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妍[1]2017年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视角下PM_(2.5)治理及其对经济影响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雾霾——当前中国大气污染的代名词,其主要污染成分PM_(2.5)为中国政府确定其身份距今不过短短5年时间,但由于其破坏性大、涉及人群广、治理难度高,迅速成为社会最热门的关键词之一。据2013年中国环保部门对全国74个主要城市空气质量监测结果,全国仅海口、舟山和拉萨叁座城市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35μg/m3),京津冀地区区域内的十座城市无一达标。由于PM_(2.5)对健康有害,人类长期暴露在PM_(2.5)年均浓度超过35μg/m3的空气中死亡率将比暴露在年平均浓度为10μg/m3的空气中提高15%(WHO,2006)。诸多研究证明雾霾已经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健康和经济成本,世界银行(2016)甚至认为空气污染给中国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到GDP的百分之十。严重的大气污染证明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是以环境的破坏和人们的健康为代价的。京津冀地区是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地区,根据空气质量监测数据,2016年该区域的PM_(2.5)年平均浓度为71μg/m3,相当于WHO第一过渡阶段(IT-I)标准的两倍。京津冀地区包含国家首都、一个大都市,和一个北方工业大省,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区域之一,但也一直备受大气污染的困扰;大气污染所造成的损失成为社会的巨大负担。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刚刚被定位为重要国策的背景下,其绿色发展对整个中国都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为了了解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研究大气污染对居民福利的影响,探讨京津冀区域雾霾协同治理的措施,以及研究各种经济措施的治理效果和经济影响。本文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具体研究:首先,本文研究总结了京津冀地区雾霾产生的主要原因。一是经济的快速发展下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和以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以及交通迅速扩张等经济原因;二是北京的首都优势、天津的大都市优势导致资源的集聚引发北京与天津对河北环京津地带的虹吸作用,使得河北与京津经济差距越来越大;叁是京津冀地区处于一个大气环境内,污染会相互影响,而且区域气候与地理特点不利于污染物扩散。其次,本文采用多次回归模型研究京津冀地区经济与污染之间的关系,并检验二者是否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研究中选用人均二氧化硫排放与PM10年平均浓度的时间序列数据作为大气污染衡量指标,并以人均实际GDP数据作为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时间跨度分别为31年和13年。研究结果证明京津冀地区人均二氧化硫排放与人均实际GDP的关系符合EKC揭示的倒U型曲线关系;然而北京、天津和石家庄这叁座城市的PM10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则不符合EKC假设,而是呈现以下发展轨迹:在北京,二者之间呈现N型关系,在天津与石家庄两地呈现U型关系,这也揭示了尽管当前SO2排放强度在下降,但雾霾污染却在严重化的现实。据结果分析,如果经济继续按照当前形势发展,那么雾霾污染将会加重,京津冀区域雾霾治理十分紧迫。再次,本文采用条件均值法(CVM),调研京津冀地区居民对大气污染的认识和看法以及对政府相关治理政策的态度,调研结果表明政府大气污染治理相关的政策有很高的群众支持度,而且相对于行政手段,经济手段的受欢迎程度略高。研究中基于调研所获数据,建立probit模型与区间回归模型模拟得到京津冀居民对大气污染治理的平均支付意愿约为602元/年,约占人均GDP的1%。考虑到采用网络问卷存在一定的样本选择问题,所以该结果代表的是对受教育程度较高且收入较高的人群的支付意愿估计。复次,在治理手段的研究上,本研究首先分析了京津冀雾霾治理采取联防联控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而后详细论述了京津冀区域协同治理雾霾的政策手段。第五,本文构建了一套区域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以模拟不同经济政策下PM_(2.5)的治理效果以及对不同地区经济的冲击作用。研究表明,征收硫税与消费税(体现在生产税提高)理论上均能实现2030年PM_(2.5)年均浓度降到35μg/m3的治理目标,而且两种税收都可以起到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与能源结构的效果。但是为了达到相同的治理结果,征收消费税比征收硫税对经济的冲击大,特别是对河北省而言;而且,征税会使天然气行业受到不利影响。因而本文在综合情景中将补贴天然气产业以及区域间利益补偿政策考虑进来。模拟结果证明,对天然气行业进行补贴可以明显降低其受到的负面影响,而且进行区域间利益补偿可以很好地缓解河北省经济受到的冲击。研究还说明将征税、补贴与利益补偿相结合的情景是最优的治理方案,可以在达到治理目标的同时将政策对经济的伤害尽量降低。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采用CVM研究京津冀居民对雾霾治理的态度与支付意愿;第二,利用PM10与PM_(2.5)的较为稳定的关系,研究京津冀地区经济与雾霾污染的关系,验证雾霾污染是否也符合EKC假设,并分析了雾霾污染拐点的情况;第叁,构建区域动态CGE模型模拟经济政策对PM_(2.5)的治理效果及经济受到的冲击,特别是其中考虑了对消费税和区域内利益补偿的两项新政的模拟。构建京津冀区域的动态CGE模型,以及使用该模型对征收消费税以及进行区域补偿政策的研究在过往的研究中基本未有涉及,在本文中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说明。
许正松[2]2016年在《经济增长、承接产业转移、结构变化与环境污染》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经经历了30多年的快速增长,与经济规模持续扩张相对应的是环境污染的不断加剧,突出表现为各种环境污染物排放量的持续增加或高位运行。持续加重的环境污染不仅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而且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环境污染治理与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已经成为摆在我国政府和全社会面前的重大且迫切的课题。自1993年Panayotou提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以来,关于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争论从未停止,直到今天依然是研究的热点问题。然而,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学术界几十年深入的研究并没有给出统一的结论;不仅如此,对于同一问题的研究甚至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研究在短期内难以达成共识。关于经济增长、承接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变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研究。然而,通过大量的文献检索和梳理发现,国内外学者在研究承接产业转移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时,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于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环境效应上,未发现有学者研究一国内部产业转移对区域环境污染的影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由于国土面积狭小,国内区域间产业转移的规模较小,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自然也很弱;而中国国土面积巨大,国内区域间产业转移的规模相对也就大的多,承接产业转移对产业承接地区环境污染的影响自然也会大得多。在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时,忽略国内区域间产业转移这一重要影响因素使得研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然而,由于我国统计部门至今尚未统计国内不同省份间产业转移的规模,导致难以进行国内区域间产业转移对环境污染影响的定量分析。在改革开放后我国工业化快速推进与经济迅速增长的过程中,产业结构调整和变化的速度不仅明显快于改革开放之前,也快于世界上多数国家。产业结构的变化会影响不同种类环境污染物的排放量,是环境污染的重要影响因素。产业结构变化不仅体现为叁次产业产出比重的变化,还体现为叁次产业内部各行业间产出比重的变化。但通过大量的文献检索发现,较少有文献将国民经济进行行业细分后度量产业结构变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存在着进一步完善的需要。人类的生产活动和生活会产生数种环境污染物,环境污染是数种环境污染物排放共同作用的结果,单一环境污染物排放量的变化难以说明环境污染的整体变化。讨论经济增长等因素对某单一环境污染物如二氧化硫排放量影响的文献较为常见,但鲜见有学者利用主要环境污染物构造能表征环境污染整体状况的综合指数,针对该综合指数变化的影响因素进行的实证分析则更为少见。鉴于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和较大的提升空间,本文首先对环境影响系数(the Environment Impact Coefficient,EIC)进行改进,并利用所构造的环境影响指数(the Index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n Environment,IISE)分析中部 6 省产业结构演变的环境效应。其次,构建固定资产投资转移指数(the Index of Fixed-assets Investment,IFAI),并利用该指数估算中部6省承接国内产业转移的规模。再次,利用2000年至2013年的面板数据计量分析经济增长、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等变量对中部6省5种主要环境污染物排放量的影响。最后,通过构造环境污染综合指数(the Environmental Comprehensive Index,ECI)来表征环境污染的整体严重程度,并计量分析中部6省经济增长的环境效应。在我国深入推进"中部崛起"战略和全面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形势下,进行经济增长、承接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变化对中部6省环境污染动态影响机理及政策创新问题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价值。本文的研究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包括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研究思路与主要研究方法、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主要的创新点等几个部分。第二章为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本章旨在通过系统梳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相关学说,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支持,文献梳理从6个方面展开。(1)简介研究如何从增长极限说过度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2)从环境规制、市场机制等4个方面介绍"倒U型" EKC曲线形成原因的研究;(3)介绍学术界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的争论和质疑,主要有EKC模型的有效性、EKC曲线形状的非唯一性、EKC曲线转折点出现时间的分歧等;(4)系统梳理学者们对国际贸易与污染跨国转移、FDI的环境效应、产业结构变化与环境污染等相关议题的研究;(5)单独介绍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相关研究;(6)已有研究的述评,包括共同结论的总结、研究不足与未来研究展望。第叁章分析中部6省环境污染的状况,并利用构建的固定资产投资转移指数(IFAI)估算中部6省承接国内产业转移的规模,为后续的定量分析奠定基础。通过对2000年至2013年中部6省5种环境污染物排放量的比较发现,二氧化硫和烟(粉)尘的排放量在2005年到达峰值后,均呈现出波动下降的趋势,而工业废气排放量、废水排放量与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则呈现出持续增长态势。虽然中部6省单位GDP的环境污染物排放量近年来下降较快,但依然高于经济较为发达的江苏、浙江两省,显示了环境污染的相对严重性。在对产业转移进行内涵界定和批判、借鉴与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固定资产投资转移指数用于估算国内产业转移的规模。估算的结果发现,2000年至2013年中部6省承接的国内产业转移至少具有3个特点:一是随时间推移整体上呈增长态势,但波动较大;二是除江西省外,中部其他省份承接国内产业转移的规模在2010年后均出现了较为快速的扩张;叁是承接国内产业转移主要集中于制造业等生产过程环境污染较为严重的几个行业。第四章为利用中部6省的面板数据分析经济增长、承接产业转移等因素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构建了两个环境污染方程的计量模型用于定量分析。实证的结果表明,二次函数模型优于叁次函数模型,5种环境污染物排放量均与经济增长之间为"倒U型"曲线关系,经典的EKC曲线关系在中部6省范围内成立。工业废气排放、废水排放和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均处于"倒U型"曲线的上升阶段,其中,工业废气排放离拐点的距离最远,意味着随着经济增长,空气污染将持续较长时间(20年甚至更久)后才会逐渐减弱。中部省份的二氧化硫排放和烟(粉)尘排放均已处于"倒U型" EKC曲线的下降区间,烟(粉)尘和二氧化硫分别于2006年和2010年前后越过EKC曲线的拐点。"污染避难所"效应在5种环境污染物排放上均有较为显着的体现,说明FDI已经对我国的环境污染造成了较为明显的影响。国际贸易中的"污染光环(Pollution Halo)"效应与"污染避难所(Pollution Haven)"效应同时存在,"污染避难所"效应略占上风。承接国内产业转移对环境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均不显着。除工业废气外,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对其他种类的环境污染物减排的影响也不显着,投资严重不足且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影响了污染治理的效果。第五章实证分析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整体影响。考虑到单一环境污染物排放量的变化不能代表环境污染的整体变化,本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环境污染综合指数来说明环境污染的整体变化。该指数随时间的变化趋势表明,2000年至2013年,中部6省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虽然期间存在波动,但波动幅度并不大。以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为被解释变量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环境污染程度的变化与经济的增长和走势密切相关,中部6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为"倒U型"曲线关系,初步估计拐点在15年后才能到来,期间环境将持续恶化。各省产业转移与逆转移的规模大体相当可能是承接国内产业转移对中部6省环境污染影响较为微弱的主因。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加剧了中部6省的环境污染,"污染避难所"效应客观存在。国际贸易规模的扩大对中部6省环境污染的影响较小,环境污染的跨国转移不明显,实证结果更支持贸易中性论。工业产出比例的增加对于中部6省环境污染的影响同样不明显;污染治理投资对环境质量改善微乎其微的实证结果令人诧异,初步的分析认为,生产中的环保投入少、事后的污染治理多,以及治理效率低下等是造成检验不显着的主要原因。第六章探讨中部6省产业结构变化的环境效应。不同类型产业发展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不尽相同,第一产业发展对环境的影响有弊有利,第二产业的发展尤其是重化工业生产规模的增加所带来的工业污染物排放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第叁产业发展相对第二产业来说对环境污染的负面影响较小,但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会产生较多的环境污染物。在剖析已有文献中环境影响系数(EIC)设定缺陷的基础上,重新确定每个细分行业的环境影响系数;接着利用所构建的环境影响指数(IISE),定量分析中部6省产业结构变化的环境效应,并以江西省为典型代表,分析了一省内部产业结构变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发现,2000年至2013年间中部6省产业结构变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整体上处于中等级别,环境压力随时间推移有所增大;最近几年产业结构的优化令环境有改善的趋势,但趋势并不明显,其中,山西省所面临的环境压力明显高于中部其他省份。同时,以江西省为例的研究表明,一省内部各地市因产业结构的差异,产业发展对环境的压力也不尽相同。第七章为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存在的不足与研究展望。本章首先对本文的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其次,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和讨论提出了实现促进经济增长与改善生态环境的政策建议;最后,分析了本文的研究不足,并指出今后的努力方向。
郑宇植[3]2001年在《中国环境污染与投资、贸易、GDP的关系》文中提出环境问题与经济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即与工业化水平、人均GDP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来说，在前工业化时期，以农牧业为主，故工业污染少。但由于经济不发达，人均GDP低，往往由于不合理耕作、过度的放牧和砍伐，从而造成生态平衡的破坏。进入工业化初期，由于技术落后，原料和能源的消耗大，人均GDP尚低，环保意识也差，这时一方面工业污染物质排放量很大，另一方面防止和治理的能力却很低，故其后果是污染严重，环保问题突出。当工业化日益发展趋向成熟，特别是进入了后工业化社会，不仅产业结构得到提升，而且采用清洁技术、信息技术，故工业排放量减少。随着人均GDP的上升，居民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日高，社会舆论强调保护环境，政府财政预算用于环保的开支增加，故对污染的监测和环境的保护能力都提高了。由此可见，环境污染与经济水平（以人均GDP为主要标志）有着倒置的“U”字形（inverted-U）关系。 但是仅仅一般地了解“U”字形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深入了解各个地区各种污染物质的排放与人均GDP（即经济增长水平）之间的具体的数量关系，确定其曲线的具体形式和转移点的位置，即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均GDP上升到一定的高度，随后工业污染反而转向减少，出现环境质量转向改善的趋势。确定上述的数量关系、曲线形式和转移点，对制订治理环境的政策措施有重要的作用。本文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在EKC（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理论的基础上，加入贸易和外国直接投两个独立变量建立叁个模型（0、Ⅰ、Ⅱ）。然后再在上述叁个模型中，分别用废水、废气、二氧化硫、固体废物作为依存变量，反映四者的排放与经济增长水平（人均GDP）的关系。 按东、中、西叁大地区的人均GDP来说，东部为10000元以上，西部为5000元以下，中部则介于二者之间。它们的Ekins环境评价相对值是中部既低于东部，也低于西部。东部工业发达，污染物质的排放量比中部和西部都高，有的甚至高出很多，但是东部居民的环保意识相当高，而且，由于经济上比较富裕，投入环保治污的费用也很大，故Ekins环境评价相对值也较高。西部地区人均GDP虽然低，但是，工业化也相对落后，故绝对的排污量也较低，结果Ekins环境相对评价值仍高于中部。至于中部，它们的工业不及东部发达，但近年来发展较快，而且，其中有不少污染严重的工业，结果虽然人均GDP高于西部，而Ekins环境评价相对值却比西部还低。为了改善环境质量，东、中、西部都必须调整产业结构，加大环保投入，而对中部地区来说更为迫切，要在继续发展工业化，不断增强环保意识的基础上，采取更合适的的政策，扭转环境恶化的趋势。 关于废气、二氧化硫的模型：北京、上海、广州的人均册P与废气、二氧化硫排放量之间的关系表现为“inverted－U”字形曲线，但其它地区却表现为“J”字形曲线。原因是中国制成品出口增长很快，刺澈了加工制造业迅速发展，而环保治理却跟不上，结果空气污染严重。这说明贸易变量在模型中具有负面的彤响。外商投资变量与污染物排放除山东、江苏少数省份外，在大部分地区也有显着的相关性。二氧化硫与人均GDP之间有“inverted－U”的曲线形式，而且，空气污染物质与人均GDP曲线的转移点位置比其它曲线要高，这意味着空气污染物质和二氧化硫要在人均GDP很高时才会开始转向减少。 关于废水、固体废物的模型：大部分地区人均GDP与废水、固体废物排放有显着的相关性。但东南沿梅和西部地区的相关程度要低一些。 政策建议：（止）制定适合中国的环保政策：目前所使用的环保政策本身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由于发达地区城市化和产业发展较快，除了已实施的政策以外，还应加强二氧化硫收费政策等和排污交易、保险、责任赔偿等间接政策。对于中部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不但要加强直接政策，还要加强征收生态环境补偿费等的间接政策2（2）在积极引入外商投资时，要考虑环保政策，使各个地区建立有特色的产业结构：东部地区应进一步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坚诀淘汰一批技术落后、环境污染、浪费资源的生产设备，以大中城市和现有经济开发区为依托，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精深加工制造业以及高附加值的出口产业。中部地区和环渤海、东南沿海的落后地区在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以及能源、原材料基地建设的基础上，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加强对区内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大力发展精、深加工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西部地区以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为切入点，不断加强改革开放的步伐，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科技和救育，全面改善劳动者素质，稳步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步伐；（3）考虑加工贸易对环境的影响：环渤海、东甫沿海的发达地区和长江叁角洲地区的环境不但受出口变量的正面影响，受进口变量的正面影响。其它地区的污染受到进口变量的负面影响。所以，要进一步调整外商投资领域的产业结构与地区导向；禁止引进严重污染环境又缺乏有效治理?
夏艳清[4]2010年在《中国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定量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耗竭和能源短缺日益凸显,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益严重,我们面临的环境问题从局部扩展为全球,从当代延续到后代,异常的气候变化不断敲响生态环境恶化的警钟。在这一背景下,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这一环境的时间配置问题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中心议题之一,需要从理论和经验两方面分析和验证环境和经济均衡发展的可能性和演变路径,为环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有益的参考。本文在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框架下,从中国现实的经济、环境状况出发,运用定量分析方法讨论环境恶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和反馈机制,分析环境质量演化的内在机理。文章首先建立环境和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而后采用中国的数据从全局和区域差异的角度进行实证分析,同时考察环境质量变化的机理,最后讨论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包括污染排放和能源消费)的相互作用机制。本文的内容和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章介绍选题的动机和意义、研究的范畴和内容。第二章是关于环境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和实证文献综述,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第叁章是理论模型构建,以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索洛模型为基础,构建了将环境看作一种资本投入的环境索洛模型,使用数理经济学的动态均衡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分析的结果表明,在一定条件下,环境质量和经济发展的均衡增长路径是可实现的,与生态环境质量相比,资源和能源是生产中更重要的投入要素,因此价格机制更容易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发挥作用,使资源利用和经济增长自发达到稳态水平。但是污染排放是生产活动的副产品,在现阶段的技术水平条件下无法完全消除,因而其负外部效应不能通过市场的自动调节使之内部化,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相对滞后,而且由于人们对自然规律认识的局限,无法精确判断和预料生态阈值的存在和达到阈值的表现,以及生态破坏超过阈值对人类和自然界的影响程度和范围,因此需要外部力量干预生产活动,从而达到生态环境质量提高和经济增长的均衡增长路径。第四章到第七章是经验研究。第四章从全局的角度分析中国环境质量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以时间序列分析方法为工具,验证我国环境-收入关系的曲线形状以及寻找环境质量发生转折时的人均收入水平,从时序维度考察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和短期波动。其中,简化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呈现的环境-收入关系说明EKC假定在我国现阶段不成立。通过环境与经济增长的VAR和SVAR模型估计,以及广义脉冲响应函数的模拟结构和方差分析发现,人均收入的正向冲击会导致能源消费和污染排放量增加,但是这一影响有滞后效应；利用环境规制等外部因素减少污染排放有短期增加人均GDP的效果,但是降低能源消费的强制性措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能源消费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0%以上,而工业叁废对解释人均GDP的预测方差的贡献相对较小。得到的结果说明能源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瓶颈作用已经越来越明显,但是污染排放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体现,这种反馈作用的滞后期比能源消费的滞后效应时间更长。第五章分析环境质量变化的机理,以环境污染影响因素分解模型为基础,利用LMDI分解方法将总的污染物排放量变化分解为经济规模、人口增长、产业结构和排放强度四种效应,并且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检验隐藏在经济增长背后的各种驱动因素对环境质量变化的作用。实证结果发现,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的扩大会增加工业叁废的产生和排放,产业结构对工业叁废排放变化的影响不确定,短期内产业结构的改变未能对工业污染物排放起到扭转作用,技术进步对污染排放的贡献为负,这是中和规模效应和人口效应的重要因素,是污染物排放降低的主要原因。这一部分同时利用分位数回归方法检验了其他因素对污染排放的影响。第六章考察环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利用我国各省区的面板数据建立Panel Data模型,从东中西部地理区域的角度研究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到的结论是,虽然部分污染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符合EKC倒U型的假定,但是从转折点的位置看,我国大部分省份仍然处于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上升的阶段,而且东中西部的污染-收入关系不尽相同。总的看来,工业污染排放仍然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而增加,但是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部分生活污染物排放开始呈现下降的趋势,然而与此同时,这些地区的垃圾围城现象比较严重。第七章研究环境污染、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机制,利用我国各省区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同时包含产出方程、污染方程、能源方程的3E模型,进一步考察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反馈机制,同时检验经济系统外生变量对均衡产出、污染排放和能源消费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传统的生产要素投入,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我国的经济增长仍然处于投资驱动阶段；污染排放和能源消费的转折点还未达到,在现阶段,污染排放是产出无法避免的副产品,经济的快速增长必然伴随着工业污染的增加；能源作为生产过程中重要的资源投入,其消费的增加对产出水平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八章对全文的主要观点、结论和创新点进行了总结,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如下：1.传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没有考虑环境资源因素对产出水平的影响,随着环境问题的凸显,环境资本作为和人力资本类似的独立于物质资本的一种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不容忽视。另外,关于环境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大多以效用函数为基础,利用最优化理论进行分析,极少从生产函数的角度考虑环境问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其他外生因素对二者的影响。基于这两点理由,本文以索洛增长模型为基础,在其中加入环境资本(包括资源存量和生态环境质量)作为生产要素之一,建立环境索洛模型,并利用动态均衡分析方法对其进行定性分析。2.利用LMDI因素分解方法将污染排放变化分解为规模效应、人口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虽然理论文献大多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叁个角度综合推导出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存在,但在实证文献中很少有文章真正将影响收入变化的环境效应进行分解,本文填补了这项实证研究的空白,借鉴将能源消费变化进行分解的方法,采用LMDI因素分解方法将污染排放变化分解为规模效应、人口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发现环境污染-收入关系正是这四种效应正负折中的结果,为理论模型提供了更直接的经验支持。3.以内生增长产出模型和EKC假定为基础,建立包含产出方程、环境污染方程和能源方程的3E (Economy Environment and Energy)模型对经济、环境污染和能源的相互作用和反馈机制进行分析,进一步考察叁者之间的关系,同时分析各种经济因素对经济-资源-环境系统的影响。4.分离生产和生活污染物,对于两类污染物EKC的实证分析,选用不同的指标衡量经济增长等影响因素。生产性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的经济主体是企业,而生活性污染物的排放主体是居民,因此需要建立不同的估计方程,考察不同的经济因素的影响。本文将这两类污染物区别对待,分别用人均GDP和居民消费水平衡量两个方程中的经济增长,对于其他的影响因素也根据经济理论和现实情况进行选择,更清楚的探讨了决定二者的经济因素,为设计环境规制时对两类污染物实施不同的政策手段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5.本文采用时间序列数据和面板数据,使用现代计量经济分析工具,从不同的模型入手,对能源消费和污染排放两大类环境问题与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同时考察了污染排放的区域差异。其中SVAR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模型应用于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在国内尚未见到相关文献,这些计量方法为更深入细致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工具。以上述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定量研究为依据,本文提出了二者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促进我国的资源和环境可持续发展这一目标的实现。
王彦彭[5]2010年在《我国能源环境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文中提出能源可持续利用、环境保护与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已成为经济学界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正是基于此,以可持续发展为主线,借助于经济增长理论、现代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分析方法,从理论、模型及经验研究多角度,探讨了以下问题：能源、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现行经济增长方式下我国生态承载状况,以及旨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节能减排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以此为依据来分析我国能源开发利用、环境保护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首先,对经济增长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生态承载力理论进行了回顾与评述,并进一步对能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生态承载力的国内外新近研究成果进行综述,以期为本文的深入研究研究提供理论背景和分析基础。近年来众多研究文献分析了能源约束下或者环境约束下的经济可持续增长问题,但是同时将能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纳入到一个统一分析框架下的文献仍不多见,并且很少有学者将能源与环境双重约束下经济可持续增长模型的社会计划均衡和分权经济均衡最优解进行比较分析。基于此,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之上,本文将能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纳入到一个统一分析框架下,通过比较分析叁个带有能源与环境约束的经济增长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基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内生增长模型和基于研发的内生增长模型),系统研究了能源可持续利用、环境污染与治理、物资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开发、内生技术进步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R&D和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可持续发展有着关键作用。此外,通过求解模型的市场均衡,对社会计划均衡和分权经济均衡最优解的政策工具水平进行比较,证明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必要的,可以引导分权经济达到社会性最优的可持续增长状态。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利用1983-2007年时序数据研究发现,我国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这说明在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伴随着能源大量消耗、污染物排放问题。此外,本文利用1985-2007年我国2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选择不同的变量来表征环境污染,并比较了相应参数估计结果的差异。结合其它分析结果,选择工业废气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的代表性变量,根据经济增长核算理论,估算出物质资本、能源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1.16%、20.75%,环境污染导致的代价占GDP的22.05%。这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属于粗放型增长,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以严重的环境污染为代价的。生态承载力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支撑理论已得到广泛应用。本文从环境纳污能力、资源供给能力以及人类支持能力叁个方面构建我国生态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综合集成赋权法确定了指标权重,采用状态空间法对2003-2008年中国及各地区的生态承载力进行评价。研究发现,我国生态承载状况处于超载状态,人类支持能力发展较快,环境纳污能力和资源供给能力发展缓慢,其中资源供给能力低于全国生态承载水平。资源约束、生态环境的恶化与承载能力的弱化,越来越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为此,中国提出进一步加强节能减排工作。本文从能源消耗强度与消费结构、水资源利用与节约、污染物排放量、污染物治理与利用以及环境质量五个方面构建了节能减排指标体系,首先利用因子分析法对2006-2007年我国各地区节能减排的实施效果与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然后采用功效法我国及各地区节能减排实现程度进行了评价与比较。研究发现,我国节能减排进程加快,各方面取得不断进步,但总体实现程度较低,同时存在着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特点。从分目标来看,我国节能减排表现为污染物治理与利用、水资源节约与利用类指标好于环境质量、能源消耗类指标的特征。结合我国生态承载状况的分析结果可知,与2003-2005年相比,2006年以来节能减排政策的实施使得我国生态承载力得到了改善,但是主要源于人类支持能力的提高,而资源承载能力和环境纳污能力提则高缓慢。这说明,在有限的时期内节能减排政策的实施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
高铜涛[6]2007年在《安徽省经济增长与主要污染物排放的数量关系研究》文中认为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世界范围内的环境质量恶化成为人们关注的主题，公众对环保问题日益关注推动了人们更清楚地认识环境退化的原因。近些年以来，经济增长的环境效应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引发了大量的讨论。经济增长能否成为解决环境问题的办法而非引起环境问题的原因?这是进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研究的主要动机。因此，EKC的研究对认识经济增长和环境的关系以及评价现行的环境政策绩效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安徽省经济增长和主要污染物排放的数量关系进行了研究。一、通过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关系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介绍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产生背景、基本含义、发展历程等。二、简单回顾了安徽省近十余年来的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状况，并对同期的经济结构进行了分析。叁、以安徽省1992年～2006年的经济统计数据和工业污染物排放数据为基础，利用SPSS软件系统模拟了人均GDP和主要污染物排放的数量关系，分别建立了工业废水、COD、挥发酚、石油类、工业废气、SO_2以及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随人均GDP变化的数量模型。模拟结果显示工业废水、COD和废气排放量以及工业固废产生量呈二次曲线分布，挥发酚和SO_2排放量呈线性分布，石油类呈叁次曲线分布，工业烟尘没有较明显的分布规律。研究结果表明安徽的经济增长与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没有显示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特征，可能与安徽经济发展仍然处于工业化初期有关，所以工业污染物排放还没有达到转折点。四、利用安徽省各地区代表城市1992年～2006年的经济统计数据和工业污染物排放数据，建立各地区相应的经济增长与主要污染物排放的数量关系模型。模拟结果显示，皖江地区的人均GDP与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指标的规律性较强，皖中地区次之，皖北和皖南地区的规律性依次减弱；人均GDP与主要污染物排放规律很大程度上和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皖江地区的马鞍山市的COD和SO_2排放量呈现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两指标转折点处的人均GDP分别为25862元和24291元；就该两项污染指标而言，目前马鞍山已越过了EKC曲线的转折点。在所研究的污染物排放指标中，呈现的规律多样，说明并不是所有指标都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没有一个城市的全部指标与人均GDP都呈现出分布规律。五、对安徽省实施的环境保护政策的成本和成效进行了分析，根据安徽省经济增长与主要污染物排放的数量关系及其地区差异的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王薇[7]2016年在《中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的耦合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中国经济总量以年平均增长率超过9%的速度增长,中国成功实现了由贫穷的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其显着的增长成就被称为“中国奇迹”。然而遗憾的是,在中国经济数量增长的奇迹背后,埋藏着诸多隐忧,表现在国民经济结构、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经济增长与社会利益分配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的失衡成为一种“常态”,社会贫富差距拉大、能源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非经济性成本上升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瓶颈。这些因素反映出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突出问题是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与经济增长数量之间不协调,质量和效益的提高显着滞后于数量扩张。本文通过逻辑演绎的方法对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的内涵、形成机制和实现条件进行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从系统耦合理论视角构建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相耦合的分析框架。首先,从叁者的内容和作用关系角度阐释耦合理论在分析叁者内在相互关系的适用性；其次,从耦合的表现形式、基本特征及演进机制角度系统分析叁者耦合的一般规律,并进一步从耦合目标、耦合影响因素、耦合动因、耦合机制等方面阐释叁者耦合的逻辑机理；最后,基于该理论框架,采用投影寻踪评价模型和耦合测度模型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指数及其耦合性进行定量测度,归纳总结不同阶的特征以及叁者耦合度的变动规律,并作出分析和解释。在实证分析结果的基础上,结合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耦合制约因素发生的变化,提出实现叁者相耦合的机制、路径和政策。本文研究主要得到以下结论：首先,通过对多种质量观及效益观的归纳和比较,对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并认为应从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共同理解。其中,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是指对经济增长过程中所产生的经济系统内部除经济总量以外的其他属性的刻画及其度量；而外延是指对经济效率、经济结构、经济运行及经济潜力四个核心属性的优劣程度的判断。经济增长效益的内涵是指经济增长过程中,人与自然物质相互作用所引起的经济、社会、生态整体系统的成果与耗费之间的关系；而外延是指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叁个判断维度来反映经济增长带来的产出与社会目的需要间的契合度。其次,从纵向时序变动角度对我国1978-2014年间的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的整体评价发现,经济增长数量总体上经历了“波动增长—稳定增长—指数型增长”的趋势；经济增长质量总体上呈波动上升态势,但经济结构维度指数的下降对其构成显着负面作用；经济增长效益也在微小波动中缓慢增长,但其主要是经济效益提升带动的,社会效益,尤其是生态效益维度的贡献显着降低。再次,对我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的耦合度测算结果来看,叁者的耦合性具有显着的阶段性特征。总体上,1978-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耦合关系的动态变化特征表现为从低发展度下的“低水平耦合”经历“虚假耦合”状态跃迁至高发展度下的“系统相悖”状态。叁者的耦合状态是制度、要素及技术层面影响因素非线性迭加的结果。并且,不同阶段的主导影响因素不同,前一时期促进叁者协同耦合的因素在后一时期可能转化为制约因素。从具体的实证结果来看,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的协同耦合度呈不稳定的剧烈波动状态；1992-2000年间,叁者的耦合趋于稳定,从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来看,这一时期叁者的耦合基本处于较良好的协同状态；进入新世纪以后,叁者的协调度、发展度和耦合度出现加速分离态势,经济增长数量的超前发展和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显着滞后导致系统协同耦合性降低。最后,从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耦合的跨国研究发现,发达国家叁者的耦合程度普遍较高,而发展中国家则相对较低,尤其现阶段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新兴经济体,叁者之间的不协调性更加突出。虽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耦合较差的情况,但各个国家的严重程度不同,而中国属于增长数量和质量、效益耦合严重较差的国家之一。作为与中国经济转型形成鲜明对比的俄罗斯,其较低增长数量下的增长效益成绩与中国形成强烈反差。比较研究表明,经济数量增长迅速并不会自发实现质量和效益的同步提升,而经济数量增长缓慢也并非必然限制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在系统外部因素的正向作用下,才能推动经济增长步入数量、质量和效益协同演进的轨道。中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之间耦合较差是制度、要素、技术等多维因素复合作用的结果。现阶段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相耦合,必须从创新驱动、人力资本积累、结构转化、福利分配、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等多角度的机制入手,推动经济发展战略、经济体制、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动力及经济结构的多维转型,进而实现叁者的协同发展。
李红莉[8]2008年在《十年经济发展对环境空气和地表水体质量的影响》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一个持续的高速增长阶段。然而,快速的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对资源消耗、环境保护的压力,生态环境恶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两难冲突已经日益受到关注。山东作为一个人口大省,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突出。研究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已迫在眉睫。本文首先对西方环境经济学关于环境资源的稀缺性理论发展过程和国内外关于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环境污染损失核算的研究状态进行了综述,并对山东省十年来经济发展和环境质量变迁进行了系统地阐述。在评述的基础之上,运用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探讨了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变化之间的曲线关系;与此同时,运用环境经济学的方法,对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损失进行了核算。最后结合上述分析结果,根据山东省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实现山东省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及结论包括:首先,对山东省经济发展状况与污染物排放及环境质量的变化趋势研究表明:十年来国民经济实现持续平稳的较快增长,产业结构调整明显。但是,经济增长方式仍然较为粗放,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是以能源资源的大量使用为代价换来的效益。污染物排放总量总体呈下降的趋势,从1997年到1999年呈急剧下降趋势,从2002年开始下降趋势变得平缓。与此同时,运用GIS技术直观地表明了环境质量与地理位置和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呈较强的相关性。城市空气与地表水体质量随城市的经济发展与污染治理投资水平的差异,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其次,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变化的计量研究结果表明:选取的环境污染度量指标与人均GDP之间多数呈U型和N型曲线关系。就目前全省经济发展水平而言,虽然多数指标正处于下降通道,但是随着经济进一步的发展、人均GDP水平的进一步上升,环境恶化趋势又会出现。着重指出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与城市空气中二氧化硫浓度两项指标今后几年内随着GDP的增长将继续升高,急需加大对二氧化硫排放的控制力度。产业结构的变化、工业占GDP所占比重的下降产生的“结构效应”以及环保投资的增加产生的“技术效应”和政府政策效应能够降低环境污染的排放量,改善环境质量。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与污染排放评价指标的估计结果存在一致性,说明当前加强工业污染源的排放控制能够有效改善环境质量。第叁,环境污染损失核算的结果表明:2000年至2005年,全省基于损害的大气污染损失分别为96.7、108.96、127.38、148.63、168.58和187.03亿元,水污染损失分别为50.72、70.93、84.64、131.72、233.11和356.98亿元,两者增长幅度均较快。基于治理成本的污染损失近几年增长幅度均不大,基本保持在同一水平状态,这表明污染物排放量变化幅度较小,污染排放控制尤其是工业污染排放控制措施较为得力。值得关注的是,2001～2005年环境污染损失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GDP的增长速度,而且2005年环境损失占GDP的比例已接近3%。最后,对环境政策与污染物排放之间进行相关研究,指出了政府官员环境保护考核机制的建立,不仅与环境保护投资的增加存在时间上的一致性,而且在污染物排放量的下降与环境质量的改善上均得到了响应。在环境政策分析的基础之上,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完善领导干部的环保绩效考核机制、加强环境与经济的综合决策机制、加大环境投入与鼓励发展环保产业、健全环境管理的法制管理体系以及加强环境宣传教育等方面提出了实现经济与环境可持续性发展的政策建议。
熊艳[9]2012年在《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Laffont等人对规制与发展关系问题进行研究以来,有关规制与发展的文献不断涌现,特别是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在近年研究成果中占有一定比例。笔者认为形成这种研究热潮的主要原因在于：环境污染日益严重昭示着学者们将研究重点转移到环境规制上来,同时环境品质关系着一个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前国际社会和中国政府都十分重视环境质量,相继出台多项与环境污染有关的政策,力争发展绿色经济和促进绿色增长。尽管如此,中国环境污染事件仍有发生,突发性环境事件与生产事故相伴而生,群体性环境事件呈现上升趋势。环境污染关系着社会稳定、人民生存质量,与经济持续增长息息相关。同时,环境规制是解决环境污染的外部性,纠正制度失灵的重要手段,已经被很多学者和环境相关部门所认同并付诸于实践。任何制度的安排和运用最后都服务于国家的增长问题上,环境规制这一非传统因素或者手段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影响能否合理解释经济增长?研究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助于寻求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下的最适环境规制强度,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环境保障。鉴于此,本文首先从环境成本、技术创新、产业组织、产业结构以及国际贸易五个角度探析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其次,全面分析环境污染与环境规制的横纵向差异,把握中国环境污染和环境规制的现状；再次,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综合考虑衡量环境规制的投入与产出的各项指标及其数据的可得性因素后,构建并计算出环境规制强度指数,同时运用1996-200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重点分析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性质,以及这种影响程度。最后,从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两方面,研究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环境规制机制。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多方面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不能简单的归为“遵循成本说”或者“创新补偿说”理论。综合而言,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既有直接效应,也有间接效应；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只有综合考察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传导机制,才能就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作出正确解释。第二,从人均GDP角度,运用中国工业省际数据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知：其一,在中国,从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两个维度来研究,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都呈U型关系,而非线性关系；其二,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显着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上升,并且在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都呈U型关系前提下,环境规制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着,而对经济增长具有长期效应。并且通过对模型的稳健性检验,发现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十分显着；其叁,长期来看,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正影响,尤其是,从区域分布来看,在我国,绝大多数地区加强环境规制不仅有利于经济发展,而且能够改善环境质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第叁,从全要素生产率角度,运用中国工业省际数据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知：其一,在中国,从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两个维度来看,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都呈U型关系,而非线性关系,并且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都十分显着；其二,从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结论出发,目前对于中国大部分地区而言,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需要适度降低环境规制强度；其叁,结合人均GDP曲线和全要素生产率曲线将整个环境规制强度分为叁个区间,即I区间、II区间和III区间,其中,青海、海南两省处于区间I,因此降低环境规制能够促进人均GDP的提高,同是能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河北、河南、浙江、辽宁、山西、广东、江苏和山东处于区间III,对于上述8省,可以通过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来促进人均GDP的提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中国绝大多数地区处于区间II,因此不同地区应根据政府目标是人均GDP,还是全要素生产率来考虑是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还是降低环境规制强度。其四,根据实证结果可知：环境规制强度的变化对人均GDP的影响程度大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此,综合来看,除青海、海南外,加强环境规制强度能够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但是这种加强应该把握适度原则,因为经济增长对环境规制也具有反作用,应该综合考虑其反作用来确定环境规制强度。第四,只有避免污染企业的寻租问题,才能建立起促进经济增长的环境规制机制。笔者通过研究企业寻租与地方环保局之间的动态博弈机制,发现排污企业的寻租行为取决于国家环保部对地方环保局的规制概率(α)及地方环保局对排污企业的规制概率(θ)。当θ、α都较小时,排污企业进行寻租且成功的可能性较大,反之则反。简言之,无论从避免寻租问题发生,还是从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都应该适当提高环境规制标准与强度。第五,建立促进经济增长的环境规制机制,核心问题是健全运行机制。笔者认为构建完善的环境规制评价机制和公众参与机制迫在眉睫,而完善的环境政策工具选择机制和环境规制信息化机制应综合考虑产业异质性、时变性与空间差异性等因素。最后,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涉及到的具体问题,本文给出如下几点政策含义：第一提高环境执法效率；第二,发挥环境规制工具的双效性；第叁,实行弹性环境规制强度；第四,大力发展环保产业；第五,在政绩考核中贯彻全要素生产率意识和环境友好原则。
袁红辉[10]2014年在《环境利益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利益源于需要,是人类社会重要的经济社会现象。人类需要的多样性形成了千差万别的利益,环境利益是人类诸多利益的一种,也是人类最基本的利益。环境利益来源于自然,是人类对环境的基本需要以及需要的满足,不同环境利益主体对环境利益获取的差异构成了复杂的环境利益关系。如今,世界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其深层次原因是环境利益在各主体间的配置失衡与不公,因此,解决当今环境问题需要从环境利益角度着手进行深入的研究。文章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遵循从代际到代内、从宏观到微观的思路对环境利益进行了细致的研究。首先综合概括出环境利益的概念,分析了环境利益的来源,并将环境利益与环境利益主体进行宏观与微观区分。在宏观层面上,文章分析了可持续发展视域下环境利益的代际与代内公平性以及改革开放中我国的宏观环境利益。在微观层面上,分析了居民与企业的环境利益。然后运用博弈论相关知识对各环境利益主体的行为进行了探讨。最后,文章对中国的环境利益现状、形成原因以及未来维护方向作了整体把握,指出形成中国环境利益现状的深层次原因是环境利益配置失衡与不公。因此,在最后一章分析了环境利益公平分享途径,以期能约束与制衡各环境利益主体的环境行为,促进中国环境问题的缓解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文章围绕环境利益问题展开论述,共包括九个章节,除导论外又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环境利益的基本理论,包括第二章和第叁章。这两章是文章得以立论与展开论述的理论依据。在此部分,文章归纳出了环境利益的概念,分析了环境利益的构成与基本特征,并对环境利益思想进行了挖掘。文章回顾了马克思的环境利益思想、西方经济学家的环境利益思想、中国国家领导人的环境利益思想以及国内学术界对环境利益思想的相关研究。马克思主义环境利益思想是我国环境治理与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中国国家领导人的环境利益思想对中国环境利益的维护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西方经济学家的环境利益思想以及国内学者对环境利益问题的研究对本文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这些相关理论是本文进行研究的立论前提和文献依据,是整个研究必不可少的部分第二部分从宏微观两方面对环境利益进行探讨。这一部分首先分析了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产生,以及基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环境利益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特别对代际公平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这些内容体现在第四章。其次,对改革开放中我国宏微观环境利益进行了研究,包括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五章对改革开放中我国的宏观环境利益进行了分析,此处将我国置于全球经济之中,讨论了对外经济交往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对我国环境利益的影响。第六章基于微观视角分析了企业与居民的环境利益,环境利益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企业获取环境利益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并且企业对环境利益的过度获取会影响居民的环境利益。居民是微观环境利益主体,居民的环境利益会因收入、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第七章用博弈论相关知识分析了各主体间的环境利益博弈。在环境利益博弈中,由于各主体对环境利益的态度以及环境行为差异,导致环境利益配置失衡,这也是我国的环境问题严峻且难以解决的深层次原因。第叁部分包括第八章与第九章。第八章分析了中国宏观环境利益发展变化状况,包括现状、原因以及我国政府为了维护宏观环境利益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与维护宏观环境利益的未来方向。第九章分析了各主体环境利益公平分享途径。由于环境利益主体之间无休止的环境利益博弈使得受益者与受损者并存,也导致了中国环境问题的复杂性以及环境问题解决的艰难性。因此,构建环境利益公平分享途径十分必要,其作用在于：一方面能体现环境利益分享的公平,保护弱者的环境利益,另一方面,合理公平的环境利益分享途径有助于中国环境问题的缓解甚至解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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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增长、承接产业转移、结构变化与环境污染[D]. 许正松. 江西财经大学. 2016
[3]. 中国环境污染与投资、贸易、GDP的关系[D]. 郑宇植.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01
[4]. 中国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定量分析[D]. 夏艳清. 东北财经大学. 2010
[5]. 我国能源环境与经济可持续发展[D]. 王彦彭.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0
[6]. 安徽省经济增长与主要污染物排放的数量关系研究[D]. 高铜涛. 合肥工业大学. 2007
[7]. 中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的耦合研究[D]. 王薇. 西北大学. 2016
[8]. 十年经济发展对环境空气和地表水体质量的影响[D]. 李红莉. 山东大学. 2008
[9]. 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D]. 熊艳. 东北财经大学. 2012
[10]. 环境利益的政治经济学分析[D]. 袁红辉. 云南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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