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棉花主产区形成的历史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棉花论文,试论论文,主产区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棉花是工业生产的重要原料。我国的棉花生产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汉水流域和新疆等地区。1992年，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四川、河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新疆等十二个省区的棉花种植面积占全国棉花总种植面积的95.85%，棉花产量占全国棉花总产量的94.81%，①成为全国的棉花主产区。在这十二个主产区中，除新疆棉区主要是建国后发展的新棉区外，其余的十一个棉花主产区均是我国传统的植棉区，具有悠久的植棉历史。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分析和寻找棉花主产区形成的历史原因，对促进我国棉花生产的发展和合理布局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对我国棉花主产区形成的历史原因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1、棉工业发展和分布的双重畸形性导致了棉花生产分布的偏集性。
从生产布局的一般规律来看，棉工业，尤其是棉纺工业的布局应与棉花生产基地相结合。但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就造成了旧中国棉工业与棉花生产基地之间的逆应现象，即棉花生产基地的分布是为了适应棉工业分布的需要。而旧中国棉工业发展和分布上的双重畸形性就必然导致了棉花生产分布上的偏集性。
棉工业在中国近代工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既是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集中投资的重点部门。也是帝国主义在旧中国投资最多的部门。据统计，1933-1934年，全国棉业工厂数占全国工厂总数的13.7%，棉业资本总额占全国工业总额的36.2%，棉工业工人人数占全国工人总人数的49%，均为各工业部门之首，形成了棉工业畸形发展的工业结构特点。
同时，中国近代棉工业既有官僚资本的经营又受帝国主义的控制，而前者又不得不依附于后者。这一特点反映在棉工业的空间分布上就表现为布局的畸形集中。
马关条约之后，入侵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获得了在华设厂的特权。他们对中国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力早已垂涎三尺，纷纷将其国内的过剩资本投到中国。而他们在华投资最多的部门便是棉工业。仅1897年，英、德、美三国便在中国设立了老公茂纺织局，鸿源纺织局、瑞记棉纱厂和怡和纺织局等四个大厂，资本总额计421.58万银两，纺绽达16.055万枚。其规模之大远非华商可比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外商在华共设有8家公司，纺织绽33.896万枚，布机1986台。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等国在华的纱厂逐渐下降，而日本在华的纱厂却急剧增加。1921-1922年的两年内，日本就在上海设立了六个公司，在青岛设立了三个公司，此外还增设了五个纱厂；1923年又在上海增设三个厂；1924年分别在汉口、辽阳和上海各增设一个厂；1925年在大连、金州分别增建一个和二个厂。中国的棉工业形成了由外商特别是日本控制的局面。出现棉花生产大于纺纱，纺纱大于织布、织布大于印染的倒立结构，呈现出明显的殖民地性。而这一明显的棉工业的殖民地性，便决定了旧中国棉工业布局上的畸形偏集，造成了棉工业在分布上主要集中在上海、江苏、浙江、山东、河北、湖北等省市。由于受外商控制，致使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对棉工业的投资也偏集于上述省市。据严中平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统计，在1920-1936年间，仅上海、青岛、武汉、天津、无锡、南通六个城市，华商纱厂纱绽数占全国华商纱厂纱绽总数的60.5-79.7%之间。
为了就近获得棉花资源，中外厂商便在附近地区或交通便捷之地发展其棉花生产基地。如日本三菱财团早在1916年便涉足于华北棉花生产。他们以石家庄为据点，实行其华北棉田改进计划，并由石家庄分别向正定、无极、东鹿、顺德、彰德各县农民发放美国棉种，并以收买农民棉花为条件。在其十多年的经营中，这一带的棉种得到了改进，刺激了棉花生产的发展；1918年日本的东洋拓殖会社在山东也进行了同样的活动，他们以20万元的巨款贷给济南日籍棉商店和顺泰，令其于胶济铁路线的邹平、张店、高密等县扩种金氏类种棉，并收买其所产棉花；大仓住友财团在当时的满洲设立满洲棉花会社，积极推行其辽河流域的棉产改进，几乎完全掌握了关外的棉产。
在棉工业的刺激下，当时棉工业分布集中的江苏、浙江、山东、河北、湖北、河南、山西、陕西等地的棉花生产得到迅速发展，成为当时棉花生产的集中产区（见表1），章有义编辑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中，有许多这方面的记载，可以作为论据，如：“江苏省在民国4年（1915）以前，由于纺织业尚处于萌芽状态，纱厂寥寥无几，用棉极少，农民棉花种植经营粗放，但至民国5年之后，由于纺织业兴起，棉花需要量骤增，棉价日涨，农民舍稻而竟相植棉，棉田推广极快”。1915年该省棉田面积为9241千亩，到1924-1929年便达11073千亩，1934年更达到12488千亩；又如“浙江省的棉花产额自杭、绍二处机制纱厂先后设立，棉花销路日广，各地产额亦因之愈丰。”棉田种植面积由1918年的946千亩增到1935年的2137千亩；“河北省由于华北棉纺工业的发展和日本及其他方面对原棉的需要，受到很大刺激，人们愈来愈多地从事植棉。”其棉田种植面积由1918年的3615千亩扩大到1937年的13852千亩；“山东省亦由于中日战争之后日本各埠设立纱厂，加之中国纱厂的设立，使得棉花生产得以发展”。1920年山东省棉花总产量仅148千担，到1930年棉花总产量就高达2542千担，其发展速度之快，实为纱厂兴建之因；“陕西、河南、山西等省因日本人所办的纱厂的增多，而且加之棉花出口，棉花需要量增加，农民争趋其利，广种棉花。”陕西省1920年棉花产量为344千担，到1934年便达到1175千担，河南省1921年棉花产量仅257千担，但次年就增加到649千担，到1938年更达1600千担，山西省1920年棉花产量仅为76千担，次年便猛增到291千担。
以上论述说明：中外棉工业的兴起和畸形发展，以及其在分布上的畸形集中，刺激了棉花生产的发展，并基本上规定了棉花主产区的地理区域。
表1 棉花主产区植棉面积及产量占全国的比重
注：此表据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编算
2、交通区位的优势促进了棉花主产区形成
由于棉花体积大，重量轻，运输成本较高。所以，对于棉花主产区来说，不仅需要有适宜棉花生长的自然条件，而且要求对外要有较为方便的运输条件。特别是由于我国近代棉工业呈现出明显的殖民地性，导致了棉花生产的殖民地性，这就决定了当时的棉花生产区畸形地偏集于那些交通方便之地。为了适应帝国主义列强掠夺的需要，具有方便海运的沿海地区便首先成了他们选择的目标，在上述十个棉花主产区中位于沿海地区的有四个，而其产量（1931-1937年）则占全国棉花总产量的41.1%。其余六个棉花主产区虽不处沿海，但这些地区要么接近沿海地区，与沿海之间有着方便的交通联系，要么与当时全国性的棉花集散地之间有着方便的交通联系，便于棉花的运输和集散。在这些地区内不仅有较为发达的内河航运，而且铁路的兴建也较早。如1898-1905年开始修建的有京汉、胶济、浙赣（株萍段）、石太、沪宁、陇海等线；1907-1934年修建的有沪杭、浙赣、同蒲、淮南等线；1935-1939年修建的宁芜、湘黔、湘桂、石德、成昆、黔桂等线。通过内河和铁路，棉花主产区便与沿海或全国性的棉花集散地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如鄂中、鄂东棉区和长江两岸的棉区所产的棉花可通过四通八达的内河航运，利用民船或小型汽船为运输工具，集中于当时全国最大的棉花集散地－汉口；陕西和湖南棉区所产之棉也可以通过汉水、洞庭湖水域以及铁路而汇集于汉口。另外，济南也是当时全国的一个著名棉花集散地，围绕着这个集散地分布的棉花主产区所产的棉可以很方便地汇集于此地。如鲁北棉区可以利用小清河民船将棉花转运济南；鲁西棉区则可先将棉花集中于临清，再通过铁路运至济南。此外，冀南滏阳河两岸的棉区、豫北、彰德、武安、新乡等地的棉花都有铁路运输之利，因为位于陇海，京汉铁路交叉点上的郑州也是当时全国一个十分重要的棉花集散地，这就使豫、陕、晋等棉区的棉花可通过铁路运输而集中于此地。
交通区位上的这一优势成为了促进棉花主产区形成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3、人口条件为棉花主产区的形成提供了具有棉花生产经验和技术的充足劳动力
棉花是一种技术性强，耗工量大的经济作物。棉花主产区的形成对劳动力条件有较高的要求，不仅要求产区内有数量充足的劳动力来进行精耕细作，而且要求棉农具有较高的栽培管理技术和经验。
从劳动力的数量来看，上述十个棉花主产区的农业人口和农户数均居当时全国前列（见表2.3）。
表2 九省农业户数农业人口数及其占全国二十二个省的比重单位农户数：千户农业人口：千人
注：此表据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编算
表3 十省的耕地与农民（1946年）
耕地面积
农业户
农民数
平均每户平均每人
（千亩） （千户） （千人） 耕地（亩） 耕地（亩）
山西278791874 987633.89 7.38
河北109132
42242411625.84 4.53
山东100450
59185302416.97 30.4
河南9849950602622019.46 3.76
江苏8529650572508016.78 3.40
浙江4165831651402013.16 2.97
湖南5020639001899212.87 2.64
湖北6450039601904616.29 3.39
四川151437
63523895723.84 3.98
陕西4562713857767 32.94 5.87
全国总计1410731 63221
331842
22.31 4.25
此表据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编算
沿海地区历来就是我国人口密集之处。陕、晋两省人口的绝对数量虽不居全国前列，但其农业人口主要是集中分布在自然条件较好的关中平原、晋中盆地等棉花的集中产区。除晋、豫、陕三省之外，其余棉花主产区省份的人均耕地面积均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这说明，这些地区是属于人多地少的地区，从而使其在每亩耕地投入的劳力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就使得当时这些棉花主产区在其形成过程中有充足的劳动力作为保证。
从农民植棉的技术水平来看，当时的十个棉花主产区都具有较为悠久的植棉历史，广大农民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积累了丰富的植棉经验。棉种自宋元之际传入我国便迅速在我国普及。大约自元至明的一、二百年间，棉花的种植几乎遍及全国，但主要是集中在江、浙、鲁、晋、豫、陕、湖广以及蜀、赣等省。据万历会计录记载，万历六年(1578)明政府征收棉花布实物贡赋的区域包括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广、四川、江西以及南北直隶各府。在这些地区，一方面棉花种植促进了民间手纺业的发展，如明万历年间“榆次太原等县，民间纺织业最多”。而江浙一带更由于黄道婆在元朝元贞年间(1295-1296)由海南岛回到松江府传授棉纺织技术而得到广泛的发展；另一方面，手纺业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这些地区棉花生产的发展。李文治编辑的《中国农业近代史资料》（第一辑）中，收集了大量的史料，说明这些地区植棉历史的悠久。如“（江苏在乾隆四十年）松江府、太仓州，海门厅、通洲并所属之各县，……每村庄知务本种稻者不过十分之二、三，图利种花（棉花）者则有十之七、八”；“（上海南汇二县在光绪二年）上南两邑，以及浦东，均栽种棉花，种稻仅十中之二”；“（浙江在光绪二十三年）浙江海滨沙地，皆棉田也，每岁所获，为出口一大宗”；“（湖北在宣统二年）鄂省向产土棉一种，以德安府属之随州；黄州府属之麻城，出产最多”；“（湖南在光绪三十四年）近年湖南滨湖州县淤洲日涨，民间种植者亦日加多”；“（直隶在光绪二十三年）热河后府围场，蒙古承德永平两府所属十四州县，……计其大宗厥有九利……一曰棉花。从前所种无多，近五六年来，到处皆种，大约口外地亩除寒土外已居六分之一”；“（山东在1902年）近年来由于官吏的鼓励，棉花种植有了很大的进展，很有希望成为本省主要输出品”；“（山西在1807年）曲沃这个地方是以棉花市场著称的，我们发现有大量的棉花在巨大的仓库中贮藏着。在蒲州（永济）东北我们看到了大量的棉花”；“（陕西在1876年）本地的主要产品向来是小麦……但是目前作为输出品来说，更重要的是棉花。”“（河南在1876年）河南府地区主要贸易品为棉花，此间各种输入品主要是由出售棉花支付的。除冲积地以外，绝大部分土地都准备植棉”。
以上论述和史料说明，在这些棉花主产区不仅有足够的劳动力数量作为形成棉花主产区的保证，而且这些地区悠久的植棉历史，培养了棉农们对植棉的丰富经验，这就为形成棉花主产区提供了劳动力的技术优势。
4.棉种改良和鼓励植棉的政策是棉花主产区形成的“催化剂”
新的纺织业的出现要求有新的植棉业。日、美等入侵的帝国主义列强和当时的政府及资本家，为了掠夺和获取更大的利益，在上述棉花主产区内进行了棉种改良，当时的政府也推行了一些鼓励植棉的政策，这些在客观上推动和巩固了棉花主产区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棉种的改良，以引进美种为首。如日本三菱公司从民国五年(1916)开始，在华北进行棉花改良，他们以石家庄为据点，在农村奖励美棉的栽培，并设立了许多官营农场。民国七年日商又在胶济铁路沿线试种美棉，并在春季发给农民棉种，秋后收买籽棉，美国人卓伯森在民国四年也在中国推行美棉，他的推行地主要在上海附近。
另一方面，中国的棉纱业资本家们也积极地推行棉种改良。民国八年(1919)他们在南京、金山、唐山等地设立了棉业改良委员会，并与东南大学农科所合作进行良种研究，积极推广。并且，他们还决定了二条植棉大纲：(1)在棉产之区，专事改良棉种；(2)在不产棉之地，专事推广产额。将数百石棉种运往江苏的徐、淮、海扬、镇宁、常等各属以及天津、汉口、宁波等处分散给农民。
1914年由素倡棉铁政策的张謇出任农商部长，北京政府的棉产改良工作更趋积极，并推行了一系列鼓励植棉的政策和措施。如1914年4月农商部发布植棉奖励条例；1915年3月聘美籍技师周伯逊(H·Jopson)为植棉顾问，同月在正定设立第一棉业试验场，4月又在南通、武昌设立了第二、第三两个棉业试验场；1916年在彰德设立了由北京政府直属的模范植棉场；1916年又设立第四棉业试验场，同年从美国购入大批脱字(Trice)及郎字(Lone star)棉种，并公布了分给美国棉种及收买美国种棉花细则，次年即由各省实业厅分给农民种植；1918年制定公布了棉业整理章程。
除当时的中央政府外，上述棉花主产区的地方政府在棉花种植上也积极地推广美种，设立试验场。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此风尤甚。据严中平主编的《中国棉纺织史稿》统计，在1917-1931年间，全国设立的试验场不下六、七十处，而这些试验场主要是分布在河北、山西、河南、陕西、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江西等省。也就是说，当时的棉种改良事业多在棉花主产区进行。由于品种的改良，技术的提高，使得这些地区的棉花的产量和质量都得到提高，又由于当时的政府在棉价上作了相对的提高，使得植棉较植其他作物收益更多。这就造成了这些地区以棉花排挤其它作物从而更加促进了棉花主产区的形成。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见，我国棉花主产区形成的历史背景是极其复杂的，深深地打上了帝国主义列强入侵的络印，呈现出明显的殖民地性。棉花主产区在历史上之所以形成于江、浙、鄂、湘、冀、豫、鲁、陕、晋、蜀等省，首先是由于棉工业在空间分布上在这些地区的偏集，促进了这些地区棉花生产的发展；其次是由于这些地区具有较为悠久的植棉历史，有传统的植棉技术，而且人多地少劳力充足，加之当时的棉种改良亦主要是集中于这些地区进行，故而在这些地区的铁路沿线或交通便捷之地形成了棉花主产区，也成为我国今天主要的棉花生产基地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