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华文学的发展及其文化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取向论文,泰华论文,文化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斯坦利·苏和德拉德·苏的《华裔美国人的性格和精神健康》一文认为华裔的文化身份构成，受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美国文化价值观和种族主义三大因素之间相互制约和冲突的影响而最终形成 “边缘人”、“华裔美国人”和“传统的中国人”三种认同观的观点。①笔者以为，这也大体适用于描述在两种或多种文化并存下的精神模式、价值观念、情感和追求本真生活的华文文学（如泰华文学）的价值阐释和审美判断。
泰华作家和评论家曾心被称为泰华文坛的“主将”，在小说、散文、诗歌等方面创作甚丰，并且尤以文学评论成为其“十八般武艺中的一个强项”（泰华文学领军人物司马攻语），他将近年来发表的59篇文章结集出版。诚如其文集的命名，“给泰华文学把脉”，作者的立意与忧思跃然纸上。而由于“在泰华文学中，文学评论是个很薄弱的环节，写评论的人少，文章也少见，能出文学评论专集的，更是凤毛麟角，寥若星辰”②。曾心既为泰华文坛批评的主将，那么，《给泰华文学把脉》无疑便具有了泰华文坛风向标的意义：同样的，透过曾心的视线，我们不难把捉到泰华文坛的脉象。
《给泰华文学把脉》既涉笔泰华文学发展的脉络、泰华诗文的风景、泰华文坛的纷繁，又用情于对泰华文学先贤故旧的忆念，坦见于对他人或自己文稿的序跋，以一种从容沉稳的姿态，对泰华文学的历史流变及其现实发展进行了一次颇为广泛而深入的“望、闻、问、切”。如果说，文学评论一个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文化功能就在于梳理和指点当下的文学创作和走向，推进文学的发展，甚至引导和提升社会的精神品质和审美素质，那么，作者当有其所秉持的价值理性和文化立场。我们注意到，《给泰华文学把脉》其核心价值理念是贯穿始终的。
对于泰华文学的发展与文化取向，曾心或者直言或者认同：“泰华文学受到中国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波及与影响”③；“但不管新移民、老移民，甚至是他们的后裔，在他们的文化、文学磨合后，并不是完全‘无根’的。在他们作品中还会或明或暗，或深或浅，隐埋着一条不随时光推移而消失的‘根’；‘中国人无论被西风吹到天涯海角，那片华山夏水还是永远留在心中，人往往是文化的人，对于新移民来说，纵然是失落文化身份，也总逃不脱中国性执念。“中国情结”已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不停地唤起飘零游子心灵深处的家园记忆和乡土情感’。这是因为文化是血液里面的东西，任何输血的办法都改变不了它的血质与血型”④。
而随着“泰华文学进入九十年代，由于政治转向开明，经济快速发展，泰中友好加强，创作环境宽松自由，原来改行从商，或封笔多年的老中作家，纷纷‘上岸’与‘出山’。……手中那管笔，还能较自如地以笔写心，以笔写大世界”⑤，于是，这近一二十年来活跃于泰华文坛的作家几乎都进入了曾心的“诊域”：司马攻、梦莉、陈博文、姚宗伟、征夫、黎毅、林蝶衣、岭南人、老羊、白令海、庄牧、刘扬、佟英、黄重先、马凡……。透过作者的牵引，我们触摸到了泰华文学的寸口脉搏，但无论“洪脉”“细脉”，流贯期间的，根本上说无不是“美善统一”这一中国传统的审美价值观。
“美”与“善”分别属于艺术和道德这两个不同的范畴，经由孔子统一在礼乐之中，始终强调艺术要与“善”统一，要受“善”的检验；始终强调艺术对人格的修养，有助于人心的向善，进而有助于对社会的教化，这就开创了艺术为人生、为道德教化、甚至为社会政治服务的先河，乃至对后来我国文艺理论体系及其审美思维都产生了极其巨大和深远的影响。曾心上世纪40年代出生在泰国，但却是在60至80年代初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也是其人生思想价值体系建立的重要时期，在祖国大陆接受教育、工作和生活的。经历了祖国大陆进入一个整体性的民族反思和价值重构的初期，他回到了泰国，业已形成的思想价值体系也在与异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中不断获得省思与扬弃，但就审美理念而言，却始终坚持在中华传统价值体系“美善统一”这一“元点”。
如，他从司马攻“脸上常带笑容，创作积极而从容，对待朋友要多多宽容”⑥的“三容”变奏曲中读出了作为泰华文学的领军人司马攻有容乃大这一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士的胸襟和大善；读泰华著名作家梦莉，“不禁为她对中国‘一片赤子之心’而赞叹不已！”⑦读出了“她的整个内心世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醉心”⑧的大美。论泰华小说，对反映社会历史现实，阐扬伦理道德，表现出“极强的社会悲剧意蕴”的创作则给予了充分的社会历史价值的确认和感佩。如对黎毅的“苦命小说”、陈博文的“金笔小说”、刘扬的“从平凡的农村和农场生活中，创造出不平凡的作品”、苏醒笔下“商场中的华侨、华裔的挣扎、浮沉的求生史与艰苦的创业史”而“拍案叫绝”⑨；直至对于征夫“选择了历史遗留有待于解决的现实题材”、“选择了农村黑势力坑害贫苦人民的肉和灵的题材”，认为“令人叹服地反映了这段特殊的历史，使‘禁区’的东西，变成有教育意义和历史价值的作品”，并直言“在这点上，叫我在他面前不得不竖起大拇指”！⑩由泰华诗坛，曾心还自觉地关注祖国大陆诗歌的发展。对于市场经济意识下祖国诗坛的边缘处境表现出了“铁肩道义”的情怀。他说“中国自古是有《诗经》、楚辞、唐诗、宋词……中国是个诗国，炎黄子孙的血液里是有诗的基因的”(11)，那么，“问题在哪里呢？我想，主要在于现代新诗远离群众，拒绝多数群众的观赏，只满足少数人孤芳自赏。……胸中缺乏那种对祖国和民族乃至全人类的责任感”。深情呼唤“我相信，当群众拥抱诗之时，就是诗走向群众，走向群众心灵之日。那时，诗的火山就真正爆发啦！”(12)至于品赏诗文，曾心对于中华传统诗学更是稔熟于心，信手拈来。他推崇“诗品出于人品”，讲求“炼字、炼句、炼意”，强调“文贵乎情”。而情节的引人入胜、人物的栩栩如生、结构的环环相扣这些中国传统小说的章法更是他解读小说的基本要素。跟随曾心对“泰华文学把脉”一路过来，显然，刘勰的《文心雕龙》、司空图的《诗品》、刘熙载的《艺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等等，这些中国传统诗学的重要著作完全构成了他审美价值谱系的重要基石。
由此及彼，根本上说，泰华文学深刻地蕴藉着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及其审美意识的历史积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仍然为泰华文学所恪守，并在整体上无不成为其价值理性的共同表征。如此，泰华文学在根本上作为“传统的中国人”的文化认同的历史征象便成为了一个饶有意味的文化事实。
历史地看，上世纪上半叶，尤其是1932年6月泰国发生政变，泰国变为君主立宪的国家而开创了由泰国军人干政的先河之后，泰国政府开始切实实施抑制华文教育以及排挤华侨的政策。但这在造成泰国华侨政治处境更为艰难的同时也强烈地激发了华侨的民族认同感，“叶落归根”意识仍然强势地成为他们社会生存的生命原动力。1955年4月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大力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家实施和鼓励华侨加入居住国国籍，这一有利于保护海外华人华侨利益的明智之举，也带来了华人华侨在居住国政治身份和社会身份的变化和对居住国的国家认同感的加强。进入80年代，随着中泰睦邻友好关系的健康发展，第三、第四代华人华侨与泰族人在血缘、民俗、宗教、文化等方面日益融合，国家认同也已基本明确，进而认同于由“叶落归根”转而“落地生根”的生命迁徙。
然而，从根本上说，认同是不同的政治话语系统对话、斗争和妥协的结果，政治意义层面的国家和社会身份认同的解决并不表明同时也是文化认同的根本解决。具体到泰华文学，曾心所以坚持认为“文化是血液里面的东西，任何输血的办法都改变不了它的血质与血型”，这里，至少应该包含有两层既有关联但又有着明显区别的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的意义。
一方面，或许，随着由于接受国家认同（加入泰国籍成为泰国公民）而在实际上获得了作为公民的社会权力的法律保障，并在经济层面的意义上进入了或者富庶、或者自得的中上层社会，——泰华文学的作家主体事实上也大都由此构成，但是，他们却永远不可能在根本上完全进入社会的主流；同理，与居住国多重文化的交融随着代际的不断繁衍和社会历史的不断延展，从祖根文化传统那里继承的文化因子也会逐渐流失和减弱，这是不可抗拒的同化力量的必然结果，但是这也无法在根本上改变这一群体仍然是居住国的少数族群的历史文化事实。这些所有的尴尬处境往往会或隐或显地激起他们越过政治意义上国家认同的层面而进入对祖根传统文化的忆念。对他们而言，当生存被文化错置或重置之时，人生难免无所适从，而此时，留存在生命深处的文化传承或可能让他们的生存获得一定程度的方向感和些许确定性。这应该也具有海外移民文化心理的普遍意义。
另一方面，也是泰华文学文化认同区别于其他国家移民的文化认同的突出所在。诚如曾心所言：“由于我从小喝过湄南河之水，年轻时又喝过‘龙国’之水，加上血液里流动着炎黄子孙的基因。因此，我虽身在泰国，是泰国的公民，热爱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丘一壑，腔里那颗跳动的心，时时系着这块热带温润的黑土地上，但中国的锦绣山河，温馨的友情，浓烈的亲情、乡情，也不时像个‘恋人’，‘偷’去我一瓣的心。”(13)可以说，这些无限温润的话语无不是泰华文学文化认同集体无意识的事实外化。诚如《给泰华文学把脉》作为泰华文学文化认同的一种范型，其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及其审美意识这一价值理性和文化立场的坚持，无不表明其主体意识始终深刻地蕴藉着根深蒂固的“中国结”。在他们看来，中华文化是世界优秀文化的重要表现，具有不可替代的丰富的人文思想和价值传统。他们即便热爱泰国这片已经可以称之为自己的国家的黑土地，但是他们不可能忘却和离弃一种源远流长的伟大文明，而出于某种功利的目的去追求被另一种文化的完全同化。因此，他们甚至可以坦然地面对异文化下的文化失衡或种族的不平等，更通过文学叙事在意识形态文化和无意识文化心理上呈示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一批居住在泰国这个“自己的国家”，却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作为行为准则的特定意义的“传统的中国人”。
然而，对于泰华文学的创作现状，泰华文坛本身则弥漫着普遍的忧虑。司马攻曾坦言：泰华文坛“多是人间六十翁”，“他们苦苦地拉着一条历史的绳，绳的一头是时势的现实。‘老黄忠’苦拉着一头是古老的文化。全心全意苦心拉着，恐怕把绳头一放，七十年来的‘泰华文学’就要中断了”(14)。曾心也直言不讳：“泰华作家队伍中尚未形成能够接班的年轻作家群。新移民虽有一些，……但是他们的作品多数就写这些个人复杂的精神世界，较少有泰国本土的特色”；“要是对泰国社会和各阶层人物没有深入了解，就无法写出具有泰国文学特色的作品”，“由于历史政局的因素，华教整整‘中断’了一代人，造成目前未有本土年轻作家群来接班”(15)。显然，这些表面看来是关乎泰华作家队伍、创作传承、作品题材等等文学现状的忧虑，根本上说，不能不是作为少数族裔的主体间性及其身份认同与文化坚守的精神困扰。
国族身份与文化认同的悖谬，势必带来居住国主流话语的接纳态度程度如何？作家本身的价值理性如何建构？以及文化心理积淀的祛魅等多重精神缠扰。而在文化错位与话语权未能获得充分实现的状态下生存，是否存在“理想的华裔认同观”的建构的可能性？(16)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霍米·巴巴拒绝本源性的民族文化认同，而选择矛盾、混杂、协调和双重身份的观念所以产生深远的影响，无异于表明在全球化异民族意识与文化碰撞呈混杂和胶着状态、中心与边缘不再泾渭分明的态势下，所谓理想的华裔认同观也只能是一个语焉不详的“伪问题”。
直言之，以少数族裔的身份参与到居住国的文化发言，无论居住国主流话语接纳与否，这已经在事实上使本身的文化发言——泰华文学构成了泰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就创作主体而言，无论你血统里流淌着怎么样的与生俱来的祖根文化的血液，无论你如何地敬畏和热恋自己的民族，但是，如何因应全球化态势并在认同与坚守间构筑起“跨越边界”的现代意识和叙事维度，这应该是当今泰华文坛对于泰华文坛创作队伍的传承问题所应有的集体省思，也是泰华文学发展的现实状态所给出的历史命题。唯其如此，或许能够促进对泰华文坛“多是人间六十翁”的现状的改变，促使生长于异文化交流频繁的后现代的泰华第三、四代，随着华教的恢复和活跃，而成为“本土年轻作家群来接班”，并经由他们承继和担当起祖根文化与“自己的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发展的现代使命。这应该是可望亦可及的“文化想象”。
同样，由“落叶归根”进而认肯于“落地生根”的生命迁徙，从某种意义上讲，它解决的恐怕只是现实生存的基本问题，而并不意味其主体已经完全寻找到了“灵魂的栖息地”。不错，在荣格看来，人的文化基因的惯性与力量，或者说绝对统治力，有时是强大到无法想象的。但是，如果以为这就可以成为一种深信不疑的理由，而安然于自顾自地演绎着一个单一的历史空间、一个单一的族群的“故事”，且这样的“故事”也只是在一个单一的族群里自顾自地自行消费；乃至如同有的人以为的，被边缘化的少数族裔，继承自己的文化传统，坚持自己的文化习俗反而是更好的选择，因为只有那样才会使人类的多样性得以形成并获得保持(17)。且不说，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的任何一个民族，即便是以绝对的主流状态生活在“自己的国家”而企图想保全自己完全纯粹的民族文化思维与社会文化心理的可能性的多大，更不用说生活在异文化下的少数族裔对祖根文化的纯粹性的保全。只能说，我们无从想象，这种所谓的为了“多样性”而付出的“坚守”，除了继续被迫充当扮演“他者”的角色而仍然“被看”之外还可能对“人类的多样性”提供多少价值？在话语中心者看来，少数族裔的奇异、神秘，甚或虽然已经成为物资的富有者但却仍然处于话语边缘的尴尬和焦虑，这些都只是验证其强大神话的工具而已，“他者”视角的确定，实质上是一种霸权文化的产物，是对话语中心者理性文化的补充。著名后殖民主义批评家萨义德曾说：“我是个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也是美国人，这所赋予我的双重角度即使称不上诡异，但至少是古怪的。此外，我当然是个学院人士。这些身份中没有一个是隔绝的；每一身份都影响、作用于其他身份。……因此，我必须协调暗含于我自己生平中的各种张力和矛盾。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身份认同的设定并不是为了排除异己（‘异’于自‘己’的他者），而是为了更宽广的人道关怀。”(18)这无疑彰显出了异文化下少数族裔如何“坚守与认同”的价值立场，其应对“残酷”的当下世界文化世相而充满体验的“现身说法”或者说“策略”，对于泰华文坛的主体及其理性建构当然具有很强的启示性。而且，文学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它无疑要在根本上透视人类的共同性，这与坚守族性文化传统并无矛盾。与其把主流话语视为一种“异己”，或者一种挑衅和威胁，莫如看作是多元文化态势所提供的又一个机遇。某种意义上，这未尝不是文化错置下少数族裔的一种“宿命”。
当然，对于曾心对泰华创作“对泰国社会和各阶层人物没有深入了解”的批评，对有更多的“本土年轻作家群来接班”的希冀，我们更愿意相信，这表明泰华文坛已经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在世界多元文化语境下作为居住国的少数族裔对“传统的中国人”的反省及其价值理性重构的必要性，从而实现跨文化建构的根本意义，对于泰华文坛后继乏人的普遍忧虑。我们也愿意认为，这恰恰表明其主体也已经在自觉不自觉地“协调暗含于我自己生平中的各种张力和矛盾”，努力在实现对“传统的中国人”的扬弃的过程中，以跨文化的姿态通达“更宽广的人道关怀”的“彼岸”。这既具有海外华文文学“生存策略”的普遍意义，也同样应该是泰华文坛获得进一步发展和提升的可望亦可及的“文化想象”。
注释：
①(16)(17)李贵苍：《文化的重量：解读当代华裔美国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42页，第43页，第49页。
②李润新：《评曾心的〈给泰华文学把脉〉》，见曾心：《给泰华文学把脉》，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12)(13)(14)(15)曾心：《给泰华文学把脉》，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第43页，第15页，第56页，第213页，第216页，第162页，第152-153页，第109页，第141-142页，第258页，第10页，第11页。
(18)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陆建德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