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研究的现状与课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研究论文,中国论文,课题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井：今天，我们请东京大学中兼和津次教授和爱知大学丸山伸郎教授谈谈现代中国经济研究的现状和课题。先请丸山先生简单谈谈日本的中国经济研究概况。
丸山：日本对现代中国经济的研究应限定在1949年之后，而以1978年为界，这一研究又发生了质的变化。1978年以前的中国研究，主要是分析来自中国的各种信息，对中国经济的研究也同对中国政治的研究结合在一起，这种情况在1978年之后有了彻底的改变。1978年之后，中国开始公布统计年鉴，发表各种数据，使研究中国的方法与手段多样化。另外从1979年开始，中国成为日本的对外发展援助对象，日本政府也加大了对中国政策的研究，如日本贸易振兴会、亚洲经济研究所等政府研究部门也把中国研究作为自己的日常业务，于是，中国研究队伍迅速壮大，研究领域也走向多样化。
中兼：的确如此。日本的石川研究会主要从事中国经济统计分析，它对中国经济的长期预测曾被认为是世界一流的。但由于1978年前的研究大部分是对中国零散信息的加工， 因而当时的预测有许多片面性。 1978年以后，随着统计数据的大量增加，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变。而且，在1976年以前，日本的中国研究深受意识形态束缚，人们对中国的态度极为认真，在意识形态方面深受中国重视的所谓亲中派人士紧随中国潮流，与中国保持一定距离的人员对此则持批判态度，在中国研究领域里造成了一种紧张气氛。1978年之后，这种紧张气氛消除了，人们认为“现代中国开始可以用常理来理解了”。不过，虽说现在日本的中国研究已经多样化，但却缺乏全面的综合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今井：1978年以前欧美的中国研究同日本相比有什么不同？
中兼：水平差别不大。当时欧美大学研究生院的许多年轻人都来到日本研究中国经济，或是访问日本的亚洲经济研究所等。例如现在在世界银行工作的托马斯先生对中国的农业技术发展有兴趣，他先是在大阪得益于天野元之助教授的指导，后来又在东京受教于石川滋先生。现在，欧美研究中国的学者不大到日本了，原因是除了他们可以直接到中国之外，来日本也不会看到令他们感到兴奋的成果。
丸山：1978年以前日本的中国研究非常狭窄，除了石川先生的数量分析研究之外，大多带有政治色彩。1978年以后，用中兼先生的话说是中国研究在日本已经“工薪化”了。因为除了政府部门的研究机构外，民间研究机构、银行、大学等加入中国研究的人也为数不少。从文学、历史到经济等各个领域都有人研究，仅从研究的多样化上也可以说日本的中国研究有了质的飞跃。
今井：过去，日本的研究人员在研究中国问题时是怎样收集资料的呢？
中兼：1976年我们想研究中国农村问题，但当时无法去中国农村做深入考察，就走访战后遗留在中国、后来回到日本的“孤儿”家庭。这些“孤儿”家庭分散在日本各地，走访他们花了大量时间，非常辛苦。后来编辑出版了《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人民公社当时是中国社会主义的象征，但其制度存在许多问题，通过研究，我们当时就明白了这一点。
丸山：在当时，我也是由于去不了中国，我也是去香港收集有关中国的资料，因为香港是当时收集中国信息的基地。
今井：那么，1978年以后日本的中国研究状况怎样呢？
中兼：1978年以后，日本的中国经济研究特点之一是，非中国问题专家也加入了研究的行列。如小宫隆太郎、南亮进、渡边利夫、大冢启二先生等。小宫先生在其著作《现代中国经济》中提出的“中国没有企业”的观点，《人民日报》都曾加以介绍。即小宫先生认为，我们所说的“企业”（enterprise）在中国并不存在，该观点给中国人以很大的冲击。
今井：这种情况欧美也有吗？
中兼：当然也有。不过我觉得，欧洲的中国研究人员不如美国多。所以，除M.费尔德曼去中国时提出过“汇率尽快单轨制”的建议外，像小宫和南亮进先生那样深入研究中国经济的著名经济学家并不多。
丸山：现在，记者加入中国研究行列的人也多了起来，再加上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中国研究领域十分活跃。
今井：那么，哪些领域的研究充实一些，哪些领域的研究薄弱一些呢？
中兼：同欧美的研究相比，日本宏观分析中国经济的人不多，尤其是进行数量或统计分析的更稀少，日本的研究人员将其研究中国经济重点过于放在制度的分析上了。另一个不足之处是，日本几乎没人研究中国的国际贸易。这两个方面今后应该加强。
丸山：这种现象可能与日本学术界的空气有关。日本的区域经济研究和宏观经济研究是分开的，宏观经济研究是以纯理论为重点。因而，宏观研究的对象是日本经济，没有把中国经济作为对象。中国经济制度的研究的确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从方法论上看，使用的是微观方法，宏观的研究的确欠缺。同欧美的中国研究相比，日本重视的是经济的制度问题。
今井：除亚洲经济研究所、东京大学等外，日本还有哪些重要的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
中兼：我们期望爱知大学今后成为日本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心。过去，日本对中国经济的研究是以石川先生为核心。现在，日本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人很多，中心也很分散。
丸山：目前，日本大学以及政府方面的研究机构都有其明确的研究方向，也拥有各种专门的研究人才。除此之外，民间的智囊机构，如三菱综合研究所、野村综合研究所等也有专门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人员。这些研究机构研究的重点是中国的经济问题。而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机构，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人员都在增加。今后，像亚洲经济研究所、日本贸易振兴会、日本综合研究所、野村综合研究所、三菱综合研究所都会成为研究现代中国某个问题的中心。
中兼：日本大学的研究所与民间研究所研究的重点是不同的。民间研究所研究的重点是“眼下实用”的研究项目，学术界的重点则是基础研究。例如对市场的研究，完全可以设立这样一个题目：现在的市场同国民党时期的市场有哪些异同。这种研究虽然不会对预测中国将来的经济有什么作用，但从市场发展的角度上看是很有意义的。再如我今年申请了文部省的科研经费，开始对中国农村自由市场进行研究，以云南省某乡、某村为对象，调查去该自由市场的人有什么目的、来自多大的范围以及频率等，这种调查可以成为历史文献。还有对山东“赶集”行为的研究，也是很重要的基础研究。目前，我在着手研究一个重点项目“现代中国的结构变动”，大约用两年时间，并想写中国经济研究人名录，建立研究人员数据库。
今井：我还想听听二位先生对中国本身及欧美的研究动向的评论。
丸山：中国研究其经济的主要机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特别是经济研究所和工业经济研究所、国家经济委员会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三个研究机构主要是以60岁以上的研究人员为主，用传统的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进行研究。
中兼：除上述三个机构，北京大学还有另一个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该中心由十几位年轻的研究人员组成。进入该机构的条件之一是在国外获得过博士学位，即全部成员都是留学归来的年轻人。他们学的是欧美流派的经济学，最近出了不少成果。与此相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经济研究所似乎陷入了停滞状态，人员也呈老化。另外，由于许多优秀的年轻研究人员“下海”，社会科学院的地位似乎下降了许多。再有一点，从研究成果上看，中国年轻研究人员对中国经济制度的分析，使用的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例如对国有企业行为的分析，使用的是70年代以后欧美经济学的理论，这种现象很普遍。
丸山：在过渡时期里，新归国的留学生为了获得人们的承认，便会照搬他们学到的理论。不过，再过一个时期，这些理论就会被淘汰，不会这么热闹了。
中兼：看来，“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实际上还没有形成啊！
丸山：的确如此。
今井：请再介绍一下欧美研究中国经济的情况。
中兼：去年，我用两个月的时间访问了英国和美国，见到30几位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了解到了欧美学者研究中国经济的情况。首先，我认为欧美研究中国经济的主要倾向是，用制度与组织经济学理论分析中国的经济制度及组织。例如古拉尼克的中国企业的分析，多伦多大学的年轻学者劳廉·普兰特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等。第二，我认为虽然美国及英国用数量分析方法研究中国经济的人很多，但水平并不高。第三，从组织机构上看，欧美的中国研究呈多中心化。但各研究机构之间建立了有机的联系。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欧美研究人员之间的争论开展得非常好。
今井：争论是以什么形式展开的？
中兼：先在学会内进行，然后写一个类似讨论会题目的东西，内容是彻底批判某某人的观点。当然，这种批判不是从感情上攻击某人，而是清楚地阐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假说、自己的结论等。这样的文章在许多人中传阅，形成思想交流。即使不认识争论的双方，人们也会积极参与争论。参与争论的人既有学者，也有其他领域的人，这种时候，不分教授和学生，大家一律平等参与争论。这就是美国的研究风气。
今井：最后，请二位就中国经济研究领域应注意的问题再归纳一下。
中兼：从广义上讲，现在研究中国经济的人比过去多多了，但从实质上看其水平千差万别，年轻人对研究中国似乎缺乏激情。过去，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人们对中国问题研究产生过激情，现在则缺少激情。实际上，现在的中国经济研究非常有意义，中国目前发生的是历史性的大转变，这一转变，同现代文明史都会有密切关系。我常对青年人讲，目前你们所见到的，是处于转换时期的中国，即你们是历史发生巨大变化的见证人。中国目前发生的事件，是可以和俄国十月革命相比美的事件，你们要用这种眼光注视中国。因而，我认为，培养年轻一代研究人员是今后非常重要的任务。
丸山：1978年以前对中国的研究是将中国同周围国家割裂开，将中国作为一个独特的世界对待，结果，研究成果深受中国理论的影响。我认为，对中国的研究，还应结合同韩国、东南亚各国的比较。不能只使用中国的理论，还应加强同周围国家的比较。
今井：也就是说，在经济已然全球化、无国界化的现在，中国问题研究也进入了全球化的时代了。好，今天就谈到这里，谢谢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