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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的诗歌，千余年来，在“诗家”的眼里，褒贬是不同的。从唐诗学史的角度看，这种褒贬常常不光是个人的爱好，而是某种历史文化背景下的文学乃至文化现象的反映。透过这一系列的文学现象的关联，可以见出诗学发展和演变的轨迹。
一
对李商隐诗歌的推崇或贬黜，大概经历了三个比较重要的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宋初杨亿等人标榜学李商隐的“西昆体”，李商隐的诗歌因而受到重视；第二阶段是因为元明时期崇尚盛唐诗歌，忽略了中晚唐诗人及其作品，也影响到对李商隐诗歌的评价；第三阶段是清人对李义山诗学成就的重新确认。在这三个大的阶段中，不同的历史时期还有一些细微的变化。
我们先来看看宋代的情况。
首先是宋初杨亿的西昆体派，推崇和模仿李商隐的诗歌。宋初的诗坛与唐初的诗坛有点相似，以模仿前朝的诗人和作品为主，或者说，是前朝的诗歌流派的继承，并没有形成自己的风貌特征。直接对宋初诗坛发生影响的是中晚唐的诗人，这就奠定了宋初诗坛的兴趣范围。另外，定国的初期，必定会有一个时期流行歌舞升平的文学题材和与之相适应的文学形式，例如辞藻繁缛、典丽精工的诗风，并在一个特定时期内形成主流（注：刘熙载：《艺概》：“杨大年、刘子仪学义山为西昆体，格虽不高，五代以来未能有其安雅。”又《四库提要·武夷新集》提到宋初的西昆体流行，也说“时际升平，舂容典赡，无唐末五代衰飒之气”。）。还有一个诗歌创作主体的问题。定国的初年，诗坛上的创作主体往往都是宫廷大臣，所以，必然有一个以宫廷诗为主要潮流的时期。以上三点理由至少可以说明，为什么宋初的“西昆体”能很快替代“晚唐体”成为宋代诗歌的发端。
西昆体的流行时间较长，直至仁宗朝还盛行未衰。欧阳修曾说“杨、刘风采，耸动天下”（注：见《后村诗话》前集卷二引欧阳修语。）。又说：“盖自杨、刘唱和，《西昆集》行，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一变，谓之昆体，由是唐贤诸诗集几废而不行。”（注：《六一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点校本。）如果说，当年李商隐受到宋人的重视，是由于杨亿等人的模仿和推崇，那么，李商隐的诗遭到批评也是由西昆派而引起的。所不同的是，西昆派学李主要是诗学上的意义，而西昆体遭到攻击，则更主要的是文化上的原因。
石介是攻击西昆体较早的人，仁宗天圣年间，他就对西昆体的盛行颇为不满。他说，当时诗坛成了西昆体的一统天下，“父训其子，兄教其弟，童而朱研其口，长而组秀于手，天下糜然向风，浸以成俗”（注：《上赵先生书》，载《徂徕集》卷上，清康熙刻本。）。石介字“守道”，他的文学观也是正统的道学家观点，所以，他对西昆派以及西昆诗风的憎恨，完全是从儒学的道统出发，如同隋唐初期的儒家攻击六朝文学那样：“今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奢丽，浮华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使天下不为《书》之典谟、《禹贡》、《洪范》、《诗》之雅颂、《春秋》之经、《易》之繇爻、十翼，而为杨亿之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奢丽，浮华纂组，起为大怪也。”（注：《怪说》，载《徂徕集》卷下，清康熙刻本。）宋人新诗风的形成，是与欧阳修的古文革新结合在一起的。因此，石介提出的以“韩文杜诗”来替代宋人学习的楷模，很快便为梅、苏等人所接受。宋人新诗风形成过程中，对唐人诗歌作品的关注热点，也由晚唐上溯到中唐，所以，天圣以后开始转向韩愈和杜甫，曾经深受“知遇”的李商隐及其作品受到西昆体的“株连”，以至后世一提到宋初杨亿等人的“台阁”之风，便溯源到李商隐，甚至将李也一并归入“昆体”。
西昆体乃至李商隐的诗作遭到攻击，并不等于影响的消失。从宋代新诗风的开创，到以江西诗派为代表的宋诗诗风的确立，“唐韵”依然时时吸引着宋代的诗人。例如王安石的诗歌作品，就比较接近唐人的“风神情韵”。因此，一方面，江西诗派的崇杜，可以说是从王安石开始的；而另一方面，王安石本身就是宋诗和晚唐到杜甫之间的联系。王安石说：“予考古之诗，尤爱杜甫氏作者。”（注：《老杜诗集后序》，《王文公集》卷三十六，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版。）王安石所选的《四家诗》以杜甫为首，某种程序上开启了从李商隐上溯到杜甫的唐诗传承的途径。据《蔡宽夫诗话》记载：“王荆公晚年亦喜称义山诗，以为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唯义山一人而已……义山诗合处信有过人，若其用事深僻，语工而意不及，自是其短，世人反以奇效之。故昆体之弊，适重起失，义山本不至是云。”（注：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二所引。）这一条传承之线，后来也成为宋人对江西诗派救弊时的途径。
南宋叶梦得的《石林诗话》指出：“唐人学老杜，唯商隐一人而已。虽未尽造其妙，然精密华丽，亦自得其仿佛。故国初钱文僖与杨大年、刘中山皆倾心师尊，以为过老杜。至欧阳文忠公始力排之。然宋吕公兄弟虽尊老杜，终不废商隐。王荆公亦尝为蔡天启言：‘学诗者，未可遽学老杜，当先学商隐。未有不能为商隐而能为老杜者。’”由于李商隐被看成与杜甫有因承关系，后人才得以重新评价李商隐的诗学价值。宋代后期的诗家比较看重义山诗中的古诗和“兴寄”，这与宋初杨亿等欣赏义山诗的“典丽精工”是完全不同的一路。杨亿论李商隐的诗，主要是从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着眼的，认为：“保蕴密致，演绎平易，味无穷而炙愈出，镇弥坚而酌不竭，使学者少窥其一斑，若涤肠而洗骨。”（注：见葛立方：《韵语阳秋》，《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0版。）而宋代中期以后，褒扬李商隐的诗作，几乎都是从学杜的角度论述的。例如：许顗《彦周诗话》认为：“李义山诗，字字锻炼，用事婉约，仍多近体，唯有《韩碑》一首是古体。”朱弁《风月堂诗话》也说：“李义山拟老杜句‘岁月行如此，江湖坐渺然’，真是老杜语也。其他句‘苍梧应露下，白阁自云深’、‘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之类，置杜集中亦无愧亦。然未似老杜沉涵汪洋，笔力有余也。”曾季狸《艇斋诗话》指出：“李义山诗雕镌，唯咏平淮西碑一篇，诗极雄健，不类常日作。如‘点蹿尧典舜典字，涂改青庙生民诗’，及‘帝得圣相相曰度，贼斫不死神扶持’等语，甚雄健。”张戒《岁寒堂诗话》则进一步分析道：“（李义山）咏物似琐屑，用事似僻，而意则甚远。世但见其诗喜说妇人，而不知为世鉴戒……其言近而旨远，其称命也小，其取类也大。”张戒的这段话，也许便是后来清人刻意追求无题诗隐义的滥觞。
二
各代对李商隐及其作品的褒扬，也可以从诗歌选本中反映出来，选家通过删选前人的作品来阐述自己的文学主张，是一种“不著文字”的评价。
韦縠的《才调集》是比较早选录李商隐诗歌的重要总集。选录李商隐的诗歌作品四十首。从韦縠入选的诗歌来看，编选者“以秾丽宏敞为宗”的意图十分明显（注：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六集部·总集类一《才调集》提要。）。《才调集》不分体，古近体都选；但后世推崇的古诗《韩碑》、《行次西郊一百韵》等未入选，而是选了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很陌生的《锦槛》、《杏花》、《灯》、《肠》及《独居有怀》等。七律选了《碧城》三首、《银河吹笙》、《题后重有戏赠任秀才》、《春雨》、《富平侯》、《促漏》、《可叹》、《泪》、《水天闲话旧事》、《马嵬》、《深宫》等，而《无题》则一首也未选。入选的七绝也多半是“艳词”，如《代赠二首》、《宫辞》、《访人不遇留题别馆》、《代应》、《楚吟》、《席上作》、《留赠畏之》以及《龙池》等作。《才调集》的这种偏好，后来被看作是西昆体的滥觞。清代中叶有冯舒、冯班评点的《才调集》，就引用韦縠的观点“借以排斥江西，尊崇昆体”（注：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六集部·总集类一《才调集》提要。）。
宋代的《文苑英华》也是较早收录李商隐诗歌的一部重要总集。《文苑英华》收录李商隐的古近体诗五十二首，比较接近《才调集》的数字，但篇目多有不同。《文苑英华》分类收选各代的诗歌，如“月”类选了《秋月》、《西掖玩月》、《双月》、《月夕》等诗；“菊”类选了《菊》、《野菊》等；“雪”类选了《对雪》等。其它还选了《闻歌》、《马嵬》二首（冀马燕犀）、（海外徒闻）、《华清宫》、《陈后宫》、（玄武开新苑）、（茂苑城如画）、《隋宫》（紫泉宫殿）、（乘兴南游）、《楚宫》等。大概可以见出《文苑英华》编纂时，主要是从咏物的分类着眼的，尚未及从诗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待李商隐诗作的意义。宋人周必大刻印《文苑英华》时曾认为，“修书官于柳宗元、白居易、权德舆、李商隐、顾云、罗隐或全卷收入。”（注：《文苑英华序》，《文忠集》卷五十五，《四库全书》本。）但事实上《文苑英华》一千卷，诗歌只占二百三十卷。所以，《文苑英华》所收之文的比重要比诗歌大的多。例如，李商隐的文章《樊南甲乙集》，“久已散佚，今所存者，乃全自是书录出”（注：参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六集部·总集类三《文苑英华》提要）。
宋代另一部比较重要的唐诗总集，即题名“王安石”编纂的《唐百家诗选》，没有收录李商隐的诗歌。此书未选李白、杜甫、韩愈的诗，而且“唐名人如王右丞、韦苏州、元、白、刘、柳、孟东野、张文昌之伦，皆不右选”（注：《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版。）。引起后世非议颇多，谓其“去取多不可晓”（注：参见《重辑渔洋书跋》，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版。）；也有认为“荆公此选多取苍老一格，意其时西昆盛行，欲矫其失”（注：叶德辉：《郋园读书志》，1928铅印本。）。但是，王安石推崇杜甫的诗歌，已是个无可辩驳的事实，而此选却未收录杜甫的诗歌，所以，我们也就无从猜测选家的本意。
宋末时节，尊崇晚唐以及重视格律诗诗法的风气渐浓，李商隐的七言律绝又受到时人的重新审视。周弼所辑的《三体唐诗》专选七绝和五七言律诗，七绝选了李商隐的《宫词》（君恩如水）、《汉宫》（青雀西飞）和《贾生》；七律选了《锦瑟》、《隋宫》（紫泉宫殿）、《马嵬》、《筹笔驿》、《闻歌》和《茂陵》。此外，洪迈的《万首唐人绝句》，收录了李商隐的绝句诗作两卷，几乎囊括了他的大部分绝句作品。可以说，此时李商隐的诗歌受到重视的一面已渐渐显露出来。其后，元好问的《唐诗鼓吹》以及方回的《瀛奎律髓》都开始注重李诗的“声调宏壮”（注：《唐音癸签》卷三十一，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版。）以及“命意深切、用事精远”（注：《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八集部·总集类《瀛奎律髓》提要。）。元好问的《论诗绝句》论李商隐的作品，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切入的：“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注：《遗山先生文集》卷十一，《四部丛刊》影印明弘治刊本）元好问的想法，也是一个企图开始探究李商隐诗歌深层寓意的例证。《唐诗鼓吹》选李商隐诗三十四首，这些入选的七言律诗，基本上可以体现出选家的审美趋向。如《锦瑟》、《杜工部蜀中离席》、《隋宫》（紫泉宫殿）、《二月二日》、《筹笔驿》、《九成宫》、《促漏》、《碧城》、《马嵬》、《牡丹》（锦帏初卷）、《圣女祠》、《重有感》、《无题》（万里风波）、（昨夜星辰）、（来是空言）、（飒飒东南）、（相见时难）、《回中牡丹为雨所败》、《富平少侯》、《楚宫》（湘波如泪）、《宋玉》等，大抵为李义山集中“遒健宏敞”的作品（注：《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八集部·总集类三《唐诗鼓吹》提要。），同时又体现出诗人“字字锻炼，用事委婉”的特色（注：许顗《彦周诗话》《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0版。）。方回的《瀛奎律髓》选李商隐的七言律诗及五言律诗共二十三首，而七律部分有十七首，其中十一首与《唐诗鼓吹》相重；另外增选的如《隋宫守岁》、《茂陵》、《安定城楼》、《天平公坐中呈令狐令公》等，后来也成为世所公认的李诗的上乘之作。
上述选本对李商隐这一部分诗歌的注重，并不完全是编选者个人的看法。宋末至元初，李商隐作品在这一方面所显示出来的价值，已经获得诗家的认同。如袁桷（1266—1327）认为：“玉溪生往学草堂诗，久而知其力不能逮，遂别为一体，然命意深切，用事精远，非止于浮声切响而已也。”（注：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十八《书汤西楼诗后》，《四部丛刊》影印。）袁桷主要的活动时期为元大德至泰定年间，他的文集中有《书郑潜庵〈李商隐诗选〉》一文，可知当时李商隐的诗歌已有选本流行。袁桷在此文中写道：“李商隐号为中唐警丽之作，其源出于杜拾遗。晚自以不及，故别为一体。玩其句律，未尝不规规然近之也……私心以为近世诗学顿废，风云月露者几于晚唐之悲切，言理析指事邻于禅林之旷达，诗虽小道，若商隐者，未可以遽废而议也。”（注：许顗《彦周诗话》《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0版。）同是元代的杨士宏，他选编的《唐音》虽已逗露了崇尚初、盛唐的意向，仍选了李商隐的七律十首、七绝四首，它们是《锦瑟》、《茂陵》、《马嵬》、《筹笔驿》、《隋宫》、《碧城》、《重过圣女祠》、《九成宫》、《促漏》、《重有感》以及《龙池》、《瑶池二首》、《偶题》。这说明李商隐的这一部分诗作在当时仍很有影响。
直至明代初年的《唐诗品汇》选李商隐诗，还可以见出传统的影响。“五古”、“七古”、“五绝”、“排律”均将李商隐放在“余响”之中，分别入选一至四首不等。“五绝”、“七绝”、“七律”则入“正变”，其中“五律”六首；“七律”三十首；“七绝”二十一首。尤其是李商隐的七律，是受到高棅重视的晚唐代表作。他在《七言律叙目》中指出：“元和后律体屡变，其间有卓然成家者，皆自鸣所长，若李商隐之长于咏史；许浑、刘沧之长于怀古，此其著也。今观李商隐之《隋宫》、《马嵬》、《筹笔驿》、《锦瑟》等篇，其造意幽深，律切精密，有处常情之外者。”高氏所举的作品也正是杨士宏所看重的七言律诗。但是，这种情况随着尊崇盛唐的风气愈来愈浓烈，那些已经被认同多时的李商隐的作品开始受到指摘。如顾璘批点《唐音》时在《锦瑟》诗下写道：“诗以兴意为高，不以故实为博；以音调为美，不以属对为切。此李、许二家，识者所不取也。如《锦瑟》诗，虽老坡亦以为瑰丽，然究其不过‘适怨清和’四字，以比其声耳。”（注：《顾批唐音》卷十，明嘉靖刻本。）顾氏对《隋宫》及《九成宫》也不满意。《隋宫》诗下披云：“此篇句句故实，风格何在？况文俗，且用小说，非古作者法律。初联结语亦俗，后首（按指《九成宫》）亦然。大抵晚唐起结，少有好语。”《九成宫》诗下披云：“此篇双龙尾，八马蹄，语俗。次联如小儿对偶。结（语）学杜不成。”（注：《顾批唐音》卷十，明嘉靖刻本。）
嘉靖年间成书的李攀龙编选的《古今诗删》中的选唐部分，后来成为明代中后期及清代前期流传深广的《唐诗选》，此书仅收选了李商隐的两首七绝：《夜雨寄北》和《寄令狐郎中》。明末时，陆时雍编选《唐诗境》，力图融合七子的格调立场与三袁的性灵立场，选了李商隐的诗作四十九首，从入选的篇目来看，似乎具有十分强烈的调和的意味：七古一类，选《韩碑》、《代赠》、《燕台诗》、《牧童词》、《河内诗》、《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和《安平公诗》。七律一类，选《锦瑟》、《促漏》、《隋宫》、《二月二日》、《筹笔驿》、《九成宫》、《无题》（昨夜星辰）、（来是空言）、（相见时难）、《碧城》、《马嵬》以及《与同年李定言曲水闲话戏作》和《题道靖院》。七绝一类入选最多，共二十三首：其中有李攀龙选过的《夜雨寄北》、《寄令狐郎中》；又有前人颇为重视的咏史之作如《隋宫》（乘兴南游）、《南朝》、《贾生》等，另外则是《无题》（紫府仙人）、《夜半》、《闺情》、《代赠》、《七夕》等“艳情”之作。
上述的情况大致说明，李商隐诗歌在元明两代的地位及影响，是随着当时诗坛接受唐诗的角度的变化而变化的。
三
对李商隐诗歌的重新重视，大约要到明末清初之际。
清代出现了一大批注释和笺释李商隐诗歌的著作，比较著名的如朱鹤龄的《笺注李义山诗集》、吴乔的《西昆发微》、陆昆曾的《李商隐诗解》、黄叔琳的《李义山诗集笺注》、姚培谦的《李义山诗集笺注》、屈复的《玉溪生诗意》以及程梦醒删补的朱鹤龄笺注本和冯浩的《玉溪生诗笺注》等（注：据岑仲勉《玉溪生年谱会笺平质》，清代注李商隐诗集者有十作家，姚培谦之后，尚有徐逢源、陈许廷、李世雄、许昂霄、徐德泓、陆鸣皋、徐树榖、徐炯诸家，多不传。见《玉溪生年谱会笺》所附，上海古籍出版社1883年版。）。王士祯的《戏效元遗山论诗绝句》之十一云：“獭祭曾惊博奥殚，一篇《锦瑟》解人难。千秋毛郑功臣在，尚有弥天释道安。”（注：《精华录》卷五，《四库全书》本。）据《四库全书总目》，这个“释道安”，即明末释道源，是最早为李商隐诗歌作注的人（注：据《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一集部·别集类四：朱注《李义山诗注》提要，李商隐诗旧有刘克、张文亮二家注本，后俱不传。），迄今尚能在朱鹤龄的注本中见到雪泥鸿爪。道源之后，是钱龙惕的《玉溪生诗笺》。此书成于“戊子”年，即清顺治五年（1648）夏天。从钱氏的自序中，可知当时江南吴地喜好李商隐诗歌已蔚然成风。钱氏“少好读李义山诗，往往不得其解”，后因乡中“为义山之学者间不乏人，时以隐事僻义就而正之”（注：钱龙惕：《玉溪生诗笺叙》，清乾隆沈氏抄本，上海图书馆藏。），并结识了酷爱李商隐诗的释道源。钱氏见到道源“取李集一编，随事夹注其下”，便建议说：“古人读其书，论其书，即如注陶渊明、杜子美之诗，必先立年谱然后其游历出处，感事论事，皆可考据，师欲注义山，当先事此。”以后，道源屡以见问，钱氏“因取新旧《唐书》并诸家文集小说有关李诗者，或人或事，随题笺释于下，……得上中下三卷，以复石林长老”。于是便有了《玉溪生诗笺》一书。但是，道源及钱龙惕之注得以彰扬，却是钱谦益的缘故。《牧斋有学集》中有《注李义山诗集序》一篇，可知，道源经钱龙惕指点而加以修订的李诗注本完稿后，曾索序于钱谦益，牧斋写道：“石林长老源公，禅诵余晷，博涉外典，苦爱李义山诗，以其使事奥博，属词瑰谲，捃摭群藉，疏通诠释。吾家夕公（按指钱龙惕），又通考《新》、《旧书》，尚论时事，推见其作。为之指意累年，削稿出，以示余。余曰：‘公之论诗，何独取乎义山也？’公曰：‘义山之诗，宋初为词馆所宗，优人内宴，至有挦扯商隐之谑。元季作者，惩西江学杜之弊，往往跻义山，祧少陵，流风迨国初未变。然诗人之论，少陵以谓忠君忧国，一饭不忘兔园，村夫子皆能嗟咨吟咀，而义山则徒以其绮靡香艳，及《玉台》、《香奁》之致而已。吾以为论义山之世，有唐之国势，视玄肃时……少陵当杂种作逆，藩镇不庭，疾声怒号，如人之疾病而呼天、呼父母也。其志直，其词危。义山当南北水火，中外箝结，苦喑而欲言也，若魇而求寤也，不得不迂曲其指，诞谩其词，婉娈托寄，隐谜连比，此也风人之遐想，小雅之寄位也。吾以为义山之诗，推原其志意，可以鼓吹少陵。其为人，激昂奡兀，刘司户、杜司勋之流，亚而无庸，以浪子蚩谪。此吾与夕公疏笺之意，愿受成于夫子者也。’余曰：‘是则然矣。’”（注：《牧斋有学集》卷十五，《四部丛刊》影印本。）在这篇序言里，钱谦益同意道源的“翻案”之说，认为对于李商隐的诗歌不能以“浪子蚩谪”，指出义山的诗，“忠愤蟠郁，鼓吹少陵，”是“风人之博徒，小雅之寄位”。因而奠定了清人注义山诗集、评义山诗歌的基调。
清顺治初，朱鹤龄笺杜诗完毕，在钱谦益的建议下，开始按照这一条路子笺注李商隐诗集。以后，钱谦益又将道源的遗本转给朱氏，“长孺先有成稿，归而错综雠勘，缀集异闻，敷成隐滞，取源师注，择其善者为之……更数岁而告成，于是义山一家之书，粲然矣。”这就是朱注吸取道源和钱龙惕注的原由（注：参见朱鹤龄：《笺注李义山诗集》自序及钱谦益序，清顺治十六年刊本。朱鹤龄：《笺注李义山诗集》自序、凡例。）。朱注为李商隐做了比较系统的辩解，首先是辨新旧《唐书》本传中义山受到所谓“放利偷合、诡薄无形”之诬；朱氏列举史证，辩解义山为人为官的正直；又列举义山的诗，认为“《汉宫》、《瑶池》、《华清》、《马嵬》诸作，无非讽方士之不经，警色荒之覆国。此其指事怀忠，郁纡激切，直可与曲江老人相视而笑，断不得以放利偷合、诡薄无形嗤摘之者也。”其次是认为，不得将义山与《玉台》、《香奁》之作相提并论。朱鹤龄以“男女之情，通于君臣朋友”的诗教传统，认为“古人之不得志于君臣朋友者，往往寄遥情于婉娈，结深怨于蹇修，以序其忠愤无聊、缠绵宕往之致”。并指出，“唐至太和（按当作大和）以后，阉人暴横，党祸蔓延，义山塞当涂，沈伦记室，其身危，则显言不可而曲言之；其思苦，则庄语不可而谩语之……其《梓州吟》云：‘楚语含情皆有托。’早已自下笺解矣”。然后是对李商隐及其诗歌的重新评价：“义山之诗，乃风人之绪音，屈宋之遗响，盖得子美之深而变出之者也。”（注：朱鹤龄：《笺注李义山诗集》自序、凡例。）朱鹤龄的这些观点，与道源和钱龙惕相近，而以史证诗的做法则更加细密，正如他自己所说，“钱夕公（龙惕）笺与鄙意多合，并为采入，以公同好”
朱注的出现，给李商隐诗歌的研究带来了一轮新的热潮，同时，也揭示出清代李商隐诗歌研究的趋向，即刻意发掘义山诗中的隐意，以至造成有清一代李商隐诗集笺注中，“楚天云雨尽堪疑”的局面。这种情况在吴乔的《西昆发微》中表现得愈加明显。吴乔由“诗之比、兴、赋，‘三百篇’至晚唐未之或失。自欧公改辙，而苏、黄继之，往往直至胸怀，不复寄托”，而推断李商隐的《无题》之作“于六义为比，皆有次第”，“绝非艳词”。吴乔认为：“唐人能自辟宇宙者，唯李、杜、昌黎、义山始虽取法少陵，而晚能规模屈、宋，优柔敦厚，为此道之瑶草奇花。凡诸篇什，莫不深远幽折，不易浅窥。”吴乔以义山与令狐綯的恩怨为线索，断定《无题》诸作均为托寄，“义山、楚、綯二世恩怨之故，了然在目”（注：吴乔：《西昆发微》自序，清嘉庆《借月山房汇抄》本。）。吴乔的看法，无疑是将李商隐在唐诗发展中的地位提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点。
乾嘉至雍正之际，又有各种李商隐诗笺注问世，“大抵以鹤龄为蓝本，而补正其阙误。”而关于义山诗中的兴寄以及对无题诗的诠释，虽然也有批评朱氏牵强穿凿之意，但多为朱鹤龄的修正和补充。因此四库馆臣以为朱鹤龄注李商隐诗，“谓其诗寄托深微，多寓忠愤，不同于温庭筠、段成式绮靡香艳之词，则所有特深，为从来论者所示及”（注：《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一集部·别集类四朱注《李义山诗注》提要。）。
清际的唐诗总集和选编，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如王夫之的《唐诗评选》，选李商隐五律二首、七律十三首，并说：“义山诗寓意俱远，以丽句影出，实自《楚辞》来。”（注：《唐诗评选》卷四，《船山全书》本，岳麓书社1996版。）乾隆年间，陈明善有《唐八家诗抄》，选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李商隐及韩愈诗各一卷，也将李商隐排入了唐代的第一流作家之列。陈氏还把李商隐与其并列齐名多时的温庭筠截然分开：“义山诗高华典丽，音韵缠绵，宜荆公叹其善学杜也。八叉同时，瞠乎后矣！”（注：《唐八家诗抄》例言，清乾隆刊本。）
四
从现存的史料来看，唐末及五代人对李商隐评价，似乎更赞赏他的文章而不是诗歌。《旧唐书》本传说：“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从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隐，自是始为今体章奏。博学强记，下笔不能自休，尤善为诔奠之词。”并提到他有《表状集》四十卷传世，而对商隐的诗歌则没有记载。《新唐书》本传同样如此，所谓“商隐俪偶长短而繁缛过之”也是指他的文章而言的。直到元代成书的《唐才子传》才明确提及他的诗歌：“商隐工诗，为文瑰迈奇古，词隐事难……后评者谓其诗如百宝流苏，千丝铁网，绮密環妍……商隐文自成一格，后之学重者，谓‘西昆体’也。”
西昆体的影响消退以后，李商隐诗歌价值被再度确认，以至达到辉煌的顶点，便是清初至乾隆时期。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吴乔对李商隐诗歌成就的评价就是非常突出的一例。而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七子“诗必盛唐”主张消退，诗坛开始重视中晚唐诗歌，另一方面，则与特定历史时期一部分诗人的心态有关。如吴乔将李、杜、韩以及李商隐作为唐诗人中最具创造性的作家，后来并没能成为文学史上的定论，即便在当时，也有不同的看法。同是成书于乾隆年间的《唐宋诗醇》，就把李、杜、韩和白居易列为唐代最杰出的诗人而不是李商隐。
李商隐诗歌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所遭遇的不同评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诗坛接受唐诗角度。实际上，李商隐诗歌受到后人重视的，主要是典丽精工的诗风、与杜诗的因承关系、以及李商隐诗中曲折委婉地表现出来的士人失意心态等三个方面。首先是他的诗歌风格和非常特殊的艺术表现手法，在晚唐诗人中独树一帜。他的诗歌所显示出来的形式美，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当初杨亿等只是注意了李商隐诗歌在艺术技巧层面上的价值，而忽略了诗人娴熟的艺术手法中蕴藏着的复杂情感。正如范温《潜溪诗眼》所指出的：“义山诗世人但称其巧丽，至与温庭筠齐名，盖俗学只见其皮肤，其高情原意，皆不识也。”当宋人指出义山诗存在着学杜的轨迹以后，后代的诗评者便开始注重李商隐与杜甫的因承关系。较早引起诗评家重视的，是李商隐的古诗，所谓“义山绮才艳骨，作古诗乃学少陵”（注：贺裳：《载酒园诗话》卷一，《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版。）。但对古诗的评价，渐渐移至义山的近体诗，并认为李商隐“典丽精工”的辞章特色是与“委婉多讽”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个看法到清代几乎成为定论，如沈德潜认为：“义山近体，辟绩重重，长于讽喻。中有顿挫沉着，可接武少陵者，故应为一大宗。后人以温李并称，只去其秾丽相似，其实风骨各殊也。”（注：《唐诗别裁集》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版。）
同样是指出李商隐的“学杜”，宋人与清人也并不一致。宋人注重李商隐的诗歌艺术手法中接近杜甫的那一部分，如本文第一章所提到的朱弁《风月堂诗话》及曾季狸的《艇斋诗话》，都十分看重李商隐诗句的“笔力”“雄健”。而把义山使事用典，造成词意难解看作他的缺点：“其用事深僻，语工而意不及，自是其短”。（注：《蔡宽夫诗话》，见《苕溪渔隐丛话》卷三十一所引。）并未加以褒扬。清人则相反，自朱鹤龄起，就把义山诗歌的词难事隐看作是兴寄所至，认为李商隐诗歌的这个特征恰好是“得子美之深而变出之者也”。如纪昀所说的那样：“义山诗盛事托讽，运意深曲，佳处往往逼杜。”（注：纪昀：《瀛奎律髓刊误》卷三：李商隐《隋宫守岁》诗下评语，清刻本。）
关于李商隐诗歌的“用意深微”，清人用实证的方法，作出许多新的诠释，于是，对于李商隐的学杜，清人也不再限于“某诗某句从杜诗出”的勾沉，而是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善学少陵七言律诗者，终唐之世，唯李商隐一人。胎息在神骨之间，不在形貌……义山当朋党倾危之际，独能乃心王室，便是作诗根源。其《哭刘蕡》、《重有感》、《曲江》等诗，不减老杜忧时之作。”（注：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清嘉庆刊本。）这就是说，李商隐的学杜，不仅仅限于诗法和风格上的规摹，而是精神上的相通。基于这样的理解，清人便根据《旧唐书》本传中有关义山“恃才诡激，为当涂者所薄，名宦不进，坎坷终身”的描述，通过牛李党争中的人事纠葛，一一坐实，企图揭示出义山诗中的“本事”。这种做法，虽然造成了许多牵强附会，但李商隐诗歌中，以朦胧的意象所表现的失意士人心态被凸现出来，成为清初注释者最关注的热点。清人按照自己所处时代的历史背景及心态来读解李商隐。于是，除了清词丽句以及学杜之外，李商隐诗歌曲委深婉地表现出来的“忠愤蟠郁”的士人心态，成为引起后人重视的另一部分。
从这一层面上来关注李商隐及其作品，很可能与明末清初的一部分士大夫的心态有关。如前所述，以“忠愤蟠郁，鼓吹少陵”来重新评价李商隐诗歌，不应忽视钱谦益等人的作用。钱谦益与朱鹤龄笺注杜诗，均在明清之交，这是一个动荡的时代。朱氏注杜完成后，在钱谦益的授意下笺注李商隐诗集，已经是清廷的统治之下了。据史料记载，明亡时，朱鹤龄三十九岁，绝意仕进，潜心著述（注：参见《清史稿》卷四八○《朱鹤龄传》。）。他辞去馆职，回到故里，入钱氏红豆庄定补钱谦益的杜诗笺。朱氏笺注李商隐诗集时，已先在道源及钱龙惕注本完成，而这两位作者也是吴门隐逸之士。明朝的灭亡，对于当时的文人来说，采用各种方式保持民族气节，是一种本能的反映。而此时从“忠愤蟠郁”的层面上来重新审视李商隐的诗歌，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诗学问题了。此时的笺注者，悉心钻研李商隐的“婉娈托讽”的诗旨，同样是一种“托讽”的研究方法。
钱谦益作为支持者和倡导者，与他当时在文坛上的地位以及他当时的处境和立场都不无关系。据陈寅恪先生考证，钱谦益修撰《列朝诗集》，是效仿“元遗山《中州集》之例，借诗存史”；笺注杜诗，更是看重杜甫“诗史”的特点：“在此之前，能以杜诗与唐史互相参证，如牧斋所为之详尽者，尚未之见也。”（注：参见《柳如是别传》第五章《复明运动》。）如此心态下所形成的诗学方法，必然导致笺注者将重点放在爬梳诗歌所反映的史实和寓意上。钱氏用这样的方法解读杜诗，也会用同样的方法解读李商隐，并且影响当时学界的学术风尚。钱氏虽然没有笺注李诗，但曾有手抄《李商隐诗》三卷传世（注：钱谦益手抄本现藏辽宁图书馆。），他建议朱鹤龄注李诗时，曾称赞“玉溪生诗，沉博绝丽（《笺注李义山诗集》序）。这说明他对义山的诗有独特的兴趣。何况钱谦益自己的诗，也有使事繁缛，曲婉深微的特点。此外，钱氏论诗，注重情采，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论诗，不能出于太史公的两言：“所谓两言者：好色也，怨诽出。……好色者，情之橐籥也，怨诽者，情之渊府也。好色不比于淫，怨诽不比于乱。所谓发乎情止乎义理也。人之情真，人交斯卫，有真好色，有真怨诽，而天下始有真诗。一字染神，万劫不朽！”（注：《季苍苇诗序》，《牧斋有学集》卷十七。）又说：“学杜，有所以学者，所谓‘别裁伪体’、‘转益多师’者是出。”（注：《曾房仲诗序》，同上卷三十二。）钱氏注重诗歌的艺术感染力，赞赏托物讽刺的诗歌创作方法：“余观唐人咏牡丹诗，大都托物讽刺。”（注：《姚黄集序》，《牧斋初学集》卷二十九，《四部丛刊》本。）还认为历史事件的发生往往会成为诗歌创作的原动力：“昔者有唐之世，天宝有戎羯而少陵之诗出；元和又淮蔡之乱而昌黎之诗出。”（注：《徐司寇画溪诗集序》，同上卷三十。）可以认为，这些诗学观念以及诗学方法开启了清人笺注李商隐诗歌新风气。由于李商隐与杜甫的因承关系，清人希冀从李商隐的诗作中也能获得“诗史”，于是，便有了开掘李商隐无题诗等各类作品隐义的种种研究。
可见，李商隐诗歌在历代评论家笔下的沈浮，过程及原因都十分复杂，“诗家”并非“总爱西昆好”；而爱好的，也是“同床异梦”，各有所需，不能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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