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略特“非个性化”理论溯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艾略特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英美新批评的奠基者，T.S.艾略特在现代西方文论史上为世人所瞩目：他反思了浪漫主义衰微的历史命运，创造性地综合了前人的诗学观念和文艺思想，同时又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创建了一种现代性的美学观念和创作原则，一种新颖的审美感知方式和艺术表现技巧。这就是他的“非个性化”理论。
本文主要探讨“非个性化”理论的渊源问题，但在转入这一课题之前，有必要对这一理论本身作简要的说明。艾略特的“非个性化”理论的内涵实际上是一个具有一定结构层次、功能效应和内在联系的价值系统，这一系统由“非个性化”、“情感逃避”、“客观对应物”三个核心概念组成，而这三个概念之间又处于一种相互依存、渗透和制约的关系。先看“非个性化”概念，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里指出，传统是一个具有自我组织、自我调整、自我修正等功能的开放系统，一个具有内在严整性和超常生产力的有机整体，（注：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见《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3页。 ）它对个人才能产生了无法规避的制约和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后者是贫乏的、有限的、不完整的，（注：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见《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3页。 ）只有融入前者的深厚底蕴中才能体现出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因此，他认为，一个艺术家只有消灭了自己的个性，才能介入传统：“一个艺术家的进步意味着继续不断的自我牺牲，继续不断的个性消灭，”（注：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见《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5页。 ）“诗歌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注：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见《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1页。）这就是“非个性化”概念的原初含义。“情感逃避”概念是指浪漫主义的情感泛滥和漫无节制已实难姑息了，诗人应对情感控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予以自觉体认。因而艾略特明确指出，“诗歌并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注：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见《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1页。）但需申明一点，他并非全然排斥艺术中的情感表现，而逃避的是浪漫主义诗人对激情的直接抒发，（注：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见《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 第7页。）对创作主体情感经验的独尊，（注：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见《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0页。）对个体性情感的张扬。（注：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见《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1页。）至于“客观对应物”概念，他指的是诗歌创作不可像浪漫主义诗人那样直抒胸臆，坦露直陈，而应诉诸于一系列的象征物（包括意象、场景、事件、典故、引语等），将主观抒情变为客观象征，从而创造出情思深广、韵味浓郁、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境界。（注：艾略特《哈姆雷特》，见《艾略特诗学文集》，王恩衷编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13页。）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然而事实确是如此：在西方近代文论史上，隐伏着一条虽然薄弱但却从未间断的“非个性化”理论的线索。简单地说，它滥觞于浪漫主义诗人济慈的“消极能力”说，中经巴那斯派（一译帕尔那斯派、高蹈派）的唯美主义诗论、福楼拜和左拉的自然主义文论，波德莱尔和马拉美的象征主义诗学，踵事增华，渐次走向发展和完善，并在20世纪初期直接受益于庞德的意象派诗艺和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的文艺思想，最后，由艾略特对其进行了历史性的批判和创造性的综合，建构起“非个性化”理论体系。
一、“非个性化”与“消极能力”说
“非个性化”理论最早可追溯至济慈。他认为，诗人的天职在于从心灵的旅途中观照永恒世界之美，而想象力在观照过程中则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激发和丰富诗人的想象力，诗人须具备一种深入万物、化入万物、了解万物的品质，“一种消极能力（negative capacity， 一译反面接受力），也就是能够处于含糊不定、神秘疑问之中，而没有必要带着焦躁心情，去追寻事实和道理。”（注：伍蠡甫《欧洲文论简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228页。）为了获得这种消极能力， 诗人必须没有个性，没有自我，这样他的想象力才不受任何羁绊，可以欣赏一切，渗透一切，表现一切，“谈到诗人的性格……它不是它自己——，它没有自性——它是一切，它又什么都不是。它没有性格——它欣赏光，也欣赏阴影，它淋漓尽致地生活着，无论清浊、高低、贫富、贵贱……我所说过的东西，都不可以假定为从我真正本性中产生出来的见解——因为我根本没有本性。”（注：济慈《书信选》，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65页。）我们知道，浪漫主义诗人强调表现自我、个性，而济慈却独持异议，这是什么原因呢？简言之，济慈之所以主张诗人把内心掏空，使自己没有个性，让思想情感在诗人心中无容身之地，正是为了促使创作主体的心理结构保持消极被动的状态，方可使感觉之门应声而开，为想象提供大量素材，从而表现无关理智或说教的纯美，（注：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二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257页。 ）以践履“真即是美，美即是真”、美真统一的美学纲领。正如他自己所说：“只确信想象是真实的——想象所把握的美的同时就是真。”（注：伍蠡甫《欧洲文论简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228页。）可以说， “消极能力”说与纯美论分别代表了创作原则与艺术追求，构成了济慈诗论的重要内容。
艾略特嘉许济慈把英诗的多种优长融会贯通，“在《海披里昂》的第二稿里，存在着追求情感统一所做的努力留下来的痕迹，”（注：艾略特《玄学派诗人》，见《艾略特文学论文集》，第24页。）同时，济慈诗歌中对象征和神话手法的娴熟运用，也为艾略特借鉴和吸收。我们当然不会忘记，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提及一个著名见解：“诗人的头脑实际上就是一个捕捉和贮存无数的感受、短语、意象的容器，它们停留在诗人的头脑里，直至所有能够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化合物的成分都具备在一起。”（注：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见《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7页。 ）不难看出，这与济慈的“消极能力”说几乎如出一辙。韦勒克曾指出，“济慈书简里最著名最瞩目的内容是论述非个性，即诗人的‘消极能力’说。”（注：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二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257页。）在另外一个场合， 他又总结了文学史上的一个有趣现象：“我们确实应当分辨开两类诗人，即主观的和客观的诗人：像济慈和艾略特这样的诗人，强调诗人的‘消极能力’对世界采取的开放态度，宁可使自己具体的个性消泯；而相反类型的诗人则旨在表现自己的个性，绘出自画像，进行自我表白，作自我表现。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只有第一类诗人，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个人的成分微乎其微， 然而其美学价值却很大。 ”（注：Rene
Wellek, Austin Warren,Theory of Literature, third edition, HarcourtBrace Jovanovid,New York and London, 1977,p.77.）这就明白无误地道出了济慈和艾略特在诗学观念上的相似性和内在联系。
二、“非个性化”与“客观性”美学
“非个性化”理论的第二个来源是包括唯美主义和自然主义在内的“客观性”美学。唯美主义思潮主张诗人摆脱强烈的主观性而趋向“客观性”，淡化激情，回避自我，对审美对象保持超然静观的艺术态度。而将“客观性”原则奉为圭臬并在创作中发挥到极致的，则非巴那斯派莫属。关于这个问题，韦勒克的见解是值得重视的。“客观性……具有某种否定的意味，即对主观性和浪漫主义自我膨胀的反感：实际上常常是对抒情性和个人情绪的否定。诗歌中的帕尔那斯派要求并实践‘了然无动于衷’。”（注：韦勒克《文学研究中现实主义的概念》，见《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概念》，刘象愚等选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年，第241页。）巴那斯派把客观的态度称为Impassibilite（非情感化，类似于艾略特的“情感逃避”）和Impersonalite（非个人化， 类似于艾略特的“非个性化”），（注：飞白《诗海》上卷，漓江出版社，1990年，第643页。）视其为一种根本性的创作原则、 完美的艺术风格和自觉的美学追求——总的说来，这与艾略特表举的“非个性化”理论非常相似。在诗歌领域，该派普遍倾向于隐匿个性、逃遁自我、回避激情，表现为一种含蓄蕴藉、言近旨远的艺术情调。（注：飞白《诗海》上卷，漓江出版社，1990年，第644页。 ）巴那斯派的主将是勒孔特·德·李勒（Leconte de Lisle，1818—1894），他的《古代诗》开篇即提出“诗与科学联姻，追求完美的诗艺，艺术非个人化”（注：飞白《诗海》上卷，漓江出版社，1990年，第676页。）的诗学概念， 遂奠定了巴那斯派的美学纲领。据他宣称，他的诗拒绝情感的直接抒发和散漫无形，追求冷静的风格和纯客观的表现，一如他那措辞夸张的自白：“我不愿献出自己血淋淋的心供人享用或供人嘲弄。”（注：飞白《诗海》上卷，漓江出版社，1990年，第680页。）
将巴那斯派的诗学观念与艾略特的非个性化理论逐一对照，相似之处一目了然，但二者的歧异之处也同样无法掩饰。艾略特认为，若要做到“非个性化”和“情感逃避”，应当求助于“客观对应物”作为表达技巧，这表现出他对象征手法的高度重视；而巴那斯派则是直截了当地表现艺术对象，缺乏对象征手法的思想认识和实际运用，这后一点，尤为象征主义者马拉美所诟病。
再看自然主义文论。
福楼拜鄙视说教艺术，讨厌涉及当代政治和社会的重大问题，他深通实证主义哲学，把小说这种文学体式的性质规定为“生活的科学形式”（注：转引自艾珉《〈包法利夫人〉译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它包含以下几个简明的观念：艺术应该真实地表现这个世界，因此，它应该通过精微的观察与仔细的辨析来研究当代的生活和风俗，它应该不动感情地、非个人地、客观地再现现实。（注：韦勒克《文学研究中现实主义的概念》，见《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概念》，刘象愚等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第220页。）当时的守旧派批评家阿尔芒·德·蓬马丁对此表示不满道：“作者完全使其作品达到了无我境界，因此，终卷之后读者无从知道它的依违所在。”（注：Rene Wellek,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vol.IV, New Haven, YaleUniversity Press,1965,p.6.）福楼拜最为人称道的理论建树， 即是从作品中删除了自我，创立了所谓纯客观的艺术。有论者指出，福楼拜小说理论的意义即是非个人化，作者完全退出作品，取消任何来自作者的干预。（注：韦勒克《文学研究中现实主义的概念》，见《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概念》，刘象愚等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24页。）韦勒克认为，“福楼拜真诚地追求艺术上的客观性， 即一要无我， 二要冷漠、 超然、 中立……”（注：Rene Wellek,A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vol.
IV, New Haven, YaleUniversity Press,1965,p.7.）客观性是德国人所熟悉的。 无我指的是作者不可在小说里露面，不可对笔下人物说长道短，不可从中引出寓意， 或唱高调。 （注：Rene Wellek, A History of ModernCriticism,vol. IV,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5,p.7.）由此可见，福楼拜的核心概念游移于当时的两大趋向：科学作风及客观论与唯美主义及艺术至上论。无我即反对有用意的小说，冷漠即反对重感情的自传小说。（注：Rene Wellek,A History of ModernCriticism,vol. IV,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5,p.7.）
然而，自然主义文论的集大成者却是左拉。左拉的《实验小说论》明确规定“小说家最高的品格就是真实感”，而且“真实感就是如何真实地感受自然、如实地表现自然”。（注：《自然主义文学巨匠左拉》，见《自然主义》，柳鸣九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2页。）他把真实性作为文学创作的鹄的，视之为衡量文艺作品是否有存在价值的标志。如何追求真实性？在他看来，以主观情感与抽象理性为基础，是不可能表现外部世界的真理的，“只有移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才能向未知夺取真理。”（注：《自然主义文学巨匠左拉》，见《自然主义》，柳鸣九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6页。）根据这种理论预设，他自然而然地推导出“文学应当像化学家和物理学家研究非生物及生物学家研究生物那样，去研究性格、感情和人类社会现象”。（注：《自然主义文学巨匠左拉》，见《自然主义》，柳鸣九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8页。）他的这个态度最终引起了小说写作观念的变化：小说家的角色应该转换成科学家、解剖学家和单纯事实的记录者，“实验小说家不是别的，只是一种特殊的学者，他的领域是生理学的领域”。（注：朱维之主编《外国文学史》（欧美卷），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374页。）小说写作犹如一个实验过程， 不应受社会规律的支配，作者对审美对象的态度，应当超越情感化的褒贬和简单化的道德判断，力求艺术表达的科学性与真确性。因此，在艺术表现技巧上，他主张用纯客观的、非个人的、非情感的艺术手法，将生活中一切现象巨细无遗地摄取下来，“不要夸张，也不要强调，只要事实，”（注：朱维之主编《外国文学史》（欧美卷），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374页。）反对表露作者的思想情感与价值判断。
综上所述，艾略特之“非个性化”论与客观性美学的相似之处在于：二者都倚重非情感化的、非个性化的、客观化的艺术表现手段和审美效应，因而可以说后者是前者的源泉之一。
三、“非个性化”与“契合论”
“非个性化”理论的产生也受到过象征主义诗学“契合论”的启发。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认为：无形的自我是现象世界的本质、本体和本源；而可见的现象世界乃是自我的外化、物化和客体化。因此，借助于对现象世界的艺术表现就可以彰显出本体的自我。这中间的媒介即是“象征”。在《契合》这首诗中，波德莱尔揭示了自我和现象世界的交感互应关系：自我与现象世界是物我一体，浑然无碍，交融互渗的。（注：波德莱尔《恶之花》，郭宏安译，漓江出版社，1992年，第104页。 ）在另外一篇文章里，他动情地写道：
我们获得的真理是一切都有象征意义，我们知道，象征只是就心灵的纯洁、善良意愿、天生识力而言才相对隐晦。如果不是翻译者、释读者，诗人又是什么呢？在优秀诗人的笔端没有一个隐喻、比拟、定语不是数学般精确地适应当前的环境的，因为这些隐喻、比拟、定语都是取之于普遍相似性这个用之不竭的宝库。 （注：Rene
Wellek,A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vol. IV, New Haven, YaleUniversity Press,1965,p.438.）
宇宙还是俨如某种密码的谜语和诗人面临的一项规定任务，这些名词令人想到万物印记的神秘传说、刻写于自然之中的“象形文字”以及其他诸如符号系统或自然大全之类的古老比喻。（注：Rene Wellek,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vol.IV,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5,p.438.）
剔除这些话中的神秘主义色彩，其言外之意无非是说，自然仿佛是一部象形文字的词典，诗人则犹如宇宙奥秘的密码解译员，他以敏锐的目光洞察到：在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物质与精神乃至于人的各种感官之间存在着相互沟通、彼此渗透、交感呼应的隐密联系。这种联系，诗人谓之“象征”，而整个世界就是在这种对应中形成的象征。
艾略特受到波德莱尔的影响是尽人皆知的，包括在“非个性化”理论问题上，也可窥见其端倪。艾略特明确表示，“在艺术形式中表现情绪的惟一方式是找到客观对应物”（注：艾略特《哈姆雷特》，《艾略特诗学文集》，第3页，又见黄晋凯等译《象征主义·意象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25页。）， 认为在创作中应该“能够把想象转换为感觉，把看法转化为心绪”（注：艾略特《玄学派诗人》，见《艾略特文学论文集》，第26页。），力求做到“像闻到玫瑰花香一样立刻感受到思想”（注：艾略特《玄学派诗人》，见《艾略特文学论文集》，第22页。）。显而易见，这种赋予思想感情以感性形象，通过客观象征物来表现主观精神的艺术手法，正是对波德莱尔“契合论”思想的形象化说明，两者互相补充，互相印证。
波德莱尔“契合论”在一定程度上由马拉美所承袭和发展。马拉美试图创造一套完全不同于传统诗的语言，为此，他极力强调一种“非个性化”（depersonalization）的美学原则， “非人格化是相当客观的，真理艺术要获得理念，它最终是无法表达的，因为太抽象、太一般，因而失去了任何具体的性质。‘花’这个词在他看来所以是富有诗意的，就在于它暗示了‘一种与所有花束分离’的理念。因此，艺术只能暗示；‘象征’只是获得这种效果的一种手段。”（注：韦勒克《文学史上象征主义概念》，见《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概念》，第280页。 ）在另一个场合，他又重复了这种观点，强调“象征”的重要意义，反对直陈其事：“指出对象无异于把诗的乐趣四去其三。因为诗写来就是叫人去一点一点地猜想，这是暗示。”（注：马拉美《关于文学的发展》，见《西方文论选》下卷，第262页。 ）艺术不是也不能是自家面目或抒情写意的，“纯正的作品是以作为言者的诗人不露面目为先决条件的。首创精神将为文学取代之。 ”（注：Rene Wellek, A History
ofModern Criticism,vol.IV,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5,p.457.）马拉美绝对不是主张与超自然事物神交这层含义上的神秘主义者。即使他所要求的非个性化也并无神秘主义意味，“它是为了充分映现宇宙及其哑谜的目的而放弃个性的。无个性即客观性，即真理。”（注：Rene Wellek,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vol.IV,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5,p.462.）确乎如此。总之，马拉美诗论的要旨可以概括为：诗人在进行艺术创造时应该避免巴那斯派直接表现对象的惯伎，创造出形式繁复、意蕴多重、自由灵活的象征，来暗示和表现“永恒世界”在诗人心灵上所映造出的梦幻和神秘性。由此可见，马拉美创造的非人格化原则及其对象征手法的高度重视，与艾略特“非个性化”理论之间，的确保持着深切的思想联系。
四、“非个性化”与“意象”说
意象主义诗论在探寻主观情绪的客观表现方面，在批判浪漫主义表露个性、直抒胸臆等方面，师承象征主义诗论，强调诗歌的基本要素是“意象”。他们普遍倾向于认同这样一种观念：“意象就是在一瞬间，一个智力的、感觉的激情所显示的东西。”（注：转引自余虹、奠自佳编《欧美象征主义诗歌赏析》，长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4页。 ）换言之，即主观之“意”与客观之“象”的瞬间合一，以有形之“象”暗示抽象之“意”。意象派领袖埃兹拉·庞德对艾略特的影响至关重要，人所共知。庞德主张以鲜明、贴切、坚实、凝炼的意象来统一内在情思与外在物象。他在《诗刊》杂志上发表了意象派的美学纲领，认为诗应该着力描绘“意象”，即“一种在一刹那间表现出来的理论和情感的复合体”，（注：伍蠡甫编选《现代西方文论选》，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3年，第251页。）确认“意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只是一个思想， 它是一团或一堆相互交融的思想，具有活力”（注：伍蠡甫编选《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251页。）。此外， 他又以不容辩驳的口气声言：“准确的意象能使情绪找到它的对等物，”（注：伍蠡甫编选《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251 页。）要求诗歌在艺术表达效果上应当追求“客观性，再一次的客观性”（注：庞德《致哈莉特·芒罗的信》、《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百科全书》，见《象征主义·意象派》，第153页。），一言以蔽之， 诗歌创作的要求是依凭直觉去捕捉和营造一种主观契合、心物交融、精神与物质相统一的审美意象系统，以此来展现作者的思想感受和心态意绪。很显然，艾略特所谓“为情绪寻找对应物”的诗论原则，是对庞德“意象”理论的承传和阐发。因此，《21世纪世界文学百科全书》毫不掩饰这样一个事实：“意象主义影响了战后一代人作品的形成，特别是艾略特诗歌创作的发展。”（注：庞德《致哈莉特·芒罗的信》、《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百科全书》，见《象征主义·意象派》，第730页。）
五、“非个性化”与“克制”原则
白壁德坚持认为，人的法则应当对抗“物的法则”，理性、道德意志和道德想象力是人的特性和美德，文学的作用旨在予人以道德的知识，人在语言行为中应该表现出秩序、节制和分寸，文学必须维护传统，表现“良心理智”和“自我克制”。（注：白壁德《批评家和美国生活》，见《西方文论选》，第229页。 ）在《批评家和美国生活》这部被夸言为“新人文主义的宣言”的小书中，白壁德苦口婆心地劝导人们，“在文学批评上惟一重要的是肯定内心生活的真理，肯定克制原则是一个心理事实。”（注：白壁德《批评家和美国生活》，见《西方文论选》，第229页。）与此相关的是白壁德对浪漫主义的过火攻击。 在《新拉奥孔》以及《现代法国批评大师》等论文中，白壁德偏执地声称，由于浪漫主义文学批评舍弃了外在的客观标准，听任各种感觉情绪的驱策，最终招致了文化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和现代文艺标准的崩溃。于是，他直截了当地表示，“我的全部著作就是对浪漫主义文学龟缩到象牙塔中这一倾向的抗议。”“换言之，浪漫主义把文学艺术当作一种脱离生活的东西来看待。”（注：盛宁《20世纪美国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1页。）
在文学批评上，白壁德孜孜以求的是着力批评浪漫主义以来的西方近代文艺思潮，重建古典主义的美学原则。他对浪漫主义的敌视情绪在《卢梭与浪漫主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韦勒克认为，“这是一本有力的反浪漫主义的小册子，无情地讥讽浪漫派对天才、激情、自然以及人生而善良等错误观念的崇拜。”（注：韦勒克《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刘让言译，花城出版社，1989年，第129页。 ）他历数浪漫主义的“罪行”：一、在艺术原则上，浪漫主义抛弃了古典主义的理性原则和节制精神，一味放纵情感和形象。由于人的意志具有双重属性，一种是“基本冲动”（elan vital），另一种是“基本克制”（frein vital）， 浪漫主义强调情感喷发的迫切性和正当性，轻视自我克制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不免招致精神的混乱。他尤其反感卢梭“回归自然”的著名口号，因为在这一口号下产生的浪漫主义文学偏嗜感伤癖和哀怜癖，本质上是“一种放纵的乃至泛滥的情感主义”和“一种无政府的想象”的古怪混合。白壁德贬评浪漫主义的杰出成就，他偏执地认定，“狂放不羁的人类想象在一切时代、一切地点都同样是浪漫主义的”，它带有一种“不可救药的寻求大吹大擂的情感夸张的癖好”（注：Irving Babbitt, Rousseau and Romanticism,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19,Austin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77,p.38.）。至于浪漫主义在形式表现上的耽于幻想，滥用悖论和徒事夸张，以及“抹杀内心善恶之争”的道德观，则更让他深恶痛绝。总之，白壁德认为，理性精神与情感想象的对立，就是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之根本分歧。二，在艺术表现上，浪漫主义由于推崇个性，忽视了普遍性而遭受訾议。这种普遍性就是一种伦理原则，因为在艺术表现的人性中，只有伦理的自我才是普遍的，而情绪性自我则是个别的。所以，他相信表现了伦理节制和敦风化俗的古典主义艺术必然是普遍性的，而放纵情感和徒事夸张的浪漫主义必然是个性的。（注：Irving Babbitt, Rousseau andRomanticism,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19,Austin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77,p.4.）三， 在艺术理想和审美风格上，白壁德捍卫一种和谐的、均衡的古典审美理想。他觉得古典主义所谓“合适”的原则无论如何强调都不算过分，而浪漫主义以降的近代文学在艺术上一个不可饶恕的过失，就是对这种理想的亵渎和背叛。浪漫主义违背了“克制”的原则，确定无疑是由于它无节制地宣泄情感。（注：Irving Babbitt, Rousseau and Romanticism,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19,Austi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77,p.106.）
可见，在对浪漫主义的态度上，T.S.艾略特与白壁德不约而同地表现出明确的相似见解。不消说，有理由反复申明几个基本的观念：艾略特反感的是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19世纪初期的浪漫主义文学，他不满意后者的情感泛滥和漫无节制之诗风，揭示出诗歌的主导功能不是放纵情感而是逃避情感，体现出对情感控制之必要性的自觉体认，这与白壁德反复陈说的“理性精神”、“克制原则”一脉相承。此外，艾略特认为，“艺术的情感是非个人化的”，吁请诗歌表现具有普遍意义的深广情思，攻讦浪漫主义独抒个人情感。而白壁德也指责浪漫主义推崇个性而忽略了艺术的普遍性，坚持要求诗歌反映普遍性的伦理自我，对个别的情感自我抨击不懈，这两者如出同一机杼。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艾略特的“非个性化”理论正是部分地承继了白壁德思想的余绪。我相信韦勒克的话堪称确论：“它（指人文主义——引注）影响了许多批评家，如艾略特、沃伦等，甚至在他们拒绝其信条本身时也是如此。”（注：韦勒克《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刘让言译，花城出版社，1989年，第130页。）“艾略特的批评观念自有其师承， 哈佛的巴比特（通译白壁德——引注）、英国的休姆、法国的古芒对他都有启蒙之恩。”（注：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丁泓、周薇译，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91页。）
结 语
关于“非个性化”理论与近代西方文论的渊源关系这一课题，本文的考察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因此，不待说，上述的追溯与梳理是不完备的。但即使是如此粗略的回顾，亦足以说明，自济慈以来，“非个性化”理论和西方近代文论的关系，确实构成了一条虽不显豁但却无法忽略的发展线索。有意夸大这一问题可能是既不慎重也无意义的，但这一文学关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委实需要认真对待。归根结底，我希望通过对“非个性化”理论的渊源考辨，能够促进人们对其作出较为准确的价值判断、较为恰切的文化定性和较为合理的历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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