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模式的“适应性效率”标准：来自比较管理的解释_企业管理模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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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回顾

      当今，中国式管理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很多学者尝试运用比较管理理论来研究中国管理实践，提炼中国管理模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高闯，等，2010；王雪梅，2012；刘涛，2012)从不同视角提出了一些比较管理研究新范式。在这些共识的基础上，比较管理范式形成了一个由管理环境、管理实践和管理效果三部分内容组成的理论体系，如图1所示。其中，对管理效果的有效评价体现出了管理模式的效率高低。但是，在具体企业管理实务中，管理模式往往受到所在国家、地区的自然环境、社会文化及其发展路径等诸多方面的影响，仅仅用管理效率或效果这一静态指标来衡量，则缺乏对社会、文化等重要因素的考虑。且简单地关注企业管理模式外在运行绩效，而忽视了管理模式这一制度产生形成的实质和精髓，也影响了企业管理移植的效果。

      那么，企业管理模式的效率标准究竟是什么？什么样的衡量标准才真正具有比较的价值？已有学者提出的管理效果或效率从概念到相关指标体系大都属于帕累托效率的范畴，用来描述资源分配的一种静止状态。周冰(2009)、刘文革(2007)等一部分学者认为，帕累托最优是给定制度条件下资源配置的效率标准，不适合评价和描述制度动态变迁的过程。新制度经济学派和演化经济学派从长期动态的、组织生成的角度强调适应性机制在组织内部以及组织与制度环境互动中的重要作用，从而为比较管理的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理论思路和解释逻辑。

      

      图1 比较管理分析范式

      二、“适应性效率”的提出：制度与演化经济学思想精髓

      (一)制度经济学视角

      “适应性效率”这一重要概念是道格拉斯·诺斯(1990)在探究长期经济增长的绩效时提出的。“适应性效率”，是指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经济主体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了解问题的环境和性质，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逐渐培养出持续的学习能力，通过不断获取各种知识技能，解决问题，获得经济效率。首先，与帕累托效率注重考察静态的短期的经济绩效不同，诺斯引入了时间维，认为在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面，制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考察的是长期经济绩效的制度结构如何适应经济的变动而调整的问题，反映的是与时间进程中的经济变化相适应的制度变迁效率，是指一个均衡到另一个均衡的过渡。为此，他用“适应性效率→制度变迁→经济增长”的逻辑演进机理来描述能够带来长期经济增长的制度结构，认为“适应性效率”而不是“帕累托效率”才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其次，阿尔钦(Armen Alchian，1950)认为在一个存在着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没有人能真正确保利润的最大化。一个社会若能极大地支持各种类型的实验，就最有可能在长期解决这一问题(哈耶克，1960)。诺斯提出的“适应性效率”可以为分散化决策过程发展提供机理，成功的制度结构能够为不断的试错创造条件，促进分散决策过程，减少不确定性的干扰，带来长期增长。同时诺斯还指出，“适应性效率”与“资源配置效率”并非总是相容的，高效的资源配置效率能够为企业存续和长期战略决策提供保障，但这通常又是以牺牲熊彼特所描述的那种“创造性毁灭过程”为代价的。因此，那些鼓励创新和试错的制度规则对于有效率的组织来说十分重要，有效的制度不仅奖励成功，还会封杀掉组织中不符合要求的部分。

      (二)演化经济学视角

      演化经济学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完全理性、静态均衡和利润最大化等因素的假设，强调制度的动态演变，以惯例、搜寻、选择环境的研究为基础，从这一角度为我们研究企业“适应性效率”提供了很好的补充。该视角从两方面对企业演化进行研究：环境如何影响企业的自然选择以及企业适应环境变革行为来影响选择过程。前者主要是基于达尔文主义的自然选择研究观，而后者是基于拉马克“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的演化原则，认为企业自身适应性能力决定了企业的演化能力。总之，演化经济学视企业组织为经济系统中的“活的”生命体，揭示了企业组织的演化机理。一方面组织内部存在着产生变革需求的演变因子；另一方面组织外部环境也存在多种变动因素，这种改变来自环境自身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以及组织变革的影响。演化经济学分析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适应性效率”这一概念，但主要研究了微观经济主体——企业的适应性演化机理。认为，适应性在企业诞生时就产生了，企业组织首先具备了先天适应性，这是企业遗传的结果，企业为了在新的环境或更复杂的环境中生存将会产生新的适应性，这种后天适应性的不断累积和遗传催生出企业的不断发展和演化。

      国内一些学者也提出过企业组织的“适应性”概念，认为适应性是企业有机体应对外界环境变化的能动反应机制，催生了企业组织结构的进化。成放鸣(2000)认为，“适应性”是指在给定的环境中，任何可存续下来的一种增加组织适应度的特性，或者说形成在群体中导致这种适应度特性的演化过程。可见，演化经济学借用“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思想，形成了演化理论的一个最显著特点，即分析个人和企业组织的行为时不执迷于强调理性选择的作用，而引导我们用动态和演进的眼光来研究企业对其生存环境系统的适应过程。

      三、管理模式的“适应性效率”：在比较管理中的解释

      从上述研究发现，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的“适应性效率”对一个国家经济的长效增长和社会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一个经济体的动态演变必有一套特定的制度特征，而要对这些特征进行描述，就必须在一个与简单的配置效率不同的语境中来考虑企业效率问题，就配置效率而言，标准的新古典帕累托条件是成立的。但另一方面，“适应性效率”所关注的则是那些型塑经济之长期演化方式的规则(North，1990)。它包含组织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同时还关注组织成员的学习热情、创新意愿等意识形态问题。因此，“适应性效率”的提出，批判了传统经济分析中看待企业效率的方法，即以过程的动态方法而不是均衡的方法解释各国当前管理模式存在的合理性，可以摆脱固有的传统经济学思维模式，形成新模式，也激活了比较管理学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演化经济学的研究暗含了企业组织必须适应外部环境才有效率的观点，“适应”是企业组织的目标，企业多样性的管理模式是其长期与内外部情景互动的结果，强调了“适应性”特征以及“适应性”机制在企业组织与环境长期互动中演化的重要作用，如图2所示。带给我们启发性思考的是，企业管理模式的多样化并存现象是否是企业在环境条件多样化下所形成的适应性机制的表现。

      

      图2 管理模式的适应性机制

      因而，完全可以尝试将“适应性效率”这个概念作为管理模式的评价标准引入比较管理研究中。首先，“适应性效率”的提出是用来衡量制度的长期经济绩效，管理模式是特定情景下组织资源配置的一套动态的管理规则体系，是一个制度体系，强调结构要素和支撑要素的互动和搭配(卢程启，2006)。企业又是宏观经济活动的重要微观组成部分，因此，用“适应性效率”来衡量企业的管理模式完全适用；其次，比较管理既要从事共时性研究，更要从事历时性研究(高闯，2012)。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决定了社会演化方式，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演化经济学借用“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思想，视企业组织为经济系统中的“活的”生命体，引导我们用动态和演化的视角来研究企业组织对其生存环境系统的适应过程，通过对企业组织的遗传机制、选择机制和变异机制的持续分析来解释其所选择的管理模式；再次，高闯、关鑫(2010)发现企业管理的特征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系统性，情境要素的变化是有其一定的连续性和彼此的相关性，应该将二者之间的关系作为比较管理的研究对象。我们认为，此处提及的“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更恰当地解释为一种“适应性”关系，这样可以有助于从根本上理解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演化机制，发现不同情境中企业管理的差异、相同及相似之处；最后，比较管理作为一门管理学科，其最终目的还是要揭示管理的规律性。而这种规律性，是指各种管理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及管理各个要素和管理过程不断互动发展的必然趋势(袁治平，1997)。“适应性效率”的引入更符合管理的这一属性，有利于总结提炼管理模式中的普遍性规律。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可以启发我们总结和找寻更为规范和严谨的比较管理研究方法和有效分析工具。

      总之，“适应性效率”的引入，同企业管理模式和比较管理的研究非常契合，并且具有更深刻的内涵。比较管理的任务就是要研究不同情境下的企业管理模式，通过识别各管理模式的根源与演化过程，揭示其背后的“适应性机制”，从根本上理解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演化过程，发现管理的演化动力、新管理方式方法产生、变异和扩散的原因，进而为不同情境下的管理模式的移植提供功能性论证。企业的适应性机制应有双重含义，一方面表明企业管理模式“必然适应”外部环境，另一方面表明了企业管理模式“如何能动适应”外部环境，进而共同解释了现实世界中多样化管理模式存续并将持续演化的事实。参考以往学者们的相关定义，本文认为，企业“适应性效率”的概念应准确理解为：是企业管理模式随时间演进而动态发展的，反映的是企业组织有机体应对外界不确定性的能力，它能够迎合企业在各时期遇到外部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制约和要求，激发企业不断地学习和获取知识、追求创新、持续变革，促使企业长期增长。

      四、“适应性效率”、管理模式与比较管理的契合

      (一)“适应性效率”是度量管理模式“自组织效率”的重要方面

      自组织现象是解释组织和管理行为的核心内涵，作为企业组织总体的适应性，应当以其“自适应性”为基础。耗散理论也为我们描述了自组织自发出现或形成有序结构的过程，要实现组织的有序演化，系统必须是开放的、远离非平衡态和非线性的，而非封闭的。因此，企业组织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管理模式是一种“自发秩序”，并非人预先设计的额外产物，它是组织适应性进化的结果。组织之所以拥有“自组织性”，就在于组织系统本身能自主地决策、组织、控制和运作，不需要受制于其他外部强制性影响因素(H·Haken，1988)。

      企业作为一个经济组织，不但与外部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与信息交换，而且能够不断地进行自我调试、自我改进、自我创新，具有明显的自组织特点。组织成员的实际行动是具有含混性、流动性的有组织的无序状态，它们的行为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明确，其真实行为是参与者之间彼此联系、冲突及互动的结果。因此，“适应性”是企业管理模式所应具备的一种基本素质。在某种程度上，企业适应能力将直接反映企业自组织生命力的强弱，不同企业的不同适应性特点将反映其存在的范围和条件。管理模式中，一种要素的量、质或其功能和地位得到加强，必然引起机体内其他要素的响应，从而塑造管理模式新的结构形式和运行机制，由此结构之间创造出一种新的依赖关系，出现对环境变化的不同反应状态，这个响应过程主要是通过企业的自组织功能来实现的；同样道理，如果管理模式中某一要素被弱化，其他要素也将受到牵连，组织就会自觉表现出自破坏。类似生命体的自我调试过程一样，并不能简单地受到某一种要素的质和量的改变或功能的强化和减弱来完成管理模式整体改变的任务。但是，自组织如果不能得到好的引导也会产生很大的弊端，还必须在系统中发挥层级组织的作用来调节和弥补自组织的缺陷，从而对管理模式提高了要求。综上可见，“适应性”是企业自组织所应具备的一种基本素质，自适应能力的高低反映了组织生命力的大小，自组织效率也是衡量企业管理模式的重要方面，体现了不同组织存在的范围和条件，“适应性效率”无疑可以作为度量企业有机体自组织效率的重要方面。

      (二)“适应性效率”体现了管理模式的“动态适应性”演化过程

      任何一种管理模式的演化形成都受其自身历史与地理等特殊条件的约束，也就是说，不同的管理模式有着其独特的、具体的演化特征。正如纳尔逊和温特提出惯例在演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Winter和Nelson，1997)，企业的差异来源于不同的企业惯例，并因惯例的稳定性而得以不断延续(周清杰，2006)。近年来，也开始有学者相继将演化经济学思想引入比较管理研究中。高闯(2010)指出，对各国管理模式的研究应当超越“存在”，结合时间维度分析管理模式的承袭机制、选择机制和变异机制，可以更好地解释各国管理模式的现状。认为一国的管理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是历史的动态的演化结果，演化分析方法是一种更好地比较管理研究的工具。比较管理学是一门解释性科学，为了解释各国、地区以及不同企业之间管理模式的续存与趋同问题，引入演化思想具有必要性(蔡立新，2010)。如图3所示，管理模式作为特定环境下的资源配置方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管理情景的变化不断发生演化，企业通过组织学习和组织创新，淘汰旧质并接受新质，不断通过承袭、变异、选择、创新的演化过程，发展出新的企业管理模式，累积性因果和路径依赖普遍存在于企业组织的演化过程中。

      

      图3 管理模式的演化过程

      由于企业或组织所面临的环境处于复杂多样的变化状态中，对环境的适应也处于一种动态过程中，或者说企业或组织的适应与环境变化是一个协同演进相辅相成的过程。适应只是相对于当前环境，当环境变化后，适应不但会无效，甚至会导致企业“生命”的终结。同时适应是一定条件下的适应，而不是所有条件的适应。不论情境对企业组织的影响，还是企业组织对情境的影响，都是通过一定方式和途径，尤其是具体发生过程来实现，这个过程就是适应性机制。“适应性效率”反映了企业组织有机体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一种能动性，考察了在企业演化过程中，管理模式必须充分考虑到其所在外界环境中的文化传统、道德观念和社会制度等因素，并能在参与外界环境要素的互动中，累积表现为企业这一复杂适应性系统的成长过程，从而更好地体现管理模式的“动态适应性”演化过程。

      (三)“适应性效率”描述了管理模式的“情境嵌入性”生成机理

      新经济社会学提出“嵌入”和“社会建构”理论，认为现实企业无法获得“最优效率”，只能获得适应性效率，其根源在于企业制度对于制度环境的嵌入以及社会建构属性(田永峰，2005)。该理论进一步认为，企业制度本身必然是“异质性”的，具有普适性的企业制度是不存在的，任何国家的企业效率会受到该国特定的制度环境的影响。从20世纪中叶开始，管理学家们也越来越意识到企业管理更多地受到企业自身或管理者所处的管理情境的影响和制约，很难在现实中找到一个统一的且普遍适用于所有管理情境的方式和方法。企业是嵌入在情境中、是在一定的情境关系结构内作为一个有机个体与情境发生互动的，这种互动是以情境关系结构为约束，以企业组织内部的关系构成为基础而发生的。想要将企业行动从情境关系结构中剥离出来单独考察是不可行的。从历时性角度来看，企业演进过程是追求企业效率和选择制度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共时性角度来看，有效率的企业制度会与制度环境高度契合。只有适合制度环境的企业制度才会发挥高效率。因此，由于各国不同的制度环境，企业效率追求也会由于增加了新的约束条件而由“最优”选择变为“次优”选择。当然，在特定的制度环境约束下，这种“次优”选择往往是所有可选择项中的“最优”选择，即企业的“适应性效率”。

      比较管理在国外是起源于跨国公司到国外经营时发现本国的管理和国外的情景不相融合，跨国公司要适应新的环境，就需要本地化、情景化(邓荣霖，2012)。不同的环境构成了组织运行的特定情境，不同的情境使得组织管理知识表现出不同的运用能力和吸纳能力。由于管理知识的情境嵌入性，企业组织情境决定了企业可以运用的管理知识范围，意味着所有的管理知识都必须嵌入到相应的组织情境中才能发挥其效应。Tsui(2006)也指出，国家、行为、组织、工作群体和人际层面的属性都构成影响管理及其效度的情境性因素，情境化也是影响管理移植的关键要素。适应性效率恰当地描述了管理模式的“情境嵌入性”生成机理，解释了世界各国管理模式的多样化趋势的成因。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行业乃至不同企业管理模式的多样化与其同样显著经济绩效的相互对应，这正是企业“适应性效率”的显著表现，这也有利于解释人类社会工业进程中为什么形成了诸如“福特制”、“丰田制”和“硅谷模式”等如此差异化的管理模式。

      (四)“适应性效率”与管理移植追求的“适应性”目标更为契合

      管理移植是通过引进和吸收外来的管理知识，在现有基础上实现管理方式的创新，进而提高自身管理水平的动态过程(李业凯，2010)。管理移植的目的是通过新旧管理知识的融合实现管理创新。哪些可以移植？哪些不可以移植？这其中遵循的逻辑和追求的目标其实就是“适应性”。威廉·大内在《Theory Z》(1981)中选取日本与美国典型企业进行对比，基于对美日企业文化的不同分析下，大内提出，美国的企业应该向日本企业学习，结合美国本国的特点，形成新的管理方式。在明确了两国企业文化的不同之后，不是简单地把日本的管理模式照搬到美国去，而是提出了“Z型组织”的观念，如表1所示。大内选定了日、美两国的一些典型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对企业的管理方式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对比。戴尔曾经通过对杜邦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的企业发展史的研究，认为优秀公司能够不断通过组织变革和管理技术的调整等方式，强化对企业情境和企业内部的控制，保持企业对各种情况的适应，并提出管理移植的目标就是适应。

      表1 三种组织类型的管理方式

      

      因此，我们应该注意到，管理移植不是简单地照搬照抄，在企业管理移植的过程中，会出现多种情况，有些企业表面上引进了外来的新的管理方式，但其管理哲学等深层次的东西仍是传统守旧的。此时两种管理文化非但不能达到相互融合、共同促进，反而会彼此碰撞、相互排斥，或导致引进的管理方式最终被丢弃，或导致企业在管理转型过程产生动荡。理想的状态是通过调整和融合新的管理方式，从而实现“母本”与“父本”的成功融合，创造出一种新型的适合本企业情况的管理方式，这是最理想的移植结果。因此，管理模式本身并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先进或落后，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企业在管理移植时，要结合自己的特殊情况选择、移植管理，不同企业、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选用不同的管理模式。在移植过程中，也要根据情况对移植母本及时做出调整和修改，然后实施、整合、应用，结合本企业的情况，创造性地将管理移植内容应用到本企业，创造出适应性更强的管理模式。

      管理效果和管理效率的相关指标体系都属于资源配置效率，用来描述资源分配方式的一种静止状态，未能考虑到企业管理活动的动态性及多变性，不能深刻揭示企业的演化过程，不适合用于动态的、历史的比较不同管理模式的优劣，使得管理移植的有效性也大打折扣。在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中，企业是否能够产生持续的效率，也对相应的管理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有必要扩大管理效率的外延，它不仅仅指某一时期某一管理模式产生的经济绩效，也包括某一时期或多个时期所产生的包括经济绩效在内的多种效益。诺斯提出的“适应性效率”这一标准用来衡量企业管理模式的有效性可以弥补这一缺陷。

      “适应性效率”的提出强调适应性机制在制度变迁和企业演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从而为比较管理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理论思路和解释逻辑。一方面，一个经济体的动态演变必有一套特定的制度特征，而要对这些特征进行描述，就必须在一个与简单的配置效率不同的语境中来考虑企业效率问题；另一方面，“适应性效率”所关注的则是那些型塑经济之长期演化方式的规则(North，1990)。它包含组织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同时还关注组织成员的学习热情、创新意愿等意识形态的问题。因此，“适应性效率”的提出，批判了传统经济分析中看待企业效率的方法，即以过程的动态方法而不是均衡的方法解释各国当前管理模式存在的合理性，从“锁定”的传统经济学思维模式中挣脱出来，有助于新范式内核的形成，也激活了比较管理学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为进一步解读中国式管理，提炼中国管理模式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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