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姿多彩的“思想表情”——关于中国当代女作家作品的一次鸟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鸟瞰论文,女作家论文,多姿多彩论文,中国当代论文,表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中国女作家的创作一直保持着良好发展势头。收集在这本集子里的小说，正是这个时期繁荣的女性文学的一个侧面。它们不仅题材广阔，艺术探索也较活跃，所呈现的文学图象，色彩斑斓，煞是好看。
方敏《大拼搏》是篇动物小说，在整个集子里它是很独特的。方敏大学毕业后，曾在《小说家》杂志社当文学编辑，80年代后期去《中国林业报》任记者，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她把自己的创作视界，由反映知青生活转向对大自然的探索。90年代前期，当她在《新闻出版报》供职时，动物三部曲《大迁徙》、《大毁灭》和《大拼搏》就陆续问世了，并蜚声文坛。方敏写动物世界，不像有的作家那样，习惯于让动物体现人的意志和习性，把动物小说铺陈为关于人的命运的故事。恰恰相反，她善于客观地反映动物自身的生存原貌，呈现宇宙界的搏动和叹息；她还总是深情地弘扬生物界固有的生命情调，以表达她“以宇宙万物为友”的美好情怀。《大拼搏》写了中国历史上早有记载的鸟类——褐马鸡。这是一种高寒地带的野生动物，生活在冰天雪地的山区林间，以寻觅野果、蚂蚁等为生。它们不仅要抵御恶劣的气候和缺食的饥饿；还要抵御许多异类——乌鸦、狐狸、豹猫、腹蛇和金雕的偷袭、侵犯和强暴。它们正处于频临灭绝的危险之中。方敏在“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指导下，按照褐马鸡原有的本性和行为方式编织它们求生存、抗毁亡的故事，结果，褐马鸡的“类”形象栩栩如生地挺立在我们眼前。《大拼搏》以褐马鸡两代头鸡——雄鸡长角、雄鸡长脖及其家属的命运遭际展开情节，其间，对褐马鸡在特定处境下的特定情态，刻写得尤为精彩。无论是摹写雄鸡长角带伤猛啄金雕的战斗场面，还是彩绘雄鸡长脖毅然呵护两族小鸡的义举；无论是呈现雌鸡凤尾失子后疯狂、昏死的图象，还是叙描雌鸡花翎啄食霉菌孵化后代的煎熬情景，作者笔触极富灵性，饱蕴着母性的对生命的礼赞和情思，使褐马鸡这个“类”形象富于诗意，给人以很多联想和思索。褐马鸡这个赢弱的动物种族，凭着对生命传承的强烈渴求，凭着对下一代的有效呵护，凭着不畏强暴的拼死精神，它们到底战胜了无穷无尽的劫难，适应了自然意志而幸存下来。无疑它们的生存意志对于我们人类，自有一股启发和催促的力量。方敏认为，许多野生动物对于“物竞天择”的体验要比人类多得多。她说：“假如文学不是站在人本身和人类文明史的角度，而是站在世间万物以及无穷时空的角度，去反映生命存在的意志，人类是否会得到更多的启示呢？”（见《红蟹的启示》）方敏站在大自然和人类的交叉口看取生命的新生和毁亡，《大拼搏》所呈现的生命景观，竟然是那样地辉煌和残酷，那样地坚韧和脆弱，那样刚强和颤栗，颇富悲剧的崇高感。方敏动物小说的视角和所达到的艺术高度，是令人赞叹和感佩的。
方方是位颇具创作实力的作家。她自从成名作《风景》发表后，总能不断地给读者带来新的惊喜。人们不会忘记，《风景》、《祖父在父亲心中》和《桃花灿烂》等小说在读书界所引起的强烈反响。她的小说由于对社会生活能作出穿透性的逼视，在凡俗人生里赋予文化蕴含，同时对人性本真刻上复杂的印记，因而，读者从来不冷落她。晚近，她的《埋伏》受到欢迎，各选刊杂志转载，影视界为它拍片，反响又非同一般。《埋伏》的题材内容和艺术表现迥异于她以往作品。这是部公安小说，叙述了两位民间治安人员——钢厂的保卫科长和干事叶民主，协助警方完成对罪犯侦察和破案任务的故事。在《埋伏》里，方方的叙述变得有点像通俗小说。她运用大量的直叙、闲笔和侧写手法，烘染这场“埋伏”的兴味、无聊和疲惫；她又不动声色地采取铺垫、悬念和奇峰突起等戏剧性手法，制造这场“埋伏”的悲喜剧效果。这实在是一个让人哭笑不得又回味无穷的破案故事。科长和叶民主所在的埋伏点——鹤立山，是警方重案组组长杨高，凭一时的直觉冲动才设立的，过后，他对它并不重视，有关警方人员也都认为，在七个埋伏点中，鹤立山是“最不重要的”；21天后，当杨高让所有埋伏点撤离时，又是唯独没有通知到鹤立山，结果科长和叶民主在那里多埋伏了半个月时间。然而，正是这个被警方忽略，不屑的埋伏点，这个莫名其妙地被移长了坚守时间的埋伏点，使犯罪团伙首领——智者感到不解、困惑、起疑，最终导致他行动部署错位而落入法网。当然，方方没有把故事驻留于此，只作“形而下”的叙述，她聪敏地寓“形而上”意味于通俗故事之中，通过整体构思，使小说具有一种寓言的味道。有一些点睛之笔富有深意：如对忠于职守的科长之死的设计，如叶民主拒绝参加庆功会，拒戴破案功臣桂冠情节的铺叙，如叶民主女友在埋伏点铺撒野花的场面描写，都无不在唤起人们对生活中的愚弄的醒悟。《埋伏》将一种哲理意味和生活态度，暗藏在庸常琐碎的叙描之中，使雅与俗、形而上和形而下自然平易地融合在一起，它是方方进行艺术探索的新成果，值得重视。
90年代以来，毕淑敏佳作迭出，已成为当今文坛一位出色的后起之秀。也许因为她曾是个守卫在中国西部边疆的军人，又有过较长时间当医生的经历，在家还是位好妻子、好母亲的缘故，她的性格和作品都给人以刚柔相济的感觉，既豪迈开阔，又亲切温存。毕淑敏像许多作家一样，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写到死亡。晚近的《预约死亡》就是一篇集中摹写死亡和思考死亡的小说。之前，毕淑敏在名篇《阿里》、《女人之约》、《生生不已》里写几位女人公的死亡时，是让她们自觉地走向生命的结束，满怀深情地将人的尊严，人格力量，生命意识和母爱力量注入其间，使她们的死笼罩在人文精神的光环里，显得格外壮丽、肃穆和神圣。《预约死亡》却与它们有很多不同。该小说是作者采访临终关怀医院的医生和病人后的文学实录，展露的是普通人的正常死亡，艺术形式倾于散文化、散点式，而沉思的生死问题也广泛得多。当小说叙述人“我”（实际上也正是作者自己）带着我们走进北京一家临终医院采访的时候，我们很快被那里一个个干瘪枯萎的老人所震骇。中国人是忌讳谈论死亡的，她究竟想向我们说些什么呢？随着叙述人的引导，我们首先看到了对待将逝者的两种人和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尔后，我们又发现了东西方民族相异的死亡观念。临终关怀医院确实是“文明世界的象征”，在它观照下，崇高、善良、文明的字样会变得分外夺目耀眼；卑鄙而虚伪、愚昧的行径也会显得格外地触目惊心。然而，该小说最动人心魄的地方，却是作者主动请求住进病房，以对“死亡”作真切体验的行动。病房的阴气、光线、墙壁、床垫、病友，无不在猛烈地敲击着毕淑敏的神经，她预约死亡的行动实在勇敢，倘若没有一点超凡入圣的殉道者的劲头，是很难以想像的。当毕淑敏径直走进那些将逝者最后心灵的时候，她的感受更加深切。她领悟了将逝者视“死亡”为一个过程的睿智，她看到了将逝者对生命达观的态度，她还注意到将逝者对死后的希望，实际上正是关于生命的延续和永恒的期盼。假如说，一个人通过回顾灾难（包括他人的灾难），能够提高接受命运挑战的勇气和力量的话；那么，像毕淑敏那样地去体验死亡，就会获得更多更深刻的有关生命的哲学。毕淑敏在创作谈《炼蜜为丸》中写道：“我已经超然。是死亡教会了我勇敢，教会了我快乐，教会了我珍惜生命，教会了我热爱老人”。毕淑敏创作的经常性主题是，对人的深度的关怀和对生老病死生命现象的深入思索，《预约死亡》把这个主题引入了一个新境界。
《棉花垛》、《浪漫的黄昏》、《爱又如何》和《红羚》等四篇小说与上述小说不同，都是表现或涉及爱情生活的，属另一类题材，另一派风光。
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中国爱情题材的创作发展较快，而女作家的先锋作用也尤为突出。是女作家率先使爱情小说从以往政治文化模式中走将出来，而具独立意义，是女作家成功地突破“五四”以来爱情创作的圣洁模式，注“性”因素于婚恋题材之中；又是女作家站在女性本位立场，伸张女性在爱情中的权利和自由，呼出了对男性中心文化的抗争之声。然而，80年代后期以来，爱情题材创作出现了某种曲折。过分的肉欲、官能、性刺激的物质性描写，使这美好题材存在向性本能滑落的危险；而个别女作家过分的私人化写作，也存有使女性文学成为男性社会窥视对象而被物化、商品化的危险。本集收入的四篇婚恋小说都创作于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思想解放运动不断成熟的背景之下，女作家们对爱情问题的思考日趋沉着，未跌入非理性主义怪圈，因而，她们的爱情篇章有益于认识社会、人生和人性，影响积极。
《棉花垛》是铁凝的作品。铁凝是位优秀小说家，擅长摹写女性世界。80年代中期以来，她改变了创作初始单色纯情的笔触，使女性视角和思考日益丰满和成熟起来。《棉花垛》正是她铺写女性生存及其命运的代表性作品之一。《棉花垛》所展开的三个农村妇女——米子、乔和小臭子的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之前和之中。这些故事似乎离我们很远，但它们毕竟真实而催人深思。米子的故事，折射了某些传统妇女的生存方式和命运。她青年时代美丽诱人，但从不下棉田劳动，专靠秋日“钻窝棚”同男人睡觉，以换取棉花养活自己。后来，她只得同一个鳏夫成亲。她没有属于自己的青春和爱情，只有对男人的取悦和依附。小臭子是米子的女儿，乔是小臭子的女友。她俩的故事自始至终不宜分开。俩人后来虽非属同一个政治营垒，但俩人最终竟遭遇相同方式的毁灭。她俩的毁灭呈现了男权文化所酿制的女性命运的永恒困境。乔和小臭子在少年时代一起玩耍，甚至一起同男孩子做性游戏。长大后，俩人一起上抗日夜校，行抗日打扮。但乔成为了抗日干部，恋上抗日队伍里的同志——国。而小臭子抵挡不住物质诱惑，同汉奸鬼混，并出卖了乔。后来，乔被日本鬼子轮奸后惨遭杀害；小臭子呢？她在被国押送到县里听审的路上，先被国所占有，后再被国所枪毙。一个正义的乔被非正义的鬼子先奸后杀，一个非正义的小臭子被正义的国又是先奸后杀，这实在太令人震惊了。然而正是这一笔，铁凝揭开了男性世界对女性强暴式的占有欲和征服欲，呈露了他们对女性残酷蹂躏的性文化态势。原来世界上男权文化都一样地视女人为肉欲对象，而要任意地拥有和享用她们。铁凝是当今中国文坛上敏于女性性心理，谙于人类性文化的一位作家。她的《棉花朵》不仅驾轻就熟地铺衍了三个女性的性心理对其行为的驱动关系，更为成功的是，她把男性霸权主义文化放在战争背景下予以揭示、突现，对男权文化的针砭机智而有力。我以为，将它置于女性文学经典之列，是不为过的。
叶文玲也是位富女性意识的作家，以探索人性美、人情美著称。她创作初始的爱情小说也惯于作至情纯美的吟唱，倾于温情主义。然而，《浪漫的黄昏》不同。该作通过社会转型初期两代人爱情观的冲突，呈现社会生活变迁的历史性信息，环顾女性存在发生变化的文化景观，内涵变得丰腴和深沉起来。《浪漫的黄昏》里的母亲尹如婵，是位在旧中国历尽沧桑的老艺人，然而，她到底在改革开放年代得到心上人的爱情，黄昏岁月，让爱情之舟荡漾在轻波上。作者对这个人物，倾注了很多爱意，写起来也轻车熟路，在融融乡情和款款河水里，烘染了她苦难的身世和黄昏的恋情。于优美意境中突现出来的尹如婵具典雅之美，令人钟爱。女儿尹卉，可是位时髦的女商人，一家公司副经理。她有过糟糕的婚恋史，也痛恨那些欺辱过自己的男人；但她毕竟识得商场上的事务，不惜利用自己单身女人的性别优势，赢得生意场上的胜局。在她看来，单身女人在生意场上才能发挥其魅力和光彩，倘若结婚，反会贬值。尹卉关于婚恋观的大胆表白，展示了当今商品社会的爱情生意经。作者对尹卉这样的人物，于80年代中期尚属陌生，但她如实地描摹她，并注入自己的思考。小说结尾，作者安排尹卉为她母亲办寿宴的情节，通过母女俩人对寿宴的不同态度和做法，透露了商品社会对人情美、人性美的消蚀和异化作用。这样的写法，表明了叶文玲对现实生活变迁的贴近和敏感，是难能可贵的。
最近几年，张欣因为成功地刻写城市爱情和城市女性而得到文坛和读者的青睐。她常常以爱情为支点，揭示城市的物化世界、世俗利益对人的灵魂的影响和对情感关系的耗损；又总是以女性为主角，披露她们被围困、被扭曲、被牺牲的状况，从而期待都市的人们灵魂得到安顿、都市的女性生存价值得到重建。《爱又如何》是她很有影响的一个作品。《爱又如何》中的女主人公可馨原本是个幸运儿，是商品大潮把她的生活颠簸得乱作一团，家庭和事业的风帆全被撕破，她活得比在她家当过保姆的菊花都不如。可馨是按照传统的道德规范，是非原则去处事待人的，但事事败北、未获好果。爱情是她最后的停泊地，但同样被物化世界挤压得疲软、蹋陷，她不能不哀叹“爱又如何”。至于可馨的好友爱宛，从表面看，她比较适应工商社会，是商界瞩目的一颗新星。她荣任一家大商厦的经理，风月场上也不示弱，投入了两个男人的怀抱。但实际上，爱宛是带着孤苦的身世和创伤，生活在繁华世界的。寂寞使她渴望得到异性的关爱，孤独逼她独自去舔平自己的伤口。结果，她既无法抵住那品味低俗的“诗人”的诱惑，也舍不下那个在财力上给过她支持的烟老板的旧情。她过的是并不“纯粹”的生活，她没有家庭，没有亲人，谈何幸福？张欣并不在意自己的小说是否能成为人们人生的教材，而乐于以自己的城市人的故事，去为奔逐在生活兢技场上的人们“透透气”（张欣语），给他（她）们以精神上的松驰和抚慰。因而，她的小说在艺术上尤为舒展，人物性格复杂但保持适度，故事情节曲折但情调温馨，语言流光溢彩但自然流畅，能把深刻的道理明白化，通俗化。《爱又如何》正是这样把内容和形式结合得很得体的小说，给人以舒心缓意的惬意感。
杨泥的《红羚》是这本集子里唯一的短篇小说。它虽篇幅短小，情节简单，但红羚这个人物塑造得奇特诡秘，给人留下颇耐咀嚼的印象。红羚的少女时代被一桩同男孩毛哥“幽会”的谣言所追逐，她一直背着“坏女孩”名声随母亲四处搬家，备受冷遇。在大学里，她与男同学周乔发生了一次性关系，周乔对此事持漫不经心的态度，红羚对此事也没有留下太多的刺激和感觉。后来，她办起一家小公司，一位雇员李一，在走进她办公室的同时走进了她的家门，俩人随遇而结成夫妻。成婚后，李一对红羚顺从、照料，甚至对所有发生在红羚身上的事情，都持“没有意见”的容忍态度，什么毛哥、周乔、总经理，他全不理会。他常沉默，但这沉默就是真正的理解吗？他常“付出”服务，但这“付出”就是真正的爱情吗？俩人没有激起过真实的感情火花。红羚感到同李一生活在一起，有一种茫然的感觉。爱情的不幸，在于它不曾存在。婚后，伤痕累累的红羚对爱有过朦胧的期待，但李一没有醋意，没有愤怒，没有激情的姿态，让她如何处之？她陷入的是真正的不幸。杨泥对红羚这个人物心理发展的处理，没有在她阵痛痉挛的时候戛然而至，而是继续披露她人格深层失落，人性深度弱化的趋势。不是吗？当红羚领悟到与李一的关系已经“彻底完了”的时候，她的心反而轻松下来，感到眼前敞亮，她还预感到未来不会有什么变化，一切会照旧下去。作者采用冷调子但却具有张力的叙述，以及通过环境烘染人物的手法，来写红羚的心理传奇，沉着而含蓄地展示红羚这类人（包括周乔、李一等）什么都无所谓，都不经心的生态和心态，相当令人回味。红羚和她伙伴们的悲剧根源，不全在于他（她）们无奈的命运，而更在于他（她）已经或正在丧失生存的意义和目标。红羚是当今文坛上尚不多见的艺术形象，而小说《红羚》则是杨泥创作道路上的一个新标界。
我很欣赏铁凝关于小说的一种说法。她认为，小说表达的思想圈是有限的，但小说家创造“思想的表情”可以很有力度、很丰富（见《优待的虐待及其他》）。七位女作家的心灵气象万千，她们在小说里对生命、爱情、世俗、人性、人文精神的思考和表达，却是那样地多姿多彩而具中国特色和情调。我愿为她们祝福，祝愿她们的小说能让世界各地的读者产生心灵上的共鸣，祝愿她们创造出更多更精湛的“思想的表情”，在文学这个永恒事业中取得更大进步。
注：本文是作者为《中国当代女作家作品选（之六）》所写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