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的“文革”岁月：九死一生历尽磨难
◇陈利明
团中央第一书记也在劫难逃
1966年夏季“文革”爆发。此时，团中央首当其冲，作为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在劫难逃。
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设立中央文革小组的通知，由“左”得出奇的陈伯达任组长，反革命阴谋家康生任顾问，一直做着“女皇梦”的江青任第一副组长。他们驾凌于中央政治局之上，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搅得“周天寒彻”。
6月3日，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针对当时运动混乱局势，依照惯例决定向北京市的大学、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力图“文革”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会上决定北京市中学“文革”由团中央负责。
为此，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了以胡耀邦为首的书记处3个书记组成的领导小组。随后从北京和全国各地抽调1800多名干部，组成300多个工作组，陆续向北京8个区的中学派出，并在各区成立工作队，由团中央部分书记、常委、部长担任队长。
7月24日，工作组进驻各中学不到两个月，毛泽东便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认为进驻学校的工作组，干扰了“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镇压了学生运动，便作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29日，康生、陈伯达、江青、王力倾巢出动，指挥批斗工作组，从而掀起一股各学校赶打工作组的武斗歪风。
江青指责胡耀邦等人“步入歧途”
“文革”期间，林彪狂热鼓吹“顶峰论”“三忠于”“四无限”等现代迷信，胡耀邦感到非常厌恶；林彪提出学习毛主席著作要“立竿见影”，胡耀邦提出不同看法，认为这种提法是不准确、不科学的。他说：“毛主席哪能万岁呢？只有封建社会才喊皇帝‘万岁’，我们不能搞封建社会那一套。”
胡耀邦敢于承担责任，挺身而出，坚毅地回答：“是我派的，我是团中央第一书记，我有责任！”江青阴阳怪气地讽刺说：“你怎么由‘红小鬼’变成了‘胆小鬼’？你不敢揭露刘少奇，明明是为他开脱，你承担什么责任？”未等胡耀邦反驳，江青又问胡克实：“你是什么成分出身？”胡克实回答：“我是做房产生意的小商业者出身。”江青不无讽刺地说：“哦，卖瓦片的。”接着又问胡启立：“你呢？什么出身？”胡启立回答：“旧官员出身。”江青又歪着脑袋，不可一世地问王照华：“你出身什么阶级？”王照华大声说：“出身中农！”
近年来，在大田中后期，贵州省黔东南州受持续高温多雨天气的影响，导致多数烟区集中连片爆发赤星病等叶斑类病害。如2018年，贵州省黔东南州的凯里市、施秉县和天柱县等烟区发生严重，虽进行药剂防治，但防治效果不理想，造成烟农弃烤或抢烤后烟叶等降低及级外烟叶较多，导致烟农经济损失严重。经初步统计，因病抢烤的比例达22.88%，因病弃烤的比例达1.97%。
“哦，烧窑、卖瓦的，是一把的！”江青摇头晃脑，摆出盛气凌人的派头，哼着鼻子说了一通“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指责团中央领导“文革”不力，已步入歧途。她最后气焰嚣张地说：“团中央非改组不可，你们回去吧！”
拒绝与康生握手，敢于嘲笑林彪
胡耀邦曾对《中国青年报》记者周倜谈到“文革”遭遇时说：“我感到最苦闷的时候，不是在团中央住牛棚的时候，而是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那一段时间，当然，那时不可能想到他会叛党叛国，但是我已经察觉到两点：一是林彪对干部不公正，把他的人不分青红皂白都拉上来，像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这些人，我早有所了解，知道他们是什么货色，但他都拉上来，结党营私；同时排除异己，对他有意见的人狠整，打下去置之死地而后快。我在九大小组会上，用别的方式提了一点意见，说洪湖苏区没有中央委员；二是说林彪的干部政策、关于改造世界观、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是荒唐的。我开完九大回到黄湖后，就再不提‘林副主席’了。”
果不其然，8月13日至15日，一些红卫兵和中学生占领了团中央机关大楼，团中央机关工作陷于停顿，受到“造反派”和红卫兵的严重冲击。有人公然指责共青团是反“毛泽东思想”的“生产团”，胡耀邦一夜之间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反革命”，接着又成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忠实走卒”，被革命造反委员会“打倒”。
Study on the variation law of pollutant mixing zone in the bend river
接受过无数次“外调”与“审问”
式中：ρ为从校准曲线上查得试液中硫酸根的质量浓度，μg/mL；V1为测定试液的体积，mL；V为试液的总体积，mL；V2为分取试液的体积，mL；m0为试样的质量，g。
在九大会议上，康生主动伸出手想和胡耀邦握手，胡耀邦不屑一顾，扭头便走。因为他认为康生是“老左”，在1942年延安“大搞抢救失足者”，把一批知识分子和年轻干部打成叛徒、特务、自首分子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康生讨个没趣，从此，对胡耀邦怀恨在心，四处活动，伺机报复，终使胡耀邦未能当上九大中央委员。
党的九大前夕，胡耀邦作为“走资派”正接受批斗，周总理请示毛主席，要找几个年轻的八大中央委员担任九大中央委员，目标是胡耀邦和谭启龙两个“红小鬼”。但由于康生的记恨，在九大会内会外进行非组织活动，康生的阴谋得逞，胡耀邦仅当了一名九大代表。
胡耀邦在受审查期间，接受过无数次“外调”与“审问”，先后写过100多万字的材料。他自己认为，除对一位领导同志一度上纲过高外，一般都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林彪曾指使人批斗他十几次，逼他写材料证明一个老干部曾“叛党通敌”。他说：“叛党通敌不能随便乱说哟，我反复想，不是这么回事，始终坚持不写假材料……”
1966年8月31日，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派王力到团中央宣布罢免一大批团干部的官。尽管康生当时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可那天晚上，胡耀邦还是公开讲：“康生是老左”，并谈了对江青、王力等人的看法。
1966年8月1日，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一伙，召集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王照华等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到钓鱼台国宾馆“训话”。江青以“太上皇”的姿态歇斯底里地问胡耀邦：“你是什么成分出身？”胡耀邦理直气壮地回答：“下中农出身！”江青接着咬牙切齿地问：“团中央为什么要派工作组？”这是明知故问，因为派工作组是刘少奇、邓小平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的决定，江青企图通过胡耀邦之口揪出派工作组的“黑后台”。
时计中央半球形的地球表面为一幅雕刻及手绘的地图，细致像真呈现海洋，山脉，沙漠及森林；处理地球表面有相当难度，当中涉及BOVET 播威在2017年起采用的一种技术，画匠在微绘时在颜料中混入夜光剂，令地球在黑暗中发亮，就像在太空观测到的地球一样。
不违心做事，拒绝“揭发邓小平”
对于江青其人，胡耀邦早在1938年在军委政治部任副主任时，就有看法。他曾对彭平说：“我对江青印象不好，她有点矫揉造作。”他对江青在“文革”中的表现，更是嗤之以鼻。
刁德恒提提裤子，便领着手下闯到河东窑。“烧窑的，你给老子滚出来！”刁德恒一反在日本人面前低三下四的狗熊样，双手叉腰，厉声叫喊。
在干校，有人请他讲党史，他欣然应允。讲党史时，他结合自己的经历，实事求是，生动形象，爱憎分明。他还对干校的学员盛禹九说：“我们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这是难免的，是很正常的。正确或错误，要靠实践来检验。作为共产党人，在任何时候都要实事求是，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能投机取巧，胡说八道。”
他正是这样讲也是这样做的。在干校，军代表要他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走资派”，他坚持不承认，不签字。他坚定地说：“我有错误但不是‘三反分子’，不是‘走资派’。”军代表拍着桌子吼道：“你在北京挨斗时，已经承认了，现在怎么翻供了？”胡耀邦满脸严肃，不紧不慢地说：“那个时候嘛，对形势看不清楚；再说，我是团中央的一把手，我不承认，其他几个书记处书记担当不起，受不了啊！”
军代表板着面孔，恶狠狠地问：“你看怎么办？”胡耀邦快言快语，毫不含混：“那好办，你们把对我的结论报上去，我也写出我的意见，请中央决定。”军代表将“审查结论”上报以后，周总理立即把胡耀邦调回北京，归中组部直接管理。就这样，在“文革”被审查的5年中，胡耀邦始终未在“审查结论”上签字，表现了藐视颠倒是非的倒行逆施，显示他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
敢于实事求是，敢于探索真理，敢于同敌人作坚决斗争，正是胡耀邦的高贵品德所在。胡耀邦就是这样一位有铮铮铁骨、凛然正气的人！在干校军代表要他“揭发邓小平”，他严词拒绝：“我没有什么揭发。”要他写别人的“材料”，他不投别人所好，更不写违心的话，不添油加醋，而是实事求是，不屈服于压力。宁愿自己迟迟得不到“解放”，也不伤害他人。
分车带按其在横断面中的不同位置与功能分为中间分车带（以下简称“中间带”）及两侧分车带（以下简称“两侧带”），分车带由分隔带及两侧路缘带组成。
（摘自《从红小鬼到总书记：胡耀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