淋下效应与极化效应：香港和上海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效应论文,香港论文,上海论文,中国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香港是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内地改革开放以来，它通过贸易和投资的途径对中国经济增长、特别是华南地区的起飞作出了贡献，成为南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展极。90年代开始，中国调整了经济发展战略，确立了上海在全国经济发展中“一龙头、三中心”的地位，培养其作为带动全国经济的增长点。作为经济发展极或增长点，两地对全国经济的发展能起到辐射和带动的作用，即所谓“淋下效应”，但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即“极化效应”。那么两地对全国经济的发展的影响有何不同，这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内容。
一、“淋下效应”与“极化效应”的理论
一个区域经济发展对另一个区域的带动作用或辐射作用，实际上可视为经济增长在区域间的传递。这一问题早在50年代就引起了发展经济学家们的注意，而且有了许多经典的论述。其中，美国经济学家艾伯特·赫希曼的观点颇有代表性。
赫希曼认为，发达的“北方”对落后的“南方”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即“淋下效应”与“极化效应”（相类似于缪尔达尔提出的“扩散效应”与“回波效应”）。淋下效应的实现途径包括：（1）北方购买的增加和南方投资的增加， 可以解决南方市场需求和资金短缺的问题。只要两个地区的经济是互补的，这种关系便能发生。（2）北方可能吸收一部分南方潜在的失业人口（富裕劳动力）， 并由此而提高南方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及人均收入（消费）水平。而极化效应则表现为：（1）内部移民，即随着南北方的接触， 由于技术性工作的流动性最高，南方的关键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可能最先地流向北方；即使是对南方隐性失业劳动力的吸引，往往也是富有进取心的年轻人优先。（2）资金逆流。 发展起来的北方的资金回报率往往高于未发展的南方，出于对利润的追逐，南方所能产生的少量资金必然会向北方流动，从而造成南方的资金更加紧缺；而南方的资金更紧缺，其发展水平与北方进一步拉大，投资环境进一步恶化，形成恶性循环。（3 ）贸易转移带来的福利损失。由于北方在一些南方没有的行业中实行工业化，南方以前可以按较低价格进口的商品，现在都必须在高额关税保护下向北方购买，因而在贸易条件上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造成福利损失。
二、香港和上海是中国经济的增长点和发展极
香港经济经过战后三十年的恢复与发展，到70年代末以后逐步成熟，开始具有对外辐射的功能。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前，同样是出于寻求低成本的目的，香港的制造业就已经开始对外投资（主要在东南亚地区）。内地的改革开放搬掉了制度上的障碍，由于地缘和人缘的便利，香港与内地、特别是广东的经贸关系迅速密切起来。大规模的“港厂北迁”在广东初期工业化的进程中功不可没。到1990年，香港投资对广东工业总产值和固定投资的贡献率分别达到32.4%和11.2%。另外，根据测算，1979—1996年广东经济增长率年均14.3%，其中3.2 个百分点是由出口带来的，外来直接投资（FDI）的贡献也有2.6个百分点；而根据《广东统计年鉴》的数据推算，广东的外贸出口有70%是与香港进行的，而广东吸引的外资中70%以上是香港资本。80年代以来，香港已经成为带动南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展极。
与上海相比，香港这个增长极乃是置身于中国内地经济体系之外的独立经济，其辐射功能的形成基本上并未借助中国内地经济的作用。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香港虽然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但却长期处在英国的管制之下，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系。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与香港分别实行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两个经济体系的分离更趋明显。由于闭关锁国的政策，在80年代以前，除了内地为香港提供必须的生活品外，香港经济的成长与中国内地不相关联，而是尾随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轨道。尽管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后，两地的经济往来迅速密切起来，内地因素对香港经济的进一步成长以及多种国际经济中心地位的形成和巩固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而且香港在1997年7月1日回归，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但是内地与香港仍是两个不同的经济体系，在回归后实行“一国两制”政策，商品、资金和人员仍然不能完全自由流动。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认为，香港是个外生的增长极。
与上海相比较，香港这个发展极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其外生性。由于“一国两制”的特殊安排，香港对内地经济发展的影响就有其独特之处。
2.上海是国家政策培育的经济增长点
建国以来前30年，中国基本上推行了平衡发展战略，在中西部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其结果可以说是从“共同富裕”变成了“共同贫穷”。因此，在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就必须建立自己的经济发展极或增长点。改革开放20年的实践证明，在港澳辐射下发展起来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对北方、中西部地区的辐射能力却不强，发挥不了全国经济发展极的作用。90年代初，国家进行了战略调整，把注意力转移到长江流域和上海。浦东开放开发、上海“一条龙、三中心”地位的提出，标志着国家重建上海作为新的增长点的重大决策的形成。
上海虽然在改革开放的头20年中发展相对滞后，但它毕竟仍是中国的最大工业基地和技术基地，其经济规模也不小，1989年其国民收入占全国4.47%，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6.88%。培育上海作为发展极，国家要做的主要就是提供必要的要素和基础设施，以吸引厂商和资本，包括外资，而外资的进入，又有助于增强创新能力。因此，国家一方面通过大规模密集投资来改善上海的基础设施投资环境硬件，直接驱动上海作为经济增长点的成长；另一方面国家又通过政策倾斜，提供各种优惠措施来增强上海对外资的吸引力。浦东开放开发就给予了比特区更特的优惠政策，如在1994年其他省份取消财政包干制度的时候，上海仍采用财政包干制。国家还把许多新的政策，如开放保险市场、银行业务等，在上海进行试点，外汇市场、银行拆借系统的控制中心也都设在上海。
与香港相比较，上海作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最大特点是它作为完整的全国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与其他省份比较而言也没有超脱的相对独立性；同时，与全国、甚至长江流域其他经济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相比，它在发展水平上并没有非常明显的落差，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上海需要强调的仍然是自身经济的增长。
三、淋下效应和极化效应的比较
下面我们将从各方面比较上海和香港对中国经济产生的淋下效应与极化效应。
从贸易与投资上看，1979年以来，中国内地的外贸出口有八成左右是同香港进行的，其中包括经香港转口到世界各地。如果将转口部分扣除，则两地间真正的贸易量将大为逊色。但从有关资料可以推算1991年上海的省际贸易相当于对外贸易的72.7%，当年上海的外贸总额80.44亿美元，则省际贸易为58.5亿美元，若其中一半属于上海购买，则有29.3亿美元，相当于1991年香港从内地进口的2933.56 亿港元（不包括从内地来经港转口）的8%； 即便加上当年上海商品零售总额也仍不足香港从内地进口额的三成。香港在贸易方面占有明显的优势。在投资方面，上海虽然也向其他省份投资，但却远未达到净输出资金的程度。1996年头5个月，上海在外省的投资累计有91.34亿元，而外省市在沪企业的注册资本却达到134.07亿元。而香港则已是一个成熟的发展极，达到了资金净流出的阶段（表1）。一直以来， 香港在内地的全部外来投资中占有近四成的份额，到1996年底，香港在内地的投资已累计达1070亿美元。另外，表2 关于香港银行体系对内地债权情况也表明了香港的银行体系对内地资金净流出的情况。
表1 近年来香港所有认可机构海外债权净额（亿港元）
年份 1991
1992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对银行的-8990 -9970 -11860 -13490 -15700 -15266 -14803
债权净额
对非银行客 14660 133104980 16000 18420 17467 15059
户债权净额
净债权总额
5670 33503130
2510
2710
2201256
注：负数表示净债务。
资料来源：香港金融管理局：《金融数据月报》。（表1、2均同）
表2 近年来香港银行体系对中国内地债权净额（百万港元）
年份 1991
1992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对银行的
-36044 -38172 -16400 -49166
7444936 47396
债权净额
对非银行客 43098 49434 49725 53792 55698 58982 54367
户债权净额
净债权总额
7045 11262 33325
4626 63142 59918 10763
显而易见，在贸易和投资方面，香港的淋下效应要远大于上海。
从吸收劳动力的情况看，香港投资在广东雇佣的工人达300—400万，以广东利用的港资占全国的60 %推算， 全国受雇于港资的工人应该在500—670万之间，这一数字已超过1996年上海市职工总数455.87万人。若考虑到偷渡、移民、劳工输出的情况看，香港在吸收内地劳动力方面的贡献将更大。我们虽然没有上海吸收外省劳工的数字，但却已有理由相信香港在这方面的表现并不比上海逊色。
内部移民的情况在沪港两地都存在。上海经济发展较其他省份为快，生活条件、工作环境相对优越，必然会形成对管理技术人员、各地的大学毕业生形成吸引力。而香港从内地输入人才，内地移居香港者多是有一技之长者，偷渡者也多为年轻、有雄心壮志者，这些都可视为内地人才的流失，也属于一种极化效应。由于缺乏详细的资料，我们无法对两者作具体的比较，但大致而言，考虑到“九七”前严格的边境管理制和“九七”后“一国两制”的安排，内地的人才市场逐渐形成，人才流动趋于活跃，大学毕业生就业地域限制放宽等因素，我们有理由认为香港造成的这方面的极化效应要小一些。
在资金逆流方面，上海也并不优于香港。上海是一个刚刚创建的经济增长点，它本身还处于资金净流入阶段。到1993年底上海全市外地投资企业总数9169户，累计投资金额277.53亿元。其中1993年新增4641户，金额163.39亿元，1993 年新增的投资额相当于全国当年总投资额15568亿元的1%，可见上海对全国资金的“挤出效应”并不大。 但从发展趋势看，上海在进一步扩大开放以后对资金的吸纳显然迅速加快。1993年新增外地投资的金额相当于过去13年累计数的144%， 在往后的几年中也都保持着很高的水平。另外，更重要的是上海“一龙头、三中心”的战略地位确立以后，它在国家投资分配中的地位显然又大大吃重了。内地在香港的投资并没有十分准确的数据，但据估计，到1995年底投资累计数达250亿美元。这个数字虽然十分可观，但众所周知， 内地在港投资主要发挥窗口和桥梁的作用，并担负着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任务。可以看出，在港内地资金主要集中在贸易、金融与保险和运输行业，这也表明了在港内地资金的窗口和桥梁作用。
至于贸易转移，由于香港是一个独立的关税区，与内地并没有结成自由贸易区或关税同盟，所以它在内地与香港之间并不存在。而上海本身即在内地关税区内，自然受到中国较高关税的保护。但是，随着中国加入WTO、不断降低关税、开放市场， 上海受到的保护作用也日渐减少，其贸易转移效应也逐步减弱。
四、结论
总括起来看，香港形成的淋下效应要强于上海，而上海产生的极化效应则要强于香港。值得指出的是，香港之所以有较强的淋下效应和较弱的极化效应，主要受益于“一国两制”的安排。赫希曼在比较地区间和国际间经济增长的传递之后，认为地区间的淋下效应和极化效应都比较容易发生，因而提出“最佳体制安排”的建议：在某些方面将一个地区（发展极）视同一个国家（以减弱极化效应），而在另一些方面将一个国家视同一地区（以增强淋下效应）。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脱离母体的百年间也从未中断与内地的联系，内地改革开放以后，两地的经贸关系迅速发展，香港回归祖国后则更密切；而“一国两制”的政策则保留了香港独立关税区的地位，其经济体系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从这一意义上讲，“一国两制”的安排正是赫希曼“最佳体制安排”的一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