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行为”与“信息实践”——国外信息探求理论的核心概念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信息论文,述评论文,概念论文,核心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信息探求行为，就像人类的其他行为一样，不仅源于人类行为本身，而且从人类研究信息的实践行为的意义和价值中运用的方法、手段和技术中兴起。近年来，国外图书馆与信息研究(LIS)开始探询信息实践本身，而这种探究集中关注人们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是如何作出特定的信息行为或构造其信息行为的意义。[1]对“信息实践”研究的这一关注表明了国外图书馆与信息研究的核心概念正在发生转换：即由单纯研究“信息行为”转向以研究“信息实践”为重心，并通过“信息实践”来理解“信息行为”。
1 信息行为研究的历史变迁
信息行为(Information Behavior)作为国外图书馆与信息研究的核心概念，其基本含义是指“人们在不同的语境中怎样需求、探询、管理、给出和运用信息”。[2]在信息研究中，这一概念的运用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鹊斯威尔(R.S.Trueswell)及其同事在研究 x射线的晶体图时首次明确提到“信息探求行为”(information-seeking behavior)这一概念。1968年，配斯莱尔(William Paisley)指出，在研究信息需求和使用时，信息科学与行为科学相融合，我们迫切需要信息过程行为的理论，而该理论将产生关注频道选择、搜求总量及信息的质量、流行度和多样性，以及动机因素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由此，鹊斯威尔可以被认为是最早提倡在信息探求研究中采用“信息行为”研究方法的人之一。[3]20世纪70年代，“信息行为”概念开始逐步确立成为研究者中所运用的核心概念，当研究者集中关注信息探求者在需要、探求和使用信息时，他们常使用这一概念描述上述行为。尽管如此，对“信息行为”概念的分析仍然是片断的。这主要表现在：没有任何研究者去讨论使用该概念的合法性，也没有任何人去反思为什么信息探求应该特别地从行为的立场去接近，也没有人去反思信息行为与信息的关系到底意味着什么。因此，早期对信息行为的定义仅只是假定，学者对此概念的引入只在于运用一个新词，而并没有详细地讨论其本质。费因曼(Stephen Feinmen)及其同事或许是第一批严肃地研究“信息行为”一词的本质的人。费因曼等基于信息需求而产生的任务出发主张，在一个有组织的信息范围内给出信息流的一般概念框架，这一建议导致对“信息探求行为”这一概念的合法性研究。并且费因曼等将不同种的“信息行为”概括为：人际之内的(intrapersonal)，人际之间的(interpersonal)和人际之外(extrapersonal)的信息行为。这些早期的试图发展一种信息探求的模式，对信息行为的定义尽管令人称道，却仍然只是一种方案，而对信息行为的特征并未明确研究。[4]这种状态进入20世纪80年代，威尔逊(Wilson)的工作逐渐改变。威尔逊或许是提倡“信息行为”这一概念影响最大的人物。从1981年以来，威尔逊逐渐使该概念流行开来。在“论信息使用者研究和信息需求”一文中，威尔逊和蒂姆(D.Tom)试图完成这一任务，即为信息探求行为的动机奠定理论基础。他们主张，信息探求行为源于信息探求者的不同信息需要的认知，而这种认知或许与不同的信息探求道路相等同。与早期的研究不同的是，威尔逊强调对“信息探求行为”的研究意义胜于对信息需求者对信息需要的研究的意义。[5]由于威尔逊等的研究，“信息探求行为”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起成为信息探求研究领域的一个中心概念。以此概念为起点，研究“信息行为”的学者开始构建各种“信息探求行为”的模型，如卡里卡拉斯(James Krikelas)就极其详尽地阐述了以此概念为中心所构建的模型的主要概念，如他将“信息”定义为减少不确定性的任何刺激，而将“信息行为”定义为个体的任何活动，在该活动中，个体从事着去确定满足一种可感知的需要的消息。[6]并且卡里卡拉斯试图用心理学中的行为主义对“刺激”一词的理解来说明信息行为的“刺激”的含义。由于受到威尔逊和卡里卡拉斯工作的鼓舞，布朗(Marry Brown)在1991年引入了关于“信息探求行为”的一般模型。这一模型的重要性在于继续讨论由威尔逊和卡里卡拉斯所发起研究的问题，即信息探求行为的内部构成成分是怎样影响信息探求者的可观察性和不可观察性，这一问题的困难导致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对信息探求行为的认知过程的进一步讨论。然而，如何概括“信息行为的认知维度”仍然是当今讨论信息行为的本质中悬而未决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威尔逊在90年代给出了“修正的信息行为的一般模型”，并且在给出新信息行为的定义的同时，探讨“信息探求行为”的认知维度。整个如年代，学者们都在寻找一个关于“信息行为”的有意义的定义以及该行为所适用和包括的范围和边界。由此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信息行为”概念成为信息探求理论中的一个覆盖性概念(Umberlla Concept)。正如威尔逊所定义的那样，该概念为把信息需要、探求和运用作为一个整体提供足够广阔的语境(context)。尽管如此，这一概念的定义仍然不明确，其他一些问题，如什么才被理解为行为和什么样的行为结合起来才代表信息行为等仍未回答。除威尔逊等个别研究者，信息研究者没有从细节上反思信息行为以何种方式代表一种行为方式，以及信息行为研究如何与更一般的行为研究相关联。而且，研究者在提倡信息行为时也很少反思这一概念与替代这一概念（如信息实际）的理论框架之间的关系。尽管“信息行为”是一个流行的短语，然而对信息行为的反思性理论仍然是片断的，而对该概念的运用也是一种非反思性的方式。[7]正是由于这些问题，“信息实践”这一概念应运而生。
2 “信息实践”概念的兴起
“信息实践”(Information practice)这一概念早在20世纪60和70年代的信息探求文本研究中短暂地出现过。然而，更为详细地讨论这一概念的本质却是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有趣的是，对这一概念的讨论或许可以看做是需要寻找一个替代目前流行并占主导地位的信息行为这一概念的暗示。
信息实践这一概念从理论之根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社会学中吉登斯(Anthong Giddens)等的研究。[8]正是由于受到社会学的影响，图尔加(Talja)将信息实践的主要特征概括为一个更社会学和文本定向性的研究。图尔加等并且从社会建构的视角指出，信息实践概念既然假定信息探求和使用的过程是由社会的和对话地所构成，从而信息实践概念应置于信息行为概念之上。基于此，信息实践概念将信息探求研究从专注于单个个体的行为、行动、动机和技巧的研究转向把个体看作处于不同的群体和共同体的成员，并把之放入与群体的世俗活动的语境中加以研究。从这一立场出发，信息实践的谈论方式与域分析方法(domain analytic approach)具有亲和性。从这种分析方法出发，信息实践行为首要的关键特征是具有可重复性和规范性的行为，其次是这种实践行为隐含在当下发生的语境之中；最后，除非共同体的成员在从事这类行为，那么将不会有实践行为。基于此，信息实践行为也和其他实践行为一样具有一个基本特征，即强调信息探求，使用和共享中的语境所扮演的角色，而这正是其区别于以个体主义者和去语境方式为特征的“信息行为”之所在。[9]“信息实践行为”概念在上世纪80年代虽已出现，但学者的讨论很少，只有泰勒(Robert S.Taylor)在《信息系统的价值附加过程》一书中讨论“信息的惯例”(Ptaxis)，然而“信息实践”这一概念并未详细定义，泰勒仅指出需要发展一种关于信息组织、储存、操作、反馈、分析、评价和提供信息的实践行业的整体而全面的模型。[10]进入21世纪，学者们对“信息实践行为”的探讨逐渐增多，其中尤以图尔加，麦肯滋(Pamel McKenzie)等最活跃。麦肯滋提倡采用社会建构论者的方法去研究信息实践行为，而这一方法集中关注人如何从交流中构建认知权威的方式。麦肯滋并且试图构造包括信息行业在内，并以“信息实践”覆盖“信息行为”等概念的信息探求模型。[11]
总之，威尔逊的著作可以看做是背离信息行为这一概念的起点，而麦肯滋和图尔加则是“信息实践”分析研究的开始。图尔加、麦肯滋等人倡导“信息实践”的社会实践方法，而该方法通过个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组织及技术和工具的支持而专注于个体之间工作的联合体的研究。因此，社会实践方法把信息和信息合作者之间看作相互共享关系，并且把这种共享关系看作是为发展相互联系和知识共享的工具。[12]
至今为止，“信息实践”概念虽已逐步流行，但该短语的含义仍未详细讨论，就如“信息行为”概念一样，这一概念的最终含义学者们也未作深入反思。而且，提倡这一概念的学者仍占少数。与“信息行为”方法相比，“信息实践”给信息探求活动的文化和社会因素以中心地位，并且将研究的注意力转向信息共享过程。与“信息行为”相比，“信息实践”概念仍然有些模糊，研究者在试图划出与此概念相关的概念——如信息工作之间的边界时困难重重。因此，尽管“信息实践”概念或许可以看作是对“信息行为”这一主导性概念的一个主要替代概念，但目前仍然没有证据表明，“信息行为”这一种概念的强势地位有被“信息实践”这一挑战性概念削弱的趋势。[13]国外学界目前所专注的仍然是“信息行为”和“信息实践”之间的关系，这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在信息探求研究中，信息行为与信息实践是怎样得以概念化的；二是，这些概念之间的主要区别是什么？三是，怎样反思这些概念在信息行为和信息实践之间的特定论述的规则的结果如何？这些论述是如何为这些概念获得合法性的？[14]围绕着对此三大问题的研究，推理研究法成为最流行的研究方法。
3 理解“信息行为”与“信息实践”之间关系的方法：推理研究法
推理研究法(Discursive Approaches)是过去十年来国外图书馆与信息研究(LIS)中采用的新的经验性方法。这些方法包括谈话分析法(coversation analysis)，阐述性分析法(narrative analysis)，风俗画分析法(genre analysis)，交流分析法(discowe analysis)，指头性谈话分析法(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和福柯形式法(Foucauldian forms)。所有这些方法中，推理技巧已经应用于不同的问题，包括自身索引或信息反馈、知识组织及对LIS文本自身的分析，当然最主要的领域是分析文本中信息探求过程的“信息行为”和“信息概念”是如何形成和作出的。推理分析方法不是LIS研究中自生的，其理论背景主要源于社会学中福柯的工作，不过，LIS研究并未照搬福柯的理论，而是加进了自己特有的理论问题和研究中心主题，即在信息探求过程中的谈论方式的研究应包括以下三个中心研究主题域：一是研究社会的相互作用；二是研究心灵自我及意义的构造；三是研究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关系。[15]正是在此理论背景下，LIS研究者开始将理论研究的重心从研究单个个体的信息探求行为转向对个体所处社会和文化中的信息实践研究。如帕克(Jung-ran Park)采用一种相互作用定向和人际之间定向的言语方法分析网上交际者之间行为与谈话方式。帕克的研究表明，虽然网友之间不是面对面的交谈，但是由于他们之间所共有的社会的文化生活背景使他们能传达人际间的情感状态，并且随着网上交流的发展，网友之间能够发展出和谐的上网群体之间的信息探求和共享关系。[16]韦洛特通过对加拿大的一家公司的一位蓝领上层管理者的工作的研究表明，“隐含知识”和“情境判断”对于理解社会的和职业实践两者都是社会形塑的言语实践的产物的重要性，“隐含知识”代表着信息行为和信息实践的社会和文化背景，而“情境判断”则是个体的当下探求信息行为的身体的、知觉的、认知的和商谈技术和行为，而信息决策行为的作出是“隐含知识”与“情境判断”相互作用的结果，从而表明任何一种信息探求行为都是社会和文化背景与个体的当下行为相互作用的产物，因而任何个体的信息行为实质上是信息实践行为。[17]劳伊德(Annemaree Lloyd)通过研究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的消防员所受的三年消防职业教育和其后的工作经验表明，信息探求行为不仅只是个体获得工作技巧和方法，而是在所从事的职业中将个体的身体感觉和所受的职业教育的文本信息，按照权力和知识之间关系建构的结果。[18]约翰尼森等通过研究瑞典的护士职业表明，在不同社会语境中人们所积极从事的信息实践是怎样通过该职业领域的从业者之间的交流谈话方面而从事信息行为和信息实践的。[19]奥尔森试图运用福柯关于知识权力的推理构造方法去发展一种研究信息行为的推理分析方法。作者通过研究表明，任何研究共同体成员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信息行为都是知识与权力关系的推理交流的产物。[20]
所有这些研究表明，当代国外图书馆与信息研究正悄悄发生着研究转向，并从理论的和实证的方面整合这两个概念，少数学者正试图用“信息实践”概念来补充，甚至覆盖和代替对“信息行为”概念的研究和运用，因此可以恰当地说，国外图书馆与信息研究正发生由“信息行为”转向“信息实践”。[21]然而，这种转向仍然处于酝酿阶段。更为根本的是，发生这一转向所运用的方法——推理分析法的理论基础是不牢靠和不合理的，因为其理论基础是罗蒂等的新实用主义(neopragmatism)及由吉登斯、维特根斯坦，特别是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一书所表达的权力与知识的关系等所谓社会实践理论。这些理论的实质就是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因而不可能真正理解和解释社会实践，包括信息行为和信息实践的理性特征，也不可能说明信息探求和信息运用的客观性。有鉴于此，如何从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论出发建立我国的信息行为和信息实践理论仍然是图书馆与信息研究学者所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
收稿日期：2008-05-08
标签：威尔逊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