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波动：附加信用的结构性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性论文,信用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JEL分类号：E32；E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246（2009）01－0015－13
一、引言
索洛曾经用一个故事来说明凯恩斯理论的影响。他说如果你在凌晨3点叫醒一个经济学家，告诉他联储马上要加息，问对宏观经济有何影响，这位经济学家在睡眼惺忪之际一定会开动大脑里的IS－LM模型。实际上，在中国，凯恩斯主义的影响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人们在面对经济波动时基本分析思路和政策倾向往往下意识地来自凯恩斯的总量分析传统；但是，另一方面，单凭直觉也能感觉到结构因素的重要，毕竟，像“基础产业绷得过紧”，“投资战线拉得过长”，“结构性失衡”这一类提法，并不容易纳入到总量分析框架中。
“经济周期”（Business Cycle,Trade Cycle）是一个误导性的概念，它产生于凯恩斯之前的自由市场经济时期，在20世纪之前，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确实表现出一定的节律性①，现代经济由于受到政府的广泛干预，已经很难看出明确的规律，更多地表现为对随机冲击的反应，研究中多使用“经济波动”一词（Economic Fluctuation,Macro Volatility）。② 在经济波动过程中，许多变量是以可以预测的方式共同运动，“它表明了以支配市场经济的普遍法则为基础形成对经济周期统一解释的希望”（Lucas,1977,P.10）。
尽管如此，各种关于经济周期的理论长期论争，离形成共识还相距甚远。主流经济理论③ 对经济波动的解释均着眼于短期总量分析，忽视了长期生产结构对经济的影响；然而，总量的背后是结构，总供给对应的是生产结构，总需求对应的是现实的购买能力和消费者偏好结构。经济波动本质上是这种对应关系的失衡，现实中表现为消费与生产的脱节。在这种情形下，即使总量关系相等，经济也有内在的福利损失。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的奥地利周期理论，虽然几乎被人们遗忘，实则对经济波动的结构性特征具有很强的解释能力。遗憾的是，奥地利学派只是提到了信用扩张可能导致结构失衡，没有继续深入分析具体的机制，所以我称之为“半截周期理论”。本文给出一个模型来总结并发展这一理论，并且在此基础上，嫁接费雪—托宾的“债务—紧缩”理论，试图形成一个结合信用与资本结构变化的完整的经济波动分析框架。
二、对经济波动的传统解释
与经济增长一样，经济周期的研究历史悠久，文献浩如烟海，对其的分类标准很多。④本文简要概括为三大类：第一，强调实际因素的作用；第二，强调货币因素的作用；第三，强调实际因素与货币因素的相互作用。
图1 经济周期的理论谱系
（一）经济周期理论的两个极端：真实因素与货币因素
在对经济周期波动的理论探讨中，始终有一派是从实际经济角度展开分析的。早期代表性的有杰文斯农业周期理论和实业周期理论，目前则是新古典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自米切尔以来，经济周期理论有一个基本的隐含的假设，宏观经济的长期趋势是平滑的，围绕着这一趋势的短期波动是由需求冲击引起的。这种方法同时被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所采用。但是，这种平均水平是抽象的“事后”值，而经济的实际变化是“事前”的，因此，寻找“周期模式”可能从方法论上，或者说本质上就是错误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古典理论中重要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RBC）首先从分析方法上对传统的周期理论提出挑战，认为产出的大多数变化是持久的，并不存在向以前的趋势恢复的倾向。宏观经济受到技术冲击以后的变化，与其说是“经济周期”，不如说是“随机行走”。他们试图将实际冲击结合进标准的新古典模型，认为经济波动的根源是实际因素，尤其是技术冲击，波动被描绘成竞争性均衡现象，所有市场都是出清的。他们几乎从根本上就排斥货币因素在经济周期中的作用。⑤
与强调经济周期的真实扰动相反，另一个极端则是突出强调货币对经济波动的作用。英国经济学家霍特里（R.Hawtrey）在1913年至1937年间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提出了自己的货币数量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他相信经济周期是由纯货币因素引起的，用货币流量本身就可以解释我们所观察的经济周期。这一思想直接影响了弗里德曼现代货币主义的周期理论（Laidler,1993,p.1068）。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发现，虽然货币存量在经济周期扩张期和收缩期间往往都增加，但是在经济活动水平收缩期间的货币供应增长率一直慢于扩张期间的增长率。在所考察的近100年期间，货币存量明显绝对减少的时期，正好是6个严重的经济收缩时期。而且导致货币收缩的那些因素基本上与货币收入和物价的同期或事先变化无关。换言之，货币变化是经济严重衰退的原因而不是结果，货币存量在经济周期性波动中起着基本独立的作用。
上述关于经济周期的两种理论，或者离开真实经济运行，片面强调货币因素；或者离开货币因素，“真实得让人难以置信”。这两种对立的分析方法，共同反映了经济学传统中始终存在的一个基本难题，就是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如何协调。
（二）实际因素与货币因素的结合——现代主流经济周期理论
凯恩斯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解释深刻而持续的经济萧条，无意也没有提出一套完整的经济周期理论。哈罗德、萨谬尔森等人沿着凯恩斯的思路，深化了投资乘数和加速数机制，形成了早期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周期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凯恩斯主义重点是寻找新的微观理论基础。认为经济总量波动的原因既可能来自需求，也可能来自供给。关键在于，一旦经济偏离均衡，由于工资刚性（效率工资、长期合约、工会力量等）和价格粘性（菜单成本等），很难在短期内恢复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
新古典主义则是以卢卡斯为代表在弗里德曼货币主义基础上作了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均衡经济周期理论”⑥，试图将经济周期理论与经济均衡分析的基本理论协调起来，也就是说经济的周期波动与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个体行为和市场连续出清的价格机制并不矛盾。由于经济主体根据已知的信息做出“理性预期”，预期误差本质上是随机的。在真实经济周期中造成产出波动的“随机冲击”主要是“技术因素”，在卢卡斯周期理论中则主要是意外的，或者没有预期到的货币供应的变化；假如市场参与者仅仅拥有局部市场价格信息，错误地将一般价格水平的上升当成他们个别产品相对价格的上升，引起价格预期误差，这种“价格失察”（Price Misperception）导致产量和就业偏离其长期（完全信息）均衡（自然）水平，则经济出现波动。
上述两种理论虽然在价格调整速度（因而在货币是否“中性”）问题上是对立的，但是他们关于宏观经济波动的分析本质上又具有极大的共同点，这就是他们都考虑货币和实际因素对实际经济的影响，而且都是从最终的经济总量角度来分析波动，因而可以归纳在统一的AS－AD总量分析框架中⑦。在图2中，SRAS是极端的凯恩斯主义短期供给曲线，LRAS是极端的古典学派长期供给曲线。经济开始时处于均衡点E，假设总需求突然下降，从AD[,1]下降到AD[,2]。凯恩斯理论认为，短期内价格无法调整，因此经济收缩到E[,1]点，但是长期中还是会回到充分就业水平（E[,2]点）；标准的古典理论则认为，由于价格足够灵活，尽管需求下降，经济能够很快（货币主义），或者几乎在瞬间（新古典主义）达到E[,2]点，也就是说恢复到充分就业水平。
图2
（三）总量分析的缺陷
首先，这一模型的推导本身存在逻辑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AS－AD模型取代传统的45°线，成为对价格与产出关系，从而对经济周期波动分析的主要工具。但是从45°线或IS－LM曲线推导AD，暗含其他条件不变（尤其是供给曲线不变）的假设，这种推导成立的前提是乘数必须为零（这样就违反了乘数的基本定义）。其次，主流理论关于经济偏离均衡以后的调整过于“自然”，缺乏对过程的具体分析。这种调整主要借助价格水平的变化，假设经济遇到负的需求冲击，AD向左移动，价格水平下降，一则通过“凯恩斯效应”（Keynes Effect）调节（即价格下降—实际货币供应增加—利率下降—支出增加—产出增加）；一则是通过“庇古效应”（Pigou Effect）调节（即价格下降—货币持有者更加富有—支出增加—产出增加）。这种分析逻辑与现实生活有很大差距。因为市场参与者并不是被动等待价格调整来使自己的产品出清，实际上，如果需求减少，供给过剩，厂商通常会主动减少生产；而且在现实中，除了像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这样的通货紧缩时期，在大多数经济衰退期间，价格并没有显著下降，从而发挥所谓的“调节”作用。最后，无论是货币主义、凯恩斯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新凯恩斯主义，关于经济周期讨论的都是没有资本的经济过程（capital- free）。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基本假设，将经济分析的时间分为短期和长期，在短期中研究经济波动，在长期中研究经济增长。在长期中，资本存量是变化的⑧，而在短期中，唯一变化的是劳动，资本存量在数量上是给定的，在性质上是“同质的”，因此资本结构的调整被人为地排除了⑨。这样，时间因素在主流理论中被简单地割裂为“短期”和“长期”。但是，现实经济活动是连续的“跨期”行为，在这一过程中，“资本结构”或者说“生产过程”随着消费偏好、政策导向而变化，正是这种变化引起了经济的周期波动。
三、经济波动的结构性解释
主流经济学关于经济波动只看到了总需求与总供给，而奥地利周期理论则将总需求与总供给具体化为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通过“资本”结构的概念，从过程的角度动态分析两者在时间上可能出现的冲突。
（一）奥地利经济周期理论
严格说来，奥地利学派并没有关于经济周期理论的标准版本，以至于主流经济学在批评奥地利学派的时候常常感到无从下手（Tullock,1987,p.73）。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它指的是，人为制造的经济繁荣不可维持。由于缺乏比较严格的数理分析，这种理论常常使人感到真知灼见与杂乱无章相互交织。下面笔者首先尽可能按其原意进行简要归纳，然后给出一个结构性周期模型，并进一步予以解释。
奥地利周期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哈耶克⑩，他将货币和实际经济相结合，通过两者的相互影响，具体说明经济的周期波动。哈耶克关于经济周期的两部重要著作是《货币理论与贸易周期》（英译1933年）和《价格与生产》（英译1935年），前者集中考察“引起周期性波动的货币性因素”，后者则考察“构成波动的真实生产结构的变化”。他有两个重要的思想先驱，其一是维克塞尔的利息理论，其二是庞巴维克“迂回生产”（roundabout way of production）概念基础上的“资本结构”理论。维克塞尔在19世纪末对经济学的重要贡献，就是率先突破古典“二分法”，(11) 提出了“自然利率”和“市场利率”的概念。所谓“自然利率”，指的是实物资本的收益率，而“市场利率”是货币资金的利率，决定于银行可贷资金的供求；两种利率并不必然相等，其间的差额对经济活动有重要的实际影响。如果银行体系的扩张使得货币资金利率低于自然利率（换言之，名义利率相对下降），投资者将增加其经济活动，导致经济扩张最终超过其意愿购买水平所能承受的限度；由此引起的扩张使得货币资金利率再次低于自然利率水平。只有当两种利率相等时，经济才能达到平衡。由此可以推论，信用的合理使用可以限制当期消费（从而诱发或强制储蓄），促进实物资本的增加，但是货币的滥用（如政府纸币的过度发行），也可能破坏巨额的实物资本，导致经济混乱。
奥地利周期理论的核心概念是“资本结构”。“资本”主要指用于消费品生产的投资，它是整个经济中资源跨期配置的核心；在任何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中，设备投资的变化都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主流理论认为，新创造的货币（或信用）同时增加了所有市场参与者的现金余额，因而影响所有的商品价格，或者说直接影响价格水平；但是，奥地利学派主要是从生产结构的角度强调资本，它认为新增加的货币（信用）对不同商品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货币通过影响相对价格（指的是生产资料价格与消费品价格之间的对比关系）进而影响生产的时间结构，使资源在不同的生产环节上重新分配，最终影响经济的真实方面。(12)
这样，经济周期可以大致概括如下：生产过程应该被视为一个接一个“阶段”，从最终消费层层递进，一直到更为遥远的阶段，其中资本不是同质的存货，不是同一种东西的堆积，而是相互联系的一个复杂网络。每种资本投资要想能够提高最终消费品产出，必须形成能够实现最终消费阶段的完整结构，否则的话，就是扭曲的投资，只能造成资本损失和运营亏损。价格的根本作用在于只有在它能够反映所涉及的不同种类的资本品（不断变动的）的相对稀缺程度的时候，资本结构才能整合为一个整体，才能显示出那部分扭曲的投资。
让我们从充分就业的假设开始分析：由银行体系派生的信用增加将使市场利率下降，使之低于自然利率，企业家在这个虚假信息的误导下，重新配置资源，从消费转移到投资。假定公众的时间偏好没有改变，对更为迂回，或更长的生产过程的盈利性就会形成错误的预期。这种脱离消费的投资增加不会维持。因为，随着生产过程的增长，占用了大量的资源，而消费品的产出下降，价格上升，消费者需要维持既有的消费水平，因而生产的时间结构需要重新调整，回到更直接的生产过程。如果在人为繁荣时期，或者说在强制储蓄时期有利可图的投资现在无利可图时，危机就出现了。
（二）结构性经济周期理论的图形解释
如果说人为的信用扩张使得生产结构拉长，经济危机则使这种过长的跨期资源配置出现暂时性中断。基于这一思想，我将给出一个具体的对结构性周期理论的图形解释，其中特别强调货币与信用扩张引起的生产结构扭曲。需要说明的是，奥地利学派出于其特有的主观主义方法论基础，“见到数学就要发火”，也极少使用图形分析。笔者认为以下的模型应该能够更简洁地说明结构性经济波动的要点。
图3 结构性经济周期理论分析框架
图3高度简化地说明了自然利率（资本收益）和市场利率（借贷成本）之间的差异对生产结构的影响。图的上半部分可以理解为通常的可贷资金决定利率。图的下半部分，横轴表示当期消费（Cc），纵轴表示未来消费（
），45°线表示两者的替代关系，其公式是＝Cc（1＋r）。(13) 在产出既定的情况下，当期消费减少，意味着资源被更多地用于投资，生产过程被延长，或者说，从初始投资活动到最终消费的环节增加。因此，纵轴也表示生产过程的时间长度（T）。在图3中，如果自然利率（
）和市场利率（
）相等，在可贷资金市场上，储蓄和投资相适应，所有投资都由自愿储蓄来支持，资本品生产和消费品生产将处于均衡状态，如E点。在货币经济中，如果两种利率不相等，则会导致生产结构变化，资本品生产和消费品生产之间失衡。
当市场利率低于自然利率时，会使投资水平增加，这种增加可以由两个途径来实现。
第一，如果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发生变化，愿意用更多的未来消费代替当期消费，则储蓄曲线由
移动到
，相应的生产长度由
变化到
。由于这一变化是基于消费者偏好的改变，消费者自愿等待，因此生产过程的延长是可以维持的。
第二，假设已经是生产结构（消费品和生产品投资之间关系）的极限，换言之，消费品在未来时期，必须要求实现的消费水平是
。在这种条件下，投资的增加只能是用信用扩张来支撑的，当期消费由
减少到
（价格下降导致的强制储蓄），生产过程被人为地拉长到
。这意味着依靠信用扩张的资本积累，是以牺牲消费为代价的，由于信用扩张，货币价值下降，消费者的购买能力被削弱，并且在这一通货膨胀过程中游离出来的资源被可以获得信用的生产者所利用。显然，这种生产结构是不能维持的，因为理性的消费者会努力恢复他们意愿的消费水平（或者说经济已经处于充分就业状态），最终会导致生产结构收缩到极限水平，而且收缩的速度通常大于正在进行投资过程的完工速度。于是，经济出现了波动。
在图3中，自然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差距越大（强制储蓄的规模越大），生产结构的失衡也就越大，对信用扰动的反作用（恢复均衡所需要的调整幅度）也就越大。借用哈耶克的说法，人为创造的繁荣必定导致萧条，而且人为繁荣持续得越长，继之而来的萧条也越长、越严重。
笔者的上述模型与传统奥地利周期理论存在一定的区别：第一，无论是维克塞尔的“纯信用经济”，还是哈耶克的人为信用扩张，主体都是以中央银行为代表的政府行为，而且限于其理论的时代背景，他们的“货币”与“信用”是大致相同概念，在现代经济中，货币的概念则需要进一步扩大，或者说“货币”与“信用”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前者是银行等金融中介的“负债”，后者则是“资产”。而且，信用的创造是内生的。也就是说，货币并非是中央银行自上而下“注入”的，而是在经济体系中“内生”形成的，只要经济主体开始实际经济扩张，信用总是能够创造出来，以适应这种扩张。这就是说，经济波动以及相应的信用波动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一个内在特征。第二，“强制储蓄”（forced saving）是奥地利经济周期理论中一个重要概念，也是受到较多批评的概念(14)。其隐含的前提是经济在开始时，处于充分就业均衡（否则的话，投资和消费都有扩张的余地）。新创造的货币首先通过银行贷款到了企业手中，由于企业预期的新的投资收益（实际利率）高于借款利率（市场利率），投资需求增加，实际资源从消费品生产部门被迫转移到投资品生产部门，居民没有预期到这一点，因此，他们实际上是被迫减少消费，增加实际储蓄。
笔者在模型中将信用扩张的影响分为“自愿储蓄”和“强制储蓄”两个阶段。前者源于消费者预期以及相应的时间偏好变化，是正常的、可以维持的；后者则可能是政府扩张性政策导致的。只有这些投资项目预期的收益不足以形成消费者意愿的消费水平，才会形成真正的“强制储蓄”，生产和消费就会脱节，从而形成“波动”。借助这种分析，可以区分经济扩张中的市场自发因素和人为因素。从历史上多次经济波动实例看，这两种因素也是频繁交织在一起的。
第三，作为极端的经济与政治自由主义者，奥地利学派坚决反对任何关于自由市场经济本身存在“内在”不稳定的解释，强调造成经济扩张的信用因素是人为的，或者说是由政府政策推动的。然而，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力量本身也会推动“非理性繁荣”；因此，笔者的政策含义有别于单纯“反政府”的奥地利理论，相反，政府作为集体理性的代表，在限制私人自由经济方面，仍然可以是有所作为的。鉴于现代主流经济学，无论是新古典主义还是新凯恩斯主义均采用理性预期观点，本文要重点分析，即使存在所谓的“理性预期”，市场竞争本身仍然会导致经济周期波动。
很多反对奥地利周期理论的人认为，即使生产结构是多阶段的，从基础产业到中间产品再到最终消费品，如果经济主体能够进行理性预期，对各个阶段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理性计算，初始的信用扩张不会误导企业做出错误的投资决策，过度投资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在现实经济中，个人理性不等于集体理性，在一个复杂、漫长的生产结构中，新的赢利机会的出现，引起个别投资的增加，但是，个别投资从开始到最终赢利的实现并非是静态孤立的；新的赢利机会总是会引起大量、激烈的竞争；而且，在自由竞争的压力下，新的投资一旦开始，往往无法停止，因为，由于资本的异质性，停止已有的投资意味着更大的损失。这样，“理性”预期的个人利润有可能以“非理性”的社会损失而告终。简言之，理性预期并不能消除经济波动，经济波动并不是预期的错误，而是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的必然结果，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的内在特征。
以上本文分析了货币与信用扩张所引起的人为的经济繁荣，这种繁荣既可能是货币政策引起的，也可能是纯粹市场机制自发形成的。但是，奥地利学派对经济周期的分析似乎到此为止了，它只是提出了人为的信用扩张可以引发危机，没有分析出现危机以后，实际经济以及相应的信用活动是如何收缩的，收缩过程中的宏观经济效应，因此，我们不妨将其称为“半截经济周期理论”；(15) 下面笔者在图3的基础上，利用费雪—明斯基“债务—紧缩”理论和“金融不稳定”理论，来分析信用过度扩张导致的后果及其机理。
四、附加信用的结构性经济波动理论
费雪（I.Fisher）是古典经济学家中对资产价格膨胀导致信贷过度和金融体系不稳定进行系统分析的代表人物。与凯恩斯对大萧条的分析不同，费雪（Fisher，1933）认为大萧条表面是由对经济前景乐观预期、过度投资和过度投机引起的，但根源在于过度负债（over-indebtedness）。具体说来，当经济体系中出现新的、积极的变化（如新发现、新技术、新产业、新市场等）时，投资者会出现新的预期，整个社会逐渐处于一种“新时代心理”（the new era psychology），一种预期刺激另一种预期，在过度乐观预期心理下，过度投资，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投资依赖的是银行宽松的信贷，因此，这一阶段最终的特征表面上看是资产价格极度膨胀，其本质特征则是“过度负债”（over-indebtness）；这种状况显然是难以持续的。因此在超过某一临界点以后(16)，任意一个“意外冲击”都有可能导致资产价格暴跌，投资者一方面在此前“过度负债”的约束下，不得不出售资产（“distress selling”，笔者将其译作“解困出售”），减轻债务，另一方面由于净资产减少，借贷困难，于是整个经济体系收缩信贷，经济活动水平下降，物价下降、企业盈利减少；而且，物价下跌，意味着实际利率上升，债务人实际负担增加(17)，因而导致金融市场混乱，经济进一步陷入向下的循环，这一阶段就是所谓的“通货紧缩”（Deflation）。(18) 费雪认为，如果只有过度负债，或者过度负债没有引起一般价格水平的下降，此后的经济收缩也就不会过于严重。
可见，费雪对大萧条的分析，或者说对“金融不稳定”的分析，是建立在“过度负债”和“通货紧缩”这两个核心概念基础之上的，经济循环是两者相互作用的后果，因此称作“债务—紧缩理论”（The Debt-Deflation Theory）。(19)
英格兰中央银行行长麦文·金曾经将费雪的理论构建为一个数理模型（King，1997），在这个模型的基础上，如果再加上托宾对费雪“债务—紧缩”理论解释的一个关键假设，即资产价格的变化引起了财富的再分配（Tobin，1980），就可以进一步讨论债务（或资产）未来价格预期对不同类型消费主体的影响，以及对总消费的影响。具体说就是，资产价格下跌，通货紧缩以后，根据以前订立的债务合约，债务人实际财富减少，债权人实际财富增加，但由于债务人和债权人边际支出倾向不同，债务人边际支出倾向较高，而债权人边际支出倾向较低，因此最终的净效应是总体支出倾向下降（Tobin,1980,p.10）。
“债务—紧缩”理论，最先揭示了经济体系在“过度负债”条件下，遇到外部冲击后，债务与紧缩相互作用，导致经济循环下滑的机制。这一点与古典经济理论有根本的区别。在古典理论（例如庇古）看来，经济收缩，物价下跌，刺激总需求，经济是“自动稳定的”；但是，费雪指出，物价下跌，实际债务增加会导致经济进一步收缩，因此通缩是“不稳定的”。这里的关键在于，两种理论的着眼点不一样，在通缩时期，古典理论强调贷款人得益，而费雪强调借款人受损。问题是，两种效应能完全抵消吗？答案是“不能”，因为两种人的边际支出倾向不同。
费雪的思想在战后很长时间被忽视了，但是经过明斯基等人的不懈努力，以及大环境的变化（通货紧缩在20世纪90年代再次浮现），目前又有了显著的发展。如果我们将“过度负债”定义为一个更现代的概念“财务杠杆”（“leverage”），即名义负债对净值的比率，就容易看出费雪的理论和他的后继者之间的联系了。明斯基在费雪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过度负债”的经济主体，为了偿还债务解困，需要抛售（“distress selling”）手中的资产。但是，大量的资产出售势必降低资产价格，导致损失，从而增加债务人手中资产的贬值，进一步加重实际债务负担，从而抑制支出（Minsky，1975）。伯南克则更明确强调在“债务—紧缩”过程中，会出现大量的破产，损害信用中介机制，导致“信贷收缩”，抑制总需求（Bernanke，1983）。这些理论共同之处在于，都以“债务”或“信用”分析为主线，强调“财务困境”（“financial distress”）的核心作用，尤其是在“债务—紧缩”螺旋中的反馈机制。
然而，从费雪到明斯基再到伯南克，强调“信用”分析的传统并没有直接与奥地利结构性周期理论建立相应的联系。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可以看出，“债务”或“信用”扩张—收缩过程，可以在图3中用于解释经济在和C[,F2]之间的变化，这种变化同时也是生产结构与预期消费的调整过程，表现为宏观经济的波动。
五、结语
本文在批判分析了传统总量周期理论，讨论了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强调经济结构变化的“半截子”经济周期理论；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嫁接费雪—托宾—明斯基的“债务收缩”理论，从而构建一个相对完整的分析框架，这是一个包含信贷变化的结构性经济波动理论。
本文简要分析了目前主流经济周期理论的缺陷，可以看出，以哈耶克为代表的经济周期理论提供了另一种非常独特的视角，这不仅在于它较好地将货币与实际经济运动结合起来，更在于它强调从供给方面，尤其是从生产的“时间结构”方面来分析宏观经济，因此它与凯恩斯的总需求不足理论正好形成了鲜明的两极对立。从表面上看，凯恩斯的理论似乎更好地解释了大萧条，哈耶克的理论被凯恩斯彻底打败，以致在很长时期中被学界淡忘了。但是，笔者认为哈耶克的失误不在于理论，而在于对策，在深度危机的时候，单纯纠缠危机的原因，是于事无补的，相反，凯恩斯的扩张性需求管理政策显得非常“乖巧”。然而，宏观经济整体波动本质上无非是供给与需求两种力量动态地对立与统一，哈耶克的经济周期思想仍然是值得重视的。它不仅从生产结构变化的角度分析了经济扩张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启发我们即使在短期分析中，也应考虑如何将资本理论引入到规范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中来。
收稿日期：2008－11－05
注释：
①其中一个典型的现象是，大约在400年间，每10年左右出现一次金融危机，至于其原因，至今未有可靠的解释（Kindleberger,1985,p.254）。
②本文为照顾传统研究用语习惯，对这两种用法不加区分，交叉使用。
③本文中的“主流理论”主要指来自古典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和来自凯恩斯传统的新凯恩斯经济学。
④例如涅米拉和克莱因（Niemira & Klein,1994，中译本，p.50）将经济周期划分为五种类型。扎诺维茨（Zarnowitz,1985,pp.548～549）将经济周期理论从大的范围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所谓的“自主性的周期理论”，另一种是“对货币与实际扰动反应的周期理论”。
⑤单纯强调真实因素显然与我们通常观察到的现实世界并不符合，也是其受到较多批评的地方。该学派也曾不断尝试解决这一问题，“RBC理论几乎集中研究没有货币的模型。对于某些经济学家来说，这不仅不代表进步，而且几乎是（对传统观念的）亵渎。笔者和其他许多RBC研究者都认为，货币在增长和波动的均衡理论中还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因此，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Plosser,1989,p.70）。
⑥新古典经济学后期的经济周期理论就是前面提及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
⑦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之间的分歧是经验问题而不是理论原则问题，“一方面，凯恩斯主义者愿意采用货币主义者的自然失业率概念和垂直的长期菲利浦斯曲线作为其建立有关滞胀周期模型的方法；另一方面，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理论框架’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形式的IS－LM－AS模型。”（Hoover,1988,p.12）。
⑧注意，主流理论中，即使在长期，资本也是“同质”，因而可以简单相加的总量概念。
⑨凯恩斯明确反对奥地利学派的周期理论，但是并没有提供一个很好的“资本”理论。《通论》中只是在第16章（“关于资本性质的几点考察”）和第22章（“略论经济周期”）中简要地涉及资本理论。既然在长期中“我们都要死的”，那么分析的重点就是短期，而短期中，资本存量和生产结构不妨假设为既定的（凯恩斯，1936，中译，1999），这样，总供给就是近似既定的，于是研究的重点就是总需求，其中消费需求相对稳定，而投资需求取决于投资成本（利率）与投资收益（资本边际收益）的比较，后者则受预期或者说变动不居的心理因素（“动物精神”！）的影响，这样，经济周期就是一个无法确定的东西了。货币主义是“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但是，它并未意识到凯恩斯周期理论的根本缺陷在于缺乏资本理论，因为，货币主义自己也没有好的资本理论。奈特在30年代初就不知疲倦地攻击奥地利学派，但是他并不区分生产与消费，而是用收入流量代替消费，这些流量源源不断来自资本存量，在良好运行的市场机制中，两者是自动协调、合而为一的。这样一来，生产结构问题就被抽象掉了（Knight，1934）。
⑩目前奥地利学派周期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加里森（Garrison,1989; 1996; 2001），但其工作主要是对传统奥地利周期理论的解释与推广，并没有实质性的发展。
(11)“在价值理论的范围内，现代研究对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相对价格的起源和确定，做了很多说明。但遗憾的是，在货币理论——货币价值和货币价格——方面，却未尝直接有所推进”。（维克塞尔，中译本，P.15）。
(12)奥地利学派强调的是“坎梯隆分配效应”，注重货币注入的经济的途径，比照弗里德曼著名的均匀的“直升飞机”式货币供应假设，更富现实意义。
(13)笔者用45°线表示当期消费与未来消费的替代关系，该线更确切的函数形式应该是＝Cc（1＋（M[,r]－N[,r]））。借助这条曲线，可以将当期消费变化直接映射到纵轴，反映生产结构的变化。
(14)凯恩斯在《通论》中不指名，但显然是批评哈耶克的周期理论，“古典学派往往假设：货币数量的增加具有降低利息率的倾向；……新古典学派（注意：这里的“新古典学派”在当时的语义环境下，指的就是以维克塞尔为代表的瑞典学派和哈耶克等人的周期理论——引者注）作出推论，认为必然存在着两种供给的来源来满足投资需求，即（1）正常储蓄，也就是古典学派所论述的储蓄，再加上（2）货币数量的增加而带来的储蓄（某种对公众的征课，被称为“强制储蓄”或类似的名词）。这就导致存在着“自然的”或“中性的”或“均衡的”利息率的说法，即存在着一种利息率，能使投资等于古典学派的正常而不包含任何“强制储蓄”的储蓄。这最终导致出现即使算它是对的也是最浅显的解决之道，即：如果能在一切情况下，都是货币数量保持不变，那么所有的这些繁难之处就不会出现，因为，被认为是繁难根源的投资大于正常的假设情况便不可能存在。但是，正是在这一点，我们陷入了深渊之中。”（凯恩斯，1936，中译版，1999，pp.187～188）
(15)“奥地利（周期）理论本身不是关于经济萧条的理论，而是关于繁荣不可能持续的理论”（Garrison,2001,p.240）。
(16)从以后的分析我们还将不断看到，这个“临界点”的决定是一个异常困难的问题。
(17)1933年与1929年相比，名义债务减少了20％，但是由于物价下跌，实际债务增加了40％（Capie & Wood,1997,p.8）。
(18)费雪与凯恩斯关于大萧条解释的最大区别在于，费雪特别重视萧条之前的过度债务问题，而凯恩斯则重视有效需求不足，目前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费雪理论的深刻之处。但是，由于凯恩斯理论在危机对策方面的优势，以及费雪本人在股市危机与大萧条时期的投机失误，使得“债务—紧缩”理论的学术声誉受到严重影响。
(19)费雪的“债务—紧缩”理论最初是在1932年《繁荣与萧条》（Booms and Depressions）中阐述的，他非常自负地认为这一理论在他之前并没有人提出过，因此，“是一种重要的新理论”（Fisher,1933,p.323），并且对包括大萧条在内美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经济危机具有很强的解释能力。现在看来，费雪的自负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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