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以来，我国的理论界和学术界基本上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同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即便是在出版的有关专著、教材中，还是在大量的理论宣传和发表的学术论文中，这一现象几乎普遍存在。甚至在同一本著作或同一篇文章中，也常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混同使用①。这给人们造成了极大的认识混乱。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两个不尽完全相同的概念，我们不能把它们简单等同起来。即使要混同使用，也必须加以说明，以示区别。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的不断推进，特别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我们更应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两个不尽完全相同的概念作出正确的理解和把握，以正视听。
一、两个概念的由来及变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作为一种哲学意义上的实践活动，学术界普遍认为是从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就已开始了，但如果作为中国共产党“经典文献”中的一个特定概念(有人称“马列主义中国化”)，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态度、原则，则是在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并确定下来的。在这次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并使用了这一概念，同时把它作为一条根本原则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原则确定下来。他说：“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 在这里，毛泽东已经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阐述的非常清楚。
同毛泽东的政治报告相呼应，张闻天在其组织报告《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中也提出了“组织工作中国化”的方针。他说：“在组织工作中必须熟悉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但必须严格的估计到中国民族的、政治的、文化的、思想习惯的各种特点，来决定组织工作的特点，来使组织工作中国化。”[2] (P584)“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方法是国际性的，但我们是在中国做组织工作，一定要严格估计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族习惯、道德的特点，正确认识这些特点，再来决定我们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工作方法。我们要的是国际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我们要使组织工作中国化，否则我们就不是中国的共产党员。”[2] (P225-226)他指出：“将外国党的决定搬到中国来用，是一定要碰钉子的。所以不仅要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而且要在民族环境中来实现这些原则。”“所以我们要有原则性，还要有具体性，要根据各地的情况实现我们的原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反对千篇一律。”[2] (P226)在谈到宣传教育工作时，张闻天也明确提出了“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说：“宣传马列主义，提高全国的理论水平。特别要注意以马列主义的革命精神与革命方法，去教育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并以此去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各方面。要认真的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它为中国最广大的人民所接受。”[3] (P622)在关于党校的教育方针中，他提出的第一条就是：“理论与实际的联系，特别着重于马列主义的革命精神与方法的教育，着重于拿实际问题说明马列主义的原则。”[3] (P62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全体成员所接受。1938年11月6日通过的《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第五部分“自卫战争中的中国共产党”中明确提出：“必须加紧认真地提高全党理论的水平，自上而下一致地努力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学会灵活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3] (P702)正是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根本原则指导，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才能不断创新中国革命的理论并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一步一步走向胜利。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这一原则也受到过苏联的指责。在苏联人帮助修订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出于尊重斯大林和苏共考虑，特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成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甚至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直接删去。[4] (P429-430)提法进行了改变，并不意味着原则的改变。
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学术界和理论界又逐步使用起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而且越来越广泛。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共中央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国务院学位办也于2005年正式批准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同时下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5个二级学科，由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就被规范化、制度化(法定化)了。
从时间上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概念比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使用的时间要晚一些。就现有的文献资料显示来看，最早使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概念是1942年。当然，这一概念经历一个由“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到“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再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等演变过程。1942年年7月1日，朱德在《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一文中，首次提出并使用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理论”这一概念。他说：“今天我们党已经积累下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正确的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5] 翌年11月10日，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中，又提出并使用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这一概念。他说：“我党自从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九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6] 此后，1944年2月17日，彭真在关于中央党校第一部作整风学习与审查干部的总结中，在讲到整风运动的实质时，也提出了“毛主席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思想”这一概念。[7] (P100-101)
明确提出并使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是在中共七大的重要文献中。1945年5月，刘少奇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他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完全新式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而在最坚固的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党”；“中国共产党产生以来，产生了、发展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特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这个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8] (PP314-315)
这之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概念使用的并不广泛。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江泽民多次使用“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概念，致使这一概念又被逐步广泛使用起来。但人们还是习惯使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和使用，从时间上看，确实先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
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概念有机相连并同时使用的，最早是刘少奇在中共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他说：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极大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的科学还不发达等条件，“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是一件特殊的、困难的事业”。而正是毛泽东，“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他说：毛泽东思想就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8] (PP314-315)而且在报告中频繁地同时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概念。这个报告，充分表明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已达到一个新水准，刘少奇的这篇报告也因此而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声名卓著的经典之作。
二、两个概念的基本内涵
从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属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但它毕竟不是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简单相加，它更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具有普遍性，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则主要针对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它产生于20世纪中国，并生效于20世纪中国。在解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时，一定要首先把握上述两个基本特点。此外，要想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形成更全面、更准确、更丰满的认识，还必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理解：
第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而非他国的。有学者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的”，[9] 这种表述实际上把主次颠倒了。我们认为，之所以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目的是为了区别“俄国化”、“英国化”、“日本化”、“法国化”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主体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全党和全国人民，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更不是列宁、斯大林。是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和领导集体针对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而有目的有针对性地选择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等分析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并在实践中不断创造性提出自己具有时代特点的新观点、新理论、新思想的总和和代称，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创立的。
第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虽在范畴上属性“马”，但实亦姓“毛”、“邓”以及其他等等。也就是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核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它在语言表达、思维形式、理论成果、解决问题等方面存在完全的不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按照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方向结合中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而不断前进所形成的理论体系，它虽然可以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或是说成马克思主义的抽象化，但它毕竟被毛泽东、邓小平等我们党的领袖们把它们给具体化了，成为新的时代语言和新的理论体系。我们把这些理论体系分别称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
第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新的而非原来的旧的成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等在19世纪40-90年代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列宁等在20世纪初创立的列宁主义在中国的直接的简单的运用，而是20世纪20年代一直到21世纪初在中国创立的全新的理论形态。这个理论具有新的时代特点、新的内容、新的理论形态等。它是被实践所证明了的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行动指南，是中华民族团结振兴的精神支柱。
总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先进的知识分子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实际问题而逐步形成的全新科学理论，是中国时代的产物。就目前来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它们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成果，是毛泽东、邓小平和我们党的其他领袖们创建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体中国人民聪明才智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深深扎根在中国土壤，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这样几层意思：一是从内容上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的应用它。毛泽东认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不应当割断历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包括同中国社会的历史实际、中国文化传统的实际相结合。二是从形式上马克思主义要有中国的民族形式。毛泽东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毛泽东指出，事物在发展中，新的东西层出不穷，马克思主义要与不断变化的实际相结合，在中国革命的全过程中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除此之外，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笔者认为还应该包含以下三个基本要素。
其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立主体是“马克思、列宁”而非别的什么人。马克思主义诞生在西方，相当一个时期运用于西方指导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第一、第二国际都没有考虑向东方、特别是向中国这样苦难深重的东方落后国家的人民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是到了第三国际成立后，这种状况才真正得到改变，列宁根据当时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际需要，决定在东方特别是中国迅速传播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为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即基本原理在中国的传播过程。马克思主义必须民族化和时代化，必须要变成当地和当时人民能接受的东西，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转变成巨大的现实的物质力量，从而更好地指导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建设。
其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对象是“中国”而非别的什么国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矢”，是宇宙观、方法论；中国的具体实际是“的”，是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了解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革命、建设的实践，这是前提条件，不然，不知结合什么，更谈不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中国共产党人最初的理解来看，就是当时中国迫切需要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后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步有了一些新的认识，逐步明确了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关于全人类解放的学说，它还包括许多学说，比如剩余价值学说；唯物史观等。中国人需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是什么教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当时中国的民族需要，也就是民族化。只有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中国人才有可能从马克思主义中得到答案，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其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键体现在“化”字上。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结合过程，它更多关注的是“为什么结合，如何结合？”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强调不要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神圣化，甚至庸俗化，不要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不要照搬苏联的经验。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就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精髓。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都明确强调，理论联系实践，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他们都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离不开实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就是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讲国情，讲实践，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实践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凡符合中国国情的，又经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就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无疑已不再是西方语言、西方风格，而具有中国的形式、内容和民族特色、风格、气派。
三、两个概念的区别与联系
从时代背景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首先是针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教条主义者照搬照抄西方马克思主义、俄国列宁主义而言的。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为了找到正确思想武器，而特地提出来的，是为自己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并进而提出自己的理论扫清障碍。同时，也是从列宁那里得到的启示。苏联共产党及共产国际在早期中国革命中曾给予中国革命直接或间接的帮助和干预。既然马克思主义并不能为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现实的具体的指导，因而与俄国处于相同时代，具有较为相似国情的中国自然走上了以俄人为师的道路，即“走俄国人的路”，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最初走向马克思主义时的口号，也是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出发点。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命题的提出首先则是针对20世纪40年代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独立开展革命斗争和探索自己道路，是否勇于打起自己的理论“旗帜”，是否已经创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在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就必须举起自己的理论旗帜，以指引革命不断向前。其次是针对20世纪80年代后国际国内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提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又面临一个解放思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艰难的探索之后，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决心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从哲学范畴和理论特色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哲学命题，属于哲学范畴，强调的是认识方法、思想方法、思想路线，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诸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科学社会主义等方法。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注重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中国民族化、中国问题具体化，强调的是继承或坚持。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则是一个政治学范畴，强调的是发展结果，强调的是通过解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所形成的新理论，这种理论更注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回答和解决的问题，注重的是解决中国在现实中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的一系列复杂的实际问题。这些理论是中国特色的理论，诸如，中国人的表达方式，中国理论的构成等。也就是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更注重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现代化和特色化。
简单地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和我国具体特点相结合”并获得“一定民族形式”的具体过程，这一过程会由于种种原因而出现某些偏差；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是具有中国的特点和民族形式的科学理论。前者是一个历史过程，后者是一个理论结果。这是二者的区别。但是，二者又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关系。其联系在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只能产生于和发展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结果，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确立和发展又反过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10] 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不会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同样，没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又何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以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二者是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的整体。但事实是清楚的，那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能混为一谈，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注释：
①在此仅以汪青松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为例。该书第一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题目使用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余各章全部使用的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六章标题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而第一节题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线”，第二节、第三节标题又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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