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的尺度与代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尺度论文,社会发展论文,代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现代化理论中，社会发展的尺度与代价是个很现实的问题。英国学者杜德利·西尔斯在抨击把社会发展混同于经济增长时强调，人们必须驱散笼罩在“发展”一词周围的迷雾，更准确地界定它的意义，否则便是在“回避现实的发展问题了”。他所说的更准确地界定发展的意义，具体所指便是社会发展的尺度（目标、指标），亦即“设计出富有意义的目标或指标”，找到“用以衡量政府目标的尺度”（注：《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我们知道，社会发展中的尺度不可能离开发展的代价独立衡量。
历史地看，当发展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重心的时候，发展的尺度和代价在现代化理论中的研讨便成了重中之重——不仅仅是政治学、社会学、未来学和社会哲学等研究的热点，而且为有关的国家权力机构和世界性组织所热衷。道理很简单，尺度和代价作为现代化理论中最具操作性的内容，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发展战略，甚至关系到每个人自身的发展定位。发展的目标应当是怎样的，用什么样的尺度去衡量，所付出的代价是不是合理，已不仅仅是理论问题，更是国家权力机构拟定相关政策法规时所无法回避的实践问题。世界范围内曾经发生的一个普遍现象，便是把经济增长率视为社会发展的唯一尺度，我国甚至出现过把生产关系公有化的程度视为主要尺度。事实证明，这些都是有害的。
（一）
社会发展的尺度不是新问题。人们对社会发展尺度的认识，走过了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的发展三大阶段。这三大阶段，也可以说就是社会发展观的演化。
经济发展观，即以经济增长为社会发展的唯一或主导尺度。早在20—4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就提出了“工业文明观”，认为应当以工业的增长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尺度。二次大战后，特别是50—60年代，这种观点被理论化。发展经济学的代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提出，发展就是经济增长，亦即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B ·希金斯在其《经济发展——问题、原则和政策》一书中写道：发展是在不同职业集团和社会集团中广泛分享的总收入和按人口平均收入的增加，它至少延续两代人，并具有连续性。虽然说，在发展经济学内部，部分学者对于刘易斯等人把“增长”和“发展”划等号表示了不同意见，认为这个看法过于简单了，“增长”和“发展”还是有区别的，后者除了收入增长外，还应包括城市人口所占百分比上升，以及人民参与经济结构的变化过程并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等内容。但这种分歧并不带有根本性。更重要的还在于，以经济增长为社会发展唯一或主导尺度的观念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为人们所认同，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特别是在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影响更为深刻。联合国第一个发展10年（1960—1970）目标规定，不发达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最低为6%。
这种发展观之所以影响如此之快之巨，主要有三个原因：其一，按照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的分析，世界现代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英国产业革命。18世纪德国的急速工业化和19世纪后美国的崛起，则是现代化的第二、第三阶段。这就是说，以经济增长（主要是工业增长）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主导尺度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其二，发达国家已经取得的成就，使人们相信经济增长可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包括贫困问题、分配问题、社会稳定问题、民主化问题等。总之，经济发展了，其它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其三，战后摆脱殖民统治的新独立的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一批国家，对发展的要求特别强烈。而以往所遭受的屈辱和压迫，使它们自然地把发展直接指向经济方面。因为究其根源，以往受到的不平等，说到底是实力问题。所以，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在政治学领域就表现为“实力论”，或曰“国力论”、“军力论”。实力的基础自然是经济问题。所以经济发展观特别容易为人接受，事实上也成为战后各国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实施发展战略的依据。
社会发展观，即以社会综合指标作为社会发展的尺度。这种发展观的兴起，与经济发展观所造成的问题有关，也与新的时代条件和发展环境有关。如同杜德利·西尔斯所说，把社会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的见解，在某种意义上是“借助于下列假说”：国民收入增长如果足够快的话，迟早会带来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解决。“但过去十年的经验使这种信念显得相当幼稚。”到70年代未，有关国家实施的经济发展战略获得了很大成功，也达到了联合国规定的目标，但经济增长并没有使社会问题得到预想中的解决，有些问题反而加剧了。例如，经济增长并没有自动消除贫困，两极分化日趋严重，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大军反而比以前还多。以巴西为例，这个国家自50年代到70年代，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迅速，被称为“巴西经济奇迹”。但据1972年的统计，全国最富裕的20%人口所占有的社会财富，比最贫困的20%高出33.3倍。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毫无改善，上千万人仍为赤贫。经济增长不仅未能自动消除贫困，更未能自动实现教育、文化、民主等人们所期望的现代化目标。中东一些盛产石油的国家，象科威特、阿联酋、卡达尔等，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计已迈入发达国家行列，但其政治、文化、教育、卫生、法律等方面的建设却远远排在后面，综合发展指标的指数很低。这种发展观还严重忽略了生态和环境问题，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造成资源的掠夺性开发，造成了严重后果。这些问题还造成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加剧了政局的动荡，不少国家在这一阶段上都发生了社会危机和政治动乱。
西尔斯得出结论说，事实上，似乎经济增长不仅不能解决社会和政治上的困难，而且某些类型的增长实际上会引起这些困难。他据此提出，社会发展的尺度不应是经济增长这一单一指标，“调查一国发展情况应当提出的问题是：贫困状况怎么样？失业状况怎么样？不平等现象又是怎样？”（注：《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50页。）学者海卡尔在反思经济发展观的片面性时说：“几乎所有第三世界的领袖都喜欢把‘发展’当作衡量他们所取得的成就的标准，但是他们往往不懂得，发展不只是建立几个工厂，而是国家生活的所有方面（文化、政治和经济方面）并行发展的综合过程。”
根据这种新的认识，发展的尺度开始由经济向社会其它领域扩展。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除了经济增长外，还加进了人口、就业、保健、教育、分配制度、道德观念、结构、政治体制等多方面的内容。198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经济和社会平衡发展”的协议，提出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注意文化、教育、社会福利、住房和环境等方面的协调发展。会议通过的文件强调：“不发达国家的问题不仅仅是增长，而是发展。发展就是增长加变革；变革既可以是社会的，文化的，也可以是经济的；既可以是性质上的，也可以是数量上的。”1983年，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佩鲁受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委托，撰写了《新发展观》一书，提出了被称为“新的哲学发展观”的“综合发展”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发展应当是“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应当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科技水平提高、文化价值观念变迁、社会转型、自然协调、生态平衡等多方面的因素，应当解决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各种问题。佩鲁还批评刘易斯的经济发展观“只与增长有关， 除增长外概不涉及其它问题”（注：《新发展观》， 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即把人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主导性尺度。从理论上说，这种发展观与社会发展观之间缺乏明确的界限，它的基本特征，是转换视角，以人的价值、人的需要、人的潜力的发挥为中心，对社会发展观加以综合和提升。佩鲁的综合发展观里就已包含着以人为中心的内容，他说他的信念的要点在于“发展同作为主体和行为者的人有关”，发展应当适应和满足人的价值，促进共同体内每位成员的个性全面发展（注：《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57页。）。在这里，对人的价值追求的看法与经济发展观也有了重大区别——从满足人的物质需要、低层次需要，向满足人的精神需要、高层次需要（特别是自我实现的需要）转换。有学者称这种发展观是又一个质的飞跃——社会发展的重心由客体移向主体。
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七、八十年代就已经出现了。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1977——1982年的社会发展计划中正式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内源发展”方案，1987年，一部分发展中国家成立了以坦桑尼亚前总统尼雷尔为主席的南方委员会，写了一份名为《南方的挑战》的报告，明确提出了发展必须以人民为中心，必须是为了人类潜力的发挥和人民社会经济生活改善的思想。据邓伟志先生的意见，真正把“以人为中心”提到发展观的高度的，被认为是1995年3 月在哥本哈根召开的世界发展首脑会议。这次会议参加的首脑人数之多，创联合国有史以来的记录，说明了各国对社会发展问题的关注。大会通过的《宣言》和《行动纲领》明确宣布，社会发展“以人为中心”。这个观点也得到了我国的赞同。这前后，很多学者对人的发展的意义、内容、途径等作了探讨。罗马俱乐部主席称，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人的发展是人类的最终目标，与其它方面的发展或目标相比，它应占绝对优先的地位。
包括我国理论界在内，单纯以经济为尺度的发展观已没有市场，受到重视的是社会发展观特别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近年来学术界对主体问题的讨论，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讨论等，事实上都是以后两种发展观为背景的。在邓小平理论中，社会发展就是一个既包括物质文明建设，又包括精神文明建设，还包括经济政治体制变革在内的综合运动过程。
马克思的哲学是实践的哲学，对社会发展尺度的把握也必须从实践出发，而不能从某种既定的发展理论、发展模式出发。无论从我国现阶段发展所面临的具体问题，还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看，当我们强调社会发展观和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时，切不可忽略经济这个尺度，更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事实上，社会发展中的综合性尺度和人的尺度，都必须把经济尺度包含于自身之中，而不可能是对经济尺度的蔑视。并且，经济这个尺度是社会发展诸尺度中特别重要的方面，是社会其它方面发展的物质前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是这样。
（二）
对社会发展代价问题的研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重视。这自然是由于当代的人类日益感受到了自己活动的消极后果，而这些活动都是在“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的旗号下进行的。
包括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内，有识者很早就开始关注社会发展的代价问题。马克思关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尤其是进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时代后，伴随生产力和社会财富的巨大增长，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阶级分化、劳动者贫困化、人的异化、落后国家的殖民化，以及暴力、腐败、道德沦丧等现象的论述；恩格斯关于人类对自然斗争的每一次胜利，都遭到了自然界报复的论述，都深刻地触及到了代价问题。只不过，社会发展在当今所付出的代价——譬如环境和生态代价的沉重性，是前人难以想象到的。
一些学者把代价增长的原因归之于人的能动性的增长是有道理的。如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西蒙·库兹涅茨所说，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时间的缩短，“必然会带来消极后果较高的发生率”（注：《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282页。）。在这里， 人的能动性被视为一把双刃剑，对自然和社会改造的能力越强，引起自然和社会环境变化的速度越快，越容易付出沉痛的代价。
在最基本的意义上，社会发展的代价也就是社会发展所消耗的成本，包括资源的消耗，社会关系磨擦的消耗，人的体力精力甚至生命的付出。社会发展说到底是人的实践活动所构成的，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发展，因而发展的代价也就是人类活动的代价。社会发展理论所研究的，主要是人对社会发展具体道路的选择活动，代价在这里表现为主体社会选择的代价。历史哲学所说的社会规律，也是在人对社会发展的目标和方式的选择活动中，并通过这些选择活动的成败得失显现出来的。每一次选择及其实践的后果都构成一个点，无数点的轨迹显现出历史发展的趋势和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代价并不等同于损失。与人的自觉活动无关的损失，如自然灾变或无自觉意识的本真活动，无论造成多大损失闯多大的祸，都称不上代价。因为它不存在人的活动划算不划算的问题。
但通常说来，社会发展的最大代价，并非那些事先就能计算出来的诸如资源消耗之类的成本，而在于人的活动后果有许多是难以预料的，你必须忍受和承担其中的消极后果，这也是社会发展代价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最可忧虑的部分。西蒙·库兹涅茨称人类向新事物的进军是一种“冒险”，其中总会出现许多“料想不到的后果”。以城市化为例，由乡村往城市的迁移，要伴随巨大的损失，因为要拔掉老根而去适应城市生活，学习新的技能并失去过去所掌握的技术的价值，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而言，显然都是一种浪费（注：《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278页。）。 他特别强调“以新的重大发明为基础的技术革新”所冒的风险，包括电力、内燃机、原子能、微波通讯和计算机在内，这些重大发明的积累效果是全新的，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有效，并且引起经济生产和生产关系的巨大转变。“但是，这些新的效果几乎难以充分预测或事先作出恰当的估价（有时甚至在事后也做不到）”（注：《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280页。）。
因人类活动后果的难以预料所造成的社会发展的代价，当今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新技术应用的风险。我们看到， 即使微电脑和因特网这类受到普遍赞扬的技术，也伴生出了黑客入侵、信息垃圾、黄毒泛滥和军备竞赛升级，化学技术和核技术应用的消极面更是显向易见，去年才问世的克隆技术还没有进入实际应用阶段，人们对它可能产生的后果已经谈虎色变。（2）经济活动引起的生态环境的恶化。（3）社会改革所引发的阵痛。由于此类代价的难以预料性，有时一些最美好的意图也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
由代价的角度看，社会发展的过程，也可以说就是以代价换取进步的过程。无论你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都得付出代价。且不论“文化大革命”这样只有代价而无成果的“选择”（如果说有成果，也是反面教训的警示），即使极有价值的选择，包括二十年来我国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选择，改革开放道路的选择，也同样付出了代价，包括环境方面的代价、拜金主义盛行的代价、社会风气和社会稳定方面的代价。人们固然可以采取行动来减少代价，如停止天然林的砍伐以改善生态环境，但减少代价的行动本身又会产生新的代价。由此看来，发展必然要与代价相伴，不能把发展理想化，不能不计代价。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五、六十年代不断提升生产关系的公有化程度，发动大跃进运动，主观上也是要推动社会主义发展，但因代价问题未能进入决策者的视野，结果只能是得不偿失。在这里，“看到”代价是决策者所必须具备的素质。当着看不到发展的代价时，实质上就是把你所选择的发展道路理想化了。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作为社会发展的代价，可计算的成本——资金投入、资源消耗、劳动力付出等等固不可免，即使是意料之外的后果，也并非难得一遇的偶发事件。若说社会发展完全是向一个未知领域进军，任谁都无法把握，那是宿命论，但也不能不承认，发展中总有未知的成份，未知的事物。这就极有可能会出现意外，或换句话说，出现意外的频率是相当高的。曲蒙·库兹涅茨就此提出，“在这个问题上，重要的观点是不能把意外看作偶然：它们是在技术（或社会）革新中所固有的”（注：《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281页。）。 即便是对他国已成功使用过的技术或管理方法的仿效，结果也可能完全难以预料。因为这种仿效面临的是新的环境——包括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框架。
不过，对社会发展的代价也不能仅仅从消极方面去看待。人的能动性的增长，技术和社会变革步伐的加快，固然会带来消极后果之“较高的发生率”，但历史地看，这种消极后果从未超过技术和改革所做的积极贡献。既然这样，代价的付出就是物有所值，不想付出代价的唯一办法是不行动不发展，而那将付出更大的代价。况且，人的能动性作为一把双刃剑，积极和进步的一面总是主要的，它的增长在加大了行为的风险性的同时，也为在一定范围内化解风险，减轻或排除意料之外的消极后果创造了条件。
社会发展代价理论的研究，最有意义的部分不是代价发生后的化解，而是代价发生前的防范。这种防范既指工程学意义上的成本核算，更指对可能出现的消极后果的预测，提前采取措施予以规避。这两个方面说到底都是一个得与失的比较问题，但后者显然要复杂得多，它不仅需要借助于相关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还要借助于社会哲学的综合与反思。
具体地说，就是要用代价的核算和预测来审视规划中的发展行为，使对社会发展目标、发展方式、发展道路的选择更加理性、更加谨慎。既然对社会发展的任何一种选择都要伴随代价，任何发展都要以代价去换取，那么代价就应当反过来制约人们的选择，同时又指点人们的选择。
所谓制约人们的选择，就是用代价来限定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式。几年前我们有过14%的增长速度，如果不顾一切地加大拉动内需的力度，譬如多发行国债，以现有外汇储备或其它资产为抵押多举外债多上项目，实行赤字经济，是可以做到的。但以这种方式所换得的高增长，会给我国经济发展埋下巨大隐患，代价太大。因为增长不仅有个速度问题，还有个质量问题，不仅有个眼前问题，还有长远问题。从趋势上看，能提高效益的增长，有长远竞争力的增长，是以知识含量、技术水平的提高为基础的增长，而不是单纯靠投资拉动，否则，短期高速增长的后面将是不良贷款激增和新一轮通货膨胀，甚至引发金融危机。这个代价太大，所以就不可取。从长远看，年增长6%——7%，到2030年就可达到8万亿美元的总产值，以那时有15亿人口计，人均纳6000美元， 就达到现在中等以上国家的收入水平了。以这样的速度发展可以平稳一些，总代价要小。
所谓指点人们的选择，就是在对代价的分析中，发现进一步发展的目标。在第三世界国家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巴里洛克发展模式，就是拉美一些国家模仿发达国家发展模式付出沉重代价后提出的。印度孟买大学社会学系主任A.R.德赛在评价现代化概念时，力主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现代化，原因是“资本主义道路的现代化”把欠发达国家“越来越引入爆炸性形势”（注：《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152页。）。 前文所述三种发展模式的转换同样如此。单纯的经济发展观之所以受到冷遇，就在于它让人们付出了意料之外的沉重代价。即使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具体模式也因公众对代价的关注而频繁调整，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对工业文明的消极后果——人性异化、生态恶化、两极分化等的揭露，无疑对西方社会发展思路的调整起了重要作用。
邓小平理论高度重视社会发展的代价问题。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对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关系的论述上。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比谁都着急改革和发展的进度，他反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改革中国就没有出路。即使对最为复杂、最为敏感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他也毫不回避，指出：“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难以贯彻。与此同时，他又强调，改革和发展要有一个稳定的环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摸着石头过河”。从中国改革生发的现实条件出发，他甚至把稳定提到了“压倒一切”的位置：“中国人这么多，底子这么薄，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基于这一考虑，邓小平为中国现代化事业设计了一条渐进式发展的道路。这条道路的稳健和明智，已在与俄罗斯等国的比较中充分显现出来。在拟定和选择发展道路时，坚持从代价角度予以审视比较，阵痛和挫折会小得多。
近年来，代价理论的价值，在可持续发展问题和知识经济问题上得到了集中体现。对持续发展道路的提出，主要基于资源短缺、能源枯竭、环境污染的现实，而这些问题的出现，正是传统经济增长方式所付出的最为沉重的代价。虽说这一问题是全球性的，但我国的情况无疑更为严峻。为此，党的十五大郑重提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要求处理好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要达到这一目标，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靠科教兴国，发展知识经济。知识经济的主要资源是知识，依靠知识创新，对不能再生的物质资源的消耗将降到最低限度，而知识和信息却可以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且丝毫不会因使用而减少。当然，社会发展的代价不会因知识经济的出现而消失，所不同者，只是代价的新的表现形式，以及代价与成果间新的比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