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重要人物研究述评（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人物论文,西路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1)02-0098-05
西路军人物研究是西路军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既有学术价值、理论意义，也有实践意义。一是可为西路军和党史、军史及甘肃地方革命史研究提供可靠的基础性资料；二是有助于丰富、充实红军革命精神的内涵；三是有助于正确理解和认识革命历史和个人经历的复杂性，受到启迪，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在实践上，可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具体可靠的史料，为相关纪念场馆提供帮助，充实爱国主义教育内涵，提升爱国主义教育的质量，并满足西路军将士后代及各地群众的殷切期望，增强他们的荣誉感和自豪感。
七、张国焘与西路军关系之研究
这是西路军研究的焦点之一，其中也有难点，总体上可概括为两大观点：一是传统的张国焘路线论；二是新时期以来被多数人认同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论。两大观点又各自衍生出一些次生观点，程度不同地体现出某些区别和差异。
（一）张国焘路线论。将西路军和张国焘路线捆在一起，从1937年3月开始，到1980年代初，一直占统治地位，此后日渐衰弱，又衍生出某些次生观点，但至今仍有少数人坚持。
1.“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和“国焘路线的最后破产”说。前者是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中的话，原文是：“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后者则是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的话，原文是：“红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宣告了国焘路线的破产。”这是张国焘路线论的总根源，因为出自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和领袖笔下，影响深广，并不断衍生出或轻或重的次生观点。首先遵照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作批判的，是曾接任西路军9军参谋长的李聚奎。他，西路军“失败的重要原因，不是由于军事力量不够，而是由于政治路线错误，与一贯的退却路线及军阀主义的单纯军事观点”(33)。接着遵照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进行检讨的是陈昌浩。他在1937年9-10月间写的两份关于西路军的检讨充满矛盾，先是强调西路军的行动是在中央指示下的，后又承认：“西路军失败最主要原因是没有克服国焘路线，没有在基本上执行中央路线。”新时期以来，一直坚守这一观点的是贵州师范大学的孙焕臻教授。他先是发表《关于西路军的几个问题》，认为1937年3月31日中央政治局对西路军所作的“结论是客观公正的，也是符合史实的”，“是真正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并从“西路军的由来”、“西路军失败经过”、“关于战略方向的选择”三个方面作了阐释(34)；九年后又对《毛泽东选集》第二版一条关于西路军的注释作了辨析，认为应恢复第一版对西路军的政治结论(35)。张国焘则承认，他主张“移到兰州以西的河西走廊地带，以新疆为后方”的“西进计划”，“如果我们能实现西进计划，与陕北同志暂时保持相当距离，无形中就让时间来冲淡彼此间的隔阂。因此，我们便积极准备西进计划的进行”。“可是，后来的事实发展，这个计划没有实现，这是四方面军的失败，也是我的失败。”“当时我引咎自责，声言我应负担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我不愿诿过于人，只说一切错误都直接间接与我有关。”(36)这些话，成了新时期以来张国焘路线论者的重要依据。
2.“擅自命令”说。张亦民先生认为，张国焘“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强渡黄河”，“擅自下令所属红军西渡黄河”(37)。持此说的还有史静波(38)和许宪章、孙克立(39)。史文说，“张国焘擅自命令三个军渡河”，“张国焘违抗党中央命令，并密令已渡过黄河的部队，继续西进；同时，还命令未渡河的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准备继续西渡”；“在张国焘的得力助手陈昌浩的领导下，将渡过河的部队改称西路军”。许文则说，“张国焘野心不死，仍然坚持分裂逃跑路线，企图在西北搞块地盘向中央闹独立”，“擅自命令红四方面军强渡黄河”。此说因无事实依据，当时就遭到丛进先生的据实批驳(40)。之后，此说便销声匿迹。
3.“假借”“蒙骗”说，认为张国焘假借“打通国际路线”，建立根据地的名义，蒙骗西路军西渡黄河，西进河西走廊。此说最早出现在1950年代出版的回忆录《悲壮的历程》(41)和《气壮山河》(42)的前言中，没有论证，但影响很大。此后，许宪章等的《红西路军大事记》沿用此说，称张国焘“假借中央名义，欺骗广大指战员，提出建立“河西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背靠苏联”等主张。史静波的《红西路军大事记》也说，“张国焘借口执行中央《宁夏战役计划》，再次欺骗红军，叫嚷“建立河西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命令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2007年，耿仲琳老先生仍坚持类似的观点，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张国焘打着‘宁夏战役’的幌子，兜售其逃跑主义路线，对抗中央‘击破南敌’的正确决策，这才是历史的真相。”“毛主席和张国焘的路线是针锋相对的，同一时间、同一环境，产生了不同的两条路线：毛主席‘停止南敌’，打，用‘打’来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张国焘‘全军西渡’，跑，盲目地‘跑’，结果葬送了两万红军。”(43)
4.“西路军失败完全是张国焘路线造成”说。该说认为，“西路军的建立及西进决不是战略的组成部分，而是张国焘向西北退却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产物”，“西路军的失败完全是张国焘错误路线造成的”(44)。与此说接近的说法还有两种，只是内容和程度有区别。一是程世才1945年写成的《关于西路军的材料》（以下简称“程文”），二是叶心瑜1981年11月28日写成的《西路军问题选编》(45)（以下简称“叶文”）。程文认为：“张国焘的机会主义路线产生西路军的失败”；“当时的直接领导者陈昌浩的个人英雄主义，算是彻底的执行了国焘路线”。值得注意的是，除此之外，程文还讲了具体的主客观原因。主观原因是：“军事指导上的毛病”，“军事方针是与敌人决战的方针”；指挥上的毛病：“兵力过于分散”；“政策上的错误”，如讲统战是与敌人妥协，没有正确实行回民政策，没有做群众工作。客观原因是：“我方无根据地作战”，只有消耗，无补充；敌是骑兵，我是步兵，作战没有经验；地形不利；气候上也有关系。这些是有参考价值和可取之处的。叶文认为：“西路军西渡黄河是继续执行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西路军的惨败宣告了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最后破产。”这里虽未提路线，只说“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程度似有减轻，但实质是一样的。叶文较长，共有6万余字，摘录梳理了大量的文献和参考资料，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一定的资料基础；但问题有三：一是从固有的思维定势出发，大都摘录那些有利于往张国焘路线上靠的文献资料，有先入为主之嫌；二是在有些材料后面加的按语或解释，显得牵强或片面，加之没有从宏观上各方面联系起来的分析，就更显片面；三是根据仍不全面，如共产国际对西路军重大影响，1937年3月批判张国焘路线相关情况的根据，就没有选编，对陈昌浩1937年秋写的两份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选编不全面。
5.张国焘有“罪恶目的”说。庞松认为，“红军部西渡黄河是实现中央战略方针的一项重要部署”，但“被张国焘以种种阴谋手段利用来达其退避边陲、分裂红军的罪恶目的”(46)。杨迎春在《张国焘反党分裂主义错误是怎样结束的》(47)一文中，则阐释说：“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张国焘不愿立刻直接到陕北来的虚荣心，同时也为了保证宁夏战役的胜利，四方面军到达甘肃的会宁地区以后，党中央安排四方面军的主力西渡黄河，首先参加宁夏的战斗。张国焘很乐意接受这个安排，认为这样“与陕北同志暂时保持相当距离，无形中就让时间来冲淡彼此间的隔阂”。但是，后来张国焘不积极地执行中央的战略计划，而是采取两面派手法，消极避战，借此机会实现他到新疆去的“西进计划”，结果使党中央夺取宁夏的计划未能实现，还导致了西路军的失败。”此说与“假借”“蒙骗”说异曲同工，都承认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是党中央的“重要部署”和“安排”，但张国焘阴怀私心，应对西路军的形成、西进及失败负主要责任。
6.妥协说，这是西路军的形成和西进是中央同张国焘斗争的一种妥协说的简称。早在1981年，叶心瑜在其《西路军问题资料选编》中就“说明”：“张国焘在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命令四方面军西渡黄河是违背中央战略意图的。中央只是张国焘已令三十军、九军、五军渡河西进造成既成事实的情况下，才同意组成西路军的。中央一再电令西路军不要西进，而要他们配合东岸红军作战；直到西路军惨败，无法东进时，才令他们转移到新疆去。”这是“妥协”说的源头。1990年张嘉选进一步阐释了“妥协”说。他认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传统观点并非“信口雌黄”；西路军西进新疆“不是党中央的既定方略”和部署，而是“由河西部队提出决策性建议，而后由中央及军委照准”(48)。张文的依据片面，结论也是片面的。李先念对此强烈不满，在给杨尚昆等领导人的信中提及的文章就指一篇。即是如此，1998年，周忠瑜仍然集中论证“妥协”说。周文称，作者曾发表文章支持过“西路军是自始至终执行中央命令”的新观点，但“重新寻找根据加以研读”后，形成了“妥协”说新看法。周文认为，传统观点缺乏依据，“对此，徐向前的《历史的回顾》及陈铁键的《论西路军》已有充分的论述”；新观点也有不足，一是“始终没说清楚为什么长时间党中央、毛泽东将西路军同张国焘路线联系在一起的问题”；二是“过分强调了失败是由于任务多变造成的，却忽视了其本身即西路军领导判断、指挥失误的探讨”。由此，作者“认为有第三种资料，也能得出第三种观点，即西路军是中央同张国焘斗争妥协的资料和观点”。其根据有三：一是，张国焘率军北上后，“毛泽东也说：我们与他们之间已没有政治上、战略上的分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迁就张国焘，同意了红四方面军提出的先机渡河，夺取甘北的意见”；二是，凯丰1937年2月写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的分歧在哪里》中的话：“中央与国焘争论最厉害时，为了顾全党内和红军的团结，曾允许迁就国焘向西宁的计划。”三是，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相关电报，及中央恢复朱德、张国焘行使总司令、总政委职权的电报，说明“中央为了团结红四方面军，为了争取张国焘采取了部分妥协政策，而西路军本身就是这种妥协的产物”(49)。可以看出，周文与叶文和张文有很大的不同：叶文无根据、无阐释；张文是片面的根据、片面的阐释；周文虽有不确切处，但根据基本站得住，有可取之处，有的思路可供参考，如，周文认为，对组成西路军西进“中央及毛泽东内心是不满的，是不情愿的”，“中央对西路军本身在河西的活动不太满意，甚至将西路军的很多活动看成是继续执行张国焘错误的行为”等。但是，周文没有回答，毛泽东和中央既然“不情愿”“让部队西渡黄河并组成西路军”，为何又郑重批准组成西路军并规定了明确的建立河西根据地和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呢？难道中央和毛泽东能“妥协”到拿原则做交易的地步吗？
（二）非张国焘路线论。有两种有区别的说法：
1.西路军形成、命名、西进，是中央的战略方针，所有重要行动都是遵照中央的指示部署的，与张国焘及其路线无关，可简称“无关说”。持此说者有朱玉、丛进、陈铁键、夏宇立等先生。他们用大量电报和文献论证：“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的既定方针；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是奉中央的命令或经中央同意的；西路军命名、领导成员和组织机构都是中央郑重批准的；西路军两次西进、建立根据地，以及固守倪家营子，都是按中央指示执行的，因此与张国焘及其路线无关(50)。西路军西进河西走廊“打通国际路线”，与张国焘的“西进计划”完全不同(51)。“海（源）打（拉池）战役流产”与张国焘无关，宁夏战役计划受挫与张国焘无关(52)。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夏宇立的两篇文章。其《海（源）打（拉池）战役流产原由》一文认为：“中共党史和有关军史上称红军总部或张国焘将红四方面军的第四军、第三十一军调离前敌指挥部指定的作战位置，破坏了海打战役计划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毛泽东等重点击破南敌决策的致命失误，正是海打战役及当时一系列战役的黑色背景，战役的指挥失误则是一系列战役擦不出火花的直接原因。而海打战役等一系列战役受挫，又最终彻底送掉了重点击破南敌和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红军主力（四方面军全部和一方面军或四方面军主力）迅速渡河进占宁夏（即银川）并出定远营接取苏援物资，而河东对付敌军的重兵进攻，可暂时采取坚壁清野，以一部节节抗击，诱敌深入的办法，拖敌分兵进入根据地（当时的地形、道路、村落、民情等环境条件决定了敌军不可能持久大部队集中行动，将不得不分散行动），最后取得了优势武器装备的主力红军可集中向敌反击。徐向前的主张符合夺取宁夏计划的实际，又有利于河东红军最终大破敌军进攻。”显然，这是一种十分大胆的颠覆性的意见，文章所论证和坚持的，正是传统观点所一直批判的。因条件限制，笔者不能研读全部相关资料；也未去实地考察，事关重大，不好妄加评论。不过，笔者认为，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作为一家之言，应允许其探讨和争鸣。况且，文章引用的许多敌我双方的作战部署等文献资料，对深入研究是有益的；文章以海打战役流产之后，彭德怀紧接着于11月3日、11月5日、11月11日独立部署指挥的三次灭敌新战役，也都相继流产为例，说明主要原因全都是因为“摸不清敌情”，也有一定道理。时任红四军军长的王宏坤在其晚年回忆录《我的红军生涯》中曾郑重声明，他从未收到过张国焘个人发给他的电报指示和命令。总之，将河东红军未能击破南敌的责任全部加给张国焘，是有失公允的。
2.张国焘对西路军的形成和西进有一定责任，可简称“有责任”说。笔者认为，西路军不是张国焘路线的产物，但张国焘对西路军的形成和西进负有一定责任。一是笔者接受了张国焘导致海打战役流产说，认为他对未击破南敌负有责任；二是中央征求意见时，他主张西路军西进。夏宇立在前述文章中认为海打战役流产另有原因，并非张国焘破坏所致。即便如此，张国焘也还是有责任。这就是，因他在9月中下旬在甘南曾一度反对四方面军北上，力主从永靖西渡黄河，耽误了十来天时间（从9月19日到27日），致使胡宗南等部迅速调集西兰公路一线，强力追击红军，切断了河西红军与河东红军的联系，致使河西红军面临西进或东返的两难选择(53)。
八、彭德怀与西路军关系的研究
彭德怀与西路军并无直接关系，因此相关研究极少，目前只有拙作一篇，即《彭德怀对“西路军陷于孤立”的清醒认识和建议》。该文认为：“彭德怀一直是打通国际路线的积极支持者和稳妥的践行者，曾为打通国际路线作过三次切实的努力：第一次是与毛泽东率军东征，并保证了在不利条件下返回陕北；第二次是作为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率军西征，扩大苏区，为策应二、四方面军北上，“为着更加靠近外蒙和苏联”作准备；第三次是积极落实宁夏战役计划。在中央批准“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从新疆方向打通国际路线时，彭德怀对“西路军陷于孤立”的处境有清醒的认识，建议北路军待机策应”。具体证据是，彭德怀1936年11月14日致红一、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的电报。该电报提议，红军“第四军、二十九军、二十八军、陕甘宁独立师为北路军”，“第一步在现地区钳敌，待南路军到达目的地，敌情变化时，向靖远、中卫、中宁、会宁、静宁活动调毛（炳文）敌，声援西路军，否则西路军限于孤立”。这一清醒认识和积极正确的建议，今天看来依然令人敬佩！若按彭德怀的建议部署行动，不但可有效减轻西路军的压力，而且在西路军危机时，“北路军”就是能就近有效援应的“近水”。遗憾的是，彭德怀的这一建议一直无人响应。这大概是因为当时形势所迫，河东红军不得不节节东撤；后来又因全力应对西安事变，这一建议就更无人顾及了(54)。然而，上述内容，无论对于西路军研究还是对于彭德怀研究都是有意义的。
九、曾日三与西路军关系研究
曾日三，湖南宜章县城人，1921年1月参加红军的湘南起义部队，5月随部队参加井冈山会师，之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红四军军部秘书、军政治部秘书长、组织部长，从1931年3月起，先后担任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三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第三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福建军区政治部主任兼34师政委、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率部参加了第一次至第五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先后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代理军团政委、红五军政委、红九军政治部主任、西路军政治部敌工部部长，红九军代理政委；1936年3月曾日三奉命任西路军干部游击支队政委，带领一支200余人的红军游击队，来到祁连山中的白门泉地带。“带领红军指战员英勇抗击敌人，不幸牺牲”(55)。对其生平简历基本无异议。但对其牺牲地点及其独立带队行动的原因，三种记述有差异，后文着重对此加以述评辨析，并总结些经验教训。(1)牺牲地点。有两种说法：曾任红五军三十九团参谋长、随左支队到达新疆的饶子键发表于1983年的回忆录中说，曾日三牺牲于安西县红柳园战斗中，但只是听说，而且是孤证(56)，不足取；另一种说法是，曾日三带队独立行动后牺牲，至少先后有程世才、黄火青写的两种资料证明(57)。笔者曾在张掖和肃南党史办主任陪同下，到曾日三的牺牲地点白泉门考察过，认为应采信后一种说法。(2)独立带队行动原因。有三种有差异的说法：一是黄火青的说法。他说，石窝分兵后，曾日三、黄火青、刘瑞龙等几个人一起去找工委会，“质问工委会是如何产生的？也不民主讨论一下，行动方向到底是向东还是向西等等”。结果和李特、黄超等吵了一架，不欢而散。“徐、陈走后第三天”，工委会开会决定，“曾日三当队长，带走张琴秋、刘瑞龙、熊国炳、苏井观（后又让其留在左支队）、孙玉清等几个人，还有魏传统”。二是程世才的说法。他当时是工委委员、三十军军长，在其1946年写的《关于西路军的材料》中说：左支队到白大阪后，“曾日三、张琴秋、熊国炳、刘瑞龙、欧阳毅等五同志提出要单独行动，好减小目标，工委会竟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派一连人掩护他们单独游击。这在当时应团结一致行动下，是一个缺点。特别是以后我们从白大阪出发，走了两天，到则苟（应为错沟，今属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水关乡）时又遇上了分开的曾日三等同志，他们和我们联络，工委会同志又写信叫他们在我们行程半天后单独走。这样我们前面走，有牛羊肉吃，他们在后面走，既无吃的，又要顾虑后面的敌情，影响了团结，是不对的”。“我们能完成西进直抵新疆，这些分散于祁连山之各股游击队，他们牵制与吸引敌人对我们起了极大地配合作用。我们能保存最后一支力量与相当数量的干部，这不能不估计到他们所付出的血的代价。”三是《李先念传》中的说法。该书说，有些原总部的领导干部对左支队工委不服气，行动方向意见不一致，就决定让他们带少量部队独立行动了(58)。三种说法的一致处有两点：其一，曾日三等确实给工委提过意见或要求；其二，让曾日三带少数干部和部队单独行动是工委的研究决定。(3)应吸取的教训。左支队工委将400多名将士带到新疆，功不可没。但也有缺点，让曾日三带队单独行动就是令人遗憾的缺点，否则，会有更多的干部战士到新疆去。总结其中的教训，对后人是有益的：在那种严峻的形势下，不管有多少隔阂、情绪和意见，曾日三等都不应该提出或接受单独行动；工委的相关决定欠妥，显然狭隘了些。它留给我们的最大教训是，考虑和决定任何事情首先必须从大局出发。(4)尚需考证的问题，主要是曾日三支队究竟有哪些重要领导干部。一致的说法还有张琴秋、熊国炳、刘瑞龙。其他人有些不一致：如九军军长孙玉清，程世才没提他，黄火青说有他，郝成铭文章中也肯定有他，但有关孙玉清的两份传记资料，却说他一开始就被分到了西路军右支队。郝成铭在他写曾日三的文章中提到较多的干部，除上述人外，还有毕占云（原五军参谋长）、徐立清（卫生部政委）、吴永康（地方工作部部长）、魏传统（敌军工作部科长）、吴仲廉（红九军政治部科长）、张然和（不明身份、不明下落）等6人，缺点是未写出处；一些干部的下落等，也未注明出处，有考证完善的必要。
十、孙玉清的生平事迹调查研究
孙玉清是西路军之红九军军长，西路军失败后于1937年4月上旬在酒泉南山观山河谷被俘，5月下旬被马步芳下令杀害于西宁东关马忠义（敌团长）住所（现新华布鞋厂后院）。现有反映其生平事迹的文章两篇：一篇是中共青海省党史办与青海民院联合调查撰写的《英勇善战的孙玉清将军》，另一篇是中共酒泉地委党史办调查撰写的《红九军军长孙玉清将军蒙难经过》，皆收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调查研究卷》下册。两篇各有其长，前者全面些，对孙玉清身世和牺牲情况的调查较珍贵；后者对孙玉清被俘情况的调查细致真实，对当年酒泉地区马家民团组织状况的调查有资料价值。总体看，孙玉清的生平经历是清楚的，政治上无异议。但仍有两个问题需考证准确，核实清楚，得到确认：一是孙玉清入党的准确时间。青海的文章说：“1929年，孙玉清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分配在红四军十一师三十二团当战士，不久即加入中国共产党。”不够具体细致，需进一步查证。二是在孙玉清有无后代问题上有不同的调查资料，认识也不同。青海的文章说，“孙玉清没有留下后代”。据笔者调查，孙玉清有后代，儿子叫刘龙，被甘肃省民政厅认定为“孙玉清烈士证”的“持证人”。其母陈淑曾对我详细讲过她怀刘龙的经过以及幸存于世的经历，她的战友王定国和幸存的其他战友也都提供过各自的证据，因此，笔者对刘龙的身份深信不疑。青海文章的执笔者孙欲声教授曾对笔者讲过他的证据，即经他调查，孙玉清参军之前在老家有妻子，未生育；长征路上结婚的妻子岳兰芳，亦未生育。因此，孙先生认为，孙玉清很可能无生育能力。笔者认为，孙先生的推断，根据很不充分。孙玉清的前两个妻子未生育，并不能肯定孙玉清无生育能力；再说，在西宁市东关新华布鞋厂院子内修建的孙玉清烈士雕像，就是以刘龙为模特儿。这就等于承认刘龙是孙玉清之子。
十一、李卓然在西路军的事迹考察
李卓然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常委、政治部主任。向党中央报批西路军领导成员时，陈昌浩曾在电报中郑重提议，由李卓然或徐向前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足见李卓然在西路军领导层的分量和重要性。然而，就笔者所见，反映李卓然生平事迹的文章只有一篇，即康和厚撰写的《记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59)。该文的优点是，较为全面准确；缺点有二：一是不够具体，尤其是李卓然在西路军中的事迹；二是未突出他作为西路军左支队政治负责人，实际上的一把手，与李先念一起带领左支队到新疆的贡献。在此，笔者根据自己的采访和《李卓然文集》中的相关资料稍作补充，谨供后人参考。(1)西路军撤进梨园口和祁连山时，他曾让部队宣传，党中央派来的援军就要到了，以鼓舞士气。(2)西路军左支队在红柳园狙击敌人时，他曾指示部队将所有的军旗都插在阵地上，以迷惑敌人。(3)李卓然披露，左支队要攻打安西县城时，他曾提过反对意见，但参谋长李特极力坚持，他作为政治负责人不便再坚持。这是可信的。程世才在回忆录中，也说是李特坚持攻打安西城。李先念则说，攻打安西是自己拍板决定的，不能把责任推给李特。这些可为佐证。最后，笔者顺便作一说明：拙作《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中有一处涉及李卓然的地方，说西路军失败后石窝分兵时，李卓然曾对女战士和孩子们说，让他们自谋生路。该书出版不久，李卓然女儿给笔者打电话说，他父亲当时没这么说过。笔者准备该书再版时将此事删掉，因为是孤证。此事虽然是被采访的女红军亲历亲闻，而且笔者也写了她的名字，但毕竟是孤证。“孤证不立”，作为学术研究应严格遵守这一原则。
十二、王树声在西路军的经历和事迹
目前有四种资料较多地披露过王树声在西路军的经历和事迹：一是《西路军沉浮录》(60)一书中“西路军右支队的下落”一章；二是《将帅落难记》(61)一书中“将军跪”一章；三是《王树声大将》(62)一书中“征战河西”一章；四是《王树声传》(63)一书中“血战河西走廊”一章。总体看，王树声在西路军的经历基本清楚，有值得称赞的事迹，有有益的启示，有沉痛的教训，也有需丰富完善的地方。西路军被中央正式命名时，他被任命为西路军副总指挥，主要细随九军行动；古浪九军受挫后，他接替孙玉清兼任红九军军长；西路军撤进祁连山时，他与政委陈海松奉命在梨园口狙击敌人，他率领骑兵师成功接应总部电台和供给部进山；石窝分兵后，他奉命任右支队一把手；历尽坎坷回到延安后，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并与杜义德、李新国相互证明了党籍，然后进抗大学习。值得称赞的事迹是，梨园口狙击战，他和九军打得极为英勇悲壮。当他发现“总部的电台和供给部的同志还落在后头，没跟上来”时，毫不犹豫带领骑兵师前去接应。“刚要过口子，敌人的骑兵就追杀过来，他一面指挥部队挡住蜂拥而上的敌骑，一面带领电台拼死向山里跑。”之后，“王树声带三百来人马，掉过头来，去梨园口解救被围困的红九军政委陈海松他们”，“又被敌军包围”。经过激烈的白刃格斗，“傍晚时分，王树声才杀出重围，来到一座山上”。由此看来，王树声打起仗来还是很英勇的，值得称赞。有益的启示有两点：一是王树声在逆境中的组织观念。王树声、杜义德、李新国等八个指战员，在分散潜返陕北之前开会商定，回陕北后相互证明党籍。这不但加强了党员的组织观念，而且省却了以后的组织审查等许多麻烦。二是王树声逆境中的生存智慧。当遇到鸣枪向他们索要武器的“黄番”（裕固族）时，王树声把自己的一只不好的手枪拿出放在雪地上，借机带大家脱身。在遇到土匪包围索要武器财物时，他又一次求杜义德等与土匪妥协，保证了大家的人身安全。这些都是值得吸取和借鉴的生存智慧。沉痛的教训是，王树声和杜义德不应错杀当时的骑兵师参谋长李彩云。这是1980年夏笔者在西安采访西路军之红九军作战科长李新国时得知的，李新国当时与王树声、杜义德等八人一起出祁连山的，亲眼所见。李彩云现已被国家民政部追认为烈士。杜义德将军对此事是认可的。据总政调查此事的温云湜处长说，杜义德对错杀李彩云的解释是，李是甘肃人，怕他把敌人引来。李新国当年对笔者的解释则是，李彩云原是红一方面军五军团的，张国焘带领以红四方面军为主的红军南下后，对张国焘有意见，西路军失败后与李新国一起表示对张国焘的不满，导致被错杀。不管什么原因，轻易杀人铸成了无法弥补的严重错误，这是需要我们后人牢牢汲取的沉痛教训。需要丰富完善的地方，主要是王树声接任红九军军长后，一直到梨园口狙击战这一段，王树声的经历和事迹太少。
十三、对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张琴秋的调查研究
目前主要有三种材料：一是《张琴秋》(64)，属小传性质，把张琴秋的生平基本写清楚了，但尚欠深细。二是《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65)，对张琴秋在西路军失败后被俘、被营救的经历，作了真实、细致、生动的记述，体现了她在逆境中的党性、组织能力和智慧，但对其之前和之后的情况未交代，因此欠全面。三是《张琴秋的一生》(66)，这是目前为止记述张琴秋的生平事迹最完善、最真实可信的一本书。该书对张琴秋在西路军中怀着身孕工作、参加临泽保卫战和突围时生孩子记述甚是感人。西路军宣布失败后，张琴秋做了三项重要善后工作：一是供给部长郑义斋牺牲后，她及时找到其妻子杨文局做了颇有成效的安抚工作；二是参与了对熊厚发等一批重伤员的就地安置工作；三是受委托处理一项十分棘手的工作：向一批伤病员和老弱妇孺传达石窝会议让他们就地分散的决定。这些都体现了张琴秋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领导干部的宝贵品质。分散游击时，李先念曾提议张琴秋随左支队一起行动，为了不拖累左支队，她依然服从组织决定，和弱小的干部支队一起行动，最终被俘。这种自我牺牲精神十分崇高。张琴秋被俘、逃跑、又被俘的经历，因有一同被俘者原红五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孔繁彬的证明，显得真实可信。上述内容，都是其他材料所没有的。这不但因为作者认真细致，下了大工夫，该书的编辑委员会、顾问、审定、审校也为该书的质量起了保证作用。其他某些单篇文章大都是根据上述三种材料写成的，几乎没有新材料、新内容。但该书“落难河西”一节也有四点不准确的地方：一、西路军由倪家营子地区向东突围的时间是1937年1月21日，不是该书写的“2月21日”；二、据黄火青等亲历者的回忆，张琴秋所参加的干部支队，是从左支队中分出来的，不是石窝会议决定组织干部支队；第一负责人是曾日三，不是该书所说的张荣或毕占云；三、据张掖党史办调查，曾任川陕省委妇女部长、与川陕省苏维埃主席熊国炳结为夫妇的张庭富，并非如该书所说在西路军临泽突围时牺牲，而是失败后被俘，历经曲折流落高台县，1960年带领四个子女返回原籍四川通江县洛江镇，现已年逾九旬，依然健在，其生平事迹已收入《飘落的种子》(67)一书；四、据《陈云传》等多种著作记述，西路军左支队到新疆时是420余人，而不是该书所说“到新疆时，只剩七百多人”。
与西路军相关的重要人物还有一些：一种是与西路军关系密切、重要，但因种种原因尚无专题文章，诸如毛泽东、徐向前，以及红五军政委、到新疆后以托派罪名被处决的黄超，目前无法述评。一种是有专题文章，事迹简历清楚，没有异议者，诸如西路军供给部长郑义斋烈士，红九军政委陈海松烈士，西路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吴永康烈士，红五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烈士，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常委、保卫局长曾传六，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原川陕省苏维埃主席熊国炳，西路军第三十军军长程世才，西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被俘后被朱德亲自点名营救回延安的刘瑞龙，西路军军人部部长黄火青，卫生部长苏井观，一局局长郭天民，三局局长宋侃夫，四局局长杜义德等，他们的事迹都很感人，只需进一步挖掘宣传，本文不再述评。还有一些师团级及其以下的基层官兵，以及苏维埃委员和包括宗教民主人士在内的支持和营救西路军的人物，拟以后再述评。
注释：
(33)李聚奎.西路军血的历史教训[G].1937年7月18日写于平泉镇，载中央档案馆藏《军事文献》一书。
(34)孙焕臻.关于西路军的几个问题[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1)。
(35)孙焕臻.还“西路军”以本来面目[J].历史研究与教学.2004,(4)。
(36)张国焘.我的回忆[M].东方出版中心，1998:303、352页。
(37)张亦民.驳张国焘《我的回忆》中有关“西路军”的谬论[J].党史研究，1982,(1)。
(38)史静波.红西路军大事记[J].青海社会科学，1981,(6)。
(39)许宪章，孙克立.红西路军大事记[R].中共甘肃省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1。
(40)丛进.关于“西路军”的几个问题——与张亦民同志商榷[J].党史研究资料，1982,(5)。
(41)程世才.悲壮的历程[M].春风文艺出版社，1958。
(42)李天焕.气壮山河[M].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
(43)裘珍.看《兰台存稿》怎样揭开西路军西渡黄河的真相[EB/OL].(2007-1-23)http://www.crt.com.cn/news2007/News/shmw/2007-1/23/01231019.html。
(44)袁成亮.张国焘与西路军的失败[J].党史纵览，1997,(4)。
(45)叶心瑜文在《党史参考资料》1981年第1期；程世才文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
(46)庞松.张国焘是怎样假借宁夏战役计划继续推行退却分裂主义的[J].党史研究，1982,(3)。
(47)杨迎春.张国焘反党分裂主义错误是怎样结束的[J].锦州师院学报（社科版），1991,(3)。
(48)张嘉选.红西路军史研究中有关问题的再探讨[J].社会科学（甘），1990,(5)。
(49)周忠瑜.西路军的形成和西进是党中央同张国焘斗争的一种妥协[J].甘肃社会科学，1998,(1)。
(50)详见朱玉.西路军问题初探；丛进.有关西路军的几个问题；陈铁键.论西路军.诸文。
(51)朱玉.西路军是执行张国焘的“西进计划”吗？待出版。
(52)夏宇立.海（源）打（拉池）战役流产原由、宁夏战役计划受挫原因探究.二文待出版。
(53)董汉河.张国焘应对西路军负哪些责任[J].甘肃社会科学，1998,(1)。
(54)董汉河.彭德怀对“西路军陷于孤立”的清醒认识和建议[J].甘肃社会科学，2009,(3)。
(55)(59)郝成明等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调查研究卷（下册）[G].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231-364。
(56)饶子健.漫漫西征路[G].见《峥嵘岁月》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143-148。
(57)一是程世才《关于西路军的材料》，二是黄火青的回忆录《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详见兰州西路军研究会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册，第39、366、419页。
(58)朱玉主编.李先念传[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286页。
(60)董汉河.西路军沉浮录[M].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61)郭晨.将帅落难记[M].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0。
(62)范江怀.王树声大将[M].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
(63)编写组.王树声传[M].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64)吕莹.张琴秋[G].载中共甘肃省委党史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悲壮的征程》上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
(65)董汉河.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J].西北军史文学，1988,(2)；后同名专著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第1版。
(66)谢燕.张琴秋的一生[M].中国纺织出版社，1995。
(67)王国华，孙瑛主编.飘落的种子[M].兰州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