论”有着浓厚的清教渊源，而布什本人笃信宗教，无论是在国情咨文还是在各种演讲之中，他总会不停地援引上帝的训示。“他的宗教信仰决定了在善与恶之间，不容许模棱两可：全知的上帝规定了某种行为，作为领导者，他必须听从执行。”(注：Richard Brookshire,“The Mind of George W.Bush”,The Atlantic Monthly(April 2003,Volume 291),p.63.)因此，在对待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上，对例外论的深刻认同与强烈的宗教信仰，坚定了总统使用武力的决心。
其二是新保守主义分子。除了参众两院在2002年11月的中期选举后被共和党全面控制外，在本届政府中，不少新保守主义分子在安全和外交部门占居要位，如副总统迪克·切尼，国防部副部长保尔·沃尔弗威茨、道格拉斯·费思，(前)政策委员会主席理查德·珀尔，国务院主管军控和国际安全的副国务卿约翰·博尔顿，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艾略特·阿布拉姆斯。此外，新保守主义的核心喉舌《旗帜周刊》的威廉姆·克里斯托尔、罗伯特·卡根等都是极有影响的新保守主义分子。他们的出版物包括《旗帜周刊》、《评论》、《新共和》、《国家评论》等尽管数量有限，但是通过对保守的基金会和杂志的控制，诸如发起“新美国世纪项目”，起到舆论引导者的作用，从而接近权势中心，影响外交决策。他们相信美国实力的至高无上，认为有能力并且有责任向非民主国家传播推广，乃至强制施加自由民主价值观和政经模式，以防止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
在对待伊拉克问题上，他们主张对伊使用武力，而不必顾及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制度和组织，主张自行其是而非国际协调。这种单边主义可以说是美国例外论新的表现形式，相信凭借美国的强大实力，为了自身利益，完全可以置多边协调安排于不顾，将自己的意志凌驾现存国际规制之上。这种理念并非始于布什政府，而是有着历史惯例。从杜鲁门主义开始，美国即对共产主义实施推回击退政策，任何等待对手(当时为共产主义)自行解体的想法都被认为是“非美”的。早在海湾战争刚结束的1992年，当时以迪克·切尼为部长的美国国防部，就曾泄露出一份采取“先发制人”手段打击伊拉克的计划，但因为遭到广泛反对而作罢。事隔近10年之后，“9.11”事件则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实施其政策主张的绝佳机会。由于恐怖主义已构成美国国家的主要威胁，而传统的遏制战略已经不适合新形势的需要，这就使他们主张在威胁完全形成之前便立即予以消灭的“先发制人”战略有了现实适用性。美国专栏作家罗伯茨指出：“充满了18世纪雅各宾派精神的新保守主义分子，企图将美国例外论施加于全世界，从而成为支持对伊战争的主要鼓吹者。”(注：Paul Craig Roberts,“GOP last hurrah?”,The Washington Times,February 3,2003.)而且，持这种保守极端想法的力量，在体制内外共同推动对伊强硬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可以说，美国例外论与新保守主义思想的联姻，使美国对伊政策极具冒险性与颠覆性。值得一提的是，鼓吹美国例外论的不仅限于新保守主义分子，政坛和学界中的另一些人也程度不等地认可当今美国的独尊地位和独特作用，如著名学者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共同认为，“无论如何，源于其自身的独特性，美国被接受为全球化的中心。”并相应产生了一种“软权力”。(注：[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相互依赖与全球主义》，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4期，第65页。)在“9.11”事件后美国爱国主义情绪高涨的情形下，美国例外论势必大行其道。
其三是美国民众。美国国内虽然也有反战的声音，但大多数美国人还是支持对伊拉克的战争，战争支持率始终维持在70%左右。这就表明，伊拉克战争使美国民众从越南战争失败而产生的挫折感中恢复了过来。
越南战争曾在美国民众中造成巨大的民意分歧乃至分裂，“舆论一致”的阶段也随之终结。越南战争使“大众群体强调更为实际的教训：只有在涉及美国最关键的利益及出于良好的目的，且战争是速决的，美国人的生命损失又在最低限度之内时，才可以使用美国军队。越战对美国人持有的关于美国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方面的文化上的假设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注：[美]杰里尔·A·罗塞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381页。)然而，“‘9.11’事件之后，美国人突然对遍布海外的事件及其对我们的影响给予密切关注。”(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编：《制胜—美国在反恐怖主义斗争中的战略》，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33—34页。)在对待这场对伊拉克战争这个问题上，对国际问题不再麻木的美国人认为这完全符合历史的经验，即美国是在遭受了恐怖主义袭击之后、美国的关键利益受到了损害的情况下发动对伊战争的，又由于美国军事力量的绝对优势，能够保证速战速决。且多数美国民众认为，美军是解放者而非占领者，美国的目标是解救伊民众于暴政统治之下，是去向他们传播民主自由。很多美国人同意白宫的看法，即对伊拉克的战争是一场消灭暴政的战争，是解放被压迫民众的正义之举。再加上科索沃战争、阿富汗反恐战争的轻易取胜，使美国民众对战争持一种较为乐观、宽容的态度。美国民众对自身清白无辜形象的看法以及对美国所承担责任并不实际的期待，再加上切身的不安全感和虚妄的使命感，使得多数美国人支持这场战争。
综上所述，“美国例外论”这一政治文化传统，不仅没有因为“9.11”事件而弱化，相反，它就像一根共同的纽带，将最高对外决策者、舆论引导者及广大民众联系起来。总统是最高、最终决策者，新保守主义分子是能量巨大的推动者，而广大民众是支持力量。这三种力量都受着例外论潜移默化的影响，认同美国在世界上的“选民”角色，相信美国肩负传播民主自由的神圣使命，甚至可以用武力来推翻邪恶政权，缔造民主。“美国例外论”广为接受与认可，形成体制内外相互呼应、相互支持的局面，从而使得布什政府敢于置国际社会多数国家的反对于不顾，绕过联合国安理会，傲视天下，发动了对伊战争。
三、展望：傲慢的“帝国”将何去何从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实力空前强大。而此次伊拉克战争更证明了美国国力的超强地位。这使得近一两年来关于美国的“帝国”论断甚嚣尘上。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美国例外论”将会如何作用于美国的外交呢?
从布什总统5月2日的讲话可以看出，他已经认识到伊拉克战争之后的当务之急是将重点放回国内，采取有力措施改善陷于窘境的经济状况。但他同样会利用美国这次军事上的巨大胜利，推动在中东建立美国主导的新秩序，推进美国的全球战略，并为明年的总统选举服务。可以说，这次胜利为布什积聚了重大的政治资本，使其在今后处理对外事务上有可能更加无所顾忌。
目前美国国内政局中，保守主义势力全面复归。2002年11月中期选举后，共和党控制参众两院，形成白宫、国会均被持保守主义立场的共和党控制的局面。整个政治频谱趋向中间靠右，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要改变美国当前扩张型的外交态势殊为不易。置身其中的新保守主义分子，深受这场战争胜利的鼓舞，相信民主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企图以这场战争引发连锁反应，从而使中东更多国家采取(美式)民主政体。但是，通过强大武力推翻一个残暴虚弱、不得人心的独裁政权是一回事，而在一个不同历史文化背景、民族宗教矛盾错综复杂的国家建立一个新民主政权则是另一回事。更何况要在整个中东地区改造现行体制，实现民主化，美国真有足够可信的能力去推动实施吗?在美国人看来，一个专制、危险和“基地”组织有牵连的邪恶政权消亡了，在此之后，新保守主义分子还有足够充分的理由来支持其进攻性的对外政策吗?这种“先发制人”的指导思想还站得住脚吗?
据设在马里兰大学的“国际政策态度项目”2003年4月调查的结果显示，对布什在伊拉克战争的表现，有75%的民众表示认可。根据这一最新的民意调查，只有12%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成为“世界的显赫(preeminent)领袖”，76%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与其他国家一道共同解决国际问题”(注：引自www.pipa.org/OnlineReports/PostWarlraq/press-apr29.pdf.)。这一结果与近一时期其他媒体公司，诸如盖洛普公司、《新闻周刊》所做调查的结果十分接近。(注：Jim Lobe,“But We don't Want to be Unilateralists,Mr.Bush”,Asia Times,May 1,2003.)在战争震荡结束、现实威胁消除的情况下，更多的美国人还是更加关心关乎切身利益的经济社会问题，而不主张外张型的对外政策。但就根本而言，除非民众形成强大的反对力量，否则，民意(尤其是在与行政当局一致时)只会起到支持或限定性作用，而非决定性的支配作用。
伊拉克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外交走向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可能是，美国凭借强大的实力，继续一意孤行，但这样的局面能维持多久，会不会出现保罗·肯尼迪所谓“帝国的过度扩张”而走向真正的衰落?另一种可能是，美国改变目前咄咄逼人的外交路线，向多边国际主义回归，依托国际规制和国际合作来共同解决包括伊拉克、巴以冲突等一系列问题。美国何去何从，有待继续观察。1821年时任国务卿的约翰·昆西·亚当斯在谈及美国外交时，曾发表了以下著名的论述：“但她(指美国)不会到国外去消灭妖怪。她独立于世界各国且是自由的衷心祝愿者(well-wisher)。她是她自己的维护者(vindicator)。”遗憾的是，“由于相信这种美国例外论，并相信美国是唯一行善的国家，因此，美国外交政策和安全机构不怎么善于吸收历史上一系列帝国的教训。”(注：阿纳托尔·利芬：《美国维持帝国地位的两难处境》，载《金融时报》，2003年1月2日。)
鉴于“美国例外论”持久而顽强的生命力与吸引力，它仍然会对决策人及美国公众产生持续的影响，只要这种对自身及自身地位的认同看法保持下去，美国的对外行为态势就不会发生重大变化。正如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所显示的，美国政府将继续依托强大的综合实力，营造和利用居压倒优势的军事力量，尽力保持行动的绝对自由，推行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政策。除非美国再次遭遇到类似越南战争这样的重大危机挫折，造成国家力量严重削弱，民意发生急剧变化，使得美国缺乏推行强势外交的力量和决心，或者今后新一届政府基于现实教训，对现行政策作大幅度调整，否则，“美国例外论”影响下的美国外交仍会体现出鲜明的干涉主义或单边主义的政策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