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智慧与市场经济的文化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市场经济论文,智慧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市场经济的文化矛盾
经济转轨与文化转型，是当今中国的两个基本社会现实。经济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强有力的支配作用，扬弃了人们最初在观念与情感上的抵触，使得中国社会步入市场经济时代。然而，市场经济在作为一种经济形式的同时，本身又是一种文化表现，文化作为在一定经济条件下对人包括人的价值理念、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的设计，决不只是经济表面的装饰物，而是内在于经济的人文力量。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一方面要求实现文化的转型，另一方面，要求建立起与新的经济形式相适应的文化背景，从而在为经济发展寻找根源动力的同时，设计新经济运行的文化原理。由于经济转轨与文化转型的不同步，也由于文化对经济的设计和导向作用，现代中国的市场经济便陷入了深刻的文化矛盾之中。这种矛盾，不仅表现在经济转轨时期人们价值的失衡、心理的失重，而且也表现为经济的失序、社会的失调，一句话，经济与社会都处于一种不健全的状态之中。
总体说来，现代中国市场经济的文化矛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人情危机、价值失落、文化力匮乏。
人情危机是中国现代市场经济中人们最普遍地感受到的一种文化矛盾。这种人情危机的表现形式有二：一是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所带来的人情的冷漠；二是人情文化原理的潜在运作对市场经济的人情干扰。两方面形成市场经济中人情的二律背反。中国文化长期的血缘、情理的传统，使得中国人对人情、对人情味有着执着的追求，把它作为生活情趣的一种设计。市场经济的运作，使得市场的交换规律成为支配社会生活的根本规律，人们在普遍感受到人情冷漠的同时，也感觉到生活的寡味，在真切地感到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又感到生活质量的下降。然而，另一方面，人情作为一种深层的文化价值取向与文化力，并没有因此而失去文化效能，而是潜在于市场经济之中，并对经济生活和经济规律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于是，人们在感叹人情冷漠的同时，同样又真切地感受到人情对市场经济的干扰。正由于这种干扰，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和相当大的程度上使得市场经济处于不规范和失序的状态之中。人情的不畅通与市场的不规范，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情文化矛盾的典型特征。
价值的失落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另一种文化矛盾。在各种经济形式当中，市场经济可以说是对文化的干预力和排斥力最强的一种经济形式，其中对文化价值系统的影响最为直接和巨大。在文化的开端，许多先哲，如孔夫子，就意识到这种矛盾，从而把义和利放在对立的状态中。市场经济把这种对立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使得这种矛盾尖锐起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普遍感受到的价值的失落就是集中体现。在经济与文化的整合不健全的状态下，市场经济产生的直接后果是“经济人”的人性的造就与社会生活的货化。西方市场经济的运行也造就了这种后果，弗洛门对此曾作过揭示：“现代人已经把他自己转变成货物了。他将自己的生命能力当作一项投资。他要籍这项投资获得最高的利润。他是在人的市场上考虑自己的身价和行情。他跟自己疏远了，他跟自然界疏远了。”（转引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第445页）西方的市场经济曾导致了一个被称为“文化沙漠”的时代，乃至使现代西方感到迷茫：发展经济到底是为了什么？这种感觉在现代中国的市场经济中人们已经非常真切地找到。在市场规律的作用面前，人们总感到失去了什么，也失去了许多：失去人的尊严、失去人的价值、也失去了人的目标，在感到生活的平实的同时，又感生活的平庸，缺乏某种文化的境界。对于这一切，人们总喜欢用一句沿袭了几千年的话来概括：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这种心态，既反映了人们对现实的不适应，也反映了人们对现实的不满意。
文化力的匮乏是背景更为广阔的文化矛盾。市场规律对社会生活全面而又巨大的作用，很容易使人们在心理深层上产生这样的错觉：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种经济形式，而且本身就是一个经济的时代。而把“经济形式”当成“经济时代”的时候，就使得市场经济具有了非文化乃至反文化的性质，因为既然是“经济时代”，就在观念上否认了文化要素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于是，在市场经济建立的过程中，便形成激烈的反传统倾向，简单地把传统文化作为市场经济的惰性力量。然而文化力的存在和运作是任何经济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推动力量，既然在传统文化中找不到这种力量，只有借助于西方文化。由此，一种没有真正理解更不可能与中国社会藕合的文化便在观念中作为现代中国市场经济的文化国力或人文力。这当然要造成市场经济在文化上的无力感。其实，任何民族的经济发展，任何国家的市场经济，都要在本民族的文化中寻找根源动力与源头活水。众所周知，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文化力，而“《论语》与算盘”则是日本发展市场经济的典型图式。中国传统文化固然与现代市场经济有不适应之处，但它同时也是现代经济最为直接和重要的人文资源，中国市场经济必须在传统中开掘源头活水，汲取根源动力，才能具有经济发展的文化后力。
文化矛盾产生了一种社会病——“市场综合症”：冷漠、短视、无力，它正严重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如何走出经济与文化的困境？市场经济的充分发育与充分发展当然是根本途径，但由于文化对经济的设计、导向和推动作用，也不能等待“经济的自然过程”。文化的矛盾直接地是要通过文化的机制去解决。而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型的文化，中国文化对人的社会生活的设计，主要是一种伦理的设计。因此，市场经济中文化矛盾的克服，突破口就是要把中国文化的伦理智慧整合到经济运行中去，实现伦理精神与市场机制的合璧，从而推动经济与社会的健全发展。
伦理互动与市场交换
西方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有两个不可缺少的文化机制：个体理性与社会法制。理性使个体在市场运行中保持独立性与自主性，少受或不受情感的干扰；法制则赋予市场经济以规则和秩序，使得市场规律能够客观地发挥作用。中国现代市场经济是在特殊的文化背景下运作的，作为市场运行的文化机制的，不是个体的理性，而是伦理的人情。中国文化是伦理型的文化，这种文化对人伦之理的设计，主要是一种人情的设计。在这种人情伦理的互动中，我们发现了某些与市场原理形式上相似、实质上又相异的因素：交换。但是，人情交换是以“心”为主体的等质交换，市场交换则是以货币为媒介的等质交换；商品交换形成的是市场，伦理的互动形成的是人情的磁力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把它们称之为“同构异质”。它们的整合运作形成的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原理——人情经济，使得人们在市场经济中呼唤人情味的同时，又感受到人情对市场的强烈的制约和影响。在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中，人们总是认为，伦理的人情与市场经济总是相互对立，不可调和的，因而人情在市场经济中是作为一种负面的现象而存在的。在这样一种矛盾的现实和矛盾的社会心态面前，我们首先应当解决的问题是：市场原理与人情原理是不是就是两个不相融的结构？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是：市场调节，等价交换，生存竞争，从表面上看，它们与伦理的人情原则是相排斥的。实际上，二者并不是绝对对立的，毋宁说是相互补充的。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的概念是资源配置，就是说，是通过市场的杠杆来进行资源的配置，从而调节人们的需求和分配，这是市场经济的根本属性，其它属性则是由此派生出来的。作为一种经济形式，它固然对人们的生活与观念起最终的支配作用，但它并不直接就是人们的生活原理，更不是人们所应当遵循的生活准则，在这里，伦理的人情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不仅可以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而且由于中国市场经济特殊的文化背景，它直接就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的文化力。
“人情经济”在概念上与市场经济是相对立的，但事实上又可以构成经济与伦理的一体两面。所谓人情经济，在一般意义上，主要是指以下几种含义：它是具有人情味的经济；是体现人的需要尤其是人的情感需要的经济；当然它也使得经济具有某些超经济的内涵。在市场经济运行发展的过程中，人情的诸要素只要得到有效而又合理的调理，就可以成为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文化力。这里，我们只要把人情的诸要素与市场的诸要素相比较就能发现。“心”、“身”互动与隐性资源是人情的基本要素，它形成人际关系中与市场交换相迥异的法则：等质交换与等价交换。也许人们会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纯粹”的、赤裸裸的经济行为，然而，两个方面的原因决定了它不可能那么“纯粹”。一方面，隐性资源、“心”、“身”互动意味着人们间的相互信任，市场行为也必须以关系为前提，抛开必要的信任，经济行为不可能产生长期效应，只能是短期行为；另一方面，现代市场经济赖以运行的文化背景仍然是一种伦理型的文化，完全背离这种文化，经济的发展也不可能有很强的后力。因此，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只有与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等质交换相结合，才能取得长期的效益。市场当然意味着竞争，但竞争并不意味着社会的失序和人际的失和，失序与失和的恶性竞争的经济当然是没有前途的经济。在市场发展中，人们应当学会把伦理介入到经济生活中去，以使经济的发展不致失却人的目的性。市场与人情磁力场是市场经济与伦理的人情的又一区别。人情磁力场要求相互关心和帮助，而市场在一般情况下则意味着激烈的竞争。市场与人情磁力场的矛盾，是理性与情感、功利与价值的矛盾。市场经济当然要求理性并追求功利，但一方面在社会生活中，除了市场之外，还有更加丰富多样的生活，生活需要市场，但市场化的社会却是“货化”的社会，因此，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同样需要情感的投入与价值的提升，人情磁力场赋予市场经济中人与人间必 不可少的凝聚力。人情经济中超经济现象尤其是权钱交易等现象的存在是其消极性之所在，但这些并不是不可克服的，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法制经济，就是说，它是在法制的规范下，靠法律的支撑来运行的经济，健全的法制可以制约、克服市场经济中的消极现象的作用。市场经济并不天生就排斥情，而是说，要把它制约在法律的范围内，以形成一种情、理、法相统一的经济原理与经济生活方式。当然，从总体上来说，传统伦理与现代市场经济是不相适应的，传统伦理是伦理时代即家族本位时代的伦理，而现代社会则需要建立一种经济时代的伦理，前者是由伦理而经济，后者是由经济而伦理。但是，即使在 经济时代，经济也并不是社会生活的唯一内容，经济的发展最终是为人的目的服务的，因而经济的法则也不能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既定法则，而必须建立起一种与经济生活相适应并推动经济发展的伦理法则，以促进经济的健全发展，并给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文化动力。
“德”“得”相通与价值逻辑
在文化设计中，人情互动的伦理智慧解决的是如何把市场经济的原理与伦理生活的原理相调和的问题；在经济生活内部与经济的自身运行中，伦理智慧参与解决的是如何把经济与道德、利益与价值，即义和利相统一的问题，在这方面，中国伦理智慧的设计原理及其所形成的文化力就是所谓“德”“得”相通，它也可以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价值逻辑，或者说是道德对经济的切入点。
在中国传统伦理中，“德”并不是排斥利的所谓纯粹的义，作为集中体现中国文化精神气质的一个概念，“德”是直接指向现实的社会生活的。如果说，经济生活追求的是获得的话，伦理生活、伦理智慧所要解决的就是如何获得。中国文化对德的经典定义是：“德者，得也。”在这里，“德”是道德之意，“得”即获得之意。“德者，得也”的意思有二：在纯粹的道德领域中，它是相对于“道”而言的，个体分享、获得了作为普遍原则的“道”，便凝结为自己的德性，故“德”便具有“内得于己，外施于人”之意；二是“得于人”之意，其文化底蕴是说，“德”是“得于人”的原因和条件。“德”“得”相通，构成了中国道德的元点精神。“德”“得”相通的道德智慧，在逻辑上和历史上展开为多样性的结构内涵。第一，“得”必须“德”，“得”应当“德”。就是说，应当以“德”谋“得”，以“德”作为“得”的原则和规范，以“德”的方式“得”。第二，“德”为了“得”，就是说，“德”以“得”为目标和价值取向，而“德”只是“得”的手段和途径。第三，“德”必然“得”。这是中国特有的道德信念。第四，“德”就是“得”，它以“德”为唯一目的，为“德”而“德”。第五，“得”就是“德”。它是以“德”为“得”的粉饰与论证。五个方面的结合，形成中国道德智慧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使之具有德性主义与道德实用主义的双重本质。这种道德实用主义，渗透了“无为而无不为”的原理，是一种无功利的功利性，超功利的功利性，它构成中国道德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巨大的干预力，也构成道德与现实经济生活的融合点，以及道德对经济生活的介入点。
可见，“德”在中国文化中一开始就是与“得”相联系的概念，“德”以“得”为内容和对象，是“得”的诠释、条件和价值。严格说来，“德”“得”相通在中国文化中是社会生活的逻辑，把它移植到经济生活中，就使得市场经济具有了价值的含义。如果把“德”理解为“义”，“得”解释为“利”，中国文化中的“义”归根到底是以“利”为本质与指向，“义”与“利”对立，只是公利和私利、大利和小利、长利和短利的区别。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价值的失落是现代中国社会面临的一大社会难题，其症结在于经济与伦理、经济法则与道德法则的脱节，从而容易在追求经济目标的同时，忘却人的价值，甚至失去人的价值。“德”“得”相通的道德智慧，可以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与道德的整合点，亦即是道德对经济的切入点。市场经济的目标是“得”，其原理是等价交换；市场经济条件下伦理道德的核心是“德”，但其内在原理中“德”与“得”在价值层面上的相通，把道德与生活、伦理与经济接通起来，使得伦理道德深入到经济生活中去，成为经济生活的价值导向与文化原理，从而达到市场原则、伦理原则、道德原则的一致。“德”“得”相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只是一种文化理想、价值追求，更重要的也是文化力运作的必然要求，就是说，它既具有合理性，又具有必然性。一方面，它使得市场经济的发展体现人文的价值与目的；另一方面，“德”与“得”、“义”与“利”的脱节，不可能实现真正长远的“利”，或者说，“利”也没有长远的生活力。在这里，伦理道德对经济生活的介入，既不是重弹“重义轻利”的老调，使“义”与“利”成为不相容的结构，并在现实中使得伦理道德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软弱无力；同时，又不流于功利主义、非道德主义，而是基于道德的目的价值与功利价值的统一而实行的转换，是“无功利的功利性”，是道德作为一种实践理性的经济功能。根据这种转换，伦理道德不再游离于经济生活之外，而是经济生活自身的文化原理与人文力。它在经济与道德之上架起了一座桥梁，使伦理在新的经济条件下具有了现实性与对现实的干预力，又使道德具有了价值的导向，从而扬弃了经济规律与伦理规律的对立，澄清了由于经济与伦理的“同构异质”所产生的混乱。
“德”“得”相通的道德智慧，在经济生活中表现出一种经济生活的道德逻辑。对个体来说，它要求人们树立有“德”才能“得”，以“德”获“得”的理念。市场经济对人们的价值取向产生的最大的误区，就是为“得”而“得”。其主要的表现，一是人的关系与社会生活的“货化”，以商品交换的原则为生活的唯一原则，使生活失去人性的特点与人情的情趣，产生西方式的社会病；二是尔虞我诈的社会现实；三是功利主义，功利主义几乎是西方国家在市场经济中所必然产生的文化现象，它使社会生活丧失价值的属性，使人沦为“经济动物”。这些弊端都必须通过“德”“得”相通的道德智慧来克服。在现实的经济营运与企业发展中，“德”“得”相通的道德智慧，集中体现在企业的伦理理念、形象设计上。我们应在经济发展与企业发展中确立伦理的理念，以伦理的理念和道德的价值指导人们的经济行为，使经济活动为人的目的服务，也使得在经济发展中不致失去人的尊严和价值。这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民族特色之所在，也是传统伦理、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之所在，它体现了伦理文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特有的文化力与文化逻辑，这种文化力与文化原理，由于其长期的文化积淀，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来说，也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性质。
走出困境：伦理信仰的重建
经济的发展，不是一个单纯的物质技术过程，而是广泛意义上的人文过程。经济的发展，需要文化力的推动、引导与激发。然而，文化力的匮乏，正是目前中国市场经济所面临的重大难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是中国缺乏文化资源或人文资源，相反，这种资源十分深厚丰富，而是由于经济转轨、文化转型时期价值的失衡所产生的特殊的社会现象。从根本上说，文化力是主体自身的一种能力，透过这种能力，它对经济发生作用和影响。作为主体的一种能力，它是主体自身，当落实到经济发展时，便是经济过程自身的创造性的自我更新的生命活力，以及自我完善的能力。很显然，文化力的寻找与确立，对经济发展尤其是经济的健全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如果认定人情互动的伦理智慧、“德”“得”相通的道德智慧，是客观地存在，可以与市场经济的原理相整合，形成市场经济的价值逻辑，那么，人们对这一经济伦理的依循就碰到一个不可逾越的现实矛盾：在现实生活中，“德”与“得”并不是完全一致或始终一致的，在一定的时空中，往往是有“德”的人并不一定能“得”，无“德”的人不一定不能“得”，甚至是有“德”不“得”，无“德”才能“得”。这已是人们司空见惯的现象。虽然人们可以通过主观的努力，建立起使之相通的社会机制，但即使有这种机制，也不可能保证二者始终一致，况且，这种机制的建立本身就是一种伦理的和社会的理想。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走出市场经济所造成的文化困境？我认为，在这样一种价值失衡的特殊时期，寻找文化力的主观努力，就在于从深厚的人文资源中寻找文化信仰重建的源头活水与根源动力。具体地说，就是建立起“德”“得”一致的伦理信仰，以此中断由于“德”“得”矛盾在市场经济中所导致的恶性循环，并在此过程中建立起道德的理想，创造出一种价值的逻辑。
在现实世界中，乃至在任何社会中，德福一致、德得相通总是代表了一种理想，二者的不一致总是绝对的。在这种现实面前，如果依照这种逻辑循环下去，会导致社会生活的恶性循环，形成社会风气的败坏。因而就需要中断这种循环的文化机制与文化力量，于是就需要建立德福一致、德得相通的理想与生活逻辑。在伦理生活中，表现于个体的行为，就是孔子所讲的“以德报怨”，就是说，在“德”与“得”发生矛盾时，要能够单方面地履行道义，中断“德”与“得”、德与福的恶性循环。也许正因为如此，善恶报应才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基因。中国文化、中国伦理，就是以“德”“得”相通，善恶报应为历史的和逻辑的起点，而这种逻辑的运行及其矛盾的解决也成了贯穿中国伦理发展的一根线索。中国人相信，善恶相报，于是便有儒家的“明知不可而为之”的进取精神，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总是存在的，因而又有道家“明知不可而安之若命”的韧性精神。尽管如此，善与恶的报应完成总不是具有完全的现实性，于是到唐代，中国伦理便借助佛家“生死轮回”的机制，使因果报应具有永恒的现实性。至此，善恶报应的逻辑便演化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服，时间未到。即使现世得不到报应，在来世也一定能得到报应，当然，这种理论与丸山敏雄的论证还有所不同，丸山敏雄认为，德福一致不是通过佛教的轮回实现，而是具有科学的和实验的根据的。不过，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说，必须建立起德福一致，“德”“得”相通的伦理信仰。
也许人们认为，市场经济造就的是一个功利的、现实的、理性的时代，在功利面前讲价值，现实面前讲理想，理性面前讲信仰，不免显得迂腐和无力。然而，这正是文化力匮乏的表现。西方社会在市场发育、科技发展的过程中，曾出现过一个被称为“文化沙漠”的时代，集中体现为经济运行、社会发展缺乏价值的引导与文化的力度，这也是现代西方社会提出向东方回归的重要历史原因。文化信仰总是某种超越现实的力量，它代表了理想，具有文化的导向力与激发力，可以把人们从平庸的和缺乏文化力支撑的状态下解脱出来，赋予人们以向上的理想力量，也赋予经济发展以巨大的文化力。信仰代表了理想，信仰的力量可以改变现实，创造现实，完善现实。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德”与“得”具有明显的矛盾乃至对立，但也正因为二者的不一致，以及由此而导致的诸多社会弊端，确立这种信仰才显得迫切，如果人们能确立这种信仰，并在实践中践履它，就会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价值的提升，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健全发展，实现人的健全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市场经济的问题，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又是一个伦理问题；而作为一个伦理问题，既是一个现实问题，又是一个信仰问题，而且主要是一个信仰问题。在经济转轨、文化转型的时代，伦理的与道德的信仰，对经济与社会的健全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这方面，我们是否需要在吸收中国传统伦理的合理内核的基础上，进行日本式的伦理努力，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和探讨的课题。也许它可以帮助我们走出伦理与经济的困境，使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获得一种新的文化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