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费汉学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费汉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美国的当代中国学研究与欧洲汉学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欧洲人比美国人更早地开始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行研究，更早地拥有一批学养深厚的汉学家。当美国在20世纪初开始重视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时，举目望去，这一领域的专门人才屈指可数。但一位来自德国的青年人改变了这一状况，他就是劳费(Berthold Laufer，又译劳费尔、罗佛)，美国早期中国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以劳费为个案，我们或许可以窥见美国中国学早期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德国因素”。
劳费的治学生涯
1874年10月11日，劳费出生于德国科隆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劳费曾在柏林大学(1893-1895)、东方语言研究班(1894-1895)学习，1897年以题为《10万黑白龙经的简略本》的论文获得莱比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导师是著名汉学家顾路柏(Wihelm Grube)。大学期间，劳费选修了闪语、波斯语、梵语、巴利语、马来语、汉语、日语、满语、蒙语、德拉威语和藏语等课程。他曾跟从福兰阁(Otto Franke)博士学习佛教，跟从顾路柏教授学习中文，跟从贾柏莲教授(von der Gabelentz)学习马来语，跟从杜特(Duth)博士学习藏语，跟从朗格(Lange)教授学习日语。他师从的这些老师都是东方学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劳费接受的是19世纪末期欧洲汉学的严格训练，这种训练特别偏重语言学、考古学和人类学方面，从而奠定了其扎实的汉学研究功底。
1897年5月，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鲍亚士(Franz Boas)①，为劳费提供了参加博物馆组织的杰塞普北太平洋探查队的工作。劳费因此于第二年来到美国，开始了在美国的汉学研究生涯。劳费为何要离开德国而远赴美国呢？这恐怕主要是迫于谋生的考量，因为当时的德国很难为一个青年汉学学者提供工作岗位。总体上说，19世纪末期的德国汉学研究在欧洲还比较落后，大学里甚至没有汉学系。直到1887年，柏林大学才设立了东方语言学院，其目的也只是教会德国人说汉语，以便与中国人打交道。只有少数的学者如贾柏莲等致力于对中国文化、文字等方面的研究，并着手培养汉学研究的人才，劳费就是德国19世纪末培养出来的少数优秀的汉学人才之一。然而当时德国有关中国的教学和研究，还远远没有得到德国社会的普遍认同。因此，劳费很难在德国谋生立足，远走他乡成为他的无奈选择。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与欧洲相比，美国的汉学研究还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专门的研究人才十分缺乏。尽管在19世纪20～30年代，美国的传教士们和外交家们踏上中国的土地，也开始从总体上介绍中国的情况，但基本上属于“情报”和对这个陌生的异域国家历史文化传统及社会习俗的“猎奇”，根本无法与发达的欧洲汉学相提并论，还属于中国研究的“非职业化阶段”。美国没有足够多的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在大学中设立东亚研究系科的步伐也很缓慢。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大学和博物馆等学术研究机构开始在欧洲网罗东方学学者和汉学家，希望借此发展美国的东方学和汉学。这些外来学者中最重要的就是夏德(Fredrich Hirth)和劳费。欧洲的著名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苏特尔(William E.Soothill)、戴闻达(Jan J.L.Duyvendak)也曾到哥伦比亚大学作短期访问并开设讲座。欧洲汉学家的到来，为美国中国学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推动力。
劳费到美国时年仅24岁，资历尚浅，并没有像夏德那样被聘为大学教授，而是作为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探查队员开始了他在美国的治学生涯。1904-1906年，劳费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人种学部担任助手。他只于短暂的时间，即1905-1907年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人类学与东亚语言系担任讲师。但劳费也许不太喜欢站讲坛的工作，而更倾心于博物馆里那种能够直接触摸、直接与他从中国等地收购来的文物打交道的工作，那里有太多的宝藏等待他去研究。1908年，劳费离开纽约，前往芝加哥，成为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助理馆长。此后，劳费一直在那里工作，1911年成为亚洲人种分馆的馆长，1915年担任人类学馆的馆长。以劳费卓越的学识而论，担任一名博物馆的馆长，无疑是空前绝后的。即使按照现在的标准，劳费也是任何一个美国博物馆历史上第一位真正的汉学家。优秀的汉学素养和博物馆丰富的藏品，使劳费从1908到1934年的26年间，处于多产创作状态，成为继夏德之后美国最重要的汉学家。1931年6月13日，芝加哥大学授予劳费荣誉法学博士头衔，以奖掖他作为菲尔德历史博物馆人类学馆长对科学的杰出服务，尤其是对亚洲考古学、人类文化学和语言学研究的启蒙贡献。
劳费是欧洲与美国许多学术团体的会员。1900年，劳费成为美国东方学会的会员，1931年，担任该学会的主席。正当他的事业发展如日中天之时，1934年9月13日，劳费突然跳楼自杀，距60岁生日还差1个月。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位成就斐然的学者如此决绝呢？这是世人很难解释的一个谜。
劳费在美国的治学生涯中，颇值得一提的是他4次来到中国的远东探查活动。正如欧洲的殖民主义者一样，美国这个后起国家对远东地区、特别是中国的丰富历史文化宝藏，早已“垂涎欲滴”。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美国人开始热衷于到中国去探查淘宝，民间一些富人出资支持这些探查队，于是探查队多以出资人的名字命名。1898-1899年，劳费参加杰塞普北太平洋探查队，第一次来到中国。这次考察由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组织，目的是了解亚洲北部文化与美洲西北部文化之间的关系。探查队成员包括考古学家和人种学家，分别在太平洋两岸开展工作，劳费负责带领探查队在阿穆尔河(黑龙江)流域和西伯利亚库页岛一带工作。劳费对赫哲族及其临近民族的民间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博物馆收集了许多优秀的藏品。在西伯利亚和日本期间，劳费总计为博物馆收集了1300件文物。1901-1904年，劳费带领席福探查队第二次来到中国。这一次，劳费的目的是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作整体性考察。期间，他搜集了大量对研究20世纪初的中国人生活很有价值的民间手工艺品和日常生活用品。他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总共收集了大约7500件文物，构成了如今该博物馆整个中国馆藏的一半。劳费第三次来到中国是在1908-1910年间，他率领由美国布拉克司吞夫人出资、菲尔德博物馆组织的探查队到中国西藏高原一带探查。在这次探查活动中，劳费分别为芝加哥的纽百瑞图书馆(Newberry Library)和约翰·克瑞尔图书馆(John Crerar Library)购买了几万册中、日、满、蒙、藏文书籍，其中包括奈瑭版(Narthang edition)的藏传佛经甘珠儿(Kanjur)和丹珠儿(Tanjur)，而中文书籍达4万册。劳费第四次来到中国是在1923年，这次考察由马歇尔·菲尔德资助。
劳费的远东之行，尤其是对中国的实地考察，对劳费的汉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劳费的许多著作，都是建立在这些实地考察基础上的。如《玉器——中国考古学和宗教研究》、《商、周、汉三朝中国古青铜器》、《中国汉朝的陶器》、《中国瓷器生产的开始》等等。这些著作中提到的器物，都是他亲手收购而来；西藏的语言，他曾亲耳聆听；中国的民间艺术，他也曾亲眼目睹；那些有形无声的艺术品，他买回国；那些有形有声的艺术，他还录制下来。劳费追求第一手、原始的资料，既发于求真的科学精神，也出于对中国的热爱。劳费是德国犹太人，1898年移民美国。但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劳费都没有“家”的感觉，他觉得是中国和她的文化给予了他生命。他写道：“我热爱这片土地和她的人民。我感到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而不是作为一个欧洲人，活得更好、更健康。”[1]这就是一个汉学家的“中国情结”。
劳费的汉学成就
在美国早期为数不多的汉学家中，劳费的学术地位无疑是显赫的，他被称为“在大西洋此岸，就知识的渊博和对主要资源的掌握而言，唯一堪比沙宛与伯希和的学者”[2]。劳费一生共发表了222本著作和论文。从内容上看，劳费的论著和论文大体可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关于中亚和东亚诸民族语言、文本和文学艺术等的语言学作品；第二类是关于中亚和东亚诸民族源流、民间传说、宗教习俗等的民族学作品；第三类是关于中亚和东亚科学史前史的作品；第四类是关于印度、伊朗、中国和中国西藏之间的文化交流的作品；第五类是考察报告和博物馆文物收藏报告。为了便于学术界对劳费的研究，德国汉堡大学的德汉茂教授(Hartmut Walravens)于1976年、1979年、1985分别编辑出版了三辑《劳费文集》，按年代收集重印了劳费的专著、小文章及书信。由于劳费的作品数目既多，发表地方又十分分散，因而此项出版工作实在功德无量，是对汉学史研究的重要贡献。
《劳费文集》第一辑包括劳费从1894年至1910年的作品，重点是关于西藏和东北亚，共116篇。第一辑的作品大多数用德文写成，但也有几篇用英文写成。如《阿穆尔部落的装饰艺术》(1902)、《中国和欧洲的鸟战车》(1906)、《玉蜀黍传入东亚考》(1907)等等，这标志着劳费学术生涯的重大转变——由德国汉学家变为美国汉学家。
《劳费文集》第二辑包括劳费从1911年到1925年的作品，其中有劳费与鲍亚士之间有关劳费在东亚的探查活动的全部通信和大量资料。从1908年到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直至去世，劳费的创作才情愈发不可收拾，他最重要的著作就诞生在这一阶段，多数发表在该馆的人类学系列丛书里，还有很多发表在《通报》上。1919年，劳费出版了他最重要的著作《中国一伊朗：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贡献》。
《劳费文集》第三辑包括两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包括1898-1911年间劳费的剪贴簿、1901-1902在北京和上海录制的京剧唱片、中国皮影戏的剧本、1908年布拉克司吞探查队关于西藏和孟加拉语录音的清单，以及少量西藏和孟加拉歌曲的翻译；第二部分是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保存的劳费遗物中的一部分信件，共计338封，占该辑的70％，以德语、法语和英语书写，其中54封是劳费本人所写，其余284封是别人(56人)写给劳费的。这些人中有欧洲著名汉学家伯希和、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福兰阁、福克(Alfred Forke)、富克斯(Walter Fuchs)、恒慕义(Arthur Hummel)、斯坦因(Aurel Stein)等。这些通信非常珍贵，其中有不少鲜为人知的细节。劳费在他的这些信中经常对那些使用二手资料或不可靠的语言学和科学原则的汉学家，提出严厉的批评，他与伯希和之间还曾毫不留情地指出彼此的错漏，这样的通信现在读起来颇有意思。
人们一般认为劳费的学术贡献主要在亚洲文化史与技术史方面，另外在历史语言学、宗教史、民间传说、社会组织研究方面也有重要贡献。虽为汉学家，但劳费的学术研究并不局限在汉学的范围内，他所关注的是人类文明，尤其是中国文明。他研究的领域颇为广泛，却又浑然一体。这充分体现了德国汉学家做学问的特点，一曰“通”，二曰“达”。无论是搜集从地中海到太平洋的有关钻石的民谣，或是追溯栽培植物在亚洲大陆的移植，还是概述盔甲发展的阶段，他的兴趣总是在关注文明缓慢进化的历史，可谓“形散而神不散”。
在美国，从事中国学研究和教学的人员主要由两类组成：一类是有学术训练、但中文基础很差；另一类是由传教士转换而来，懂中文却缺乏正规的学术训练。因此，像劳费这样既懂中文和多门东方语言，又接受了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汉学以及自然科学等正规学术训练的汉学家，真是少之又少。不过美国人的主体意识此时已经苏醒，他们意识到掌握中国语言和掌握第一手中国资料的重要性，但他们并不想完全仿效欧洲汉学，而是认为应当将汉学与现实的社会研究结合起来。即使如此，如果缺乏了劳费这样杰出的欧洲来的汉学家， “走自己路线的美国中国学”的产生，不说是决无可能，也是会向后推延的。因为，扎实的汉学研究，虽然主要面向古代文化，但它的资料功夫、语言功夫、考证功夫以及跨学科的宽广的研究视野和科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滋养了美国中国学。
劳费汉学的特点
由于劳费的著作十分繁复众多，以笔者学力，实难一一述及。笔者在翻阅他的一部分作品后，得出了一点总体性的认识，概言之，劳费的汉学研究体现了“微观汉学”的特点。一是卓绝的汉语造诣及对其它东方语言的掌握，使他无论是研究中国的名物、风俗、语言、动植物、社会组织、地理、宗教，还是研究文学艺术，都能够驾轻就熟。
二是利用考证、整理中国史料的方法，研究许多具体而微的问题，如“阿穆尔部落的装饰艺术”、“中国的昆虫音乐家和斗蟋蟀游戏”、“金刚石——中国和希腊民间传说”、“中国的篮篓”、“古代中国的纸和印刷”、“布尔坎” (Burkhan)、“中国的变性手术和两性人”、“中国的鱼符号”、“中国民间故事中祈祷的螳螂”等。这些问题虽然不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大现实问题，但劳费通过这些小问题，实际上向西方人展现了中国文化的一些有趣侧面，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中国人的历史生活世界。
三是注重实地考察，获取第一手资料，追求科学的精确性。劳费很痛恨使用第二手资料和粗枝大叶，这从他的著作以及他与欧洲汉学家的通信中可以看出。可以说，劳费重实证，不重理论建构。
四是跨学科的特点。因为微观汉学所研究的对象虽然小而集中，但却远非一个学科所能解决的，它需要研究者具有渊博的知识、掌握多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比如在《食土癖》中，劳费为了纠正原有的关于食土癖的说法，详尽地考证了这种习惯在中国、印度、日本、朝鲜、中太平洋群岛(新西兰除外)、南美洲南部、欧洲和非洲的存在情况，认为粘土是灾荒时的一种替代食品，或者是调味品、药物，或者与宗教礼仪有关，他还从中国的文学作品中去发现有关食土癖的描述。可见，他从历史、地理、医学、宗教、文学等多方面去研究食土癖的问题。再如在《毛毡的早期历史》一文中，劳费通过在西藏的探查，亲眼目睹了西藏人如何制作毛毡，于是他在自己的文章中详细介绍其生产流程。他综合历史学、人种学和考古学的方法，把毛毡的早期历史重现出来。劳费借重于跨学科的方法去探讨具体而微的小问题，充分体现了其微观汉学深邃精致的“专门化”研究的特征。
五是大文明观的研究视角。有人认为微观汉学的研究课题过于狭窄，对这种说法我们应该辩证地分析。劳费虽然往往以某个具体问题作为研究课题，但他的眼光却是宽广的，他总是从文明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大文明观视角出发，将研究对象置于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予以观察。他在1931年美国东方学会年会上作的题为《哥伦比亚与中国(Cathay)，以及美洲对东方学家的意义》的主席发言中指出，哥伦布之所以发现美洲新大陆，与他的中国知识以及他对马可·波罗笔下的中国无比向往有关，中国在哥伦布发现美洲的过程中占据显著的地位。他认为：“如果我们发现有大量的传说和神话通过北方和南方路线从亚洲传人美洲，那么我们也可以想见在其它文化特性之间也有相似的传播过程，如天文学的概念，尤其是十二宫图、历法、编年系统的概念，技术方法和艺术动机。这些研究仍然处于肇始阶段。”[3]劳费认为，美洲与亚洲是由一条共同的纽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东方学家对解释美洲的早期历史，是能够作出贡献的。这充分体现了劳费的大文明观，即所有的东方文明从远古开始就曾经有密切的联系。
劳费汉学对美国中国学的影响
应该指出的是，劳费没有进入大学担任教授，没有直接参与培养中国学研究人才的工作，因此，很难指出哪一位学者与他有学术谱系关系，这无疑局限了他的学术贡献和影响。但劳费的汉学研究尤其是“微观汉学”的研究路径对美国中国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劳费为美国收集了大量与中国研究有关的文物和书籍。劳费参加了四次到中国的探查活动，前后历时近10年。这些探查活动，旨在获取第一手的中国历史文化器物和资料，然后在美国的博物馆里向美国公众展示这些历史文化，使美国公众更好地了解中国。劳费带回来的有青铜器、玉器、书画、陶器、书籍、拓片等等，反映了20世纪初中国古董市场的情况，也反映了他本人的趣味。劳费此后的许多著作，都与这些探查活动及其对带回来的物品和书籍的研究相关。这些考古学和人种学的器物、书籍不仅为劳费本人，也为其他的美国学者甚至非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在劳费通过中国之旅收购的大量文物中，绝大部分被他所工作的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部收藏。该博物馆的中国藏品包括23500件从公元前10000年至公元1980年间制造的考古学的、历史的和人种学的物品，其中，劳费1908-1923年间在中国收集的文物，占到整个中国藏品的3/4，所以，他被当然地称为该馆的“中国收藏之父”。值得一提的是，劳费收购来的中国文物，不仅仅存放在博物馆中，其中一部分还移交给了哥伦比亚大学，这些文物对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学研究的开创起了重要作用。1902年，哥伦比亚大学著名人类学家鲍亚士教授提议，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共同建立“一所大东方学院”，目的是要让美国公众对中国文明的成就产生敬意，而之所以要与该博物馆联合，就是要把它拥有的劳费中国收藏品充分利用起来。鲍亚士如此肯定这些中国收藏品的价值：“我们希望利用这些收藏，展示中国文化的复杂性、中国人民取得的高度的技术进步、遍布于他们一生的对艺术的热爱，以及将人们凝聚在一起的强大的社会纽带……”[4]后来，在此基础上，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研究系科终于成立了，劳费的中国收藏品从博物馆转移到了该校，对该校中国研究学科的建立功不可没。
在图书资料方面，劳费在1908-1910年间收集的图书，后来又被转交到中国学研究的一些重要机构。芝加哥纽百瑞图书馆所藏劳费东方文集于1943年被移交给了芝加哥大学，收藏于该大学的约瑟夫·瑞根斯坦图书馆(Joseph Regenstein Library)，而满、蒙、藏文木刻版图书和手稿都集中存放在一间特别的阅览室里。劳费帮约翰·克瑞尔图书馆收集的东方藏书于1928年全部移交给了美国国会图书馆，而劳费收集的其他一些藏文图书和手稿仍藏在菲尔德自然历史图书馆里。这些文物和书籍，是美国中国学发展的奠基石。
第二，劳费的翻译和语言学研究，大大减少了美国学者的语言障碍。美国中国学的发展，其中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掌握中文、藏文、蒙文等东方语言的人太少。劳费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奠基工作，利用他的东方语言专长，为美国汉学和中国学日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劳费的研究，尤其是对一些生僻语言的翻译和研究，使得美国学者能够直接阅读中国典籍。他的博士论文，便是研究一本藏文经典的成果。到美国后，他继续对中国少数民族的语言进行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如《关于女真人的语言》 (1901)、《关于阿尔泰语言第二格的形成》(1902)、《藏文名称的中文转写》 (1915)、《藏文中的借词》 (1916)、《萨满一词的起源》 (1917)、《藏族文字的起源》 (1918)、《西夏文字——印中语言学研究》(1923)等等。这些研究工作是当时的美国本土学者所无法担当的重任。美国的藏学研究之所以能后来居上，当有劳费的一份功劳。同时，由于劳费到美国后所发表的作品主要用英文撰写，其中涉及到很多中国典籍、欧洲汉学研究成果，这为美国学者掌握中国历史与文化、了解欧洲汉学的研究成果，提供了极大的语言便利。
第三，劳费关于东西交通史的研究，使美国学者大开眼界，认识到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劳费有许多关于东西交通史的著作，如《美洲植物的移植》(1929)、《食土癖》 (1930)、《柠檬在中国和其他地方》(1934)、《中国与美洲的发现》 (1931)等等。在这些著作中最为重要的一本是《中国一伊朗：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贡献》，可以说是他探讨东方名物、语言、制度各方面专门问题所得成果的总汇，也最集中地反映了劳费汉学研究的特点。该书介绍了中国和古代西域植物的传播关系，也述及中亚纺织品、矿物和汉籍著录中伊朗萨珊王朝的官制。几篇附录是关于语言学方面的问题，包括中国境内几个少数民族语言(蒙、藏、维吾尔)里面若干词汇的研究。书名的副标题是“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贡献”，意思是中国典籍中保存着不少关于古代伊朗名物、制度、语言等方面的重要资料，这些资料可以补充伊朗在古代史料方面的不足，同时也可以看到中国与伊朗双方经济文化接触的一些实况。这些资料的搜集和诠释，对于研究伊朗古代史和中国西域关系史，都很有参考价值。劳费还驳斥了中国物种凡以“胡”冠名即为外来的说法。当然，就考据方法来说，本书有一个缺点，就是过分依靠语言学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出现了不少语言学的虚构，尤其是中古伊朗语。但劳费尔的旁征博引、学识渊博、治学严谨的特点，体现得相当鲜明。
第四，劳费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对美国中国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人们普遍认为，美国中国学是二战结束以后由费正清开创的，以研究中国史和中国现实政治、经济问题为主的学问(Chinese Studies)，而费正清提倡地区研究、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合——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区别于之前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和古典文献的汉学(Sinology)。实际上，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早在劳费等汉学家那里就已经存在了，费正清无疑是欧洲汉学的学生。当然，汉学与中国学的发展处于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其间美国国内形势的风云突变、中美关系的改变、学术潮流的转换，都使汉学与中国学产生语境和旨趣的殊异。汉学对于研究者来说具有无限魅力，但更像一门清静书斋中的精深学问，崇尚实用主义的美国人终究没有在这条道路上走太远，他们开创出有别于欧洲汉学的美国中国学。但不可否认，汉学与中国学之间毕竟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即中国学继承了汉学所倡导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因为内容决定形式，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多样性决定了单一的学科无法承担科学研究的重任。劳费正是为数不多的美国汉学家中的最杰出者之一，他为美国中国学树立了跨学科研究的典范。
在20世纪早期，劳费的汉学研究为美国日后的中国学发展打下了基础，对此，当时的美国人已心怀感激。1930年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的常务秘书长格里夫斯(Mortimer Graves)在写给美国科学院关于“发展美国的中国研究的需求和计划”的报告中认为，目前美国的中国研究，还处在收集资料信息的阶段，他认为这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在此基础上“将我们的某些虔诚的希望付诸现实的时期才能够开始”，而“这些工作的大部分灵感来自最伟大的美国汉学家——劳费博士。”[5]应当指出的是，我们不能只把劳费看成一个影响美国中国学发展的杰出个体，而要认识到，这种影响是以德国汉学、甚至是整个欧洲汉学为大背景才得以发生的。因此，一个不容忽视的结论就是，美国中国学与欧洲汉学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这也许是老生常谈，但劳费的汉学研究生涯与取得的成就，对此做出了生动的诠释，细化和丰富了我们对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的认识。
注释：
①鲍亚士(Franz Boas，1858-1942)，美国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派的创始人。出生于德国，后移居美国。1886年至1888年任《科学》杂志副编辑，1888年至1892年任克拉克大学人类学讲师，1899年被聘为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授。1901年至1905年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民族学馆馆长。1907年于1908年任美国人类学协会主席，1910年任纽约学院主席。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任职期间，计划并参加了美、俄两国合作的塞普(Jesup)北太平洋探险，以解决关于亚洲北部文化和美洲西北部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并主编该探险队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