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增长态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态势论文,国民论文,当前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连续两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初见成效
应当确立这样的指导思想，即出口贸易对我国国民经济的贡献率终究是很有限的。1992年～1997年的6年间，总消费、总投资和净出口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率，平均分别为44.3%、39.9%和15.8%。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已从供给约束转向需求约束，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持因素也从供给扩张转向需求拉动，由此决定扩大需求特别是扩大内需，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而政府公共投资支出和民间投资支出与居民消费支出，是支持经济增长的两大国内需求力量。在民间投资需求不足和居民最终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增加政府公共投资支出，可以更加直接、更加有效地提升需求水平、促进经济的增长。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解决结构失衡的最有效手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结构性矛盾日趋尖锐，并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作为结构性调整最重要手段的财政政策，则应当在经济结构优化和结构调整中发挥比以前更加积极的作用。财政政策作用于结构调整与建设，是降低经济发展成本的有效途径。运用财政政策工具，有助于解决好市场失败可能引发的结构性矛盾，保证经济发展中的结构转变，在合理化的轨道上逐步实现有序升级。在经济处于不景气、财政收入不敷支出的情况下，政府公共支出的增加只能依靠增发国债。从我国国债发行情况看，1994年为1028.27亿元，1995年为1510.85亿元，1996年为1848.50亿元，1997年为2411.79亿元，1998年为3808.77亿元，1999年为4015.03亿元。应该说，当前发行国债对国民经济发展整体上是有利的。第一，我国储蓄率较高达40%左右，且近几年来金融机构出现较大幅度的“存差”：1995年为3324.2亿元，1996年为7418.4亿元，1997年为7476.2亿元，1998年为9173.8亿元，1999年为15044.7亿元，2000年上半年为22595.4亿元。大量资金滞留于银行贷不出去，将会影响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益，而继续由中央财政向商业银行发行国债，可以充分利用社会潜在的资金、资源，有效发挥银行资金的作用，支持经济发展，带动就业和消费；第二，当前银行利率降到20年来的最低点，国债发行成本较低，土地、劳力等生产要素价格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发行国债、扩大投资，投入少、效益高、时机较好；第三，国内重要生产资料、粮食和外汇储备比较充裕，原材料、一般设备等投资类产品的生产能力较大，不会由此而引发通货膨胀。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最明显的表现是1998年下半年增发1000亿元长期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及1999年初预算安排500亿元国债资金基础上又增发600亿元国债几项举措。两年时间通过财政向银行发行2100亿元长期国债，带动4200多亿元银行贷款和自筹资金用于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共建设5100多个项目，建设总规模达2.2万亿元。1998年和1999年新增国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分别为1.5个百分点和2个百分点。
在国家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作用下，2000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比1999年增长8.2%，这意味着1992年以来国民经济增幅逐步下降的局面将被扭转。支持这段时期国民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国际经济环境好转和提高出口退税率导致出口贸易的大幅度增长，2000年上半年同比增长38.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可比价格增长10.1%，增幅比1999年同期高3.7个百分点；不包括集体和个体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1%，增幅比1999年第四季度高6.1个百分点；货币流动性增强，2000年上半年比1999年上半年同比增长，货币供应量Mo为19.5%、M1为23.7%、M2为13.7%。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字，2000年5月来，城乡居民储蓄已达6.2万亿元，增幅比1999年底低6.1个百分点。2000年前5个月储蓄增加2840亿元，比1999年同期少增2759亿元。根据有关媒体分析，实际上自1999年6月以来，储蓄增幅便开始逐月回落，由18.5%一直下滑到2000年5月的5.5%，11个月中下降13个百分点。这种现象是近年来从未有过的。
从总体上看，2000年上半年的经济形势发生了明显的转机。不久前举行的中央银行贷币政策委员会议，分析2000年上半年消费物价转负为正，同比上升0.1%，即+0.1%；商品零售价格幅度趋缓，同比下降1.9%，即-1.9%；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为正增长。一般地说，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是比较综合全面反映国民经济物价总水平变动的指数，它在编制上采用更为科学的方式，用现价国内生产总值除以不变价的国内生产总值，从而得出一个经济发展的趋势。国内生产总值平价指数为正意味着什么呢？很明显，这表明物价水平在上涨。对于经历了两年多通货紧缩压力的中国经济而言，这一变化的确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它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国民经济将要告别通货紧缩的压力，央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已经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必须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针对宏观经济形势出现的积极变化，我国还要不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或者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力度是否还要作一些调整？这已经成为当前制定宏观经济政策诚待解决的问题。这就涉及到政府公共投资在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问题。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我国1998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为7.2%，第二季度为6.8%，上半年平均为7%。如果1998年要实现年初确定的8%的经济增长目标，下半年就必须达到9%的经济增长率。这就迫使政府宏观调控的重点不得不转移到增加财政支出、加强固定资产投资力度、扩大基础设施建设规模上来。1998年下半年，政府为扩大需求增发1000亿元国债和国有商业银行增加1000亿元配套贷款用于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并明确定位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只能投向于农林水、交通通信、城市公用设施和环境保护、城乡电网改造、粮食仓库等设施的建设，借以带动社会总需求的增长，并为后续的经济增长打下基础，使得1998年第四季度的国民经济增长率达9%，全年国民经济增长率为7.8%。由于1998年下半年追加政府公共投资的滞后效应，和1999年年初增发500亿元长期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使得1999年第一季度的国民经济增长率达8.3%。但4月份以后国民经济增长率又呈下滑态势，迫使下半年又增发600亿元国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由于相当部分资金使用没有到位，投资和经济增长率并没有发挥出来，全年的国民经济增长率仅7.1%。2000年年初，又增发1000亿元国债，使得上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达8.2%，扭转了1992年以来经济增长率持续下滑的态势。但是，7月份以后经济增长率又开始下降，迫使政府于8月份再增发500亿元长期国债，用于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和固定资产投入，增发500亿元国债全部纳入中央预算，中央财政赤字便由年初预算的2298亿元扩大到2798亿元。
由于目前我国国民经济增长主要是靠中央增发国债投资支撑的，社会投资或民间投资尚未有效启动，降低居民支出预期问题尚未很好解决，居民消费的回升尚不稳定，因此，当前有个值得引起人们重视的问题，即如果社会投资或民间投资不能有效启动，那么，单靠中央政府投资投资来支撑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是困难的。近几年来，我们一直想用中央投资“带动”社会投资或民间投资，但始终未能“带动”起来。实践证明，在体制转轨时期社会投资或民间投资有其特殊规律和特殊启动方式，单靠中央投资是“带动”不起来的，必须有相应的政策和制度推动。显然2000年上半年，城乡集体和个体投资增长7.9%，其中集体增长7%，个体增长8.6%，民间投资开始启动。但也应看到，投资增长对政府的依赖性越来越强。2000年前5个月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中，国家预算内资金在1999年同期大幅度增长基础上，继续保持26%的较高增幅。1999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5.1%，由于下半年国债资金作用减弱，一度出现下滑，到8月份甚至出现负增长，全年平均固定资产投资只增长5.2%。2000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集体、个体投资）同比增长12.5%，比1999年同期增幅还低2.6个百分点，其中基建投资只增长6%左右。应当指出的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投资不足的主要原因不是缺乏资金，而是找不到好的投资项目。这集中表现在企业的存款，已从1998年12月份的32486.6亿元，增加到2000年上半年的40739.8亿元，增长25.4%，高于同期M2增长率。由于2000年第三季度1000亿元国债投资将基本安排到位，如果没有新的国债资金注入，第四季度投资增长速度将会下降，全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0%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于是，中央决定于8月份增发500亿元国债投入基本建设。
当前投资增幅不高的主要原因，应当归咎于结构升级缓慢。目前我国供给过剩的现状，带有极其明显的结构特征。无论是农业、制造业还是服务业，我们的供给能力大都集中于技术层次相对较低的领域，制造业初级产品加工能力大多过剩，而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却需大量进口满足，即使是家电行业其核心技术也依然缺乏自主能力，在事关综合国力的装备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方面，我们的自主供给能力更是有限。例如，我国传统纺织品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国家不得不强制淘汰传统纺织机，但是每年进口的高档纺织面料都在60亿美元以上。我国粗钢产量1.2亿吨，不锈钢80%要依靠进口。我国自己生产700万吨塑料（折合乙烯），而家用电器需要的塑料须进口800万吨。在长期的短缺经济条件下，投资者的投资意愿十分旺盛，但在投资迅速扩张的过程中，产业结构升级却没有跟上，形成大量的重复建设，使投资效益不断下降，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近年来的投资需求。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和国内买方市场的形成，市场需求不足已成为制约投资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尽管近年来我国央行已连续7次下调存贷款利率，投融资成本有所降低，但是持续30多个月的物价下跌，使企业投资回报率预期难以乐观，也就是说成本的降低并未抵消回报预期的降低。与此相联系的是，市场主体行为更趋理性化。即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企业作为最主要的投资主体，其投资行为逐渐成熟，投资更为慎重，这一点在非国有企业和已经改制的国有企业反映尤其明显。从政府方面看，调控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由直接调控转向间接调控，投资领域开始收缩，同时由于政府投资（预算内投资）所占份额有限，影响力下降。从中介机构——银行方面看，这几年商业银行的风险意识明显增强，对要求贷款的项目审查较严。而居民个人由于资金实力有限，面对日益提高的投资准入门槛持观望态度，增长缓慢。
三、缺乏消费需求支撑的政府投资是没有生命力的
在买方市场和通货紧缩的条件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于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的确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我们也不能过份夸大财政政策的效力。如果说，在与计划经济体制相联系的短缺经济条件下，由于经济运行中存在明显的增长“瓶劲”，政府调控经济运行的方式主要是直接调控投资，“投资什么”和“投资多少”主要由政府根据资源供给约束条件决定的，而消费需求在短缺经济条件下主要随投资需求的变化而变化，消费需求的扩张与收缩，同基本建设投资中的40%转化为消费基金有很大关系。由于那时居民存在着消费“饥渴症”，当投资迅速膨胀时，居民随之增加的收入几乎全部转化为购买力；当投资急剧收缩时，消费需求因居民的收入和购买力下降而相应收缩。但是，当消费品市场由卖力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时，居民的消费行为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变得逐渐理性成熟起来。消费者行为方式的转变，使消费需求开始脱离投资需求对它的决定性影响。那种调控了投资需求走势也就调控了消费需求走势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解决需求不足矛盾，归根到底取决于消费需求的增长。如果没有消费需求的支撑，投资就很难发挥效应，经济增长也难以持久。增加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投资，同扩大消费需求一样，也要受到严格的市场制约。消费无市场与投资没有好项目是相互联系的。从根本上说，投资是为消费服务的，没有消费的增长，投资就不可能无限制地循环下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要看到增加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投资的特殊重要性，也要认识到其对经济总量影响的有限性。一般情况下，在总需求的总量和增量中，固定资产投资约占1/3的份额，而消费则占50%～60%，投资增加一个百分点，远不如消费增加一个百分点的影响大。在当前扩大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投资时，要注意防止两种现象出现：一是在投资增加的同时出现消费滑坡；二是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投资增加的同时，出现其他投资的滑坡。一般地说，后者的规模往往大于前者，一旦出现滑坡将是很难弥补的。我们通常所说的扩大内需，应当包括扩大投资需求和扩大消费需求。从投资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特点看，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拉动作用是很明显的。但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看，只有消费需求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的持久的拉动力量。消费需求既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又是社会再生产的新的起点。从一定意义上说，投资需求是由于消费需求派生出来的，其自身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持久拉动力量。不仅如此，在消费需求没有明显回升迹象的情况下，投资需求的大幅度回升，只能说是行政力量的推动。这种性质的推动，在短时间内有利于阻止经济增长率下滑，刺激经济的回升，但经济启动后的正常运行，则必须有消费需求增长的配合，如果没有消费需求的支持，不能将行政启动转变为市场启动，这种投资增长和经济回升是不会持久的。只有通过消费需求的活跃来带动投资，才能为整个社会投资，包括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集体和个人的投资提供应有的空间和市场导向。因而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有利于产业和产品结构的调整，也有利于减少银行的呆帐、坏帐。只有由消费到投资、到生产都活跃起来，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才能增加财政收入，使整个国民经济运行进入良性循环。从中长期看，只有把投资建立在消费的有效需求上，共同拉动经济增长、才能有效地扩大内需。消费的拉动，历来在我国GDP的增长中居主导地位，消费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拉动GDP增长零点6个百分点。
四、把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扩大消费需求结合起来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影响国民经济增长诸因素中，消费需求的贡献率呈下滑的态势。在1990年～1993年的经济启动和回升阶段，最终消费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5%以上。其中1990年为70.06%,1991年为68.9%，1992年为64.84%，1993年为56.66%。但1994年以后，消费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明显下降趋势，1997年为35.88%，1998年为33%。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近几年来，消费市场疲软，产品销售不畅，企业效益下滑，下岗职工人数增加，城镇居民收入增幅有所下降。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1993年为10.2%，1994年为8.8%，1995年为4.9%，1996年为3.3%，1997年为3.0%，1998年为3.2%。我国近几年来所表现出来的最终消费需求不足，其直接原因是由于居民收入预期下降，支出预期上升，但其深层原因，则在于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分配制度改革的滞后，即收入分配关系没有及时调整。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城镇居民的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都是由政府或单位提供保障的，而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化，医疗、养老、保险以及住房和教育等由个人负担的部分将不断增加，这意味着人们在当前或未来，将会有较大数额的支出，因而不得不加大储蓄的力度。实践向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个新问题，即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原有体制内居民消费的实物化、集团化和福利化程度持续下降，但货币化、工资化程度则没有相应提高。原有体制内居民的工资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致使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消费的增长，除个别年份外总是持续滞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客观上要求必须通过改革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工资制度，在逐步取消工资中的福利成分的同时，努力提高工资化、货币化水平。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刺激消费需求的增长，进而带动国民经济的增长。
当前城镇居民消费不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出现“消费断层”。这是因为目前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正处于升级时期，即由吃穿用向住行方向发展，但由于住行产品价格高，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工资结构又不包括这方面消费，这就难免会出现“消费断层”。”居民购房已经越来越为商品住宅的主要销售对象，个人购买占新建商品住宅面积：1996年为53%，1997年为64%，1998年为68%，1999年为70%。目前我国住宅价格，总的来说仍然偏高。按目前全国商品住宅价格每平方米1900元和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1.8万元计算，房价收入比在8倍以上，超过国际公认的3倍－6倍的正常房价收入比。经过1998、1999两年努力，中国终于破除城镇住房实物分配制，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但破旧不等于立新。建立住房分配货币化不比破除实物分配容易。为了促使住房实物分配向货币分配转化，首先必须因势利导地理顺收入分配体制，较大幅度地增加职工工资中的住房消费含量，让广大中低收入家庭买得起住房。与此相联系，还应全面推行并不断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完善并扩大个人购房贷款业务，提高居民购房能力，以解决住宅商品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现在全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已降至50%以下，说明有一部分居民有可能将更多的收入用于住房消费方面，具备进入市场的能力；住房公积金的全面建立，为发展政策性住房按揭提供了长期的、稳定的资金来源。除此之外，还应重视流通的作用，放开二级市场并降低交易费用，允许职工已购公房进入市场，活跃住宅消费，使住宅成为新的主导消费品，成为消费热点甚至投资热点。
在解决住的问题的同时，行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地被列入居民支出的计划中。随着汽车工业的不断发展，经济型轿车品种的不断增多，以及价格的下降，家用轿车的销售将逐步进入黄金时代。这一消费热点的启动，将会极大地推动相关消费需求的产生。据“城市居民生活观”的全国性调查表明，在北京、大连、广州、成都、西安等14个城市中，私人意向购买汽车数量近百万辆，许多家庭的投资首选为汽车。据“全国汽车消费市场现状网上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268份答卷中，87%的消费者认为国内汽车价格太高，等待着价格的更大幅度下降。作为传统产业的汽车业，还有很大的降价空间，消费者愈来愈关注汽车的价格，一旦中国加入WTO，汽车价格还将会更大幅度地下降，正由于消费者对轿车降价预期增强，导致汽车市场较为冷清。
改革开放21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别不仅没有缩小，还有所扩大。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为农村居民的2.37倍，1999年扩大到2.57倍。如果把城镇居民享受各种补贴计算进去，其差别可达3倍多。如果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不能大幅度地提高，就很难设想我国国民经济可以保持长盛不衰的快速增长势头。内需不足已成为制约目前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首要因素。而内需不足，最主要的是农民最终消费需求不足。如果说，最终消费需求是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关键，那么，增加农民收入和消费需求则是保证最终消费需求增长的关键。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差距的不断拉大，农村消费品市场与城市消费品市场的等级也不断拉大，乃至于拉大到两个市场“断裂”的程度。即在城镇市场上已经趋于饱和的高档耐用消费品无法向缺乏有效需求的农村市场转移。这就使得以新兴耐用消费品为主要对象的需求量，不仅在时间上变得十分集中，而且在规模上变得十分狭小，从而缩短了产品从供不应求到突然过剩的过程。应当这样看，即我国上述耐用消费品的过剩，只是在狭小的城镇市场里发生，相对于潜力巨大的农村市场，这类产品远远没有满足需要。问题的实质在于，城镇市场与农村市场的落差太大，巨大的、潜在的农村市场无法吸纳在城镇市场上已经趋于饱和的产品。由此造成了这种特殊的两个市场“断裂”的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为整个经济改革和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同时应该看到，目前我国农村的总体消费水平仍然较低，1998年其恩格尔系数为53.4%，这仅相当于城镇居民80年代初期的水平，说明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上升空间较大，但是农村市场这种巨大的需求潜力在目前尚难表现为现实的购买力。其所面临的问题：一是农产品供求关系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农产品价格持续30多个月出现负增长，这个问题只能通过调整农业生产结构，进行农产品的深加工来解决。二是乡镇企业和整个工业一样，面临生产过剩和销售困难，经济增长速度趋缓，近两年乡镇企业减少300万个，从业人员减少近2000万人。初始阶段那种低水平的规模扩张已经不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而要通过结构的调整提高水平。三是随着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和技术装备水平的提高，单位资本所吸纳的劳动力数量减少，以及城市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口的增加，使得农民外出打工的机会相对减少，况且乡镇企业资本有机构成也在提高，这对于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的中国农村是个严重的问题。因此，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率的下降是难以避免的，即从1996年的9%下降至1997年4.6%、1998年的4.3%、1999年的3.8%和2000年上半年的1.5%。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着力点放在如何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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