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模式的抗争：对欧洲多元文化主义的强烈抵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洲论文,主义论文,模式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C91 在人类历史上，公民领域(civil sphere)许诺给予每个人法律、政治和文化地位，它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创造物。贵族阶层将下层社会的秩序看做一种实际需要。例如，只要外来者纳税，世袭帝国(patrimonial empires)就会接纳他们。但是这种接纳仅仅是把他们当成外来的客人，因为在任何社会体制中，来自边缘地带的群体都不能够进入中心。①尊重有时甚至是互惠都有可能，但不会有真正的包容。 然而，随着这种新社会形态的出现，外来族群(out-groups)的实质性融合是很难得到保证的。包容因时因地而异，还可能被阻止和逆转。阶层、宗教、民族、种族、性别、地域和性取向等因素让外来族群的融入变成了一种异常艰难的政治和文化斗争。他们自己原有的特性经常处于劣势，有时甚至被完全取代。一直以来，核心族群(core groups)只愿意接受外来族群以非对等的方式融入。假如外来族群认同核心族群的礼仪和道德规范，愿意隐藏自身的族群文化并且只在私人而非公共生活中表现出来，那么他们就可以被自由社会所接纳。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同化”的融合模式是存在问题的，因为这些外来族群身上依然存在一种“外来人”的烙印，人能够被融合，但特质无法改变。②最近现代性的发展已充分证明这种同化模式不仅在道德上非常虚伪，在实践中也有巨大隐患。从很大程度上来讲，在20世纪社会表面的包容性之下，耻辱感所催生的暴力进一步激化了当时的灾难性战争和大萧条的情况。 随着这些灾难导致的社会代价和道德问题带来的教训逐渐为人所吸取，一种新兴的且更具回应性的“多元文化”融合模式逐渐而自然地进入了现代社会的集体意识。或许不但人可以被包容，他们的特质也能够被接受？如果外来族群遵守道德规范和公民领域中的法律基本原则，他们或许可以得到允许保留一些独特的而又不同于核心族群传统的文化信仰和惯例。这样一来，讨价还价的双方就处在一种相对对等的地位上，这也意味着他们还可以相互学习。外来族群和核心族群的道德和规矩都会出现变化：除了反感之外，核心族群也应学会去尊重外来族群的特质，这些特质可能仅仅是外来族群对新型社会限制(social constrain)的积极应对，但这种情况确实是真实存在的。③若核心族群的文化视野能够再扩大些，他们中的一些人就能做到真正地去欣赏这些特质，有些人甚至能尊崇这些已经融合了的差异性。 从历史上看，就美国而言，移民身上的一些特质至今仍存在很大争议性，这些特质已经成为让多元文化融合发生冲突的主要导火索。④繁荣时期，美国敞开国门，设想自身是移民乐土。萧条时期，核心族群对国家的定义开始变得狭隘并关闭了国门。近几十年来，正如珍妮弗·李(Jennifer Lee)和弗兰克·比恩(Frank Bean)指出的那样，反移民情绪已相对减弱，⑤然而针对非裔美国人持续不断的种族主义依然是阻碍美国多元文化获得成功的绊脚石。米歇尔·拉蒙特(Michele Lamont)等人指出，欧洲的情况恰恰相反，与其说是种族的特质不如说是新一波外来移民的民族和宗教特质以令人越来越不安的方式给欧洲核心族群的集体认同带来挑战。 本文致力于探讨欧洲在如何融合外来移民有时甚至是要不要融合他们的问题上的抗争。美国难以控制的种族斗争已成为数几十年来实证分析和理论辨析的重点。而作为欧洲危机一大表现的移民问题，虽然已经引发了很多讨论尤其是社会理论方面的讨论，整体来讲仍然处于相对初级的阶段。当代社会争论和学术研究都对多元文化主义本身是否能够出现的可能性产生了怀疑。⑥ 在历史上最激进的超国家(supranational)和反民族(anti-ethnic)的民主实验中，欧盟的蜕变令人担忧，特别是对穆斯林移民而言，具有独立地位的欧洲公民领域事实上已经变得脆弱。就此而言，最新的具有约束力的法律、行政和政治措施都受到了波及，这种危害还表现为极端政党的崛起、反穆斯林的随机暴力事件以及有组织地残忍攻击欧洲坦率支持多元文化扩张的人。当然，移民已经引发了每个欧洲国家的一系列反应，且各国反应程度又不同。新移民看似反公民的特质让整个欧洲都掀起了一股抵制移民的浪潮。⑦欧洲新的“超多样性”(superdiversity)给欧洲的未来投下了巨大阴影。 一、近期有关欧洲移民的社会科学研究动态 这种迫在眉睫的危机感已衍生出大量的经验和政策层面上的研究。如在《英国皇家统计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一则广为人知的报道中，鲁迪·辛普森(Ludi Simpson)认为，从人口学来讲，当今英国的移民潮并非无法控制。⑧在历史上，出于维护一致性和经济优势的原因，移民浪潮经常造成种族分离，美国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和民族飞地就证明了这一点。⑨辛普森认为，目前伊斯兰移民的孤立程度从未超过30％，且“异化指数”表明少数族群和其余族群之间的住宅分布正在逐渐变得均衡，这种趋势对主要是穆斯林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是有利的，这两个地方对种族隔离最为关注。⑩通过对八个欧洲国家“第二代”移民的调查，莫里斯(Maurice)和施耐德(Schneider)发现，从客观指标来看，融合在不断推进。很明显，与第一代移民相比，移民后代与核心族群建立了更为紧密的关系，这些“混合”的联系的紧密性甚至远远超过那些土生土长的欧洲人之间的联系。移民后代受教育程度明显提升，很大一部分移民后代完成了中等教育并接受了更高教育。荷兰一项研究显示，40％的在读第二代移民进入了学院或大学深造。第二代移民对东道国的好感度也显著提升。 社会学家还注意到，尽管欧洲范围内都强烈抵制多元文化主义，一些地区仍然支持通过调整机制来适应移民差异性的政策。(11)在英国，少数民族和种族仍然是频繁从市政府得到经济支持和差别对待的受益者。(12)在法国，大学院(grandes e'coles)通过设立“特殊的行政程序”来增加学校中弱势学生的数量；在大公司则有“多样性氛围(diversity buzz)”，协会、大公司以及国家官僚系统的分支机构通过签署“框架协议”来增加少数族裔员工。(13)在哥本哈根、斯图加特、维也纳、苏黎世和都柏林等欧洲主要城市，“多样性做法”已融入当前体制政策中。 然而，这些事实性报道虽然谈到了移民身上发生的这些变化中的结构性现实，但并没有真正触及欧洲核心族群在主观上是如何理解这些现实的。在2004年递交给荷兰议会调查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德伊文达克(Duyvendak)和佩尔斯(Pels)认为，“这些事实并未证实社会经济整合已经失败这一流行观点”，但他们并未对此进行评估，更不用说对这些错误的流行观点进行解释了。在2008年关于欧盟平等和多样性政策的报告中，欧洲理事会小心翼翼地将创造“有利于移民和其他族裔之间和平共处的环境”这一目标设定为自身的一项使命。事实上，“和平共处”这个词更多地是形容交战双方在停火时的一种状态，很难用它去形容在民主、包容的社会秩序中对一种关系的展望。 托马斯·法伊斯特(Thomas Faist)注意到，多元文化主义的批判人士认为当代民族隔离是“令人扼腕”的存在，他们将“民族多样性当作真正起因……却没有检视宏观结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对此负责”。“为什么他们不这样做”才是真正紧迫的社会学问题。实证研究学者主要从经济、人口和狭隘政治层面来思考移民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错失了移民的意义和创建这种意义背后的情感所在。(14)移民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行为事实，它也是一个象征符号，这种符号的构建有着不同的原因。移民对自己有所想象，这种集体想象是一个文化社会学问题，与人口学无关。(15) 二、关于差异与一致性的理论建构 社会学理论尚未准备好探讨一致性和差异问题，尤其是当它们与现代性的阴暗面相关的时候。传统和现代理论家太沉溺于这样的神话：随着现代性的到来，社会行动和秩序将变得理性化。偏离理性和开明道德普遍被视为剩余范畴(residual categories)。仇恨和偏见、暴力和排斥被视为前现代社会的残余，理论家们认为这些残余说明当代社会并未实现现代化。随着教育更普及、发展更全面、福利更完善以及法律制度更健全，社会理论认为，这种非理性的倾向和反应会逐渐消失。 显然事实并非如此。涂尔干(Durlkheim)和帕森斯(Parsons)虽然抵制一致性的阴暗面，但认为即使在最现代的社会生活中，一致性仍然是最基本的维度。一致性并没有被理性化所淘汰，它仍是感觉、意义、奖励和处罚的一大重点，与任何经济或政治制度一样有力，与宗教一样有意义，与家庭一样能够影响到情绪。“我们”是什么？“我们”所蕴含的情感和道德的意义是一种根本性的、结构化的社会力量。“我们”的另一面则是差异，这个问题对“他们”同样有效：“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现代性的经验已经很明确地表明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建立一致性。“原始”(primordial)的一致性将忠诚与特定群体、地域和信仰联系在一起。从古至今，这样的纽带对人类社会至关重要。文化抽象、机构分化和领土扩张的过程为创造一种更具文明性质的一致性提供了可能。(16)公民一致性(civil solidarity)创造了更多的普遍关联和联系，这种联系主要停留在想象层面。在伦理关切的名义下，公民的一致性对这种联系进行了分离和批判，这种联系一开始看起来是非常具有约束性、原始性和限制性的。 就理想化原则而言，不论他们是否抵达这个领域，公民领域都需要将这里的公民视为完全的正式成员。对于那些出于逃避经济或政治危机抑或出于庇护的道德原因合法移民来到这里的人，即使他们还不是公民，都应被视为尊贵客人。移民拥有公民权，即便他们没有政治权利，他们也应当拥有作为人类社会一员的、与之相称的文化认同和社会支持。根据他们的居留期限，他们应该拥有成为公民的清晰的可行路径。至于那些非法移民，即使没有合法融合的保证，他们也应受到公平对待。只要他们为核心族群创造利润、为政治合法性作出贡献、抚养家人、直接和间接地参与教育和文化传承，他们就应当被接纳，他们及他们的后代就应该被允许“归化”(naturalize)，并最终得到公民权。 就规范层面而言，界定公民领域的义务应存在“应该”和“应当”(shoulds and oughts)。如果公民机制是自由的，移民和旅居者就会遵从理想状态下的公民领域的话语。当然，在现实中公民领域的话语并不是理想状态下的，且其机制远非真正自由的。 这种是或不是的二元化结构在文化和符号方面是必需的，它的意义只有通过差异性才能体现，它并不是孤立的客观存在，而是相互关联的。不过，上述并不仅是文化必需上的问题。文化创造的差异具有极重要的社会意义，它在非理性话语体系下也有很大影响。公民领域事实上并不是不受约束的，它实质上是既有社会关系的范例化。这种意符(signifier)包括了公民话语的神圣抽象化，意指(signified)它们在世俗社会中的社会基础。真正的公民领域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它们受到时间、地点、功能方面的限制，它们也有致命的弱点。 公民话语的积极一面在于它让人们认可“人性”是一种有效的一致性。在国家和地区集体被狭隘划分的时候，公民领域面临的情况就是它们鲜少被带入真正的生活。有特定的宗教、种族和语言(linguistic stripes)背景的社会行动者指导和维持着公民领域，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他们还会继续占据这一领域。 通常核心团体特质的更大魅力在于授权公民能力，允许某类人比其他人看起来更文明。这些推定公民影响力(civil charisma)的特殊性分布体现了一种排外性和支配性，特别是当结合非公民领域所产生的等级结构时，如经济和政治上的成功或失败，这两种特性就体现得更加明显。因为不具备核心魅力，这些寄居者就会被排斥，无论他们是否拥有公民身份。许多移民甚至永远不会被允许成为公民，归化之门根本不会向他们敞开。 三、重建欧洲的公民领域 欧洲20世纪前半期的血腥斗争中充斥着原始的被认为是“纯净”的特质与外来的被认为是“污秽”的特质之间的冲突。似乎前一种特质自然地保证了融合和解放，而后一种则注定会受到排斥和压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矛盾就是由这种传统的民族矛盾挑起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还存在比种族和宗教因素更为重要的矛盾。这种仇恨引发的不仅是“外部”的抗击自由主义者和纳粹的国际军事行动，还有内部的反人类、反犹太、反斯拉夫、反吉普赛、反同性恋和残疾人的种族屠杀事件。 战后的欧洲项目处在一个国际化的载体中，由集中的官僚机构进行管理，缺乏全套的支持性公民机构。例如，几乎没有任何有效的覆盖全欧洲的传播媒介；欧盟法逐渐停滞；投票和政党组织在欧洲的力量甚微。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欧洲超国家行为体仍成功地大幅降低了欧洲大陆范围内的民族、种族和宗教的异化，并避免了这种情绪散播而引发种族屠杀和战争的可能性。然而，安抚欧洲内部关系不一定有助于缓和欧洲与外来族群间的关系。事实上，一个统一而安定的欧洲的新设想让这种关系的处理变得更加艰难，因为这种新设想让核心族群对自身固有的偏见和自己祖辈早期移民的历史视而不见。(17)当然，欧洲的战后和解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国家层面上建立了民主包容和福利国家；超国家层面上相对国际化的欧洲公民领域得以确立。但这种和解同样存在危险的反作用力，即它建立了一个隔绝于外部世界的欧洲壁垒。当这壁垒被全球化的海啸冲击时，就会造成社会动荡。 四、其他新移民 在欧洲殖民扩张的几个世纪中，非西方人——至少是那些没被奴役的人——被迫留边缘地带，不被允许进入殖民者的势力范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诞生的后殖民世界削弱了对于非西方人来说根深蒂固的边界。急速增加的全球迁移的机会和全球通信加速了这种转变，欧洲劳动人口的萎缩则让上述转变的发展进一步增强。 大量非欧洲移民开始涌入西欧。他们出于政治和经济上的原因而移民，至少最初移民的目标并不是因为他们想扩大自己的公民核心。(18)20世纪60年代，随着经济复苏，作为非熟练劳动工的非西方人开始进入欧洲。德国、瑞士和奥地利出现了大规模的外籍工人(guest worker)计划。不久之后在其他欧洲国家也有了这种趋势，只是不那么明显而已。对于其他欧洲国家而言，对非西方移民敞开大门是建立新的后殖民主义帝国失败的结果，丢失殖民地等于丢失了他们的渴望和尊严，因此，英国和法国对来自前殖民地的移民敞开了公民领域的大门。荷兰也是如此，那里充分保障了来自苏里南、荷属安的列斯移民的公民权利。最终，数百万前殖民地移民来到了欧洲的大都会，直接或非直接地最终得到了公民权保障。欧洲为遭受政治、种族和宗教迫害的非西方移民提供慷慨庇护，通过这种新政策，非西方移民的数量也在上升，尤其是在斯堪的纳维亚。(19) 由于经济和政治原因而进入欧洲境内的外来移民现在面临着是否能够成为公民领域一员的问题。事实证明这个问题难以回答。1969年，一份递交给法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的颇具影响力的政策报告中提及“非欧洲本地人的涌入，主要是……来自马格里布地区”。报告还宣称，作为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这样的移民构成了一个“难以同化的孤岛”。这些旅居者的原始特质不但与这些国家的核心族群不同，还明显不符合从历史角度对欧洲本身的定位。(20) 这些移民并不是西方人；他们也不是基督徒，也不是白种人。他们并非来自现代社会，而是来自所谓的东方社会，来自非洲、土耳其、阿拉伯和南亚，这些地区都曾被西方征服。此外，如果存在某种特质能使这些民族和种族各异的移民联结起来的话，那只有他们的宗教。从1099年到奥斯曼围攻维也纳，欧洲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战争横跨六个世纪。最近三个世纪，西方可以说在这场千年对抗中取得了胜利，但随着殖民主义的结束，一轮新的较量又重新开始。随着欧洲公民领域成员不断增加，外部宿敌正成为内部的新移民。 五、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抵制 对人口学视角下超级多样性的回应方式之一就是让欧洲公民领域更加自由，将其从传统核心族群品质中进一步区分出来，并开始积极评估非西方血统、习俗、肤色和宗教，而不是诋毁它们。有迹象表明20世纪90年代之前，欧洲大众与精英确实是朝着这个方向行进的。印度、巴基斯坦、马格里布和中东的民族特质确实改变了欧洲的面貌。从事经济生产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出现了。在英国和荷兰，咖喱食品、米饭和沙拉挑战着香肠、酸菜和土豆泥；获得教育机会的移民组织起来；城市居民之间出现了宗教和文化的差异；一群非西方人士成为欧洲的文化和政治精英。在法国、英国、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有时甚至在德国，自由主义者和社会科学家都宣称建设一个后民族、新兴多元文化欧洲的历史机遇即将来临。(21)很多公共知识分子也持类似观点。如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就曾谈到“重塑英国”和建立“多元黑色”的新意识。 “目前，随着穆斯林的实践和状态被认定是危险和反公民的，人们认为穆斯林的存在威胁到了欧洲民主。”过去十年，欧洲民调显示，“绝大多数人认为他们的国家已经触及文化或种族多样性的极限了。2/5的受访者反对赋予移民公民权利，即使他们是合法入境的；1/3的受访者支持遣返移民。在强烈反对移民的团体看来，正是多元文化政策造成了欧洲社会的分裂”。可见，一切主要问题就在于对伊斯兰的差异性太过尊崇，而不在于反穆斯林的歧视和社会劣势。2005年，BBC委托莫拉(MORA)开展的民调显示，1/3的英国人坚信多元文化主义“威胁到了英国的生活方式”，并认为它“与英国民主价值观不相容”，超过半数的人同意“由于移民，我们国家的部分地区感觉不再像英国”。2007年，保守党领袖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将多元文化主义与“文化分裂主义”相提并论，谴责这是在“蓄意削弱我们的集体认同”。同年，《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报道：“一个新的带有解剖和亵渎意味又令人憎恶的词汇已经出现在了我们的词典里面：多元文化主义。”2008年，英国劳工部长哈泽尔·布利尔斯(Hazel Blears)宣称，英国不应冒险将公共资金花在可能不必要的并把人们区隔开来的项目上，卡梅伦则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是一种“灾难性的”且“执迷不悟的”教条，它制造了一种字面上合法的种族隔离。在一位颇受欢迎的英国专栏作家看来，工党内政大臣戴维·布朗奇(David Blunkett)的演讲撰稿人所称的新“m-word”至少提出了一种减少辩论、军队监管的国家强制政策。法国开始说起“巴尔干化”(Balkanization)和“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22)德国人推行“平行社会”(parallel societies)。德国当权的基督教民主党内政部长威尔弗雷德·朔伊布勒(wilfred 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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