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书话与当代文学史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文学论文,史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6)-01-0007-07 作为相对边缘的一种史料形态，书话也许难以在当代文学史料领域占据主流或中心地位，但它无疑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潜在地影响着当代文学研究及其文学史写作。因此近年来受到学界的重视，并推出了一些成果。本文拟对此进行一番粗略的归纳和梳理，为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化、历史化，尤其是“当代文学史料学”的建构，提供别的史料所无法取代的重要支撑。 在进入具分析之前，首先有必要对书话概念作一番界定。所谓书话，就是“话”书。凡是以谈书为主，兼及书里书外人事掌故，或表达由书所引发的所思所感等随笔札记类文章，一般都可称之为书话。对于书话这种文体，被称为“现代书话之父”的唐弢曾表示：“我写《书话》，继承了中国传统藏书家题跋一类的文体，我是从这个基础上开始动笔的。”① “中国古代有以评论为主的诗话、词话、曲话，也有以文献为主专谈藏家与版本的，如《书林清话》。《书话》综合了上面这些特点……”②由此可见，现代书话是在古代藏书题跋与诗话、词话、曲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中国文学史上，谈书类的文字古已有之，但以“书话”为名，则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1945年，唐弢在《万象》《文汇报》《文艺复兴》等报刊杂志上连载关于新文学书籍的书话。这些书话，有版本的知识，有相关的人事掌故，有扼要的评论，有时还将收藏经过或与作者的往来等一类抒情叙事文字夹杂其中，既承续了古代藏书题跋重资料和校勘的特点，同时又强调书话的文学因素，使该文体从枯燥的版本目录校勘中解放出来，搭上现代散文的快车。书话文体至唐弢而臻于成熟，他的书话可堪称是学术性与文学性并举的典范之作，对此后该类文体的写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书话写作开始升温，创作和出版都呈现了一片颇为活跃的景象，各种文集和丛书纷纷出版，如唐弢的《晦庵书话》，倪墨炎的《现代文坛偶拾》，姜德明的《余时书话》，姜德明主编的《现代书话丛书》16种，以陈平原、陈子善等当代中青年学者的论书文字为主的《今人书话系列》12种，钟敬文主编的《书话文丛》6辑等等。新世纪以后，还不断有书话类图书出版，如《六朝松随笔文库》12种等。读书类报刊杂志也是书话的重要阵地，如《读书》《万象》《文汇读书周报》《中华读书报》《世纪书窗》等等，有的还开辟了“书话专栏”。报纸副刊的有《文汇报》的“笔会”、《新民晚报》的“夜光杯”、《中国青年报》的“开卷”等。在这些副刊中，也时有书话妙文出现。 总体上讲，当代书话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是当代文学史料的一种特殊形态，一种重要的存在。目前学界对书话的态度，包括概念的界定都比较宽泛，更多强调它在众多史料中的独特性，强调它自身作多元不同的探索。如陈子善指出：“现代书话既由传统的藏书题跋和读书札记生发衍变而来，谈版本源流，谈装帧设计，谈书的作用，谈书的主人，谈围绕书的掌故事略，谈由书引起的种种感悟与联想。恐怕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书里书外，书人书事，触处皆是文章，书话最是自由活泼，可长可短的，书话作者不必囿于成规，大可各行其是，各擅所长，生动的阐发一点学理，尖锐的针砭若干时弊，也未尝不可，只管有血有肉，见性见情，就应该肯定与鼓励。”③ 但在讲书话多元性的同时，对其文体属性还是有必要强调的，否则就会因过于宽泛而淹没于混沌。这里所说的文体属性，主要有二：一是书话的写实性特征，这是它与纯粹作理论分析的书评最主要的区别。姜德明曾特别指出：“书话不是书评，即不是对一本书作理论性的全面介绍、分析和批评。书话不能代替书评。”④这是很有道理的。书评重在“评”，要求对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进行全面的分析、判断，有较强的理性化色彩；书话偏重于“述”，它讲述书人书事、里外掌故与阅读经历等，对于事实的叙述重于理性批评，即使有评论，也是在记叙中带出，具有较强的写实性。二是书话的札记体特征，它继承了古人读书札记的著述体例，注重史料的记录和分析整理，为相关研究作史料积累。对于书话，唐弢曾表示：“我目前还是着眼在‘书’的本身上，偏重知识，因此材料的记录多于内容的评论，掌故的追忆多于作品的介绍。”⑤可见唐弢是很注重写实性和札记体特性的。而这两大特性，也是决定书话具有文献史料价值的重要依据，说明书话有别于一般的理论著述，它是兼具学术性与文学性的一种“双重属性”的文体。这一点，我们应该给予明晰的定位。 从文体源流与实践角度来看，书话写作虽然不拘一格：它既可作文献资料、事实掌故的考证和记录，也可针对书籍进行分析和评论；但不管怎样，无论如何，它都应该遵奉“论从史出”的表述方式，注重对事实的爬梳和还原。这是当代书话总体的风貌，由此也铸就了当代书话的基本学术品格。它与新时期以来学界盛行并占主导地位的“以论代史”、“以论带史”，或者以理性分析和批评阐释见长的书评的思维理路，是很不相同的，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学术在当代的一种特殊存在和特殊表现——也正是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李庆西收入书话集《人间书话》中的《世相混沌说风情——林斤澜〈矮凳桥风情〉阅读笔记》《古老大地的沉默——李锐〈厚土〉阅读笔记》《现代悲剧是怎么发生的——序李杭育〈最后一个渔佬儿〉》等作，与其说是书话，不如说是书评或论文更像。因为它基本不涉及材料、史实的叙述，而是更多在作审美的、理性的阐释。书话与书评各自有不同的职能，各司其职、各擅所长才是常态的发展之道。事实上，书话这种“写实”与“札记”、或曰“实证”与“阐释”相结合的特点，恰恰是当下学术研究中所欠缺的，它与当代文学“历史化”及其史料学的建设是相一致的。 尽管当代书话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相比于古籍书话、现代文学书话，不必讳言，它的滞后是显见的。不仅单篇作品的数量不多，而且专门的著作和文集也比较少见，这从各种书话类文集、丛书的收录数量和比例上就可以看出来。再者，古籍书话、现代文学书话名家辈出，如黄裳、阿英、郑振铎等在古籍书话写作方面卓有实绩，现代文学书话方面亦是名家济济，唐弢、姜德明、倪墨炎、胡从经以及陈子善、龚明德等，可开出颇长的一份名单。而在当代文学领域，这样专门针对当代书刊进行书话写作的作家或学者似乎不是很多，在一般的情况下，他们基本都是在各自专门著述和闲暇之余，用读书随笔、序跋札记等形式进行书写，常常散见于各种报刊杂志上。另外，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当代书话也存在诸多问题，包括对书话的概念和文体特征等认识都还存在较多的争议。有人提出过“狭义书话”和“广义书话”的区分，狭义即唐弢一类的写法，广义则凡与书有关的皆可称为书话，也有人笼统地使用过“书话类”的说法。“到目前为止，人们对书话的理解仍各有不同，在理论和实践上，既无统一的定义，写法上也各行其是。书话的形式也许还要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的发展和探索，才能更臻完美，认识统一。”⑥凡是这些，都不可能不对书话及其史料整理和研究带来一定的影响。本文所说的书话，大抵接近唐弢这类的写法，但在参考前人书话范式的基础上，也结合了该类文体发展的新情况，所以选取标准还是相对宽泛的，有弹性的。如果有争议，也就权当将其看作是书话走向多样活泼，并与当代文学更紧密结合所做的一次探索吧。 以上，是对当代书话的概念内涵及其历史发展与现实状态的初步梳理。接下来，拟按类型对书话及其史料进行具体的分析。 一、编辑手记 书话写作都是与“书”有着密切关系的群体：如藏书家，爱书如命，收藏成癖；如作家学者，终身以读书著书为业；还有一类就是编辑出版人士，他们以选题、组稿、审稿、编辑、出版为要务，是文学生产流程中的重要一环，其留下的谈论书籍编辑出版活动的文章，自然都成了很好的书话。在现当代文学出版史上，现代的文学编辑、出版人士对此早有实践，较有影响的如赵家璧的《编辑忆旧》、赵景深的《文坛忆旧》等，他们主要谈及自己参与主持的新文学出版活动始末及与新文学家的交往。当代文学领域，如韦君宜的《老编辑手记》、何启治的《文学编辑四十年》、黄伊的《编辑的故事》以及陈思和、虞静主编的《艺海双桨——名作家与名编辑》等，他们主要讲述有关当代文学作品的发掘、编审与出版经过；有的虽然没有明确而有意识地将其作为书话来写(他们总是喜欢并习惯性地称其称为“编辑手记”)，但无书话之名却有书话之实。 编辑作为文学作品面世过程的亲历者，他最了解作家在写作和出版过程中的艰难曲折、甘苦得失。而在目前的当代文学研究及文学史编写机制中，他们的作用往往是被贬抑的，有关的“声音”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因此，这在无形之中就遮蔽了很多文学原生态的东西，尤其是文学流程的真实本相。它使我们往往只看到作品出版面世后如“天鹅”般光彩照人的一面，而无法了解他们作为“丑小鸭”时所经历的风雨坎坷及成长蜕变。 例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张炜的《名作诞生记：〈将军吟〉、〈芙蓉镇〉》一文，就为我们提供了《芙蓉镇》面世前经历蜕变成形的宝贵的第一手史料。《芙蓉镇》是首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在海内外享有较大的声誉。而1980年，当尚未出名的古华拿着自己的长篇小说贸然来找人文社的编辑时，该作还是一部未杀青稿。“初稿非常不成熟，作者准备写四大章，但最后一大章还没有写。他设想塑造的一个主要人物‘运动根子’王秋赦还没有出现，其他人物性格也不完整，情节没理顺。然而，这块粗糙的毛坯却已闪烁出光亮，让我依稀看到它成为精品的模样。”⑦凭着这种将毛坯打磨成精品的意识，作为责编的张炜介入了《芙蓉镇》的后续写作过程，与留在人文社改稿的古华就作品的人物关系、情节结构、细节描写等进行了具体研究，交换意见。“我还做了文字修改工作，每当他写好一章，便送给我看。我动手改一章，然后交给他抄清。这种流水程序，直至书稿全部完成。我一心想把古华的书稿搞成个精品，便很认真地对待，大刀阔斧地改。……当然，我不只是删减，而更重要的是润色，例如：增添‘右派’秦书田的内心矛盾和行为活动的描写，表明他是清醒的，他的‘癫’是装出来，其实质是对命运的抗争，只不过将这抗争谐戏嘲弄化罢了。这样强调秦书田作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深刻性，使人物更具有典型性。古华在改稿过程中提出要追加一个特色人物：‘运动根子’王秋赦，并大致讲了其情况。在‘文革’期间，我被下放到农村，和生产队的农民生活、劳动几年，对现实中类似王秋赦这样流氓无产者、阿Q式的人物有些了解，便大力支持古华的想法，和他一起讨论研究，进一步丰满其人物形象。”⑧书的初稿就是在这样的密切合作中完成的。连书名也做了调整，书稿原名《遥远的山镇》，后来古华改为《芙蓉姐》。《当代》主编秦兆阳终审时才定为《芙蓉镇》。 由于中国当代文学出版制度的特殊性，编辑不仅要对作家原稿进行文字和技巧的修饰，作为政策机制、读者与作家之间的中介，特别是作为现实文化生态最敏锐的感知者，他们往往还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作品政治安全把关人的角色。这样，编辑们据此写下的书话，自然也就成为我们今天认识和评价当代文学“一体化”的重要参考史料。何启治撰写的《世纪书话——我和当代优秀长篇小说的遇合机缘》，通过对《古船》发表、出版过程中经历的种种风波的记录，在这方面就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佐证。这里有两点需要特别强调：首先，是《古船》发表前应出版社要求对涉及土改内容的修改。1986年《当代》杂志在对《古船》审稿时，对于其中直接写到土改扩大化、错打错杀的部分，相关负责同志坚决要求修改。与张炜面商后，有关这方面内容，就由张炜增写了土改工作队王书记制止乱打乱杀坚决执行党的土改政策的一个片段(一千多字)。虽然做了修改，但个中对于土改非正义面的描写还是触动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敏感神经，成了日后《古船》引起持久争议的一个焦点。其次，是发表后在相关宣传报道上遭遇的不合理对待。《古船》在《当代》全文发表后，立即引起文坛的热烈反响。关于《古船》的讨论会也是盛况空前，绝大多数讨论者对它给予认同与赞赏。当然，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对《古船》除了公开的批评文字，据说还有更严厉的、来自当时某些领导者的口头而未见诸文字的批评(连电话记录都没有)，以致当时的社长、主编虽然未看过作品，却对我指示不要公开报道《古船》讨论会。我认为这种违反惯例的做法会有损于《当代》的声誉。争取的结果，是同意发表讨论会的意见，但必须突出批评性的意见，而且要把两地四天讨论会的意见压缩到一千多字的篇幅。这就是发表在《当代》1987年第2期上的报道文字和当时文坛舆论对《古船》的赞扬很不相称的原因。报道是我整理的，但确实是在主管领导干预下的违心之作。”⑨其三，是《古船》单行本出版的险遭搁浅。不久，出版社社长又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指示不要出版《古船》的单行本。作为《古船》终审编辑的何启治据理力争，并以个人名义向社长、主编写了书面保证，愿意为《古船》单行本的出版承担责任。这样，才勉强获得同意，使《古船》单行本得以正式出版，但初版只印了16500册。 作为新时期最有影响力的优秀长篇小说之一，《古船》在出版和宣传事宜上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处理，令人慨叹，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80年代中后期中国当代文学虽然逐渐摆脱了政治权力的强力干预，但却无法也无力抵御政治意识形态的规约和束缚，刚刚走出“文革”后不久，那时的政治意识形态还不免有些生硬。此间种种，何启治在给张炜的信中就曾有过明言：“我多次说过，在我们的工作范围内，文学想和政治抗衡是不可能的，文学的力量太小了。”“关于《古船》，我还有一点自信。某种力量可能限制它的影响，但它最终会被这个世界承认，因为它太有分量了，不是一脚两脚就能踢倒的。”⑩编辑出版活动往往更真实而直接地反映着这个时代的文学生存境遇，同时它在作品出版和传播上的选择性和倾向性，又会逐渐形成一种创作导向，影响一个时代的作家。惟其如此，它较之创作，往往受到更为严格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编辑“因为其中既包含着作者种种的苦衷得失，也包含着编者的辛苦心血，更重要的是它折射出了特定时代的投影。一个时代斑驳复杂的利弊影响，都与一部长篇能否顺利诞生，能否得到公允的评价，有忽隐忽现千丝万缕的联系。后人会从中体会到时代背景的真实状况，这对知人论世大有讲究，大可品索”。(11)何启治斯话，值得三思，自然，他的有关《古船》的编辑手记，也就有了独特的史料价值和意义。 二、文坛掌故 谢泳在谈现代文学中的“掌故之学”时指出：“所谓掌故一般是指旧人旧事，旧制旧例，历史上的人物事迹、制度沿革等史实传说。……掌故笔记的特点是以当事者叙述经历和文坛现状，偏重人事和内幕事实的叙述，是正史之外极有利于人们判断历史细部、细节及偶然因素的一类文献。”(12)也许与现代文学书籍收藏家身份有关，与谢泳不同，唐弢先生在谈掌故时，往往将其与书联系在一起。例如，他在谈及书话的要素时，曾概括了“四个一点”：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13)可见围绕书的人事掌故也是书话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书话作者又大多是亲历、亲闻这些人事场景的文坛中人，所以他们记录的这些掌故就成为我们还原历史现场的重要依据，也可作为文学史和人物传记编写的参照之用，有助于深化和细化文学研究。 舒乙的《由手稿看〈茶馆〉剧本的创作》一文有关文坛掌故的介绍，就为我们全面细致地了解《茶馆》剧本创作始末、作家意图与作品内涵等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材料。该文讲到，1986年舒乙在老舍故居现存的《茶馆》手稿残稿中找了另一部《茶馆》，共四幕六场，从人物构成、时间地点、故事情节、对话等方面看，都和我们熟知的《茶馆》不同。只有第一幕第二场的地点是茶馆，非常接近于现在的《茶馆》第一幕。舒乙称新发现的稿本为“前茶馆”，而把大家熟知的那个版本称为“后茶馆”。由此引出对《茶馆》剧本创作的历史钩沉：(一)关于“前茶馆”的创作背景和初衷。建国后，老舍曾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历史责任感积极配合各种政治运动，创作了《龙须沟》《春华秋实》等大量作品。“前茶馆”的创作也不例外，“一九五四年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了，老舍先生很想写一部关于宪法来之不易的话剧，教育后代，配合宪法的宣传和实施。……年底便开始酝酿创作这部史诗性的话剧了，这便是《前茶馆》。”(14)正是出于这种配合政治宣传的动机，“前茶馆”的历史背景选取了四个在政治上具有典型意义的时期——戊戌变法、辛亥革命、1927年大革命和1946到1949的解放战争。在剧本写法上也有配合的痕迹，另据林斤澜的《〈《茶馆》前后〉的后话》一文介绍：“(‘前茶馆’除第一幕第二场外)上下五场或正面或侧面扣着政治事件，人分左中右，议论分正反，命运各随政局变迁。是五十年代规范的图解写法。”(15)(二)关于“前茶馆”到“后茶馆”的转变过渡。“前茶馆”剧本完成后，“在决定排演与否的时候，进行了一场非常严肃认真的讨论，大家(北京人艺的导演和演员)对第一幕第二场兴趣最大，最后，形成了统一意见，干脆请老舍先生按第二场的路子重写一个以茶馆为中心的戏，可能效果更好。”(16)这个意见帮助老舍先生摆脱了配合政治宣传的束缚，进入了一个他所熟悉的、可以自由驰骋的天地，他欣然接受，直接把“前茶馆”的第一幕第二场移植到“后茶馆”中来，稍加增补，演变成第一幕，并根据这一幕创作了第二幕和第三幕，这才有了“后茶馆”。其所选取的历史时期也改为三个——戊戌变法失败后，1919年的军阀混战时期，抗战后的国民党统治时期。(三)文中还讲到了一个关于《茶馆》历史分期的掌故：“记得，在看《后茶馆》彩排之后，周恩来总理曾对焦菊隐、夏淳和几位主要演员说，他认为《茶馆》(指《后茶馆》)的时代背景选得不够典型，应该写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二七年北伐、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谈完这个意见之后，周恩来总理特别叮咛了一句：‘不过，请先不要告诉老舍先生这个意见。要说，还是我自己跟他说，我恐怕别人代说，说不清楚，耽误事情。’后来，导演们还是向老舍先生传达了周总理的意见。他听了微微一笑。”(17)这“微微一笑”颇具意味，最终老舍并没有改。其实从“前茶馆”可知，他早试验过一次了。曾经愿意服务于政治的老舍，这回坚持了自己的艺术立场，没有再配合。而正是这个偏偏不配合的“后茶馆”，才成就了中国话剧史上的经典和高峰。事实上，舒乙的这则书话既有文献史料的考证，又有人事掌故的回忆，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为我们展示了《茶馆》剧本的来龙去脉和老舍当时复杂的创作心态，对于知人论世很有史料价值。 再如马波的《杨沫与〈青春之歌〉》，他所讲的有关《青春之歌》一则掌故，为我们更好地评价和认识杨沫对卢嘉川这个“革命引路人”形象的塑造提供了有益的史料。1951年9月，杨沫完成了《青春之歌》提纲的写作。也就是在这个月，她接到了久已断了联系的抗日战友路杨的信。这封信激起了她心中一段很美好的回忆。原来杨沫和他曾在抗战时期有过一段罗曼蒂克的友谊，但两人因为种种误会没能走到一起，后来就和他失去了联系。现在路杨的信又引起杨沫深深的思索，虽然有很多留恋和不舍，但她知道阴差阳错，他们已经不可能再在一起了。“杨沫忽然掠过一个念头，虽然和路杨的关系不能‘死灰复燃’，但可以把他写进自己的书中，让他永远活着。”两人之间的波折所积蓄的感情风暴，终于借着写《青春之歌》，有个机会发泄了。“小说中的卢嘉川，就是杨沫怀着对一个前线战友的深情，对一个永远不能在一起的人的爱，用最真挚的感情塑造出来的。”(18) 以上所说的《茶馆》《青春之歌》，当然只是举例性质。另外，当代文学史上还有一些影响不是很大，或是由于种种原因没能进入现有的文学史的，关于他们的事迹材料也很少。面对这种状况，相关书话有关人事掌故的记录，就显得特别重要。如王元化的《〈无梦楼随笔〉序》，他在文中所说的张中晓生前与他相识、来往的人事片段，特别是张中晓被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后生活陷入绝境，几度写信向他求助的段落，(19)让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并证实了张中晓创作《无梦楼随笔》时所处的艰难境遇。张中晓和《无梦楼随笔》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为人所知，相关的研究也是一片空白。该篇书话中的人事掌故就成了我们了解其人其书的珍贵史料。 知人论世是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传统，书内外人事掌故中涉及的逸闻趣事、隐痛沧桑、内幕秘闻等种种片段花絮，不仅为我们研究者提供了丰富鲜活的史料资源和研究线索，而且也可弥补文学史中所无法展现的细节，赋予干枯的历史以血肉，让我们感受更加具体生动的文史春秋。谢泳曾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分为“论说”与“掌故”两个传统，指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这个传统在教育体制中并没有太高的地位，但在研究过程中，却成为很难偏废的一种史料，它对研究者回到历史现场、掌握作家、社团和流派间的细微关系都有很大帮助，我们不应当只把这点东西看成是一般的文坛内幕、轶闻传说，而是要在掌握大时代背景前提下，从这些细微史料中养成判断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的基本能力。一个学科如果要发展的平衡，应当是这两个传统都不能偏废。”(20)这是很有见地的，我们深表赞同。当然，要想真正改变现有的研究状况，使两个传统(“掌故”传统与“论说”传统)都不“偏废”，还需要作长期的、艰苦的努力。而它的前提是我们对“掌故”传统，要有自觉的学术意识。 三、其他 书话又有“学者书话”和“文人书话”之分，前者意在叙说知识，后者意在表露情趣，融入了更多的自我。当代很多文人书话，虽不一定以论说当代文学书籍为主，但却同样具有很好的史料价值。很多研究者都喜欢从作家的阅读经历，以及偏爱的书籍角度切入，探究他们的知识结构、思想源流、艺术趣味、文化观念等。作家写作的书话，自然也就成了他们获取这些史料信息的重要来源和渠道。如茹志鹃的《紫阳山下读“红楼”》讲述了自己年少时如何痴迷于《红楼梦》阅读，深受熏陶和影响；而李建军的《再论〈百合花〉——关于〈红楼梦〉对茹志鹃写作的影响》一文，就是采用了这一信息探讨《红楼梦》在茹志鹃的文学谱系中的重要地位，从这一角度对《百合花》这篇小说作了重新解读。再如张抗抗的《大写的“人”字》，她向我们介绍了青少年时代阅读苏俄文学，使自己“在崇高与美的桩子上建起了对人生意义的笃信”；知青时期偷看了大量的英法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从而照亮混沌的心灵，激发了对窒息现实的怀疑、发问与沉思；1978年以后受世界现代主义文学的洗礼，在小说思想和形式上获得重新启蒙，走向“没有返程的叛逆”。(21)通过这则书话，我们可以清晰地梳理张抗抗人生观、世界观、艺术观的形成轨迹。 还有一些当代作家把书话当作对世界的一种独特的言说方式，当代中国纷纭复杂的社会文化环境，促使他们选择这样一种文体来应对现实并固守自我的独立世界。就像周作人在《闭户读书论》中所说的：“宜趁现在不甚适宜于说话做事的时候，关起门来努力读书，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死书就变成活书，可以得道，可以养生，岂不懿欤？”(22)此外，像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孙犁的《书衣文录》等，也都是他们借书籍自辟精神家园以回避现实的产物(当然，他们在坚持自我独立意识的同时，往往又无法抑制对现实的在意和反思，从而形成极富意味的文化现象)。这些书话就成了探究当代特定时期知识分子精神人格、文化心理的历史材料。 综上所述，书话这种具有写实性、札记体特征的文体，为当代文学史保留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献史料。当然，我们也不必过分夸大其作用和价值。现代书话名家倪墨炎曾形象地将自己的书话比作“零食”，而教科书、文学史等正统专著才是“主食”。(23)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确，书话往往更多呈现的是一些零散的知识，它虽不及传统文学史和研究文章那样系列权威、正正经经，但就如同“零食”也有营养，“零食”和“正食”又是相通的，它有时可以补充“正食”的不足，甚至可以发展成“正食”一样；有些书话可以补充文学史所无法顾及之处，有助于我们还原历史细节，有些书话中的史料还可能成为文学研究“再出发”或文学史“重写”的依据。因此，我们无论如何不可怠慢。 收稿日期：2015-11-04 注释： ①唐弢：《晦庵书话·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 ②唐弢：《书话·序》，北京：北京出版社，1962年。 ③陈子善：《书话杂谈》，《中华读书报》1998年5月20日。 ④姜德明：《现代书话丛书·序》，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 ⑤唐弢：《书话·序》，北京：北京出版社，1962年。 ⑥姜德明：《现代书话丛书·序》，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 ⑦张炜：《名作诞生记：〈将军吟〉、〈芙蓉镇〉》，《新文学史料》2009年第1期。 ⑧张炜：《名作诞生记：〈将军吟〉、〈芙蓉镇〉》，《新文学史料》2009年第1期。 ⑨宋应离、刘小敏编：《亲历新中国出版六十年》，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73页。 ⑩何启治：《从〈古船〉到〈白鹿原〉》附录，《文学编辑四十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47、48页。 (11)何启治：《五十年光荣与梦想——关于编辑、出版者与长篇小说创作关系的对话》附录：何启治与唐达成的通信(该段摘自唐达成的回信)，《文学编辑四十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84页。 (12)谢泳：《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7页。 (13)唐弢：《晦庵书话·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 (14)舒乙：《由手稿看〈茶馆〉剧本的创作》，《十月》1986年第6期。 (15)林斤澜：《〈《茶馆》前后〉的后话》，《散花记散》，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60页。 (16)舒乙：《由手稿看〈茶馆〉剧本的创作》，《十月》1986年第6期。 (17)舒乙：《由手稿看〈茶馆〉剧本的创作》，《十月》1986年第6期。 (18)马波：《杨沫与〈青春之歌〉》，《百年潮》2005年第4、5期。 (19)王元化：《〈无梦楼随笔〉序》，《清园文存》第2卷，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53-456页。 (20)谢泳：《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第57-58页。 (21)张抗抗：《大写的“人”字》，《书话文丛·书斋雅乐》，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383页。 (22)周作人：《闭户读书论》，《读书与消闲》，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8页。 (23)倪墨炎：《现代文坛偶拾·小引》，上海：学林出版社，1985年。标签：文学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当代作家论文; 当代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当代文学作家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艺术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无梦楼随笔论文; 青春之歌论文; 唐弢论文; 古船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