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理论热点问题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比较文学论文,热点问题论文,理论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4年，谢天振教授在《中国比较文学的最新走向》一文中总结、评述了90年代以来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状况，并在分析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从比较诗学、中外文学关系、跨学科研究、翻译研究等十个方面对国内比较文学的发展趋势作了预测。正如他所预期的，近几年来，我国比较文学研究在以上十个方面，特别是在比较诗学、中外文学关系、翻译研究方面，呈现出逐渐深化的学术研究态势，取得了令人欣喜的学术成果。
如果说90年代初，我国比较文学界的理论热点问题是对“移中就西”、“X+Y模式”等现象的批评以及对比较文学定义的争论，那么近几年的理论热点无疑是关于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关系问题的争论。比较文学面临着又一次“危机”。而这次危机对比较文学学科的震撼超过历次。正如刘象愚教授所说：“如果说70年代以前关于比较文学的论争仍在文学的范围内进行的话，那么当代比较文学的论争已经离开了文学的领域，争论的要点已经不是在文学的范围内比较文学如何进行的问题，而是比较文学究竟是一种文学研究还是文化研究的问题。”[1]加拿大学者多多西也指出：“过去，文学研究中重要的问题不是研究‘什么’，而是‘怎样’研究，从而使比较文学成为一个切实可行的途径，因为它解决了这个‘怎样’的问题。而今，情形变得更糟，整个人文科学及其内部的文学研究处在攻击和压力之下，因此，不仅是‘怎样’研究成了问题，就连研究‘什么’也成了问题。”[2]
进入90年代以来，比较文学向文化研究转移的趋势日益明显，国际、国内比较文学界“文化热”持续升温。从国际方面来说，1993年，美国比协会长伯恩海姆以“世纪转折时期的比较文学”为题，发表了有关比较文学学科现状与发展的报告，提出，比较文学应该向文化研究方向发展。第14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即以“多元文化与多语种社会中的文学”为大会主题，第15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的主题也定为“作为文化记忆的文学”。国内在1995、1996两年间分别在北京、大连、南京相继召开了3次有关文学与文化问题的国际研讨会。1996年8月召开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5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主题即为“文学与文化对话的‘距离’”。一些省级比较文学研讨会也无一例外地都与文化有关。这一切都“进一步表明，中国比较文学界也已经加入了国际比较文学界从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发展的潮流之中”。[3]
比较文化研究或文化研究，是对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化还是对文学研究本质特征的消解？如何看待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关系？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今后将如何发展？比较文学有没有自己的学科理论，要不要建构，又如何建构？等等，这些问题成为近几年来我国比较文学界的热门话题，学者们纷纷撰文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中国比较文学》、《中外文化与文论》、《社会科学战线》等刊物，或召开学术座谈会，或组织笔谈，对比较文学界的理论热点问题作“焦点访谈”。
西方长达一百多年的比较文学研究，从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到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再到“文艺理论研究”，基本上是在由二希文化为源头的单一文化体系内进行的，跨文化问题，“在早期的以欧美为核心的比较文学里是不甚注意的”，[4]并且“对把文学现象的研究扩大到两个不同文明之间仍持怀疑态度”。[5]随着多元文化时代的来临，西方比较文学界对比较文学研究的跨文化问题表现出的困惑、产生的争议似乎是一种必然现象。而我国从80年代兴盛的比较文学研究，是从梳理中外文学关系开始的，比较研究的对象是不同文化体系内的文学文本和现象。所以，“跨文化研究”，有学者总结为“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基本理论特征”。[6]在比较文学领域内进行比较文化研究，或者说在文化层面上进行比较文学研究，对此，我国比较学者几乎都持肯定态度。他们认为，“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转向本来就是由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独特的跨学科、跨文化的性质所决定的必然发展趋势。”因为“有些文学现象也只有在文化这一更为广阔的领域内才能得到更为深刻、更为全面的阐述”，[7]这样就可以防止为学界所诟病的肤浅的文学比附现象。而“文化的探源比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由于不同文化模式而产生的文学上的许多误解、隔膜和歪曲，”[8]“跨文化研究”，“既顺应了国际比较文学发展的基本趋势，又深化和推进了比较文学研究，促进了学科理论的发展，”[9]并且“对不同民族的文化和文学理论的研究最容易把比较学者凝聚在一起并进行有效的对话”。[10]
可以看出，我国比较学者在对进行比较文化研究意义的看法上，观点基本一致。但由此点出发，由于学术关注点的不同，也产生了两种不同意见，具体反映在以下三个问题上。
一、比较文学研究是以文学为核心还是以文化研究为核心？
要深化比较文学研究，就必须在比较文化层面上进行。文化比较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前提，而文化研究又是个极为艰深的课题，面临着如何沟通，如何理解传统文化，用什么样的传统文化去与世界交流，如何对待文化差异和文化误读从而寻找到文化对话中介等问题。这是近年来乐黛云教授非常关注的问题。她连续发表了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如《文化差异与文化误读》、《文化相对主义与“和而不同”原则》、《比较文学的国际性和民族性》等。她指出：“以跨文化研究为核心的比较文学将以极其丰富的文学文本为不同文化的研究提供大量材料，因而成为文化研究的重要途径；对不同文化的深入研究又必然为比较文学研究开创新的层面，”[11]并且通过跨文化交流，“从多种文化的文学文本来探讨某些人类共同存在的问题和共同现象，从不同角度来解决人类在文学方面遇到的问题，在各民族诗学交流、接近、论辩和汇通的过程中，无疑将熔铸出一批新概念、新范畴和新命题。这些新的概念、范畴和命题不仅将在东西比照、古今贯通的基础上，使诗学进入世界性和现代性的阶段，而且也会进一步显示各民族诗学的真价值，真精神。”[12]她认为，以东西文化的互补、互识、互用为原则的双向交流，可以构成后殖民时代比较文学的基础。[13]乐先生并不否认比较文学的文学研究性质，她指出，比较文学“首先是文学研究，同时又必须是跨文化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但将学术眼光集中在文化研究上，将文学文本作为研究不同文化的材料，有学者指出这将会导致“文学本体的失落”。[14]
叶舒宪教授在《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一文中指出，不仅比较文学研究领域，整个文学研究领域在过去几十年来都在经历着由“内转”向“外转”的转变，“文化研究”成为人文学科研究领域的核心内容，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转型有其必然性又有其必要性。他认为，“比较文学研究者的‘危机’意识完全是学科本位主义的产物。”文化“淹没”文学的实质是文学研究的深化。“文化绝不只是文学背景或语境，也是文学构成的整合性要素，”所以“文化整合作用机制的发现和认识似应成为比较文学的核心任务之一”。他同意“比较文化研究未必是比较文学”，但认为“有深度的有‘洞见’的比较文学自然是比较文化”，所以“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靠拢，应理解为它的新生契机而不是危机”。[15]
谢天振教授指出：“比较文学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研究，它是文化研究的一部分。但比较文学研究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学研究，它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应该是文学。比较文学离不开作家作品的分析和解释，离不开以文学文本为依据的各种批评和阐述，离不开对文学现象的探讨和研究。”[16]“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不能抹杀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文学研究学科的性质，”文学文本不能仅作为文化文本的研究材料，而应该说明或解决文学问题。[17]刘象愚教授指出，造成比较文学非文学化和泛文化化的原因，除了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全球化造成的不同文化交流和碰撞的频繁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方的学术背景，即后现代的各种思潮、各种后现代文化理论相互消解，最终导致了对文学的颠覆。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转移似乎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但是，他认为：“比较文学必须固守文学研究的立场。比较文学的研究当然要跨越民族文学的界限，文化的界限，也可以跨越学科的界限，但不论跨到哪里去，都必须以文学为中心，以文学为本位。”“在比较文学中，文化研究并非不重要，但它只能作为文学研究的补充和背景，只能居于次要的地位。”[18]
从近年来我国比较文学界对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关系的争鸣探讨来看，我国大多数比较学者仍坚持比较“文学”观点。对这个问题的争论、意见上的分歧主要还是学术关注点不同，所以争论远没有西方比较文学界激烈。[19]谢天振、刘象愚二位教授认为，西方比较文学界的大争论并因此而引发的新一轮的比较文学危机，其实质是“比较文学自身理论研究的阙如和忽视”。[20]比较文学有没有自己的理论？要不要建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对此我国比较文学界有不同的意见。
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问题
从70年代开始，西方比较文学界兴起文论热，各种理论竞相纷呈，交相更替。所以前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福克玛认为，文艺理论研究已经具有了比较文学的意义，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去专门谈比较文学理论，甚至没有必要去讨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意义。为此，在第14届国际比较文学年会上，谢天振教授还与他发生过争论。[21]谢天振教授指出，这些理论、主义没有一个是属于比较文学自身的学科理论，它们都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而不是比较文学理论本身。[22]孙景尧教授也认为，理论“应当成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和比较文学方法论的发展动力，就像前两代比较文学家们所做的那样，而决不应该与此相反，用来取代比较文学或消解我们的学科”。他还进一步指出：西方形形色色的新理论都是欧美诗学和文学传统的产物，缺乏对当今跨文化体系的比较文学研究的普遍指导性，根本不能作为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论。[23]近年来，西方有学者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过时了”，[24]还有学者认为比较文学学科范围可以涵括整个人文学科，可以大得无所不包，国内也有人对比较文学研究的价值意义再度表示出怀疑，针对这些观点和现象，谢天振教授指出，现在“该是对比较文学自身学科理论进行深入思考和探讨的时候了！”他曾连续两次主持召开学术座谈会，讨论学科理论问题。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交叉性、边缘性、不断吸收新理论、新方法、研究范围不断拓展的特殊性学科，在“正名”问题上常处于两难处境之中。正如乐黛云教授所说的，“不设限，不成其为学科，固定设限又妨碍学科的发展。”她认为这门学科只能在“名”与“实”的不断发展中日趋成熟。[25]她还认为，“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现在已经是一回事了”。她对有没有固定的理论表示怀疑，并强调理论会限制我们的思想。[26]饶芃子教授也认为，比较文学的每一个阶段在每一个国家都赋予了新的东西，“我们所能做的，倒不是去制造一个理论，而是应该作一个梳理工作”，“从理论到理论不可能有大的突破”，我们所要做的是从一个个具体的文学现象入手进行研究。[27]对此，其他学者则有不同看法。谢天振教授认为，人们对比较文学发展前景的困惑和对比较文学研究价值的怀疑，都与缺乏对比较文学的理论研究有关，重视比较文学的理论研究，既是当前国际比较文学发展形势的需要，又能够明确中国比较的发展方向。[28]陈惇教授也指出：“没有理论建设便不可能建立学科的理论体系，不能获得自觉的理论意识，更无法很好地摸索学科的发展方向，当然，也就影响到学科的健康发展。”[29]陈惇教授认为学科理论建设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建立学科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研究；二是关于本学科学术研究和自身发展的各种问题的理论探讨。刘象愚教授提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核心是“立足自身，跨越疆界”，即跨越民族文学、跨学科、文化、语言的疆界，立足于民族、文学、比较文学自身。他认为“立足”与“跨越”的“相互关联和辩证互动构成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核心”。[30]
由于比较文学是一门不断发展的学科，它的理论形态，正如谢天振教授所指出的，不可能是定型的、成形的、有完整体系的理论。它既具有开放性特征，又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对比较文学学科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等应有一个基本的界定，从而明确比较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区别。[31]由于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特殊性，随着比较文学实践的不断深入，其学科理论也处在不断发展、丰富之中。即将出版发行的比较文学新教材《比较文学》可视为我国比较文学界对这些年来比较文学实践的理论总结，同时也是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三、比较文学“中国学派”问题
比较文学在中国大陆全面复兴之初，前辈学者，如季羡林、杨周翰、贾植芳、朱维之等都强调指出，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不妨有学派意识，通过扎扎实实的实践和不断的开拓，走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研究道路。这之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问题一直成为比较文学界的热门话题。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意见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需不需要提“中国学派”？二、“中国学派”应该有哪些特色？根基何在？意义何在？三、跨文化研究是否能说是中国学派的基本理论特征？
乐黛云、谢天振、刘象愚、孟华等教授对提不提“中国学派”不甚热衷，他们认为学派不能自封，不能为学派而学派。“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重要的是要取得重大学术实绩，从而在国际比较文学界发出自己的声音，赢得自己应有的地位。虽然他们对刻意建立“中国学派”持保留意见，但他们赞成并力倡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应有自己的特色。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特色也是一些赞成建立“中国学派”的学者最为关注的问题。这些年来，他们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学派”的特色和基点作了较多的探讨。“中国学派”一词创用者之一李达三先生主张要将中国传统发扬光大，融合法、美学派的研究方法，走“中庸”道路，提出“中国学派”就是“中庸学派”。而另外二位倡导者古添洪、陈慧桦先生认为，援用西方文学理论与方法来阐发中国文学应是“中国学派”的特色。孙景尧、叶舒宪、刘献彪、孟庆枢、杜卫等学者认为“中国学派”的建立应继承中国传统研究方法，不能仅借用“他山之石”，而要有自己的“此山之石”，把西方的理论方法同化到中国已有的学术传统中去，“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在中西沟通和融合的基础上，创造出“中国学派”独具特色的比较研究方法。关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基本理论特征和方法论，曹顺庆教授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一文中作了较为完整、系统的梳理和勾勒。他指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基本理论特征就是“跨文化研究”，即在跨越中西异质文化中探讨中西文学的碰撞、浸透和文学的误读、差异，在跨越异质文化的阐释过程中认识中国文学与文论的民族特色，在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寻求跨文化的对话和沟通，寻求中西文学与文论的互补、互识，在民族特色探讨与共同规律寻求的基础上，达到中西的融汇、贯通以及文学观念的重建。他还概括总结了“中国学派”的“阐述法”、“异同比较法”、“文化模子寻根法”等五种基本研究方法。[32]这些理论特征和方法是否为“中国学派”所独有？有的学者，如钱林森教授认为，“跨文化研究”是文化转型时期整个比较文学发展的趋势，是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新阶段，而未必就可以说是中国学派区别于其他学派的根本性特征。至于双向阐发研究、异同对比、文化模子寻根等跨文化的研究方法，“似乎也不为中国比较文学学者所特有的专用的方法，它广泛存在于西方优秀的东方学、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著作中，为20世纪各民族比较学者所共有。”[33]
如上所述，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是跨越两个异质文化圈进行的，所以近年来西方学界对是转向文化研究还是固守文学本身而争论不休的时候，我国比较文学界的反应则较为冷静；而西方赞成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如乔纳森·卡勒还在为跨越两个异质文化体系进行文学比较的可行性孜孜探寻的时候，[34]我国比较文学研究在这方面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纵观中国比较文学发展史，经过王国维、鲁迅、吴宓、朱光潜、钱钟书、季羡林、杨周翰等几代学者的开创、拓展、实践，“却顾所来径”，确实显现了中国化的特色，多有创获，对我国古代和现当代文学研究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我国比较文学在总结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实践经验和学术方法的基础上，一定能在比较文学发展的新阶段上，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注释：
[1][18]刘象愚：《比较文学的危机和挑战》，《社会科学战线》1977年第1期，第148、150页。
[2][28][29][30]《中外文化与文论》第3期，第24、34、28、43页。
[3][7][14][16]谢天振：《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对当代国际比较文学研究趋势的思考》，《中国比较文学》总第24期，第4-5、11、5、12页。
[4]叶维廉：《比较诗学》台湾光大图书公司1983年，第16页。
[5]威期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译本），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页。
[6][32]曹顺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中国比较文学》总第20期，第9、19-40页，并参见曹顺庆《阐发法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同上，总第26期。
[8][9]曹顺庆：《是“泛文化”，还是“跨文化”》，同[1]，第153、154页。
[10]乐黛云：《比较文学的国际性和民族性》，同[3]，总第25期，第12页。
[11]乐黛云：《世纪转折时期关于比较文学的几点思考》，同[3]，总第21期，第5页。
[12][25]乐黛云：《比较文学——在名与实之间》，同[2]，第1期，第93、91、94页。
[13]乐黛云：《后殖民主义时期的比较文学》，同[1]，第141页。
[15]参见叶舒宪《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后文学时代”的文学研究展望》，《东方从刊》1995年第3辑。
[17][20][22][31]谢天振：《面对西方比较文学界的大争论》，同[1]，第145、145、145、146页。
[19]参见乔纳森·卡勒《归根结底，比较文学是比较“文学”》，《中国比较文学通讯》1996年第2期；杰拉尔德·吉列斯比：《文学文化的重新联接》，《中外文化与文论》1996年第2期。
[21]《中国比较文学》总第20期，第172页。
[23]参见孙景尧《消解还是被消解——当代文论发展和比较文学发展的答见》，同[3]，第21页。
[24]这是Susan Bassnett在Comparative Literature-ACritical Introduction(1993)一书中提出的观点，最近她在《九十年代比较文学》（《中外文化与文论》第3辑）一文中修正了这一观点。
[26][27]《中国比较文学》总第21期，第187、180页。
[33]参见钱林森《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与跨文化研究》，《中外文化与文论》第2期。
[34]参见《“是什么使比较成为可能？”——乔纳森·卡勒对可比性的探讨》，《中国比较文学》总第2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