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二十年与新闻事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十年论文,改革开放论文,事业论文,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978年12月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以来的20年间，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取得了空前巨大的进展。我国的新闻事业在这20年间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一、两个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间，我国的新闻事业和新闻改革经历了两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1978年12月到1989年上半年。
在这一阶段，我国新闻工作者对过去几十年新闻事业的得失和经验教训进行了反思和总结，提出了新闻改革的问题，努力探索新闻改革的道路。
这一时期，我国新闻界在涉及新闻工作的一系列理论问题上展开了激烈争论。其中最重要的有，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新闻工作还要不要把无产阶级党性作为根本原则，要不要提新闻工作的“人民性”，我国新闻工作还要不要当党和人民的喉舌，是否存在绝对的新闻自由，是否应当办所谓的“民办报纸”等等。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我们对西方的新闻事业总体上是持否定态度的，很少考虑要向他们学习借鉴的问题，因此很少翻译出版西方的新闻学著作。据《中国新闻学书目大全（1903—1987）》（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中的资料介绍，我国1903—1978年出版的外国新闻学著作中，苏联的近50种，而西方的仅4种。在反思中， 大家深感我国过去的新闻工作虽然有过辉煌的成就，但也有不少严重的失误和教训，有必要了解西方新闻工作情况，以对此借鉴。据《中国新闻学书目大全》的资料介绍，我国1979—1987年翻译出版的苏联新闻学书籍近20种，而西方的达70多种，远远超过我国自现代新闻事业诞生以来的约百年间翻译出版西方新闻学书籍的总和（1903—1949年9月出版20种，1949年 10月—1978年出版4种）， 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报刊的四种理论》（美国韦尔伯·斯拉姆等，1980年出版），《新闻写作教程》（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写作组，1986 年出版）， 《新闻学概论》（日本和田洋子，1985年出版），《当代新闻学》（法国贝尔纳·瓦耶纳，1986年出版），《传播学概论》（美国韦尔伯·斯拉姆等，1984年出版），《传播媒介的垄断》（美国本·巴格迪坎，1986年出版）等。
这种引进是完全必要的，使我们有一个参照系，可以作为一种借鉴，吸收其精华，扬弃其糟粕，这有助于我国新闻工作者更好地反思和推进我国的新闻改革。我国绝大多数新闻工作者正是这样做的。
但也有个别同志认为，西方新闻工作的经验统统是好的，全盘照搬，用它来对照我国的新闻工作，我国新闻工作中凡不符合西方做法的就加以否定。
针对这些争论，邓小平同志发表了一系列十分中肯的意见。他多次强调，“每个干部都要把党性放在第一位”，（注：《军队要整顿》（1975年1月25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页。 ）“所有共产党员都要增强党性”。 （注：《党在组织路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6页。 ）他批评某些人“在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上提出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注：《党在组织路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2页。）他说， 新闻媒介应“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要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宣传党的领导、党和人民群众团结一致的威力，宣传社会主义中国的巨大成就和无限前途，宣传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而奋斗是当代青年的最崇高的使命和荣誉”。（注：《目前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5页。）他说， 我们不能允许“公开反对宪法原则的‘言论自由’”；（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4页。 ）“绝不允许宣传什么包括反革命分子在内的言论出版自由”（注：《目前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3页。）等等。
邓小平同志有关新闻宣传的论述，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体现。
这一阶段，我国新闻界思想活跃，提出并探讨了不少有意义的问题，新闻事业有了较大发展，新闻改革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也出现了不少问题。
1989年春夏之交，在北京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它是这一阶段我国新闻界出现的问题的一次总暴露。邓小平同志这一年6月9日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江泽民同志这一年11月28日在新闻工作研讨班上就新闻工作发表了重要讲话，对这一阶段新闻界情况作了一个极其深刻的分析。他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新闻事业同建设和改革的各项事业一样，发展很快。新闻界为拨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很多贡献，在宣传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十年来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包含着广大新闻工作者的劳动和心血。对此必须充分肯定。
但是，我们要清醒地看到，近几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直到今年春夏之交发生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暴露出新闻界存在不少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当然，有表现得很好的，如《解放军报》和《北京日报》以及许多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但确有不少动动摇摇的，还有转向的。特别是中央一级的一些主要新闻单位和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一段时间以来，散布了不少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在动乱期间更是愈走愈远。不但不宣传中央正确的声音，反而违背中央的正确方针和决策，公开唱反调，不但不去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制止动乱，反而为动乱、暴乱的策划者和支持者提供舆论阵地，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起了煽风点火、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群众中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影响很坏，教训深刻。这也从反面说明了新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说明新闻宣传一旦出了大问题，舆论工具不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不按照党和人民的意志、利益进行舆论导向，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危害和巨大的损失。
可以这样说，在这次严峻考验面前，多数新闻单位是好的，但有些新闻单位是考试不合格的，有的甚至可以说是溃不成军。当然，我这里说的“考试不合格”，不是说这些新闻单位的新闻工作者都不合格，他们中的大多数同志也是好的，而是说这些新闻单位在舆论导向上发生了严重的错误。（注：《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在新闻工作研讨班上的讲话提纲》（1989年11月28日），《求是》1990年第3期。）
江泽民同志的这段讲话，是对这一阶段我国新闻事业和新闻改革的一个很好的概括。
（二）第二阶段，从1989年下半年至今。
1989年春夏之交在北京发生的政治风波，在我国新闻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全国新闻界都开始进行深刻反思：为什么我国有些新闻单位和新闻工作者会在舆论导向上发生如此严重错误，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如此严重危害和巨大损失？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主持工作以来，十分重视新闻工作。在1989年11月举办了新闻工作研讨班，认真总结我国新闻工作近几年来特别是这次政治风波中的经验教训。江泽民同志亲自到班上就新闻工作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发表了十分重要的讲话。以后，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参加各种新闻宣传会议，视察新闻单位，不断及时地就新闻宣传工作发出重要指示。这一阶段，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各新闻单位和新闻从业人员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勇于开拓，努力创新，使我国新闻事业和新闻改革走上了健康、迅速发展的道路，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二、十大变化
正如我国各方面工作都在进行改革一样，我国新闻工作20年来也在多方面进行了改革。我国的新闻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国新闻报道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新闻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
（一）我国新闻界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新闻事业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和政治家办报的思想，明确了许多基本新闻理论观点，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加强和改善。
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新闻界极少数人错误地总结我国新闻工作者在“文革”期间跟着“四人帮”走而犯了错误的教训，认为这是坚持党性的结果。他们提出，新闻工作要有“人民性”，人民性高于党性。新闻界就这一问题展开了大争论。邓小平同志总结这场争论时强烈批评了“不讲党性”的言行。他指出，一些人当年犯错误是因为随风倒，而“随风倒本身就是一个违反共产党员党性的大错误”。（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2页。）他说，“中央犯过错误，这早已由中央自己纠正了，任何人都不允许以此为借口来抵制中央的领导。”“一个党如果允许它的党员完全按个人的意愿自由发表言论，自由行动，这个党当然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不可能有战斗力，党的任务就不可能顺利实现。”（注：《目前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1页。）
在1989年春夏之交那场政治风波之后，江泽民同志在当年11月发表讲话强调，我们的新闻工作“必须坚持党性原则”，这是新闻工作的“根本性的问题”，“新闻宣传在政治上必须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他特别批评了所谓人民性高于党性的主张。他说，“坚持党性原则，也就是坚持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原则，两者是完全一致的，提出‘人民性’高于党性，实质就是要否定和摆脱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如果说以前我们有些同志对这种观点的实质还看不太清楚的话，那么经过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就洞若观火，昭然若揭了。在动乱中，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打着‘人民性’的旗号，以人民的代表自居，以此抵制、反对党中央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正确决策。”（注：《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在新闻工作研讨班上的讲话提纲》（1989年11月28日），《求是》1990年第3期。）
1996年江泽民同志先后在解放军报社和人民日报社讲话，再次强调党性原则，重申了政治家办报的思想。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把“新闻宣传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写到党中央全会的决议中。1997年，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的报告中强调指出，“新闻宣传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
20年来，特别是1989年以后，我国新闻媒介坚持了党性原则，充分发挥了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的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先后建立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逐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不断加强和改善。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就新闻宣传工作发表了不少重要讲话，涉及了新闻工作的许多根本原则。江泽民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也就新闻和宣传工作的许多重要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中宣部不断及时研究新闻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遇到的新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及时制定各个时期、各个具体战役的报道方针，新闻界在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1989年11月，江泽民同志提出：“各级党委要经常研究讨论新闻工作”；“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过问新闻宣传”。（注：《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在新闻工作研讨班上的讲话提纲》（1989年11月28日），《求是》1990年第3期。）以后他还多次谈到这一点。 这些年来，各级党委对新闻工作的关心和指导大大增强。仅从1992年9 月到1997年年中就有近20位省市委书记为《中国记者》杂志撰写每月评论。
新闻界经过这些年的学习讨论，在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喉舌功能、政治家办报、实事求是、正确引导舆论、新闻不能商品化、不宜提“读者是上帝”、正确理解新闻自由、正确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等许多新闻理论的基本观点上，都取得了正确的共识。
我国新闻界广大采编人员在正确认识的基础上，遵循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毛泽东新闻思想和邓小平关于新闻宣传的论述、党中央关于新闻宣传的方针，自觉地服从党的领导，努力改进党的基本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以及其他各方面新闻报道，大大增强了新闻报道的社会效果。
（二）新闻工作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申了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新闻事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这是根本性的变革。对新闻事业必须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新闻界形成了明确的认识。新闻工作者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两个方面的宣传报道中都做了大量工作，积累了许多好的经验。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任务。目前这个转变正在进行中。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课题，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许多领域。面临许多复杂的问题，有待全国人民去探索解决。我国新闻界积极投身于这项工作，充分报道人民群众在这一探索中的新创造，并同全国人民一起探索，发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新闻报道。新闻单位为适应这两个转变，同时还在探索如何搞好自身的改革。
（三）作风、文风有了很大转变。
“文革”期间，我国新闻界传统的良好作风与文风被抛弃了。不少新闻工作者很少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而习惯于跑上层、跑机关、泡会议、编材料。有的人为了跟风，不惜弄虚作假。那个时期报纸上充满了假话、大话、空话、套话，许多报道长而空。千报一面，版面呆板。许多新闻照抄照转上级领导文件和讲话，导语和结尾都要写上一大段政治议论，人们讥之为“戴帽穿靴”。新闻写得干巴枯燥。读者“看报看题”，有的人甚至连题也不看。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1989年以来，新闻界认真抓了作风和文风的改进。
江泽民同志1991年视察新华社时说：“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这是新华社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好传统，也是新华社较好地完成宣传报道和各项工作任务的重要原因。”（注：《在视察新华社时的讲话》（1991年11月4日），《中国记者》1991年第11期。 ）广大新闻工作者遵照这一指示，努力克服新时期在这方面出现的新问题和一些实际困难，在基层、在群众中调查采访，采写出了许多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为群众爱读爱看的新闻。几年来中国新闻奖评奖以及其他方面新闻的评奖，评选出一大批好新闻。这些新闻实事求是，鲜明生动，语言朴实。新闻越来越多地涉及难点、热点问题。短新闻增多，时效也大大提高了。
1998年夏天，长江发生了自1954年以来的又一次全流域性的大洪水，松花江、嫩江出现超历史纪录的特大洪水。干部群众800多万人，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30万人投入抗洪斗争。在这场规模空前、气壮山河的抗洪斗争中，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我国新闻界全力投入抗洪救灾宣传，数以千计的新闻工作者奔赴抗洪第一线。他们深入现场，深入群众，不畏艰险，不怕疲劳。无论白天、子夜、凌晨，哪里有险情，那里就可见到记者们的身影。他们采写了大量消息、特写、通讯、综述、评论。这些新闻报道内容扎实、语言精练生动，时效快，全面准确地反映了抗洪斗争的壮阔场面和干部群众、解放军武警官兵们的英雄风貌，为夺取抗洪抢险救灾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舆论支持。这次报道是对我国新闻界的一次大检阅，充分展示了我国新闻界的良好作风与文风。
（四）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正确实行舆论监督
“文革”时“四人帮”强令我国新闻媒介只报喜不报忧。当时对人民说来并没有真正的喜，所谓喜就是对“四人帮”推行的一套歌功颂德，尽管全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却仍然只许说到处莺歌燕舞，不许报困难、问题、错误。
80年代，一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打着舆论监督的旗号，大肆渲染黑暗面，使青年学生受到误导。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主持工作以来，多次阐述了如何摆正正面宣传与批评、揭露性报道关系的问题。近几年来，新闻界对这些方面的报道处理得比较好。
1、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得到了贯彻，讴歌社会主义， 讴歌改革开放事业和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人新事的报道增多了。许多英雄模范人物的报道，给群众留下深刻印象。1998年夏季抗洪抢险的报道，是一个很好的范例。这些报道对推动两个文明建设起了重要作用。探讨改革开放中的问题、解疑释惑的报道也增加了，如对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股份制、物价、粮食问题等的探讨和解释，这些都应当列为正面报道。引导市场的报道，如什么地方有什么产品，什么地方有什么需要，什么产品生产能力过剩，什么产品有发展前景等等，这也属于正面报道。
2、舆论监督、批评报道的战斗力加强了。 这类报道既有物质文明方面，也有精神文明方面。如对于干部队伍中贪污腐败现象的揭露，对沈太福、陈希同等大案要案的披露，关于“东北现象”的批评，铁路上犯罪团伙逞凶案件的曝光，对公费旅游、医院红包、三陪、制黄贩黄、拐卖妇女儿童等问题的揭露，都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在1998年夏季抗洪斗争中，在大量正面宣传同时，也及时揭露批评了某些人的错误，应当说，这两方面报道都是对抗洪斗争有力的舆论支持。
3、摆正了正面宣传和舆论监督的关系。 新闻媒介的报道做到了以正面宣传为主，而批评、监督性报道注意选择有典型意义的，数量适度。
这些做法符合事物的本质真实、总体真实。中国是12亿人口的大国，每天发生的缺点、坏事，可以找出许多，如果都要报道，报纸用8 个版都登不完。如都登，尽管批评的每件事都真实，但总体上就不真实，就会给人中国一片黑暗的印象，而事实上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正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总体说在提高，光明面占主导地位。
但又不能只报喜不报忧。邓小平同志早就批评过“报喜不报忧”的做法。说报忧“可以医治自满和麻痹”。“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注：《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50年5月 16日），《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50页。）报忧是为了帮助党和政府克服缺点，帮助人民消除消极现象，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搞得更好，而不是逞一时痛快，使人民丧失信心。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对于人民内部的缺点错误，也应该进行揭露和批评，但这种揭露和批评是‘恨铁不成钢’，目的是以同志式的态度帮助克服缺点、纠正错误。对于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批评，只要是善意的，有益于改进工作的，我们都应该热忱欢迎。”（注：《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在新闻工作研讨班上的讲话提纲》（1989年11月28日），《求是》1990年第3期。）
（五）信息量增多、报道面扩大。
1、短新闻增多。我国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 特别是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以来，人们一方面时间越来越紧张，生活节奏大大加快，另一方面需要更多地了解国内、国外多方面情况，因此希望新闻媒介增加信息量，希望能用最短时间了解大量信息。针对这种需求，许多报纸、电视台、电台都大力抓短新闻。报纸对头版、要闻版，规定至少要登多少条新闻；电视台、电台规定半小时或 10分钟、5分钟之内播发多少条新闻等等。
2、报道面扩大。我国新闻媒介的报道面大大拓宽，除政治、 经济新闻外，还大量报道异彩纷呈的文化生活、科技成就、社会新闻、重大灾害新闻、自然趣闻等等。过去不敢想象的股市行情、商品信息、购物指南等等也都上了版面、荧屏。新闻媒介既注意唱好主旋律、也注意报道的多样化，使版面和荧屏丰富多彩，生动活泼。
3、出现周末版热、扩版热。1981年1月4 日《中国青年报》首家推出“星期刊”。目前全国有一半以上的报纸开办了周末版，“星期刊”。不少报纸扩大为8版、12版、24版乃至更多。电视台、 电台也增加了每天新闻节目的次数。这正是新闻媒介适应读者对更多信息量、更大报道面的需求，而采取的措施。
4、文摘报大量涌现。1995年底，全国有文摘类报纸30多家， 期发行量达1100万份。《解放日报》的《报刊文摘》（1996年期发行量 168万份）、《光明日报》的《文摘报》（1996年期发行量42万份》都很受读者欢迎。文摘类期刊也受到欢迎。《新华文摘》被认为是最新知识的百科全书。还有140多家报纸办了“文摘专刊”、“文摘版”。
（六）加强了新闻媒介的服务功能。
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解放区新闻界提出“报纸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有力的工具”。党报必须具有四性：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我国新闻媒介遵循这一方针，在战争年代，在对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年代，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受众要求新闻媒介更充分、更全面地满足自己的多方面需求。新闻媒介为了争取更多的受众，加强了服务功能，如提供市场信息、产品产销信息、商品的价格信息、购物指南、生活指导、保健医药卫生知识介绍、旅游知识介绍、求职、招聘信息等等。交通台的开播，广告的增多，也是服务功能的体现。
有些新闻媒介不仅在自己的版面、荧屏、广播中加强服务功能，还为受众提供直接的服务，诸如帮助本地产品寻找销路，帮助本地企业寻求原料供应，帮助父母找回被拐卖的子女，为解救的孩子找寻他们的父母，解救被拐卖的妇女，为本地重大建筑工程组织文艺演出和其他活动进行宣传等等。这些活动加强了媒介与受众的联系，扩大媒介自身的知名度，促进发行量、收视率、收听率的增加。
（七）新闻媒介发展迅速，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1、报刊迅速增加。“文革”期间我国有公开报纸42家。1978 年增加到186种。1998年年中已达2045种。公开期刊1998年年中达7927 种，多数是专业性、学术性的。其中有一些属于生活服务性（健康、医学），思想教育性（各级党刊）。文学期刊有几百种，是世界各国中最多的。新闻性期刊不多，仅有《瞭望》、《半月谈》、《世界知识》、《北京周报》等。
1996年年中我国报纸曾达2202种，期刊8150种。此外还有近万种非正式报刊，即内部报刊。内部报刊较易获得批准，但有的刊物名为内刊，却公开定价，向社会发行，甚至印英文目录，同海外交流。公开报刊中有一些内容不健康或发行量很小而靠行政系统强制发行的。近两年对此进行了整顿。到1998年年中，我国正式出版的报纸减少了157种， 期刊减少了223种，收费发行的内部报刊有许多已停办。
2、广播电视迅猛发展。1982年全国仅有广播电台118座、电视台47座，到1995年年中已分别发展到1210座和976座。各省、市、 自治区和所有中等以上地区级城市，以及不少的县城都有了电台和电视台。用来发射和转播广播电视节目的发射台、转播台等，也都迅猛增加。1996年底电视人口覆盖率已达86.1%，广播人口覆盖率达83.7%。出现的问题是，有的县级台节目质量不高，有的转播台擅自转为电视台等。
3、产业报作用越来越大。《人民铁道报》是新中国第一家产业报，1949年5月1日创刊。改革开放以来涌现一大批具有鲜明特色的产业报。1996年，全国产业报已达110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22倍。 产业报主要由国务院各经济部门主办，多属于某一个产业，如中国铁道报、中国电力报、中国化工报等，它们也是本部门的机关报；还有大型产业公司和行业总会主办的报纸，如中国石油报、消费时报等。产业报总发行量达4500万份以上，面向全国2.5亿产业大军。
4、都市报异军突起，影响日益增大。进入90年代， 一些省级机关报办起了面向广大市民的子报—都市报，都市报有日报也有晚报。近来有一些都市报又辐射到县城和乡镇。都市报也是党的报纸。但它们十分注重当代市民对多方面信息的健康的需求，因此受到广大市民欢迎。从1994年起，我国从事城市性工作的人口已达到6.3亿， 超过从事农业的人口，这给都市报的发展提供了广阔天地。目前都市报已有20多家。不少都市报发展迅速。《扬子晚报》创刊于1986年1月，当年发行量5万份，到1996年已达103万份。《华西都市报》1995年1月创刊，当年发行量12万份。到1997年底已达50万份。都市报成为我国新闻界中一支突起新军，影响正不断增加。
5、传媒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电视作用和影响日益增加。 广播在改进节目结构后，收听率提高。它们同报纸在作用上相互补充，都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因素。
新闻出版署报纸司1993年9月公布过我国的报纸结构，情况如下：
类别 综合报 机关报 群体报 行业报 企业报 晚报
数量14 595 149 793 10971
百分比 0.730.6 7.640.7 5.5
3.6
类别文摘报 生活报
军报报 合计
数量 26 183
131952
百分比
1.3 9.4 0.7 100
这表明，我国已形成了以党报系统为主体的多门类、多层次和多品种报业结构。
（八）新闻单位对自身内部经营管理机制开始了改革探索。
新闻单位经费原来都是上级全包，进入80年代，逐步改为部分拨款、递减包干。有的目前已做到自负盈亏，或一创办就自负盈亏。
许多新闻单位打破了大锅饭，实行聘任制，特别是新办报、台。但老的单位打破大锅饭，终身制仍面临不少困难。
不少新闻单位实行采编人员工资、奖金、级别、职称、住房等等同工作成果挂钩，电视台、电台实行节目、栏目承包，而承包也还是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
一些新闻单位试行机关服务产业化，把服务部门办成服务业实体，使单位领导可以像西方新闻界那样集中精力抓新闻报道。
为了保证自负盈亏、多赢利、许多新闻单位开始办产业实体，主要是与新闻业务有关的，如印刷厂、图片社、出版社、造纸厂等，也有关系不太大的，如办饭馆、经营房地产等。
这些方面大家都在探索，应当不争论，大胆地试，不行再改。
1994年初，安徽省邮电发行局公布，发行数量寥寥无几的《中华讯报》、《中华医药报》和《企业文化报》自行宣告“死亡”。近几年有更多的报纸停刊。这一情况的出现，标志中国报业已进入新的航道，改变了报纸只生不死的状况。
（九）传播手段和技术逐步现代化。
目前，各新闻单位已经或正在实现写作、编辑、排版等主要工序的计算机化。我国省以上报社已经告别了铅与火的时代，采取了激光照排和胶印印刷。报、台以计算机远程通信方式接收新华社的电讯稿。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已经使用卫星传版，取代了报纸传真或纸型航寄方式。新闻技术的现代化，大大提高了新闻时效和质量。
新闻照片采用了数码传送的新技术。摄影机也在向数码化方向转变。图片传送设备尽管十分昂贵，目前一些大的新闻单位开始装备，做到了照片与文字新闻同步传送。
利用卫星传送文字和图片新闻，转播广播和电视，在五六十年代曾是科学幻想的题材，今天已成为广泛实现的现实。
目前，新闻媒介上因特网、多媒体的出现等新传播技术问题也已摆到了我国新闻界面前。
（十）新闻单位间出现了既竞争，又协作的新形势。
随着向市场经济过渡、新闻业内部，各种新闻媒介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报业与电视、电台之间，电台之间，电视台之间，报业之间互相争取受众，使各新闻单位面临严峻的挑战。
另一方面，各新闻单位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而做好这项工作，不是任何一个新闻单位所能承担的，必须发挥各自特点和长处，分工合作，形成合力共同来完成。报纸、电视台、电台、通讯社，谁都不能取代谁，而要共同努力，分工协作。徐洪刚、孔繁森、徐虎、高建成等英雄模范的事迹，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香港回归，1998年夏季的抗洪抢险斗争，历年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等等，各媒介互相竞争，以不同形式，从不同角度宣传，最终形成合力，汇成和谐壮美的大合唱，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这些变化表明，我国新闻改革是成功的，它促进了我国新闻事业的大发展，而多方面新闻改革的措施本身也是新闻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任重道远
20年来，我们的新闻改革取得了巨大进展，新闻事业有很大发展，但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新闻工作的要求相比，仍有不少差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也会对我国的新闻工作不断提出新的课题和要求。我国的新闻事业目前仍存在一些不适应改革开放形势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与不足。
关于新闻理论和新闻观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虽然新闻界绝大部分同志认识是一致的，但仍有人在某些问题上有不同意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出的新问题应当如何认识，也不是很快就会一致的。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探讨解决。
随着新闻事业的大发展，我国新闻媒介出现了滥和散的问题。经过整顿，1998年年中我国仍有报纸2045种，而美国仅1600多种。不少单位办报刊为创收，这些报刊起的作用不大，靠摊派发行，甚至挤掉党报、党刊的发行量。电视台，外国一国仅几家，我国中央、省、地、县四级都办、有无必要？有的县台转播新闻，先中央台、后省台、地级台，最后再播映县新闻，本县四大班子活动都要报。结果，群众感到腻烦，效果并不好。而一些媒介为了扩大发行量、收视率以便多招揽广告，不惜大登大播低格调新闻和节目。
在作风上，仍然有一些采编人员浮在上面，不愿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而只是跑新闻发布会，写“红包新闻”，搞“有偿新闻”。这里也有一些实际问题，如深入基层的旅差费难以解决，某些地方为了一己私利，不让记者接触群众，或布置采访对象按规定口径说话，而使记者即使到了基层也了解不到真实情况等等。有些采编人员不愿下苦功学习，致使新闻报道屡屡出现违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错误，法律法规上的错误，文史知识和科技知识方面的错误，乃至大量的错别字和语法错误等等。
文风上也还存在某些问题。尽管短新闻增多，但仍有不少含有较多水分的长通讯；新闻语言文字越来越接近群众，清新活泼，但个别新闻仍有戴帽穿靴现象；有些消息的写作不合新闻规范，五要素不全、新闻背景交代不清；有些人把脏话、骂人话、黑话也引入新闻中，误认为这就是生活活泼，如此等等。
由于新闻媒介竞争加剧，大家都千方百计争抢最新的、最能吸引受众的新闻，于是一些所谓自由撰稿人、流浪记者根据道听途说写新闻，任意歪曲夸张，甚至杜撰假新闻。报纸传播国外假信息。某些社会新闻相互抄、重复炒。某些小报、周末版、星期刊出现一些低格调、近黄近黑的文章，吹大款、炒大腕的报道，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
新闻界管理和经营工作有待于进一步理顺，在新闻职业道德方面，如对于有偿新闻、弄虚作假、剽窃抄袭等等问题，如何建立起有效的新闻工作者自律的体制。不少新闻单位从业人员仍存在铁饭碗、大锅饭问题，人员能进不能出，单位想留下者留不住，不适用的却不能出；采编和经营如何分开；如何抓好发行，拓宽经营范围，增加新闻单位收入；报业集团已开始建立，其管理体制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完善；等等。
这些问题和不足只能靠进一步深化新闻改革来解决。
我国当前的新闻事业体制——所有传播媒介，包括党报党刊、广播电视、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以及各产业部门的报刊，都是党领导下的公有制事业单位，都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这是完全符合我国国情的。在这种体制下，根据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进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的要求，进行与之相适应的新闻改革，是有广阔的空间的，是一个可供我国新闻工作者大展身手的大舞台。
江泽民同志1989年说：“我们党历来非常重视新闻工作。始终认为，我们国家的报纸、广播、电视等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这既说明了新闻工作的性质，又说明了它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注：《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在新闻工作研讨班上的讲话提纲》（1989年11月28日），《求是》1990年第3期。）1996 年，他进一步强调：“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党的新闻事业与党休戚与共，是党的生命的一部分。可以说，舆论工作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所系的工作。”（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的讲话》（1996年9月26日）， 《人民日报》1996年10月21日。）党和人民赋予我国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是多么重大啊！我国的新闻事业任重道远。我们在从事新闻工作，探讨和进行新闻改革、发展新闻事业时，必须时时刻刻想到这一点，才有可能出色地完成我们所肩负的时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