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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08）03-0062-08
一、美国对华政治议题：全球化时代不合时宜的外交定式
尽管美国前任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声称中美关系是过去30年最好的时期，两国经贸关系也已达到历史新高，人员往来日益频繁，但是政治议题不仅没有随之退出历史舞台，反而时刻困扰着这一重要的双边关系。显然，美国强调经贸问题政治化与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两国愈益密切的依存关系格格不入。作为全球化的两大引擎，美国应摒弃动辄以意识形态理念看待中国的外交传统，抱持冷战思维，只能干扰和破坏两国正常的国家关系。
（一）中美价值观念差异不容忽视
由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中美之间存在价值观方面的差异是正常的。美国对华人权外交既不是从来就有，也不会一成不变，而随着具体历史和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受制于国际形势特别是中美两国各自内部政治变动的影响。人权本来是意识形态斗争的表现，但却深刻影响两国关系的各个领域，比如双边贸易关系就深受其害[1]。美国人权外交往往带有双重标准：迫使其他国家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采取美国的价值观和标准，自己却凌驾于一切公认的国际准则之上，自以为其超越道德价值而有权扮演裁判、法官和执行官。
从政府层面看，美国国会是推行对华人权政策的急先锋，其所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关注的时间亦很持久。美国国会某些人基于意识形态和党派利益，不断向政府施加压力，坚持两国关系的改善必须以中国改变人权为先决条件，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制造种种困难和障碍，甚至表示即使导致两国关系的全面倒退也在所不惜。美国政府把人权纳入中美关系，干涉中国内政，致使意识形态成为两国摩擦的突出根源。
人权问题以其敏感性与复杂性成为中美意识形态斗争的突出焦点，关键在于两国的价值观差异。在美国，人权意识根深蒂固，人权是人类的一项普遍权利，相信“人权高于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不适用于人权领域，一个不尊重人权的政府也不会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完整。基督教福音派中高达86％的人支持把道德原则作为外交标准，尽管一般老百姓的比例只有33％[2]。但人权首先是生存和发展权。因为人类没有发展就不能生存，所有基本权利和自由必然与生存权、不断提高生活水平联系在一起，也就与发展权相联系[3]。而且，人权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从属于国家主权的，如果主权没有保障，人权就将无所依附。因此，要维护人权、保障人权，首先要捍卫国家主权，反对不顾国情地提倡个人极端政治自由与权利的做法。正是由于双方不同的人权理念及更深层的国家政治、主权利益之争，特别是冷战后美国经济一度维持了强劲增长态势，促使其意识形态外交攻势盛气凌人。中美围绕人权的斗争不仅是长期的而且是激烈的。
在以强烈意识形态推动美国外交和价值观开始任期不久，布什的政策就向新的“实用现实主义”转变，尽管意识形态仍时常挂在嘴上，但已为处理紧急的挑战需要所取代[4]。冷战后以国家利益为指导，美国现实主义对华政策确实渗入了浓厚的意识形态成分，美国对外政策的意识形态较前大为强化而不是弱化，甚至一段时间内意识形态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线。“9·11”事件后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态度多少有些回归冷战时期的做法[5]，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契机，但这并非意味着美国忽视中国人权记录，尤其在一些重要领域如宗教方面，其关注程度不断上升。
（二）明里暗里支持中国的分裂势力
中美合作关系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尤其是在另外一方十分关心的问题上。然而，美国在台湾和西藏问题上并没有表现出对中国的应有尊重，其实质是在为分裂中国的势力撑腰。
台海两岸的制度分歧及双方与美国国会等沟通方面存在的差距，决定了议员们以政治符号的亲疏判定政治态度。从形式上讲，台湾的多党制尽管有名无实，但是极易激起具有同样政治体制的美国人的同情和支持[6]，因为它是具有重要政治象征意义的符号。美国议员因此对台湾的支持更加不遗余力，当然也更不择手段。他们对不伦不类的台湾民主进程能否推动那里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毫不关心，只要能够与美国保持一致似乎就是“进步”。所以，新保守派与新自由主义者在美国外交和经济议程上的合流并不希望中国实现统一台湾的目标。
2007年10月17日，布什总统首次在公开场合参加国会授予西藏流亡分子达赖喇嘛金质奖章的仪式，显然是对西藏分裂势力毫不含糊的支持。达赖喇嘛本来就一直受到美国CIA的资助，所以它和台湾问题一样，都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结果。当然，台湾和西藏并非是美国分裂中国的唯一案例，它的矛头同时还指向中国新疆。“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摧毁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但对于活跃在中国新疆境内的塔利班残余分子却网开一面，甚至是在阿富汗落网的新疆分裂分子都不能遣返中国。这种反恐战略上的双重标准无疑是在变相支持中国的分裂势力。
在实用主义角度，“9·11”事件后的美国看起来更像是革命性国家，而非致力于维持现状[7](P8)。这就是美国致力于改变政权的转型外交，如果可能就通过和平手段，如果必要就使用武力。诸如人权、台湾或其他不可预测的事件可能在互不信任和国内舆论压力下迅速恶化，而中美双方都不希望示弱[8]。为了压制中国的迅速发展，美国始终存在着一股暗流几乎达到“逢中必反”地步。
（三）日益政治化的经贸问题
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美国从中所受的裨益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贸易保护主义情绪逐渐抬头，甚至有人荒谬地提出退出世贸组织，要求终止与中国的贸易关系等亦不鲜见。尽管这只是极少数极端政客不负责任的言论，但是对中国的误解和诋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美国外交主要受的是国内党派、利益集团的干扰，一旦出现重大安全危机就可以使总统得到团结在国旗下的支持借口；由于普通民众的国际知识很少，政府在外交上操纵民意并不困难，所以美国领导人甚至会为了维护国内声望而制造国际危机[9](P7)。随着美国贸易赤字的不断攀升，人民币兑换美元升值幅度的缓慢进展，假想的和真正的市场准入障碍，持续的知识产权争议等仍然没有解决，至少从两方面看对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构成了严重威胁。首先，随着美国大选的临近，来自两党的候选人可能会为了迎合选民而把美国经济问题归罪于中国；其次，这种印象的长期影响及由此造成的报复行为，只能进一步导致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对两国经济都将造成伤害[10]。中美日益密切的经济依存关系在为双方带来大量利益的同时，也给双方在贸易平衡、货币升值、知识产权、政府补贴、市场准入以及其他许多问题上增加了摩擦。
在今天的美国社会，新兴科技冲击传统文化，倾向自由的科技新贵是民主党的支持者，而倾向保守的传统富人则是共和党的追随者[11]。保守派和当年贵族一样主张以力降人，用经济和军事力量扩大美国的影响；自由派则和当年传教士一样强调攻心为上，用传播自由福音的方法推广美国文化。政党的政策立场具有很大投机性。今天有更多的共和党人赞成自由贸易，其中52％认为自由贸易对美国有好处，反对的比例大致是28％。而民主党在此问题上的分歧不相上下（43％比39％）。但在大约8年前当克林顿政府支持自由贸易时，这些数字正好相反，多数民主党（52％比25％）赞成自由贸易，而共和党分歧更大（45％比35％）[2]。这表明美国两党对华贸易态度是受其所处地位限制的。
美国出于国内政治以及中美贸易摩擦等原因，坚持把两国经贸关系政治化，这样做可以转移国内矛盾，为政策失误开脱责任。当然，政治化的结果也是为了提高向中国的要价，更好地实现美国的利益。美国不仅希望中国市场完全向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开放，也不仅希望向中国推销民主价值观，更希望通过从资本主义民主中得到好处的由美国资本豢养的买办资本领导的代理政权，“通过军事力量和道德至上维持并扩展对美国安全、美国繁荣和美国原则有利的国际秩序”[12]。
二、中美政治分歧：不对称的政治过程
美国对华政策上的政治议题，首先根源于其国内政治竞争的需要，其次是对外输出制度的冲动，然而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持其全球霸主地位不受挑战。
（一）美国国内政治竞争
基于维护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影响力，美国内政与外交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两党轮流执政及三权分立政治体制时常反映到对外政策上，从而影响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关系。在外交权方面，国会在宪法的权威保证下（尽管宪法并不鼓励它主动承担外交角色），深刻地卷入对总统行政部门的外交牵制。正是这种制度设计上的内在要求，造成美国政治精英有意无意追求其制约另一国家的功能，从而对于指责和扰乱政府对外政策运用的得心应手。
虽然“9·11”事件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社会以及国会本身，但由于议员为赢得竞选连任打基础，往往更关注选民身边的事情，所以一般不具备从整体角度看待国家外交利益的背景和职业训练，即使他们希望引领外交航向，也总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美国人对国会如何就外交问题进行投票的看法通常也不正确[2]。其实在诸多国际问题上，议员及其助手的立场总不切实际。终日繁忙的议员在外交问题上（在内政上同样如此）十分倚重助手，助手的观点就极大地影响议员的观点。下图表明，助手在9个问题中的7个都未能准确把握选民意见，不难推测的是议员的立场同样如此。可见，从反映民意要求看，国会外交立场和决策并不可靠。
所以，国会的外交影响充其量是对当前发生的事情表达关切，并以听证会、提出议案、发表演讲等方式搭建一个探讨问题的平台，以向选民显示自己的政策意向。就此意义而言，与其说议员在试图引导公众舆论，不如说在努力把握选民意图，至少在诸多具有新闻价值的议题上不能落后于选民，更不用说有时议员本来就是在选民提出问题后才采取行动的。不过，这也从另外角度证明了一个简单道理：与其说议员或其他政治精英未能反映民意，不如说对于外交决策而言，民意或许根本就无足轻重，说民意影响外交就更是无稽之谈。真正的情况是政治精英通过自己控制的舆论工具随时引导民意塑造舆论。只有在政府外交决策酿成祸患时，舆论的压力才能真正转变为迫使政府改变立场的动力。这说明在国家舆论机器影响下，即使标榜民主的美国，也难有独立民意的发展空间，即使有，也不足以影响政府决策。
国会争夺对华话语权主要通过组织有关国会中国小组及举办中国问题听证会的方式表达对美中关系的关注，影响政府的对华政策过程。这表现在涉华听证不仅次数多、规模大，而且涉及范围广，在与国别问题有关的听证会中可谓独一无二。每次听证会都邀请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等前来作证，他们的观点都对议员立场将产生影响。与举行听证会具有同样影响的，就是提出有关中国问题的议案。整个国会山上的反华气氛就这样一点一滴地积聚起来了。
国会对华政策话语权其实并不很大，多数情况下也只是自说自话。所以，必须承认尽管国会反华声音不绝于耳，反华议案接连不断，一定范围内甚至能形成严峻的反华气氛。但总体上讲，国会对华消极立场和态度并没有成为美国对华政策主流，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中美正常的经济、政治和外交关系。虽然每届国会都有难以计数的涉华议案，但其中的绝大多数最终不了了之。这是因为代表具有极强地方利益的议员在这个组织松散的立法机构中往往随意发表意见，由于多数意见不受约束，说话也就更不负责任。其目的除了存在极端反华情绪外，主要由于当前国际媒体炒作起来的中国热，使得中国议题比较能够引人关注，能够给议员带来政治加分。议员扭住中国不放，难免带有更多投机心理。这些因素的作用结果往往使那些头脑冷静、顾全大局的有识之士，不敢为中美关系说句公道话，生怕被反华分子贴上“亲华”标签而断送政治前程。
美国选举政治决定了几乎所有候选人的当选或落选都与国内问题有关，他们利用对外政策的象征性问题，来帮助能引起选民共鸣的地方性问题上争取民心。一些引人注目的象征性问题如人权和计划生育，这种情况下就变得十分重要了。
（二）输出美国制度，干涉他国内政
美国总以世界楷模自居，希望世界美国化，目的在于干涉他国内政。这种无视世界多样性的做法不得人心。正如理查德·阿米蒂奇和约瑟夫·奈所说：“当我们的语言与行动不相符时，就贬损了我们的身份和道德立场。在我们支持独裁者时就不能对他人进行说教。我们不能指责其他国家的折磨和虐待而却在国内姑息它。”[13]
输出美国制度、干涉他国内政是个老问题。然而，数起颜色革命的发生表明这仍是客观现实，任何否认的态度都将贻害无穷。即使克林顿时期提出的接触政策也不过是干涉内政的委婉表达而已[14]。美国价值观被认为是其全球角色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是联系美国与欧洲盟国以及其他地方盟友并与中国这样的国家区别的关键[15]。美国人认为和平和合作只有在所有重要国家都实现民主时才有可能，因为一国的外交政策反映了它的国内政治，那些人民能够自由表达利益需求的法治国家将奉行和平外交政策，而暴君在国内外都将制造痛苦事端[7](P9)。
美国利用人权问题长期攻击中国，主要是企图以此打压中国、防止其崛起为强劲对手。苏联解体的经验表明，与军事手段相比，使用包括人权政策在内的演变策略显然是比较经济的选择。国会每年进行的一系列造成分裂的政治辩论，严重损害了美中关系，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美国千方百计遏制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崛起。因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使中国的地位不断上升，作为现存国际秩序最大受益者，美国自然成为鼓吹“中国威胁论”的急先锋；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也使一些利益集团在人权问题上大做文章，以压中国在贸易上让步；即使从政治和战略上看，中国蒸蒸日上的发展前景也使自诩世界文明“灯塔”的美国难以容忍，不希望在美国之外再为各国树立一个学习的榜样，以免降低美国模式的吸引力。为此，污蔑中国的人权状况无疑是美国政客转移世人视线、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利器。
美俄关系同样给我们以启发。在苏联按照美国旨意放弃共产党政权的过程中，美国奉行了鼓励和诱导政策，为此承诺的种种援助却不予兑现，并在苏联及其继承者俄罗斯经济困难时期隔岸观火，直至俄经济接近陷入崩溃边缘。事实上，美国许诺的所谓援助只不过是诱饵而已，不择手段地削弱老对手才是目的。应该说，放弃一党统治的俄罗斯在意识形态上与西方不再有摩擦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关键在于继承了苏联庞大核武库的俄罗斯仍然是唯一能彻底毁灭美国的国家，所以，美国真正关心的是避免任何对手的挑战，而非政治意识形态差异。即使有也只是干涉他国内政的借口；如果没有，那还会有其他冲突。
（三）打压对手的利器，避免对手坐大
无论从哪个角度衡量，今天美国的实力都比历史上的任何强国都要大[7](P7)。然而，美国担心中国的原因首先在于：除非中国成为温和的民主国家，否则她在地区影响的增加就等于削弱美国影响。尽管中国在可见的将来不会成为竞争对手，但是由于美国势力已扩展到中国家门口，中国一定会动摇美国维持的地区秩序[7](P14)。可见，中美分歧的根源既是结构性的，又是制度性的，但归根结底是结构性的；毕竟两国为了抗衡苏联威胁在制度差异远比今天要大的1970年代末曾经联手。
多年来，五角大楼一直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发出“警告”，要求中国军事预算及政策透明化，称外界对中国的军事能力及决策过程缺乏了解。美国国防部依据国会2000年授权法规定，每年向国会提交中国军力报告，详细说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当前及未来可能的军事发展，以及未来20年中国的大战略及作战概念。美国新世纪项目资深成员托马斯·窦纳利（Thomas Donnelly），2003年5月在国家安全观察上发表文章称，美国应借助刚刚取得的伊拉克战争胜利谋求扩大美国治下的和平，通过推回伊斯兰极端主义并防止中国崛起为大国进一步巩固美国单极地位。然而，由于美国的战争胜利很快转变为伊拉克和平中预想不到的灾难性失败，遏制中国的战略不了了之。最近的一次以“希望和恐惧：美国人和中国人对彼此的看法”的民意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1／3的美国受访者和45％的中国受访者相信华盛顿“正在努力阻止中国成为强大国家”[16]。
美国认为，人权外交代表了自己的“价值优势”和“国际威望”，维护和推行西方“人权价值”，就是在国际事务中维护美国的权威地位，维护其在国际体系中的中心位置和主导利益。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特别是保障民众利益的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中国的人权状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西方国家相比固然存在不少差距，但纵向比较的进步是无法抹杀的。然而，美国一些政治人物恰恰是在中国取得辉煌成就时期大肆指责中国人权的。实际上，这是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和竞争心理压力，美国人不愿看到社会主义中国的稳定发展，更不愿看到一个主张和平与发展的中国在世界上崛起。因此是企图通过人权等政治议题丑化中国的国际形象、破坏中国的社会稳定、遏制中国发展势头的险恶用心。
居于单极权力之巅的美国，显然并不习惯于分享权力或满足另一大国的利益。由于中国国力的迅速增强及其与西方社会格格不入的政治制度，美国始终存在对中国的战略疑虑，认为即使不能阻止至少也要拖延或推迟中国“霸权”的到来。当布什政府和五角大楼的决策者希望为最先进的当然也最昂贵的武器系统（尤其是海军和空军）提供资金支持时，他们就瞄准中国作为潜在对手[17]。讽刺的是，这个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弱点不是对手竞争的结果，而是它的国内问题。增加的军费预算通过增加联邦赤字以及对外债的依赖而正在削弱美国安全[18]。
三、中美政治冲突的解决途径：政治沟通与互动
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本来就是全方位的，大国之间尤其如此。所以，中美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竞争和对立是两国关系互动的正常部分，只是不能对这种矛盾造成的问题袖手旁观。
（一）加强对话与沟通
2006年4月的WPO调查发现，80％的美国被访问者对中国制度持否定态度（其中40％非常否定），66％对中国的经济制度非常否定。这表明，没有坚实根基的中美关系显然会受到当前事件的影响，意味着突然的对抗可能激起公众对中国的战争叫嚣[12]。当然，美国公众如何看待中国并不能准确反映中国的现实。然而，并不能把这种民意看作无知表现，因为在政治议题上观点和看法就是一切。毕竟美国公众舆论确实通过决定政府的组成来影响政策结果[12]。
正如哈佛政治学家刘易斯·哈茨（Louis Hartz）在50年前就入木三分地指出，作为一个由分散的中产阶级构成的社会，美国在理解其他非自由主义的社会制度方面存在困难，错误地理解革命冲动，并期待自己的制度模式随时被复制[19]。这一见解即使今天也不过时，有助于解释美国人既恐惧又自信的复杂特性。对美国而言，异质的世界就是危险的世界，而美国奉为神圣的价值观即使其他国家并不理解也会自然接受，一旦推翻暴君的压迫，它们都将成为自由民主国家。尽管布什相信美国具有实现民主理想的绝好时机，但美国的力量并非无限。更重要的是，长期看民主当然能够盛行，然而并没有历史经验或科学理论保证转向民主的过程是迅速而简单的。尤其作为世界人口最多、地区发展差异最大的国家，中国必须按部就班地走自己的政治经济改革之路。但面对美国压力，加强沟通与交流特别是策划中国年活动，目前应该是比较切实可行的。
亨利·刘认为，自与美国建交以来，中国政府渐渐疏远了曾在美中对立的冷战时期推动中美友好的许多美国民间组织。政府短视地迎合美国政府中的掌权派而忽视长期朋友和支持者的做法显然与传统儒家思想格格不入，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在美国公众中的得分很低[12]。他说过去十年来的学者和专家交流主要局限于把社会主义中国看作最后堡垒的新自由派。其结果，中国在美国政府及公众中间基本没有真正的朋友，只有金融和企业界见风使舵的投机分子，以及政治目的明确的传教士。在中国全面奉行实用主义的经济发展战略时，很容易失去道义方向，致使其他国家经常疑问中国外交的道义原则[9](P9)。只有当中国在美国人民中重新建立草根友谊时，才可能会有中美关系的持久和谐。
（二）加强互利合作
中国为全球化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中美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中国的贸易总量迅速上升为世界第二位，对地区及全球贸易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鉴于中美两国关系的重要性，必须把眼光放在经济利益之外才能保证共同的未来。稳妥的做法是中国与世界所有和平国家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同时，与美国维持正确和非冲突的关系。
中美之争毕竟不同于美苏之争，后者缺乏共同经济利益基础的结果使美国在削弱对手时无所顾忌，而今天中美之间甚至达到了“恐怖经济平衡”，即双方都握有严重伤害对手发展的“经济原子弹”。美苏冷战的教训是中国决不与美国进行军事竞赛，尤其是针锋相对的竞赛，这不仅由于中国不具有相应实力，即使有，像苏联那样的对抗也是赤膊上阵的鲁莽行为。面对美国在中国周边拉拢、拼凑各种平衡、抑制中国力量的国家集团，只要中国不犯战略性错误、不主动挑衅美国现存利益，很难想象美国会单方面地进攻中国。
令人欣慰的是，中美关系已具有较牢固的框架，双方在推动世界和地区安全及维护和推动国际体系方面具有共同利益。过去几年建立起来的沟通渠道已能起到缓解挫折的作用，并为两国进行坦率而富建设性的对话提供了平台。但是这些还不够。尽管中美有大量频繁的贸易代表团互访，但在美国并没有2003年至2004年与法俄那样的“中国年”活动。亨利·刘认为，在民主政治中，最底层的普通民众经常能影响政府决策，而对美国而言，底层的民众却是十分反华的[12]。因此，中国需要与美国公众进行大量的人员接触，增加教育和文化交流，在每州建立民间友好组织网络。
（三）自我发展与完善
制度性矛盾是今天中美之争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美国两党轮流执政、相互攻讦的制度模式确实给选民提供了发泄不满、给执政当局施加压力以缓解社会矛盾的便利。反过来，作为近代历史发展自然选择的共产党执政，使得中国内政外交方面的成绩与失误都由一党承担。
王缉思认为，中国对美关系中的政府对社会模式显然置中国于不利地位。中国的政策两难是显而易见的。执政党所面临的国内挑战丝毫不逊于外部压力[20]。平心而论，中国已在民主法治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必须承认的是，美国的超强地位使其占尽了“政治和道义优势”，从而在制度竞争中置对手于防守境地。由于美强我弱的不对称地位，美国的政治压力不减反增。尽管中国的长远利益要求进一步的社会多元化，然而只要美国意图削弱中国的动机不变，那么中国社会出现的任何动荡最终都会沦为美国打压的工具。因此，面对中国的战略两难，只有快速发展自己的实力才能抗衡美国压力，已成为中国领导确保国家安全唯一选择的共识，尽管中国实力的上升会进一步刺激美国战略压迫，造成两国安全“囚徒困境”的恶性循环。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相对于美国的快速发展与进步的事实就已表明中国的政治体制能够适合自己的发展需要。约翰·汤姆敦在最近一期《外交》季刊上发表论文指出，北京谨慎地但明确朝向法治和负责任的方向迈进[8]，事实上“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自由过”[21]。从中国利益角度看，中美竞争的最终解决必将取决于提升中国国力，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
四、结论
毫无疑问，中美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将无法根除。美国学者和政客担心中国的崛起一定导致大国冲突甚至战争。然而，大国有像纳粹德国那样的，同时也有像今天的德国或日本那样的，而且美国崛起并取代英国的过程就是和平的[8]。所以，中美之间出现摩擦和竞争是正常的，至于这能否导致战争，完全取决于北京和华盛顿的战略利益和决策者的智慧。
作为世界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中国显然面临相当沉重的压力。中国的政治格局基本稳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事实表明，“北京共识”比“华盛顿共识”对广大欠发达国家具有更大吸引力和借鉴意义，因而也就更难见容于美国了。华盛顿共识影响力的下降，特别是中国在不依赖华盛顿共识情况下取得骄人成绩就更进一步刺激美国的担心——其自信的模式被取代，从而失去“山巅之城”的魅力，更难以世界领导自居对他人发号施令。长期看，尚未解决的问题一直就是美国能否接受并容忍中国作为世界大国而崛起，以及中国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接受现存国际体制并融入国际社会。
正是当前中美两国关系格局的大环境，决定了国会中不少议员的反华立场，如果中美关系得不到根本改善，反华议员的立场就无法彻底扭转。当然，这并非是说我们的工作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应该承认，影响是相互的，随着双方交流的不断加深，他们对中国的理解会更加深入。同时，中国对一系列问题的观点和认识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其中一些看法与美国出现更多共识也是必然趋势，如在环境问题上就是这样。在外交技术的层面上，面对西方国家在某些价值观问题上提出的批评，要始终保持“闻过则喜”的儒家修养和“虚怀若谷”的君子风度，避免把这种批评上升到阴谋层次，否则教条地分析这种批评是否意味着对华战略发生了变化[22]，无助于优化中国的外交环境，维护中国国际战略价值的基本底线和中美战略利益的相互依存的前提。所以，应有充分的信心与其打交道，努力改善我们的工作方式与内容，提高中国的外交艺术。
收稿日期：2008-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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