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研究、普及与大众化”笔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儒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关儒家思想研究之普及问题之思考
1994年举行孔子诞辰2545周年纪念大会，中国孔子基金会名誉会长谷牧先生在大会开幕时致词说：“对孔子儒家思想的研究，还应当是提高和普及相结合，必须要走出纯学术研究的书斋，把学术研究与建设精神文明，养成高尚的、优良的民风民俗，解决社会前进中的现实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以通俗易懂的形式，把儒家思想的精华传播给广大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少年，并且引发他们的兴趣，以利于广大人民文化素质和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谷牧先生这段话包含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强调研究儒家思想要提高与普及相结合，而且特别强调了它在普及问题上的现实意义，这自是要借鉴儒家注重礼义教化移风化俗的思想，以有利于当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益于养成高尚的、优良的民风民俗，从而使整个社会道德文明得到升华。第二层意思，强调儒家思想的研究要与解决社会前进中的现实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这里所说社会前进中的现实问题，自是指当前市场经济大潮中，借鉴儒家注重道德实践的义利思想，发扬见利思义以反对唯利是图，以使经济增长与道德增长同步发展，从而抵消市场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例如贪污行贿投机倒把等社会风气的滋长。第三层意思，是强调将传播儒家思想中的精华落实到实处，所说传播，主要是指普及，是向广大群众普及，尤其是向广大青少年普及。普及的形式要通俗易懂，才可以使受教育者感到兴趣，从而发生实际效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和道德的增长往往不能成正比例，经济上升了而道德却下降了，这成为社会上普遍令人困惑的问题。所以，谷牧先生特别强调要加强对广大群众、特别是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借助普及儒家思想中注重公德建设的合理思想，以提高广大人民的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平。
谷牧先生上述谈话的三层意思，可以说是充分表达了普及儒家思想的必要性。我们在这里还要再说一说普及儒家思想的可能性，这也可以说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孔子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占比重最大。儒家思想在长期封建社会历史上居于支配思想地位，其典籍最为丰富，其他非儒家思想（包括外来思想文化）也都必须与儒家相融会贯通，才可以得到发展。对此，梁启超曾说，中国传统文化如果抽去儒家，便没有多少内容了。他还说，中华民族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中国文化存在，而中国文化，离不了儒家。这说明，要继承发扬传统文化，必须注意研究儒家思想，无法回避儒家思想。第二层意思，儒家思想是在封建社会历史上形成的，受历史的局限，它曾长期起到维护封建制度的作用。因此，必须注意它的二重性，即它既有民主性的精华，亦有封建性的糟粕。我们在继承儒家思想时，必须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是不能因它具有二重性而否定其可继承性，而是在继承时对它要进行扬弃和改造。当前海内外儒学研究工作者，在继承发扬儒家传统时提出创造性地转化，最能正确体现对待儒家传统的问题。第三层意思，儒家思想中合理的积极的内容，应当引起特别的重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和新道德，不能不借鉴儒家思想。因为儒家思想经过长期历史积淀，已经构成为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和民族性格。深入浅出地宣传儒家思想精华，最易为人民群众接受。对于儒家思想的二重性，必须着眼于积极的创造性转化。例如，关于“忠”之道德，在古代既有忠君的内容，而有时忠君亦与忠于人民忠于民族不悖，例如为反抗民族压迫所进行的正义战争，便是这样。孙中山曾说，不能因为“忠”字在古时是指忠君便否定“忠”之道德，如果将忠君改变为忠于四万万人民，那样“忠”之道德便极端重要了。而如果因为古时有忠君就不再讲“忠”字，社会失去“忠”之道德，那便成为无道德的社会了。冯友兰在谈社会道德的继承问题时，亦曾强调不同社会制度之间亦存在有道德继承的可能性。他曾说，任何社会都必须要有道德，这是道德的普遍性；而各种不同的社会又都有适应本社会的道德，这是道德的特殊性。道德的普遍性是不变的，道德的特殊性是可变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是辩证统一的。社会制度的发展变化而使道德不断完善，这中间便体现了道德的可继承性。如果把道德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割绝，而否定不同社会之间亦有道德的继承性，这样，道德的普遍性亦将失去意义。
上面所论儒家思想普及的意义，比较着重于儒家之道德文明，这是因为儒家思想并非以追求知识为目的，而是以行为（道德践履）为学问的准则，儒家的学问思想，最主要的是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梁启超语）。可以说，梁启超所说儒学乃是做人之学，符合儒家之人文伦理精神。上面我们所引孙中山和冯友兰的论点，亦与梁启超的见解相同。谷牧先生在孔子诞辰纪念会上的致词，亦与上述精神相一致。他强调研究儒家思想要提高和普及相结合，其出发点和归宿点亦在于增进社会道德精神文明，此即其所以强调普及儒家思想以利于广大人民文化素质和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
要不要提出儒学的大众化
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儒学研究有所发展，呈现出活跃的局面。这一时期，关于儒家学说的学术会议，显著地增多了；发表的学术专著和论文，数量可观；探讨问题的广度和深度，有了很大拓展；在学术观点方面，出现了许多新见解。特别是关于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中西文化的关系、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对21世纪儒学与中华文化的展望等问题，都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反复进行了讨论，在许多方面表现出国内儒学的研究水平有新的提高。
与此同时，也相应地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儒学普及的动向。诸如：举办各种儒学讲座、知识竞赛，今注今译儒家典籍的系列丛书出版，各种专题性文化媒体节目的不断上映，新编《三字经》、《千字文》、《小儿语》等童蒙读物的大量发行，儿童读经活动的开展，各种民俗性文化节日活动和具有历史文化内容的旅游活动的广泛开展，等等，都在儒学与传统文化的普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毋庸讳言，在此过程中，借着弘扬传统文化之名，宣扬封建迷信、提倡求神问卜、测字算卦、堪舆风水，传播神秘文化和兜售巫术的风气，甚嚣尘上；鼓吹某种非佛非道的邪教信仰，用以欺惑群众。许多人发出这样的感慨：西方文化的传入，在带来科技文明和科学管理的同时，也带进了色情、暴力与犯罪的文化垃圾，扫黄成为艰巨的任务。随着传统文化热的兴起，良莠不分，鱼龙混杂，实际生活又向我们提出了急需扫巫的任务。这些文化领域中的腐败现象不加以清除，就难以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这种状况，在我国历史上屡见不鲜。每当提倡科学技术进步的时候，一些存在于传统中的和新创的迷信形式，便会跳出来冒充科学的东西，或大言不惭地凌驾于科学之上，进行形形色色的造神活动。同样，每当提倡继承传统文化积极内容的时候，其中的文化垃圾也总要伴随着文化中精华的东西一同起舞，甚至出现先声夺人之势，使你不能达到真正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因此，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儒学大众化”，很可能成为一种易于被歪曲篡改的文化口号，流行于世。
21世纪，是文化多元化竞相发展的时代。在全球，是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通过共同繁荣走向文化的全球化；这绝不是一个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单极化过程。至少在多元文化之间，应当提倡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对话，而不能容许文化霸权主义的肆意横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的狂轰滥炸，在世界文化领域所引起的后果，就是促使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多元文化的崛起，这是相信暴力可以解决一切矛盾的西方超强势力始料所不及的。
在一国之内，思想学术流派，文化要素、品种和样式，也是多元的；不可能用一家一派和一种样式的价值标准，统御一切、规范一切。现时代，已经不是儒学独尊的时代，不管儒学中蕴涵着多少精碎成分，都不宜于单独提出“儒学大众化”的要求。传统文化中，各家各派文化遗产中都有优秀的成分，是不是都要提出“大众化”口号？在文化选择的时代，要尊重人们对文化要素的选择，要相信多数人的选择能力。不能用某种思想文化的“大众化”过程，代替他们作出自己的选择。
从大处说，这种文化选择，既表现为对外来文化的选择，吸收其中一切优秀的、构成现代文明的成果，排拒其腐朽堕落的东西；又表现为对本国传统文化的选择，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中所有属于精华的、能够转化为现代文明的成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服务。前者属于空间上横的选择，后者属于时间上纵的选择。二者加在一起，就是文化上的全方位选择。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经过这种全方位的文化选择，形成一种新的融合，才能真正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
从小处讲，这种文化选择，也适用于同一文化内部不同文化要素之间。中国传统文化有诸子百家，各有各的传统；在先秦儒学内部，有孟学传统，又有荀学传统；在宋明道学中，既有程朱理学传统，又有陆王心学传统；同是当代新儒学，既有梁漱溟的体系，又有牟宗三的体系，也都有个选择与融合问题。不久前，在一次大型国际儒学讨论会上，有一派学者提出“天下有道，必归于儒”的口号。与会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这个口号过于狭窄，其基本缺陷是不尊重其他学派所崇奉之道，把儒家之道视为唯一的道和绝对的道，仍含有儒学至尊的味道，这样必然会关闭同其他学派与文化类型共同探讨、相互对话的大门，不利于学术交流，也不利于儒学自身的发展。
就我国儒学研究的现状来说，尽管在中西文化的百年碰撞中，国内学者和广大群众对传统文化的命运问题，已是研之又研、思之再三，成果不可谓不多。但还不能说已经完成或接近完成儒学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明的历史性转变，也就是完成儒学由自身传统性向现代性的转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究竟应当继承儒学中的什么？怎样对儒学遗产进行继承、发展和创新？当儒学和传统文化中的沉渣泛起时，人们应当如何对待和处理它？对诸如此类的问题，至今学术界仍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没有达成一个基本一致的认识。当然，就更谈不上已经成长出一种理论与实践中妥善解决了上述诸种问题的新文化形态。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仍然应当把此项研究作为长期任务突出出来，不仅对儒学中的精华与糟粕要加以准确鉴别，还应当结合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对儒学加以改铸和创新。在这些准备工作没有做好之前，提出“儒学的大众化”目标，人们不禁要问：你要大众化儒学的什么？以什么样的理论与行为标准实现儒学的大众化？思想文化的非儒领域是不是也要大众化？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些人不愿接受儒学，能不能容许置身于这种“大众化”之外？
我认为，这些问题，现在还很不容易说清楚。当前应当提出和能够提出的任务，只能是继续加强儒学研究，适当开展儒学普及，促进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和健康发展，以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文化。
中国现代社会与儒家伦理
在现代中国谈论儒家伦理，一是不能忽视儒家伦理曾长期与封建专制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其中确实包含着许多为封建专制政治制度服务的规范和不再适合时代潮流的内容，前者如“三纲”等，后者如“女子无才便是德”等。二是不能无视近百年来对传统伦理严厉批判的事实，因为这一历史的批判是有其广泛的社会群众基础的，是有其历史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的。三是在当今世界文化日益趋向多元综合的整体环境下，必需打破儒家思想文化和伦理统一或独尊的传统思维模式。因此，在现代中国提复兴儒学或儒家伦理，乃至于笼统地提复兴传统文化都是不适宜的。
60年代初，港台一批知名学者感叹于中华文化的“花果飘零”，国人在文化意识上的飘泊无根，奋起疾呼复兴中华传统文化。他们口宣笔述，大力阐发中华传统文化，主要是宋明性理学和儒家伦理的丰富内涵及其现代意义，其影响延续至今，被学术界称之为“当代新儒家”。应当肯定，这批“当代新儒家”学者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是可嘉的。他们的著述成果，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研究也发生了不小的影响。然而，由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有较强烈的“儒家情结”，因而不自觉地陷入了儒家文化、伦理一统或独尊的传统思维模式。他们不满足于仅仅从儒家文化、伦理中汲取和发扬那些有助于现代社会文明建设的内容，不甘心于儒家文化、伦理仅仅作为“一元”的身份与现代社会的多元文化相统合。因此，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总是想着从传统儒家的政治理念和心性学说中开发出现代“民主”理念和“科学”知识，并以此自期为“第三期儒学”的文化使命。如“第三期儒学”、“当代新儒学”的主要代表牟宗三先生就曾明确宣称：
自孔、孟、荀至董仲舒，为儒学第一期，宋明儒为第二期，今则进入第三期。儒家第三期文化使命，应为“三统并建”，即重开生命的学问以光大道统，完成民主政体建国以继续政统，开出科学知识以建立学统（《重振鹅湖书院缘起》）。
以上的“三统并建”说，是牟宗三先生在1948年讲的，以后“当代新儒家”则强调要从传统儒家“内圣外王”之学中，重兴“内圣之学”， 开出新的“外王事功”来， 然其具体内容并没有变化。 这可以从1979年牟宗三先生的一次讲演中得到证明。他在那次讲演中说：
儒家学术第三期的发展，所应负的责任即是要开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外王，亦即开新的外王……今天这个时代所要求的新外王，即是科学与民主政治（《从儒家的当前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见《时代与感受》）。
毫无疑问，科学与民主是今天这个时代所要求的，儒学也必需适应科学与民主的要求才有可能在当今社会存在下去和得以发展。然而这并不是说要从传统儒学中去开出科学与民主来。把“开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外王”和“三统并建”作为“儒家第三期文化使命”，说穿了就是认为儒学只要经过“当代新儒家”们的重振和发明，将把现代民主政治理念、现代科学知识和生命伦理学问都统括在内。这也就是说，儒学仍然可以去一统社会的“道统”、“政统”和“学统”。“当代新儒家”们主观上可能并没有“独尊儒术”的想法，可是他们赋予“儒家第三期”“三统并建”的文化使命，则不能不在客观上给人们以“独尊儒术”的观感。正因为如此，“当代新儒家”们的努力，虽然赢得了一些知识人士的回应，同时也招来了不少的批评，而对具体社会生活和文化观念也没有发生多少实际的作用。相反，那些借助部分儒家伦理以阐发现代企事业管理、经营之道，倒是在现代企事业文化的建设中发挥了不少的实际作用。而且不仅得到东亚儒家文化圈中国家的共识，更有为世界瞩目的趋势。这种反差现象是很值得人们思考的。
贺麟先生在40年代一篇谈及“建设新儒家”和“儒家思想新开展”问题的文章中，曾特别指出说：“我们既不必求儒化的科学，也无须科学化儒家思想。”
我认为，贺麟先生的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需要说明的是，贺麟先生这里并不是说不要用科学的态度去对待和研究儒家思想，而是反对当时有些人简单比附儒学与科学的做法。如他说：
因科学以研究自然界的法则为目的，有其独立的领域。……一个科学家在精神生活方面，也许信仰基督教，也许皈依佛法，也许尊崇孔孟，但他所发明的科学，乃属于独立的公共的科学范围，无所谓基督教化的科学，或儒化、佛化的科学。反之，儒家思想也有其指导人生、提高精神生活、发扬道德价值的特殊效准和独立领域，亦无须求其科学化。换言之，即无须附会科学原则以发挥儒家思想（《五伦思想的新检讨》，见《文化与人生》）。
我想在贺麟先生的话上再加一句话，即“我们既不必求儒化的政治，也无须政治化儒家思想”。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已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以儒家的理念去规范政治，也没有必要继续把儒家学说确定在为“政统”作证的地位上。这仅是有感于牟宗三先生等把“继续政统”作为“儒家第三期”的文化使命而发的。
有些学者主张把传统儒家伦理大体分析为两个层面，即一是与封建专制政治制度有着密切关系的那些理念和道德规范的层面，另一则是一般社会公共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以及作为个人心性修养学说的层面。他们认为，现时代讨论儒家伦理问题，首先应当厘清上述两个层面，然后扬弃前者，继承和发扬后者。这也是有见于传统儒家伦理在两千年的历史中，那些与封建专制政治制度密切关联的理念和规范，确实有着严重的负面影响，且与当今的时代潮流相背离，所以务必扬弃。这也就是说，应当把儒家学说从“政统”中剥离出来，还它以一般学术思想的本来面貌。
这一点非常重要。儒家学说本来只是一般的学术思想，是百家中的一家，只是在汉代以后才成为与“政统”联系在一起的，具有特殊身份的官方学术。唐宋以后，理学家们又为儒家学说编造出了一个“道统”，并进一步与“政统”捆绑在一起。正因为如此，它也就成了近代社会变革时期思想观念上首当其冲的批判对象。因此，剥去其“独尊”的特殊身份，扬弃其为特定历史时期“政统”服务的层面，回复其一般学术思想的普通身份，是使儒家思想与伦理在现时代得以正确发挥其应有社会作用的先决条件。
需要说明的是，我这样说时，并不是说儒家学说中就没有可为现代政治和科学汲取的理论成分。相反，我一直认为，儒家学说中有许多思维方法对克服西方实证科学思维方法中的某些片面性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同样，儒家学说中的一些政治理想、治国原则、官僚人格等理论对改善当前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环境等也是不乏可借鉴之处。然而，这一切对于儒家学说的继承和新的阐发，完全是凭借其自身学理上的深刻去影响社会的，是与其他东西各家学说一样的一种平等的参与。
时代呼唤平民化的儒学
儒学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它有两千年的积淀，有过“独尊”的辉煌，也曾长期陷入受批判的困境。当中国历史即将迈入21世纪的时候，儒学是否能够走出困境，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呢？我认为存在着这种可能性。
要使儒学走出困境，首先必须改变那种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偏激心态，对儒学有一个全面的、正确的评判。所谓“全面”，就是既要看到儒学中确有封建主义的糟粕，又有体现民族价值取向的精华。换句话说，既要看到儒学存在着贵族化的倾向，也要看到儒学存在着平民化的倾向。长期以来，由于人们过分地强调儒学的贵族化倾向，从而忽视了它的平民化倾向。其实，儒学从它产生的那一天开始，就表现出明显的平民化品格。孔子首开私人讲学的风气，改变了“学在官府”的局面。他实行“有教无类”的原则，招收的弟子当中有“一箪食，一瓢饮”的颜回，有曾“在缧绁之中”的公冶长，有想学种田种菜的樊迟，他们大概都是平民出身。孔子对民众的疾苦是相当关心的，他反对统治者横征暴敛，曾发出“苛政猛于虎”的感慨，表示他对国事民瘼的关切之情。
继孔子之后，孟子把儒学的平民化品格提升到民本主义的高度。在他看来，民众是政权的根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下》）。因此，有道明君必须善待民众，实行仁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按照孟子的仁政学说，民众的生活是应该有保障的，这叫做“有恒产者有恒心”。他构想出这样一幅自给自足、安居乐业的织耕图：“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认为，人与人之间应当和睦相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同上）。他还倡导君主与民同忧同乐，赞扬“解民之倒悬”的明君，痛恨“暴君污吏”和“独夫民贼”。他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尽管孟子的仁政学说带有浓厚的理性主义色彩，很难落到实处，但其中所包含的“贵民”、“安民”、“教民”、“保民”、“乐民”的思想是值得称道的。
汉代以后，儒学取得“独尊”的地位，固然明显地表现出贵族化的品格，但其平民化品格仍旧得以延续和发展。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的董仲舒，一方面充当“为帝王师”的角色，另一方面也扮演着“为民众想”的角色。他提出“限民名田”的主张，要求抑制土地兼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农民的愿望。平民化的儒学主要通过民间的途径得以弘扬。村社制定的乡约民规，家族祠堂的祭祀活动，长辈的耳提面命，家庭中的耳濡目染，人情往来的相互熏陶，洒扫应对的培养训练，乡贤的示范导向，村塾的启蒙课本，都是弘扬平民化儒学的重要渠道。通过这些渠道使平民化儒学深入人心，从而塑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在民间也涌现出一批儒学思想家。例如，明代的王艮自学成才，著有《王心斋先生遗集》。他学成之后，宣讲“百姓日用即道”之说，强调良知是人人都有的天性。在他的学生当中有许多农民、樵夫、陶匠、盐丁，因而他对广大民众的影响之大，远远超过了那些科班出身的儒者。
在封建社会里，统治者大力扶植的儒学其实是贵族化或工具化的儒学，而对平民化的儒学则漠不关心。“五四”时期进步思想家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是针对贵族化的儒学而发的，并非指向平民化的儒学。李大钊说：“历代君主，莫不尊之祀之，奉为先师，尊为至圣，而云孔子云者，遂非个人之名称，而为君主政治之偶像矣。”（《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64 页）陈独秀也说：“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若夫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乃为世界实践道德家所同遵，未可自矜持异，独标一宗也。 ”（《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8～229页）他们对于贵族化儒学和平民化儒学都是区别对待的。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贵族化的儒学无疑应当受到批判，但平民化的儒学不应代其受过。经过数千年的世代相传，平民化的儒学已经融入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之中。它制约着中国人的价值取向，规定着中国人的行为准则，所起的作用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家都不能替代的。
平民化的儒学体现中国人的民族性，不过这种民族性同时代性并不矛盾。经过批判地继承，平民化的儒学完全可以实现现代转换，适应现代人的精神需要，对于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我认为它的积极作用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它具有凝聚作用。平民化儒学在中国的影响面之大，历史之悠久，没有哪一家学说比得上。它已渗入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全民族的共同信念。从目不识丁的文盲到学富五车的学者，恐怕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平民化儒学的影响。那些多年寓居海外的华人，无论生活在怎样的文化背景，一般都会对平民化儒学表示文化认同。改革开放的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华人的脚步遍布世界各地。在这种情况下，特别需要发挥平民化儒学联络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的纽带作用，使全世界的炎黄子孙凝聚成一个最大的社会群体，使中华民族自豪地挺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第二，它具有激励作用。平民化儒学倡导的一些具体的道德规范随着历史的推移已经过时了，但它的仁爱精神没有过时，它的与人为善的价值导向没有过时，它倡导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没有过时。这些对于当代中国人仍然可以起到激励作用。
第三，它具有制衡作用。平民化儒学不大看重功利价值，特别重视道德价值，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与市场经济不相容，其实不然。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现代人将会更深地感受到价值迷失的苦楚，极端的功利主义导向势必造成人们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准的滑坡。对于这些现代进程中的负面效应，平民化儒学可以起到制衡作用，帮助现代人建立起美好的精神家园和意义世界。
略谈儒学的普及与大众化
一，儒学本来是大众文化。《淮南子·俶真训》高诱注：“儒，孔子之道也。”孔子本是平民出身，他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孔子办教育“有教无类”，“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孔门弟子中有“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颜渊，有父亲为“贱人”出身的冉雍，有“卞之野人”出身、“性鄙好勇力”的子路，有家贫处“穷阎”以后又亡在草泽中的原宪（参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教学的内容主要是普通平民生活、学习、处事的伦理规范与基本原则。《论语·述而》记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孔子去卫国，弟子冉有为之驾车，孔子见卫国来往人口繁盛，惊叹道：“庶矣哉！”冉有问：“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答：“富之！”冉有又问：“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答：“教之。”可见，孔子既注意一般平民的生活，又重视对他们的素质教育。教他们“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当然，孔子也讲一些为政治国的道理，但是他都是从道德原则出发，宣传维护大众利益的德政。例如他主张“导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他批评季康子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论语·颜渊》）他坚持廉政爱民：“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
西汉中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本来是大众文化的儒学改造成为地主阶级的官方政治儒术，从此以后，儒学便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思想工具。汉以后历经唐宋元明时期，儒学不断改变自己的形态，在社会历史上发生过不同的作用。历代统治阶级强调“正名”和尊卑等级观念，一般平民认同和发扬道德伦理。至明清之际以陕西周至的李二曲为代表的思想家提倡“明体适用”、“康济群生”、“躬体力践”，反对功名利禄，出现了儒学回归大众的思想趋向，这是历史文化的回归，对我们今天思考儒学的普及与大众化颇有启发意义。
二，儒学被改造成为道德宗教已经成为历史事实，问题在于我们的宗教观念应当改变。儒学在先秦本来是参与百家争鸣的一般学术文化，没有政治的参与，虽然儒学本来内在地包涵宗教性，但是没有被宗教化。随着西汉中期以后统治阶级利用“儒术”作为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思想工具，开始神化孔子，后来又大修孔庙，塑孔子像，实行祭孔。由于人民群众对孔子的崇拜信仰，接受了神化孔子的思想影响，因而在旧社会，无论是统治阶级或者人民群众的相当多数，都把儒学事实上看成宗教，对孔子无不顶礼膜拜。直到今天，山东曲阜孔庙的香火仍然不断，叩头者络绎不绝。在国外，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东南亚都把儒学视为“儒教”，事实上把儒学当成宗教。在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等地区都把儒教作为宗教社团看待。面对以上事实无需否认，关键在于正确分析，正确对待。我以为学术界对儒学是否是宗教这一问题的分歧，主要来源于不同的宗教观念。过去传统观念，一提起宗教就自然和上帝、神、迷信联系起来，从这样的宗教观念看，儒学确实不是宗教。但是，宗教观念和其他任何观念一样，应当是可以改变的。我个人对儒学是否宗教的认识也在改变。我认为在当今的时代应当赋予宗教观念以现代的内容：宗教的基本因素是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具有超越性，具有崇拜者、信仰者，有一个崇拜的偶像。从现实出发，世界上有两类宗教：一类是信仰天神、上帝的宗教，一类是崇拜祖宗、人文道德（孔子是人文道德的代表）的宗教。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认同儒学是道德宗教，这除了是面对历史事实外，还有如下两点长处：一是容易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建立道德偶像，引导人们崇拜人文道德，建立以“义”制“利”的人生信念和价值导向；二是有利于中外文化沟通特别是海外华人世界信仰和发扬中华文化。当然，承认儒学是道德宗教，并不神化孔子，不迷信孔子，而且要据理批评孔子和儒学的保守观念。
三，普及儒学，不是神化孔子，不是普及对孔子的神化和非理性崇拜，而是普及儒学具有的有现代价值的伦理道德和人文精神。我们研究儒学从来面临两方面任务：一是进行文献整理和深入的学理研究；一是普及儒学，使其大众化、生活化，变儒家伦理为一般人的生活实践即所谓把儒学躬体力行。
关于儒学的普及与大众化，我认为应当提倡和坚持以下五项工作和活动：1.对儒家典籍做现代语文的诠释和翻译（以中学文化程度为主要对象）；2.为青少年、中小学生编写通俗简明的儒学知识和儒家故事；3.在中小学以至高等学校普遍开设传统文化与人生哲理必修课，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进行传统文化教育，自儿童时期即开始普及儒家伦理；4.支持与提倡民间团体建立传统文化书院或传统文化讲习班、传统文化夜校等，以推动向民间普及传统文化、儒家伦理。这一点韩国保留有良好的传统，至今韩国设有专门研究儒学的成钧馆和全国性在民间普及儒家伦理的“乡校”，值得我们借鉴；5.建议各级政府和各行各业制定明确具体的规则、条例推动儒学的生活化、大众化。例如可以制定“礼貌周”、“礼貌月”，奖励道德操行优异的公民，奖励孝敬父母的儿女与儿媳。经过这些活动就可以把本来是大众文化的儒学再回归于平民百姓，使中华民族的文化道德素质得以改善和提高。
儒道宜普及于庶民
一、儒道有恒常之价值
在中国今日之言儒学，极易引起人之误解：以为儒学自清末以后，已被人扬弃打倒数十年，现在重谈，简直是封建、腐败、陈旧思想之复苏。大体而言，儒学的确是曾经过暗淡时期，然此并不等于其本身无价值。此好比一有道有才之人，又何能保证其一生必路路畅通而不遭谰言厄运哉？然即使是屡遭蹇舛，并无害于其为有道有才之质也。所谓“磨而不磷，涅而不缁”者也。
儒道是人之道德行为上践履之道。当人践履至极，则道是已具备于人心之中，道、人心以及行为，皆融合无间而成为一主体。此孟子所谓“践形”也。儒学是将此道视为一套思想系统之学问，此套学问于授受之间乃成为一所授所学之客体。儒家之道在于能对人性、人伦、人格、人道加以肯定，使有别于人以外之自然物。为成全此人性、人伦、人格、人道之全幅意义，乃有必要作相应之道德行为之实践。此完全是人之所以为人之道，当无所谓新与旧、封建不封建。如必要言新旧，则是万古常新，永无故旧。岂可说古人有道，而今人则可以无道而胡为乎？例如空气可有新旧清浊，但人之呼吸空气之道，古人如此，今人则可以以其道古旧而曰不呼吸空气乎？或曰：古人呼吸空气，如今新时代，则要创新而呼吸二氧化碳，可乎？故道无古今，更不可弃，理至易明。“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
儒道基本上是使人明辨是非、为善去恶之道；是人行为上之道德操守、生活与思想之指引；功能为增进家庭之和谐，维持社会之秩序。试想人如无是非之心，又不分善恶，行为毫无规范，于是放辟邪侈，无所不为，包藏机心，虚伪险诈，使人人自防，相对如临敌阵，步步为营，有话莫敢真说，如此则人人自危，生活成为虚妄。人身既不得保障，社会亦陷于混乱，其恐怖之情形，实在难以想象。此时即使有法律，亦不足以维持社会秩序。如今日香港之社会，正频受到匪徒持重武器白日行劫问题之困扰。如果人懂得“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或“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则不会有匪徒矣。故儒道是维持人心世道之所必需，人人之所应由之道，是教育之基本内容，无古今与地域之分，亦不牵涉入政党之问题，当然应有其存在之价值。
二、儒道之普及
在我国长久之历史中，儒道不期然而自然成教于国。盖由达者之充其善与人同有已达达人之心而教之，以及庶众人心之自觉而行之，故历久而不绝。凡欲正人心，培育人际之良好关系，保障社会之安宁，莫若使儒道普及于百姓，成为吾国之国教；且儒道亦实足为我民族文化思想之代表。欲达至儒教普及之目的亦有多途：例如孔教团体之唱和；师友乡里间之切磋互勉；志士仁人之设教讲学；有余者赞助开设儒学奖励课程，或私人开班教授；选《论》、《孟》为基本教材，序其先生，以为学生修习之阶。凡此都不失为可行之办法。宋代名儒，开办书院，授徒讲学，亦若是耳。学生于日久熏习之下，对于德心善性、立身行道，必然有所启发。所谓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除非是社会不言道德，不言人性，否则儒道之教化，绝不可忽视。
1913年及1918年，香港孔教学院创办人陈焕章博士曾先后上书政府，请定孔教为国教。结果限于时局，无功而退。陈博士乃于1930年在香港以民间团体名义，创立孔教学院。讲学兴学，都以儒学为宗。今日香港教育署亦有大学预科孔学课程整套之制订，作为大学入学考试之一科目。孔教学院属下之中学及小学，都有一套完善之儒学教材。据所知：新加坡为一个多元民族之国家，在其中学课程中，有儒家思想一组，代表华人文化之精萃，为华籍学生所必习。本人曾参加在日本举办之世界和平研讨会，知日本人甚多热心研习儒学。可知儒家思想在海外继续发展与弘扬不绝。此中华民族之大幸，亦世界之大幸也。
三、儒学之研究与儒道之实践
于此吾欲一提：有人受儒道教化而居仁由义，其道德思想实现于日用彝伦之中；亦有人精研儒学，深明义理，陈说条畅，次序分明。此两类型人，略有不同。前者是笃行型，或是“由之”之人；后者是致知型，或是“知之”之人。笃行之人，是已将其道德伦理思想以躬行实践之方式融入于其生活之中，但未作学问研究，更不识为文立论，此一般笃实庶民是也。使天下皆若是，则儒者教化之功已达矣。致知之人，容易走入另一道途，即视儒学为一门学问，以之为研究对象，作为一客体之物以分析、研究及讨论，而自己则当然脱离此客体之外。此种态度有如研究科学之态度，足以使个人成就为一学者。若持此以研究科学则甚适当，但以之面对道德人伦之事，则无论其研究如何缜密，如何精微，始终于道为有隔。研究科学是追求知识，知识与道德乃属两种不同之范畴。道德须要实践，须摄入于个人生命之中；人必须由之，而未必要知之。当道德生命与个人生命合一时，自无主体客体之隔，故笃行之人，虽不能如学者之著述有闻，亦无防于其道德生命之实践。至于视道德为知识之对象而研究者，则可以完全不负道德实践之责任，结果可说其人与道德无关。此是研究儒学与实践儒道之不同的地方。当然，此并不表示儒学不须研习。盖圣道之弘扬与复兴，实有赖于精通儒学之志士仁人为之先导。若既有精湛之儒学，复毋忘于志君子之行，既贤且哲，斯为有益于儒教矣。
总之，孔子的形象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儒家的思想是华夏文化的代表，是中华民族得以保持统一和强大的轴心，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民族凝聚力。当前国家最大的课题是台湾的回归与祖国的完全统一，这是每个中国人都衷心企盼的。我希望我国政府应先用孔子的思想文化和信仰做个统一轴心，去凝聚港澳台同胞及团结全世界的华人。回顾过去的历史，没有理由不接受本国的传统儒家文化。最重要的首先是文化与信仰的统一，这亦是符合邓小平先生设计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
当江泽民主席访问马来西亚及韩国时，曾引用孔子的“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德不孤，必有邻”等名言。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先生亦在体育竞技场合运用孔子名言：“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这都说明孔子的思想与教诲是有永恒价值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智慧宝库。我们应当无比珍视自己的历史遗产，并使之在现代社会发扬光大。
要用科学态度对待孔子思想
孔子和他创立的儒学，经历了漫长时间和广阔空间的考验，其间也曾经多次遇到过无情的敌手对他和它的“毁灭”性打击。至于对他和它的讥讽、谩骂则更是司空见惯。但是，历时2500多年，时至今日，孔子的学说，在中国、在世界，还仍然显示出相当大的生命力。这种情况引起了实事求是的中国人的高兴：“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在解决人类所面临的诸多重大的棘手问题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家思想能够予人们以启迪，并使孔子和以他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引起重视。”（李岚清：《在孔子诞辰2545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在总结自己治国的经验时，也极其深刻地指出：“从治理新加坡的经验，特别是1959年到1969年那段艰辛的日子，使人深深地相信，要不是新加坡大部分的人民都受过儒家价值观的熏陶，我们是无法克服那些困难和挫折的。新加坡人民有群体凝聚力，能够以务实的态度，来看待治理国家和解决社会的问题。”（转引自《同上》）
孔子创立的儒学，历经2500多年的风雨沧桑，“在解决当今人类所面临的诸多重大的棘手问题时”，仍然“能够给人们以启迪，并使孔子和以他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引起重视”。最根本原因就是，孔子创立的儒学，有许多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属于人类社会的普遍理念，只要是人类社会存在，这些理念就会发生作用。这就是孔子思想，亦即儒学的生命力之所在。
孔子首先是一位政治思想家。他阐释的许多为政的思想，至今仍然具有极强大的生命力。他的全部思想都是紧紧围绕着治理社会、国家这个“政”字向纵深展开。宋人赵普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惊论，或许是出自对孔子思想上述特点的深思熟虑。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擎起了启蒙人性论的大旗，极力张扬人性和人格。他以此与把人视为会说话的“工具”的奴隶主统治者相抗争。他甚至咒骂“为俑者不仁。不殆于用人乎哉！”（《礼记·檀弓下》）马厩失火，他问：“伤人乎？”而不问马。（《论语·乡党篇》。以下凡引《论语》恕不加注）孔子教人要做有气节的君子。“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人要经受住各种环境的考验，无论处在什么环境中，都要保持自己的君子之德。
孔子从“仁者，爱人”的基本立场出发，倡导“仁政”。他主张：为政者要爱民，重民，贵民，以民为“政之本”、“邦之本”。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他对于一切与民为敌的“苛政”深恶痛绝，疾呼“苛政猛于虎也！”他提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当“官”的要为老百姓做出榜样。
孔子思想中有极其丰富的教育哲学内容。他在推行自己的治世主张中深深体会到：提高人的素质是极为重要的，治世首先应当化愚。他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这是孔子办学的直接的和根本的动机与目的。他打破“学在官府”，立“有教无类”的教育制度。他强调“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重视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弟子。在孔子的整个教育思想中，十分重视对受教育者的道德教育，把教育放在首位。孔子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还创造了许多具有科学性的行之有效的教育和教学方法。我们应当正确认识和对待孔子的教育思想，现在尤其如此。李岚清同志在上述讲话中说：“孔子和儒学特别重视教育，尤重道德教育，这是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孔子和以他为代表的儒家重视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以完善主体道德为完善社会道德的基础，将个人修养和对他人、国家、社会应有的义务和应负的责任联系起来。这在当前市场经济和商品生产发展的社会条件下，对于我们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是有着重要借鉴意义的。”
孔子和他创立的儒学，还包含有丰富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这对于我们认识和处理诸多矛盾都有极其重要的参考意义。如不走极端的“中庸”的辩证思想；认识和处理人际关系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辩证思想；认识和处理问题要把握主要矛盾的思想，“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关于矛盾可以转化的辩证法思想，“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过而改之，是不过也”（《韩诗外传卷三》）；等等。孔子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这就促使他积极入世，为追求真理、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明知不可而为之”。他“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朝闻道，夕死可矣”，誓为真理而献身。在“利”与“义”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孔子也有许多积极思想，至今仍有较强的生命力：“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见利思义，见危授命”。
我们应当科学地认识和正确对待孔子思想，珍视这一笔宝贵财富，从中汲取营养，积极创造与当今社会相适应的新文化。同时还要认识到，产生于2500多年以前的孔子思想及儒学，有些内容已经过时，必须剔除。因此，一般地说“复兴儒学”易生误会，还是坚持“综合创新”的科学方法为好。在这个“创新”过程中，正如李岚清同志所说的：“我们也要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孔子和儒家学说在新的世纪当中，也将焕发新的活力，为人类社会新的发展做出贡献”（同上）。
我们要用科学态度对待孔子思想。这就是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