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凉时期移民与河陇学术的盛衰——兼论陈寅恪“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原论文,盛衰论文,魏晋论文,移民论文,存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凉时期的河陇地区，发生了两次大的移民事件。
其一是永嘉乱后中原流民的迁入事件。公元291年（西晋元康元年）， 统治者内部爆发了争夺皇位的战争，史称“八王之乱”，不久导致民族之间的冲突。中原大量的人口在迁向南方的同时①，还有一部分人迁入河陇地区。《晋书·张轨传》载：“及京都陷……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分武威置武兴郡以居之。”
其二是北魏平定凉州后河陇士族的大量迁出事件。北魏太延五年（公元439年），魏军破姑臧，沮渠牧犍降，北凉亡。一度在河陇地区兴衰沉浮的五凉和三秦，随着十六国时期的结束而终止。《魏书·世祖纪》载：“（太延五年）九月丙戌，牧犍兄子万年率麾下来降。是日，牧犍与左右文武五千人面缚军门，帝解其缚，待以藩臣之礼。收其城内户口二十余万，仓库珍宝不可称计……冬十月辛酉，车驾东还，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如果按每户五口计算，估计至少有15万人从凉州被迁往平城②。在这支庞大的移民队伍中，声名卓著的河西士人赫然在列。他们是敦煌索敞、张湛、阚骃，武威阴兴、段承根，金城赵柔、宗钦，流寓到河西的广平程骏、程弘，河内常爽。如果把这一事件前后主动归附或被迫迁徙，以及此前即已入魏的河陇士人和流寓河西且早在河陇政权中任职的士人统计在内，河陇迁往平城的士人家族约有15家之多。他们分别是敦煌刘氏、索氏、张氏、阚氏、宋氏，武威阴氏、段氏、王氏，金城赵氏、宗氏，陇西李氏，晋昌唐氏，流寓到河西的广平程氏，河内常氏，清河崔氏。
关于河陇前后两次移民的文化意义，在陈寅恪的揭橥下，早已引起多方学者的关注。③ 在以往的学者论述中可以看出，从永嘉之乱时的移民迁入，到魏平凉土后以世家大族为主的移民迁出，河陇地区似乎只是承担着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洪水到来时的避难所而已。之所以如此，论者以为河陇拥有的学术成就本来就是“转移”来的，北魏平定凉州时的迁出，不过是得而复失，与河陇学术本身的发展并无大碍。他们对转移平城后的河西学术却心存感激，因为正是河陇的存在才避免了北中国文化传统的永久丧失。
然而笔者在梳理公元311年至439年河陇学术队伍及其著作后，发现中原移民潮对学术文化转移保存于河西，并对河陇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没有一些学者认为得那么深刻。此外，河西学者东徙平城后对北魏学术文化的影响，由于河西学者在平城的境遇很差也大打折扣；而太延五年竭泽式的士族迁出对于河陇，特别是对河西历史学术发展的影响却相当巨大。从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在河西置酒泉郡开始，至北魏太延五年（公元439年），河陇学术的发展经历了560多年的积累。河陇学术的发展，到这一年如一部气势恢弘的乐章，在高潮到来时戛然而止，河西学术从此一蹶不振。
笔者拟从五凉时期河陇本土士人学术旨趣与成就、五凉时期迁入河陇士人的学术影响、河陇士人被徙平城对北魏学术影响以及士人迁出后对河陇地区历史学术发展的影响等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并对时下一些学者对陈寅恪的“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说的误读予以澄清。
一、五凉时期河陇本土士人学术旨趣与成就
东汉士族才开始兴起④，而河陇地区由于特殊的边塞地理环境，早在西汉时期即已形成亦文亦武的家族式学术团体。到了东汉时期，士族已经成为在河陇学术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群体，如以“凉州三明”为主体形成的士族学术群体。在门阀制度盛行的魏晋时期，河陇士族更是如鱼得水，盛况空前。以索、宋、阴、氾、辛、张、麴、游为代表的“河西著姓”，自拥宗族、以坞壁自守，成为不同统治者必须依靠的中间力量。当控制他们的国家力量在“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中日渐衰弱，甚至消失的时候，独霸一方就成为河西豪酋们追逐的最高目标。要想割据，就务必要自强，在区域自然环境和资源禀赋不可能短期内有较大提高的情况下，富国强兵的最佳途径就是昌明学术，延揽人才，即“崇治之道，必也须才。养才之要，莫先于学”，这就极大地推进了河陇学术。
细考在河陇地区争夺势力范围的割据者，因他们是割据一方的霸主，人们很容易把他们归入执政者一方，关注他们割据执政时的昌明学术之策。其实他们不仅是出自大族的割据者，亦大多有着良好的个人学养。
首先看汉人割据士族的情况。前凉割据的始作俑者安定乌氏人张轨，“家世举孝廉，以儒学显……轨少明敏好学，有器望，姿仪典则”，与安定朝那的大儒皇甫谧过从甚密。“中书监张华与轨论经义及政事损益，甚器之。谓安定中正为蔽善抑才，乃美为之谈，以为二品之精”。士人乃教化之师，张轨也不例外，曾“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并“令有司可推详立州已来清贞德素、嘉遁遗荣、高才硕学、著述经史……具状以闻，州中父老莫不相庆”。临死之时，张轨亦不忘规劝文武将佐“咸当弘尽忠规，务安百家，上思报国，下以宁百姓”⑤。其子张寔，“学尚明察，敬贤爱士，以秀才为郎中”，曾通令朝野：“窃慕箴诵之言，以补不逮。自今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陈孤过者，答以筐篚；谤言于市者，报以羊米。”⑥
西凉李暠，字玄盛，陇西成纪人，世为西州右姓。“少而好学，性沈敏宽和，美器度，通涉经史，尤善文义。及长，颇习武艺，诵孙吴兵法。”被推为大都督大将军凉公领秦凉二州牧护羌校尉后，“于南门外临水起堂，名曰靖恭之堂，以议朝政，阅武事。图赞自古圣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贞女，玄盛亲为序颂，以明鉴戒之义；当时文武群僚亦皆图焉……又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起嘉纳堂于后园，以图赞所志”。不仅如此，李暠还不时地赋诗作序，如“玄盛上巳日宴于曲水，命群僚赋诗，而亲为之序……先是河右不生楸槐柏漆，张浚之世，取于秦陇而植之，终于皆死，而酒泉宫西北隅有槐树生焉，玄盛又著《槐树赋》以寄情，盖叹僻陋遐方，立功非所也。亦命主簿梁中庸及刘彦明等并作文，感兵难繁兴，时俗宣竟，乃著《大酒容赋》以表恬豁之怀……自余诗赋数十篇”⑦，上有所好，下必从之，因李暠提倡民间授学与著述，使其国内颇现文治之风。
出身游牧民族的少数民族割据者，在汉文化修养方面，虽然不及汉族士人，但大多都能从统治的需要出发，延揽人才，发展教育。如北凉沮渠蒙逊，本为临松卢水胡人，但也“博涉群史，颇晓天文，雄杰有英略，滑稽善权变”⑧。在治国理政方面，“沮渠蒙逊，胡夷之杰，内修政事，外礼英贤；攻战之际，身均士卒；百姓怀之，乐为之用”⑨。其广泛搜罗人才，并不因小过害贤，即使降将如敦煌张穆，亦以其“博通经史，才藻清瞻，擢拜中书侍郎，委以机密之任”⑩。而“沮渠牧犍尤喜文学，以敦煌阚骃为姑臧太守，张湛为兵部尚书，刘昞、索敞、阴兴为国师助教，金城宗钦世子洗马，赵柔为金部郎，广平程骏、程从弟弘为世子侍讲。”(11)
又如南凉秃发利鹿孤，河西鲜卑人，谓其群下曰：“……自负乘在位，三载于兹……务进贤彦而下犹蓄滞……二三君子其极言无讳，吾将览焉。”祠部郎中史嵩对曰：“……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马，文章学艺为无用之条，非所以来远人，垂不朽也。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宜建学校，开庠序，选耆德硕儒以训胄子。”利鹿孤善之，于是以田玄沖、赵诞为博士祭酒，以教胄子。(12)
故陈寅恪先生论曰：“张轨、李暠皆汉族世家，其本身即以经学文艺著称，故能设学校奖儒业，如敦煌之刘昞即注魏刘劭人物志者，魏晋间才性同异之学说尚得保存于此一隅，遂以流传至今，斯其一例也。若其他割据之雄，段业则事功不成而文采特著，吕氏、秃发、沮渠之徒具非汉族，不好读书，然仍能欣赏汉化，擢用士人，故河西区域受制于胡戎，而文化学术亦不因以沦替，宗敞之见赏于姚兴，斯又其一例也。至于陇右即晋秦州之地，介于雍凉间者，既可受长安之文化，亦得接河西之安全，其能保存学术于荒乱之世，固无足异。”(13)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割据者作为河陇豪族的代表，与统辖区内其他士族往往形成共生互利的关系。一旦这种关系破裂，被统治的家族命运难保，豪族的统治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社会基础。如后凉吕光，初入姑臧，即无故诛杀河陇名士姚皓、尹景等十余人，同时又依仗氐族军人行事，造成西土豪右不约而同地举兵反对吕光。而且统治家族和被统治家族之间不仅仅是政治上共生互利，在经济、军事上、文化上也是如此。任何无视士族集团利益的行为，必然会导致统治者的覆亡。虽然五凉时期统治阶层“走马灯”般改朝换代，但对士族的依赖却前后不变。(14) 河陇十六国民族政权在不断地演替，而学术却得以持续繁荣的原因正在于此。这也是河陇社会本身就比其他地方更稳定的原因。诚如钱穆所论：“朝代虽易，门第则递嬗相承。政府虽分南北，门第则仍南北相通。故在此时代中，政治上虽祸乱迭起，而大门第则依然安静。彼辈虽不关心政事，而政府亦无奈之何。此乃当时历史大病痛所在。然中国文化命脉之所以犹得延续不中断，而下开隋唐之盛者，亦颇有赖于当时门第之力。”(15) 而这种现象，在边郡尤为突出。因为西北边郡人口较稀，士族大姓不多，故起事者亦甚少，而且容易形成少数士族大姓割据或独霸之局。(16)
河陇学者在五凉时期的学术成就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取得的，地域学术的家族化达到了空前的地步，也促进了河陇经学、史学和文学等的全面进步（见表1）。
表1 五凉、北朝河陇著述考表
著作者 生卒年代籍贯 著作 出处
傅隆公元369—451年 灵州 《礼论表》《宋书》卷五五《傅隆传》
《南史》卷一五
傅瑗灵州 《晋新定仪注》40卷《宋书》卷四三《傅瑗传》
傅亮公元374—426年 灵州 《文集》10卷、《应验》1卷、《续文章志》
《宋书》卷四三《傅亮传》
2卷、《名手画录》1卷 《南史》卷一五
皇甫亮 安定朝那 《禅代仪注》 《北史》卷三八
傅昭公元454—528年 灵州 《百家谱》15卷《南史》卷六○
傅准公元？—561年
北地 《文集》20卷
傅縡公元531—585年 灵州 《文集》10卷、《陈书》三卷《南史》卷六九
阴铿武威姑臧 《阴常侍诗文集》 《南史》卷六四《阴子春传》、
《陈书》卷三四《阴铿传》
阴颢武威姑臧 《琼林》20卷 《梁书》卷四六《阴子春传》
宗钦公元？—450年
金城 《北凉沮渠蒙逊记》10卷、《宗钦集》2卷 《北史》卷三四《宗钦传》
《魏书》卷五二
赵逸天水 诗赋铭颂50余篇《北史》卷三四《赵逸传》
《魏书》卷五二
胡叟安定临泾 《宣命赋序》 《北史》卷三四《胡叟传》
《魏书》卷五二
胡方回 安定临泾 《统万城铭》、《蛇祠碑文》《北史》卷三四《胡方回转》
《魏书》卷五二
梁祚公元427—513年 泥阳 《国统》20卷、《代都赋》 《魏书》卷八四《梁祚传》
《略记》130篇84卷、《凉书》10
刘昞敦煌 《北史》卷三四《刘延明传》卷、《敦煌实录》20卷、《方言》3
《魏书》卷五二《刘昞传》 卷、《靖恭堂铭》1卷、《周易注》、
《韩子注》、《人物志注》、《黄石公
三略注》
索敞敦煌 《丧服要记》 《北史》卷三四《索敞传》
《魏书》卷五二
《养生要集》10卷、《养性传》2卷、《延年
密录》12卷、《列子注》5卷、《古今箴铭 《北史》卷三四《张湛传》
张湛敦煌渊泉 集》14卷、《众贤诚集》15卷、《杂诫箴》《魏书》卷五二
24卷
张风敦煌渊泉 《五经异同评》10卷《北史》卷三四《张湛传》
源贺公元407—586年 陇西 《祗洹精合图偈》6卷、《十二陈图》 《魏书》卷四一《源贺传》
赵柔金城 《祗洹精合图偈注赞》 《北史》卷三四《赵柔传》
《魏书》卷五二
段承根 公元？—450年
武威姑臧 《国史》 《北史》卷三四《段承根传》
《魏书》卷五二
阴仲达 武威姑臧 《国史》 《魏书》卷五二
阴道方 公元491—532年 武威姑臧 《起居注》《魏书》卷五二
阚骃敦煌 《王朗易传注》、《十三州志》14卷 《北史》卷三四《阚骃传》
《魏书》卷五二
李琰之 公元？—533年
陇西狄道 《国史》 《魏书》卷八二
《北史》卷一○○
辛子馥 狄道 《三传注》《魏书》卷四五《辛子馥传》
邓渊公元？—406年
安定 《参定朝议律令音乐军》、《国文记诏策》《魏书》卷二三
《国记》十余卷《北史》卷二一
邓颖公元？—434年
安定 《太武幸汉南铭》 《魏书》卷二三
《北史》卷二一
李伯尚 公元473—501年 陇西狄道 《太和起居注》《魏书》卷三九
《北史》卷一○○
李仲尚 公元477—501年 陇西狄道 《前汉功臣叙赞》、《季父司空冲诔》《魏书》卷三九
《北史》卷一○○
李瑾公元480—528年 陇西狄道 《肃宗上谥策文》 《魏书》卷三九、
《北史》卷一○○
宋绘敦煌 《北齐书》卷二○ 《王隐数注》、《中朝多士传》10
卷、 《姓系谱录》50篇
魏晋南北朝时期，皮锡瑞认为是“经学中衰时代”(17)，周予同先生称，“其实，魏晋不是经学‘中衰’时期，而是经学‘中变’时期”(18)。无论如何，此时的经学在道学的影响下处于转型时期是可以肯定的。但河西地区，由于割据者大多都以儒立国，重视经学，使得河西经学传统得以继续发展，无论是“中衰”还是“中变”都未曾显现，却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从学术传承的角度来看，河陇经学从东汉著名经学家郭整，传承到郭整的孙子郭荷，然后传承到郭瑀，到五凉时期，由郭瑀的传人刘昞继续发扬光大。
刘昞，字延明。其父宝，即“以儒学称”。“昞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学……昞后隐居酒泉，不应州郡之命，弟子受业者五百余人”。后来“李暠私署，征为儒林祭酒、从事中郎”。主、臣皆倾心于学术，《魏书·刘昞传》载：
暠好尚文典，书史穿落者亲自补治，昞时侍侧，前请代暠。暠曰：“躬自执者，欲人重此典籍。吾与卿相值，何异孔明之会玄德。”迁抚夷护军，虽有政务，手不释卷。暠曰：“卿注记篇籍，以烛继昼。白日且然，夜可休息。”昞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将至，孔圣称焉。昞何人斯，敢不如此。”
沮渠蒙逊占据酒泉后，拜昞为秘书郎，“筑陆沉观于西苑，躬往礼焉，号‘玄处先生’，学徒数百，月致羊酒”。刘昞又被沮渠牧犍“尊为国师，亲自致拜，命官属以下皆北面受业焉。时同郡索敞、阴兴为助教，并以文学见举，每巾衣而入”。刘昞一生著述宏富，著有《略记》百三十篇、八十四卷，《凉书》十卷，《敦煌实录》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铭》一卷，注《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19)
河西还有一位著名经学家阚骃。阚骃，字玄阴，亦敦煌世族。祖父阚倞，“有名于西土”，骃父阚玫，“为一时秀士，官至会稽令”。“骃博通经传，聪敏过人，三史群言，经目则诵，时人谓之宿读。注王朗《易传》，学者藉以通经。撰《十三州志》，行于世……蒙逊甚重之，常侍左右，访以政治损益。拜秘书考课郎中，给文吏三十人，典校经籍，刊定诸子三千余卷”(20)。
“中国史学发达，应始东汉晚期，至魏晋南北朝而大盛。不仅上驾两汉，抑且下凌隋唐”。史学的关注点以人物传记、地理记为重。“盖人物与地理有关，二者之受重视，则为当时门第郡望观念之影响。”(21) 五凉官、私都很注意修史，以此来诠释其统治的合法性及持续性。如“前凉张骏十五年（公元339年）， 命其西曹边浏集内外事以付秀才索绥，作《凉国春秋》五十卷”，“又张重华护军参军刘庆，在东苑专修国史二十余年，著《凉记》十二卷。健康太守索晖、从事中郎刘昞，又各著《凉书》”(22)。《隋书·经籍志》载：“《凉书》十卷，记张轨事。伪凉大将军从事中郎刘景撰。”(23) （刘景即刘昞，避唐讳改）。刘昞还著有《敦煌实录》，《史通》云：“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置于地方，罕闻爱异。其有如常琚之详审，刘昞之该博，而能传诸不朽，见美来裔者，盖无几焉。”(24) 在人物方面，刘昞曾注刘劭《人物志》，今存。又如北凉时，“宗钦记沮渠氏”(25)。宗钦，字景若，金城人。“钦少而好学，有儒者之风，博综群言，声著河右。”(26) 在河西时候，撰有《蒙逊记》十卷。
而在地理记方面阚骃所撰《十三州志》，不仅体现了五凉时期河陇学术发展与全国主流学术相一致的特点，也有着重要的史学学术价值。刘知几《史通》评述道：“阚骃所书，殚于四国，斯则言皆雅正，事无偏党者矣”。《水经注》对该书引述甚多。
“五凉时期河西的文学创作，无论就文人的数量，还是就作品的质量言，都居于北中国文坛之首位。”(27) 这一地位的取得，显然是因中州的板荡与河陇稳定所产生的比较优势所致，依《北史·文苑传》所云：
既而中州板荡，戎狄交侵，僭伪相属，生灵涂炭，故文章黜焉。其能潜思于战争之间，挥翰于锋镝之下，亦有时而间出矣……然皆迫于仓促，牵于战阵，章奏符檄，则粲然可观；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非其才有优劣，时运然也。至于朔方之地，蕞尔夷俗，胡义周之颂国都，足称宏丽。区区河右，而学者埒于中原，刘延明之铭酒泉，可谓清典。(28)
所论铭文堪称“宏丽”的胡义周，乃安定临泾人胡方回(29)，赫连屈丐中书侍郎。胡方回“涉猎史籍，辞彩可观，为屈丐《统万城铭》、《蛇祠碑》诸文，颇行于世。世祖破赫连昌，方回入国。雅有才尚，未为时所知也。后为北镇司马，为镇修表，有所称庆。世祖览之，嗟美，问谁所作。既知方回，召为中书博士，赐爵临泾子。迁侍郎，与太子少傅游雅等改定律制。司徒崔浩及当时朝贤，并爱重之。清贫守道，以寿终”(30)。而拥有清典之美誉的《酒泉铭》，出自刘昞之手。刘昞的《靖恭堂铭》亦散文名篇。
魏晋南北朝人对四部学方面之成就与贡献，“其间尤值重视者，则应推史与诗二者。盖此二者，尤为当时之新创也，当时史学重心在传述人物，诗则重在人物自身之表现。”(31) 五凉时期河陇亦有较多诗作传世。张骏是一位著名的诗人，有集8卷，擅长咏史与感怀诗。如《东门行》：“春游诚可乐，感此白日倾。休否有终极，落叶思本茎。”(32) 其中不难发现魏晋文学中成长起来的表现作者之日常生活及其内心情感的文学新气象。另外，胡叟的《和程伯达诗》、段承根的《赠李宝诗》、马岌的《题宋纤石壁诗》等，都是河陇诗人的代表作。张骏不仅在诗歌创作上造诣颇深，在文学批评方面亦有成就。如《文心雕龙·熔裁》载：“昔谢艾、王济，河西文士，张骏以为艾繁而不可删，济略而不可益。”
从学术著作的地域分布来看，在河西地区，敦煌依然保持原有的学术优势，武威姑臧从河西地域文化中崛起，成为河西地域文化的新的学术中心。陇右学术文化仍以故塞以内为学术发达区域，但有所不同的是，其学术发达区域向西扩展，如陇西狄道的学术繁荣。长期以来，在黄河沿岸自然条件优越的河谷盆地、平原地区，学术贫乏的局面，因金城学术人物的出现，稍有改观。
二、永嘉乱后移民迁入对河陇学术的影响
《资治通鉴》载：“永嘉之乱，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33) 可见在为数不少的中原移民队伍中，亦不乏中原士人。从学术的多元化角度来看，这些人的到来，使得河陇文化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如果过高地估计他们给河陇学术文化带来的影响，恐怕与事实不符。从可考的永嘉之乱后迁往河陇的中原移民来看（见表2），有如下的特点：
其一，很多士人都是随从先人流寓凉州的，他们先人的行踪于史有征，显然是因为后代的出色才凸现出来的，由此可以想见其先人在当时的地位和学术造诣。如果从其后人的传记中不见其先人的名号，可以肯定其影响实在一般。单就凉州凸现出来的流寓士人而论，几代人都生活在凉州，是他们影响了凉州的学术文化，还是凉州的学术文化影响了他们，二者的相互贡献率就很难说得清了。如果把他们算作凉州本土士人当不为过。
其二，无论是流寓士人还是他们有影响的后人，在家族之学风行的时代，却很少有在凉州开学授徒的记载，也没有在凉州留下传之后世的著述，更鲜有上书表对割据者提出建国执政方略的。这可以说他们的学术造诣很是一般。
以上是从总体上而言的。其中有几个流寓士人家族对河陇学术文化发展颇有影响。
陈留江氏。《魏书·江式传》载：“江式字法安，陈留济阳人。六世祖琼，字孟琚，晋冯翊太守，善虫篆、诂训。永嘉大乱，琼弃官西投张轨，子孙因居凉土，世传家业。祖强，字文威，太延五年凉州平，内徙代京。上书三十余法，各有体例，又献经史诸子千余卷，由是擢拜中书博士。”(34) 可见其家族主要是在北魏献书后才凸现出来。在此前尽管江琼“善虫篆、诂训”，却于史无传，可谓寂寞无闻。
表2 五凉时期流寓河西可考人物表
移民姓名 迁出地
原籍 今地 史料 出处
江琼 冯翊 治今陕西大荔县 永嘉大乱，琼弃官投张轨 《魏书》卷九一《艺术传·江式》
苏湛的先人武功 陕西扶风县东南 晋乱，避地河右 《魏书》卷四五《苏湛传》
裴佗的先人河东闻喜 山西闻喜县 因晋乱避地凉州 《魏书》卷八八《良吏传·裴佗》
裴徽的后人冀州 治今河北冀县遇中朝乱，子孙没凉州《南齐书》卷五一《裴叔业传》
王士良的先人 太原晋阳 山西太原市西南 其先晋阳人也。后因晋乱，避地凉 《周书》卷三六《王士良传》
州
赵肃的先人河南洛阳 河南洛阳市东北 世居河西。及沮渠氏灭，曾祖武始 《周书》卷三七《赵肃传》
归于魏
王横的先人太原晋阳 山西太原市西南 六世祖横，张轨参军，晋乱，子孙 《魏书》卷九三《恩幸传·王睿》
因居于武威姑臧
程骏的先人广平曲安 河北曲周县东北 六世祖良，晋都水使者，坐事流凉 《魏书》卷六○《程骏传》，《北
州 史》卷四○《程骏传》。
崔彤 清河郡河北清河县东南 随晋南阳王保避地陇右《魏书》卷二四《崔玄伯传》。
司马子如先人 南阳 河南南阳市 模世子保，晋乱出奔凉州，因家焉 《北齐书》卷一八《司马子如传》
常爽的先人河内温县 河南温县西 祖珍，苻坚南安太守，因世乱，遂 《魏书》卷八四《常爽传》，《北
居凉州 史》卷四二《常爽传》。
袁式 陈群阳夏 河南太康县 式在南，历武陵王遵咨议参军，及 《魏书》卷三八《袁式传》，《北
刘裕执权，式归姚兴 史》卷二七《袁式传》。
杜骥的先人京兆杜陵 陕西西安市东南 曾祖耽避地河西，因仕张氏《宋书》卷六五《杜骥传》。
河内常氏。《魏书·常爽传》载：“常爽，字仕明，河内温人，魏太常卿林六世孙也。祖珍，苻坚南安太守，因世乱，遂居凉州。父坦，乞伏世镇远将军、大夏镇将、显美侯。爽少而聪敏，严正有志概，虽家人僮隶未尝见其宽诞之容。笃志好学，博闻强识，明习纬候、《五经》百家多所研综。州郡礼命，皆不就。”(35)
陈郡袁氏。《魏书·袁式传》载：“袁式，字季祖，陈郡阳夏人，汉司徒滂之后。父渊，司马昌明侍中。式在南，历武陵王遵谘议参军。”及姚泓灭，归魏，为上客，赐爵阳夏子。“与司徒崔浩一面，便尽国士之交。是时朝仪典章悉出于浩，浩以式博于古事，每所草创，恒顾访之。性长者，虽羁旅漂泊，而清贫守度，不失士节。时人甚敬重之，皆呼曰袁谘议。延和二年，卫大将军、乐安王范为雍州刺史，诏式与中书侍郎高允俱为从事中郎，辞而获免。式沉靖乐道，周览书传，至于诂训、《仓》、《雅》，偏所留怀。作《字释》未就，以天安二年卒，赠豫州刺史，谥肃侯。”(36)
无论如何，上述家族是流寓河西士人中的佼佼者，无疑给凉州学术文化带来了新鲜血液。
还有广平程骏，对河陇学术文化贡献颇丰。《魏书·程骏传》载：“骏少孤贫，居丧以孝称。师事刘昞，性机敏好学，昼夜无倦。昞谓门人曰：‘举一隅而以三隅反者，此子亚之也。’骏谓昞曰：‘今世名教之儒，咸谓老庄其言虚诞，不切实要，弗可以经世。骏意以为不然。夫老子著抱一之言，庄生申性本之旨，若斯者，可谓至顺矣。人若乖一则烦伪生，若爽性则冲真丧。’昞曰：‘卿年尚稚，言若老成，美哉！’由是声誉益播。沮渠牧犍擢为东宫侍讲。”很多人误以为程骏也是永嘉之乱以后流寓河西的，其实程骏是因为“六世祖良，晋都水使者，坐事流于凉州”(37)。至程骏时已经居凉州好几代，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凉州人了，其学问也是习得于凉州。
所以说，在永嘉之乱移民河西的人群中，虽然不乏上述的世家大族，但绝大多数移民的地位和声望都不高，既没有高官显贵，也未见一流人才。他们对五凉学术文化的贡献不可忽视，却并非五凉学术繁荣的根本原因。这一点亦可由北凉王沮渠茂虔向宋太祖献书一事窥其一斑。《宋书·氏胡传》载：
（北凉王沮渠）茂虔奉表献方物，并献《周生子》十三卷，《时务论》十二卷，《三国总略》二十卷，《俗问》十一卷，《十三州志》十卷，《文检》六卷，《四科传》四卷，《敦煌实录》十卷，《凉书》十卷，《汉皇德传》二十五卷，《亡典》七卷，《魏驳》九卷，《谢艾集》八卷，《古今字》二卷，《乘丘先生》三卷，《周髀》一卷，《皇帝王历三合记》一卷，《赵
传》并《甲寅元历》一卷，《孔子赞》一卷，合一百五十四卷。茂虔又求晋、赵起居注诸杂书数十件，太祖赐之。(38)
对照《五凉河陇著述考表》，可以看出献书中凉州本土人士的著述很多，如《周生子》、《十三州志》、《敦煌实录》、《凉书》等，但却鲜有避地凉州的流寓士人著述。其中的原因葛剑雄先生认为：“永嘉乱起时，江东已成为晋朝遗臣希望所在，洛阳一带的官员士人大多都选择南迁了。其次是由于关中经多年战乱和天灾已相当残破，长安虽作了几年西晋名义上的首都，实际人口少得可怜，文武官员也没几个，以后又被刘曜迁走一批，能迁往河西的上层人物自然几乎为零了”(39)。所以，不能因为有移民到来，就认为他们必然带来先进的思想文化。
如果以上的清理没有错，那么人们惯常讨论的永嘉之乱以来的移民所导致的学术文化“转移保存”又从何说起呢？
三、河陇士人被徙平城后的学术影响
在讨论上述问题之前，我们再关注一下被东移平城的河陇士人的命运及学术影响。因为他们同样是移民，也同样涉及移民与河陇文化衰与荣的问题。与永嘉之乱之移民主动寻求避难所不同的是，他们是被征服者，被强行连根拔起，驱赶到平城的。而且这次移民“不论从徙民人数之多，还是从迁徙距离来说，在整个五胡时代，都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徙民”(40)。
平心而论，在北凉蕞尔小国备受尊重的学者，被迁徙到四方学者荟萃的平城，被人轻视实属正常，加之其身份又是被征服者。但河西学者在平城的境遇之恶劣依然让人始料未及，或者说他们在平城的生活与地位实在太差，与他们所拥有的文化优势形成强烈的反差。
凉州学者到达平城后，虽然不乏因自己的学术影响声闻朝野的，但大多境遇一般。其中被误解，甚至被拓跋焘羞辱的凉州学者大有人在。如天水人赵逸，“好学夙成”，分别任姚兴、屈丐的中书侍郎、著作郎。北魏世祖拓跋焘在平定统万城后，读到赵逸的著作，很是愤怒，云：“此竖无道，安得为此言乎！作者谁也？其速推之。”幸好司徒崔浩在一边帮忙解脱说“彼之谬述，亦犹子云之美新，皇王之道，固宜容之”，才幸免于难。后来有一次魏世祖在白虎殿，命百僚赋诗，“逸制诗序，时称为善”，才多少挽回点颜面。虽然为官也是“绥和荒服，十有余年，百姓安之”，但赵逸兴趣并不在此，“频表乞免，久乃见许。性好坟素，白首弥勤，年逾七十，手不释卷”。
倒是司徒崔浩对凉州学者的开脱和不止一次的荐引，给人留下的印象比较深刻。如崔浩对武威人阴仲达、段承根、宗钦等的荐拔，就很能说明问题。
阴仲达亦出生士族。其祖父阴训，西凉李暠时任武威太守，父亲阴华，任姑臧令。阴仲达“少以文学知名”。在魏世祖平定西凉后，阴氏家族内徙平城。只是在司徒崔浩“启仲达与段承根云，二人俱凉土才华”，才得以“同修国史。除秘书著作郎”(41)。
与阴仲达在平城同修《国史》的武威姑臧人段承根，“自云汉太尉（段）颎九世孙也”。其父段晖曾任西秦乞炽磐的辅国大将军、凉州刺史、御史大夫、西海侯。后投奔吐谷浑暮璝，随同暮璝一起内附归魏，“世祖素闻其名，颇重之，以为上客”。“承根好学、机辩，有文思，而性行疏薄，有始无终。司徒崔浩见而奇之，以为才堪注述，言之世祖，请为著作郎，引与同事”(42)。
不幸的是，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 魏以崔浩所修史书“暴扬国恶”，杀浩，“承根与宗钦等俱死”(43)。宗钦亦凉州士人。他们在平城仅仅11年，便命丧黄泉，他们对北魏学术文化造成的影响可想而知。
上述凉州士人虽然“好运”短暂，尚有“事业”可言。有的凉州士人却是连温饱都成问题。如敦煌人张湛，是曹魏执金吾张恭的九世孙。“湛弱冠知名凉土，好学能属文，冲素有大志”。东迁平城后，“司徒崔浩识而礼之。浩注《易》，叙曰：‘国家西平河右，敦煌张湛、金城宗钦、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并有俊才，见称于西州。每与余论《易》，余以《左氏传》卦解之，遂相劝为注。故因退朝之馀暇，而为之解焉。’其见称如此”。张湛在平城，“家贫不粒，操尚无亏”，依靠崔浩“常给其衣食”度日(44)。而著名地志学家敦煌阚骃与张湛境遇相差无几，亦是“家甚贫弊，不免饥寒。性能多食，一饭至三升乃饱。卒。无后”(45)。
关于崔浩特多荐拔河西学者的原因，陈寅恪推测说：“《崔浩传》所谓外国远方名士，当即指河西诸学者或袁式而言。其以《左传》卦解《易》，张湛、宗钦、段承根俱主其说，实为汉儒旧谊……盖当日中原古谊，久已失传，崔浩之解，或出其家学之仅存者，然在河西则遗说犹在，其地学者，类能言之。此浩所以喜其与家学冥会，而于河西学者所以特多荐拔之故欤？”(46)
而以注人物志，承曹魏才性之说，为当日中州绝响之谈的河右硕儒刘昞，时人称其“篇籍之美，颇足可观”。而刘昞的家族东迁平城后，“子孙沉屈，未有禄润”，“久沦皂隶，不获收异，儒学之士，所为窃叹”(47)。
在东迁平城的河陇士人中，论影响无人能出索敞、常爽二人之右。
刘昞的助教敦煌人索敞，“专心经籍，尽能传昞之业”。被徙平城后，“以儒学见拔，为中书博士。笃勤训授，肃而有礼。京师大族贵游之子，皆敬惮威严，多所成益，前后显达，位至尚书牧守者数十人，皆受业于敞。敞遂讲授十余年”(48)。著有《丧服要记》、《名字论》等。而常爽到达平城后，“是时戎车屡驾，征伐为事，贵游子弟未遑学术，爽置馆温水之右，教授门徒七百余人，京师学业，翕然复兴。爽立训甚有劝罚之科，弟子事之若严君焉……讲肄经典二十余年，时人号为‘儒林先生’”(49)。他们在平城讲学，肯定是把河西固有的学术思想文化传播到北魏，然而就此便断定他们的影响如何了得，与同时期到达平城的其他各地士人相较，如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赵郡李氏等，则言之过矣。(50) 包括河西李氏后人李冲，《魏书·李冲传》载：“是时循旧，王公重臣皆呼其名，高祖常谓冲为中书而不名之。文明太后崩后，高祖居丧，引见待接有加。及议礼仪律令，润饰辞旨，刊定轻重，高祖虽自下笔，无不访决焉。冲竭忠奉上，知无不尽，出入忧勤，形于颜色，虽旧臣戚辅，莫能逮之，无不服其明断慎密而归心焉。于是天下翕然。及殊方听望，咸宗奇之。高祖亦深相杖信，亲近弥甚，君臣之间，情意莫二，及改置百司，开建五等，以冲参定典式，封荥阳郡开国侯，食邑八百户，拜廷尉卿，寻迁侍中、吏部尚书、咸阳王师。东宫既建，拜太子少傅。高祖初依《周礼》，置夫、嫔之列，以冲女为夫人。”(51) 他对北魏政治的影响，凉州学者无人能敌，但问题是他与东迁平城时相比已相隔几代人，其影响还能算是凉州学者的影响吗？
要言之，河陇学人在北魏学术、制度文化的影响诚如陈寅恪所论：“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然后始知北朝文化系统之中，其由江左发展变迁输入者之外，尚别有汉、魏、西晋之河西遗传。”(52) 但因此而有意无意地夸大河陇学者的影响却显然与事实不符。
四、河西士人东迁对河陇学术发展的历史性影响
河西士人在平城因境遇很差，故对北魏学术贡献有限；而河西士人被竭泽式东迁后却给河陇文化造成巨大的影响，使得河陇学术文化在公元439年， 经历了其近600年来积淀后的转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近600年河陇学术“学在家族”的传承体制，在这次竭泽式的移民中宣告解体。公元439年河陇约15万人东移平城， 可以肯定此次移民是以铲除盘踞在河陇的世家大族为主要目的，防止其再度崛起。如《魏书·刘昞传》载：“世祖平凉州，士民东迁……世祖诏诸年七十以上听留本乡，一子抚养。”如果年龄不是七十以上，很显然全家都得走。而且从两汉到西晋，河陇家族之所以容易坐大，是因为家族在边塞的存在对朝廷来说是有利有弊，甚至利大于弊。世家大族的存在一方面限制了北方胡人的内侵，另一方面节约了国家维持边疆安定的开支。而对于家族来说，倚重朝廷是他们在四面受敌的地缘环境中立足的基础，所以张轨临死还不忘告诫子孙不要背叛朝廷，除去汉人固有的大一统儒家思想外，朝廷实乃“衣食父母”。而且这似乎是河西割据者的一个传统，唐时归义军也是如此。对士族竭泽式的东移，给凉州带来的问题，在北魏平凉后不久就显现出来了。
东起河东，西至安定、高平之间，吐京胡、盖吴、白广平、曹仆浑等一连串的起事，使得北魏经营河西颇感困难。拓跋焘于行在所诏崔浩议军事，崔浩上表直抒了前人经营河西的经验、平定凉州的失误以及补救措施：
昔汉武患匈奴强盛，故开凉州五郡，通西域，广农积谷，为灭贼之资，东西迭击。故汉未疲而匈奴已弊，后遂入朝。昔平凉州，臣愚以为北贼未平，征役不息，可不徙其人，案前世故事，计之长者。若徙其人，则土地空虚，虽有镇戍，适可御边而已，至于大举，军资必乏。陛下以此事阔远，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犹如前议，募徙豪强大家，充实凉土。军举之日，东西齐势，此计之得者。(53)
问题显然是河西士族被徙空后带来的，所以才有“募徙豪强大家，充实凉土”之说。这是从边疆安全的角度着眼的。如果从学术文化的发展来看，此次移民不仅使得河西在北朝时没有本土学人显现，即便延展至隋唐也鲜有学术可言。隋唐科举制度的推行，更是从根本上断绝了士人成长的“学在家族”的传承模式。随着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东移，河西学术文化此后再也没有达到此前的高峰。
其次，河陇学术地域格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500多年中， 其内部地域分异由西汉时陇右文化一枝独秀发展到东汉时期的陇右和河西相颉颃，最后发展到魏晋、五凉时期的河西成为北中国的学术中心之一。河陇的两个区域共同达到其历史学术文化发展的高峰。在近600年中积淀发展起来的河西学术文化，在公元439年士族东迁平城后几乎回到蛮荒。而陇右地区，因靠近关中，受都城学术文化的辐射，加之移民影响较河西小，所以在隋唐时期还能有学术人才和著作出现。
其三，河陇学术文化发展中经、史、子、集全面进步的局面，在这次移民后不复存在。在儒学和佛学相颉颃中，由于大量的儒学精英东迁平城，河西儒学最终让位于佛学。在随后到来的北朝、隋、唐时期，也很难看到河西学术对淳厚的儒学的继承和发展，倒是佛教却香火繁盛，仅有的世家大族恐怕把更多精力投入到佛陀世界里了。从北魏以后规模宏大的家族供养石窟在河陇的广泛分布就可见一斑。
要言之，发生在北魏太延五年河西士族被竭泽式迁出的事件，对于河陇，特别是对河西学术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它导致河陇地域学术五百多年以来所形成的“学在家族”的传承模式和地域格局发生了转折。不仅如此，从这里也能够找到河西乃至整个西北地区汉、晋以后学术逐渐衰落的根源，可谓影响深远。
五、再论“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说
经过上述的梳理，可以清楚地发现，所谓中原文物典章制度随从永嘉之乱移民被转移保存于河西一隅与事实不符，或者说根本不是主要原因，只能说移民起到锦上添花的效果。那么陈寅恪所论之“转移”说，以及此后许多学者无限度地向这一学说靠拢的原因何在？
陈寅恪先生在论及隋唐制度渊源时所论，前后有两处提到河西文化在制度方面的贡献。其一是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叙论》中云：
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的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斯则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不详论者也。(54)
其二是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中云：
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然后始知北朝文化系统之中，其由江左发展变迁输入者之外，尚别有汉、魏、西晋之河西遗传。
如果仔细地阅读陈寅恪的著作，便会发现，问题并不出在研究的过程和结论上，而出在序言与结论之间的表述差异上。然而恰恰是这一差异，或者说在论述这一问题上前后用词之不同，却给后来者，尤其是对这一问题未曾深究者带来一定的误解。陈文所论，“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显然是说凉州的文化是从中原“转移”来的，此句前面的“西晋永嘉之乱”，似乎在传达一种信息，即文化转移的载体是移民。随后实证研究的结论却言“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五百年绵延一脉，自然是指汉武帝年间至北魏太延五年期间500多年的时间。如果是“延绵一脉”， 那就意味着河陇学术是连续传承的，“转移”之论又从何说起？
其实，陈寅恪所论之“转移”，首先强调的是文化重心转移，其次才是移民转移。同是“转移”，两种不同理解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文化重心的转移，是指近乎同一水平线上的两个地区，中原因异族的入侵，原有文化传承发生断裂，相反河陇文化在此时得以延续，二者一个失去一个存在。它强调的是河陇文化的原生性。而移民转移，是指河西学术文化的繁荣，是由于移民在短时间把中原固有的文化带到河西所致。二者是前一个失去后一个得到的关系，强调的是河陇文化的次生性。这一点，可从陈寅恪的另一段叙述中找到答案。
兹所论者，惟此偏隅之地，保存汉代中原之文化学术，经历东汉末、西晋之大乱及北朝扰攘之长期，能不失坠，卒得辗转灌输，加入隋唐统一混合之文化，蔚然为独立之一源，继前启后，实吾国文化史之一大业。昔人未曾涉及，故不揣愚陋，试为考释之于下：河陇一隅所以经历东汉末、西晋、北朝长久之乱世而能保存汉代中原之学术者，不外前文所言家世与地域之二点，易言之，即公立学校之沦废，学术之中心移于家族，太学博士之传授变为家人父子之世业，所谓南北朝之家学者是也。又学术之传授既移于家族，则京邑与学术之关系不似前此之重要。当中原扰乱京洛丘墟之时，苟边隅之地尚能维持和平秩序，则家族之学术亦得藉以遗传不坠。刘石纷乱之时，中原之地悉为战区，独河西一隅自前凉张氏以后尚称治安，故其本土世家之学术既可以保存，外来避乱之儒英，亦得就之传授，历时既久，其文化学术遂渐具有地域性质，此河陇边隅之地所以与北朝及隋唐文化学术之全体有如是之密切关系也。(55)
很显然河西士族的稳定是河陇学术文化得以彰显的核心，其次才是移民到来带来的进一步影响。而“西晋永嘉之乱”这一定语，则意在点明文化重心转移开始的时间而已，并不意味着移民是转移的核心原因。然而可惜的是，大凡涉及河西与北魏、河西与隋唐的关系问题，几乎无一例外地以为河陇学术文化的繁荣是永嘉之乱中原移民到来所致。其实他们所理解的“转移”与陈寅恪所言之“转移”并非一事。
六、结论
地处西北边塞之地的河陇，其学术的兴起，无疑与汉代中原王朝在匈奴、羌等游牧民族的强大压力下着力经营西北，大量移民实边密切相关。但因此把五凉时期河陇学术的繁荣也完全归结为永嘉乱后的中原移民迁入，显然与事实不符。不能认为因为有流民迁入，就一定能够带来迁方地的学术文化繁荣。移民能否导致学术文化的传播，除受移民数量的影响外，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移民的素质。其次，对于北魏平定凉州后的移民行为，给移民迁出地——河陇和迁入地——平城所造成的学术文化影响，学术界在认识上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偏差。移民迁出给河陇学术文化的影响几乎没有引起学者们应有的注意。凉州移民迁入对北魏的影响，学术界目前的定位也有可商榷之处。
通过上述史实的清理，笔者认为，永嘉之乱中原流民迁入河陇，北魏太延五年河西士族东迁平城，这两次移民事件，对河陇学术的影响截然不同。以移民迁入河陇来说，学者们所热衷于讨论的永嘉移民使中原学术转移保存于河陇说，实际上是对陈寅恪学术观点的误读。陈寅恪先生所论是指文化重心转移而非移民所带来的文化之转移。可以肯定地说，五凉时期河陇学术的繁荣，首先是汉武帝以来，中原王朝着力经营西北，以及边塞数十代人长期学术文化积累的结果。其次是五凉时期自立于河陇的各民族政权，为了在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中立足，延揽人才，大力兴学的结果。少数民族割据者，也能以此为重，与汉代以来为加强对各民族的管理与充实北境，迁徙少数民族于塞内，加速游牧民族的汉化过程不无关系。其三，“学在家族”的学术传承模式，在西北边塞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士族中，有着更为雄厚的存在基础和发展空间。相对于中原众多中、小士族纷争，社会动荡的局面，河陇地区个别豪族独霸的社会环境无疑要稳定得多。加之边塞环境，使得中小士族不得不依附于豪族，减少了许多纷争动荡，都无疑有利于学术的传承和发展。其四，潜心向学、尊师重教的学术风气，也是河陇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
河西士人东迁平城后，因他们的境遇很差，对北魏的贡献大打折扣。相反，河西士族被竭泽式的迁出，对于河陇，特别是对河西历史学术发展的影响颇为深远。从河陇历史学术发展来看，有显著的波动性。波动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农耕民族政权与游牧民族政权在此不断交替造成的。其次与河陇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不无关系。正如《晋书·张轨传》末“史臣曰”，“长河外区，流沙作纪，玉关悬险，金城负固……世逢多难，婴五郡以谁何；时遇兵凶，阻三边而高视。虽非久安之地，足为苟全之所乎！”(56) 在这样的环境下，集军、政权力于一身的地方要员很容易坐大，中央政府一旦对其失去控制，他们便发展成为独霸一方的割据者。大凡谋求收复河陇的后来者，无论是为了驱除其他民族的占领还是为了铲除地方割据，所采取的手段无不用其极。惯用的手段便是对河陇实行“清野”措施，尽迁本地居民于他处，造成此地无民可驭、无利可图的局面，北魏平定北凉、蒙古平定西夏，莫不如此。西北边塞历史文化积淀不深，与此有着必然的联系。但与历史上诸多“清野”措施相比，公元439年北魏迁河西15万多人于平城， 无疑是在河陇区域学术史中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事件。从学术传承方面来看，士人东迁不仅使河西五百多年的学术积累化为乌有，使学在家族的模式不复存在，也为随后河陇学术日渐衰落埋下了祸根。从学术旨趣来看，士人东迁使河陇学术的经学、史学、文学等全面繁荣的局面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香火繁盛的佛陀世界。从学术分布的地域格局来看，河陇学术陇右与河西“两翼齐飞”的格局亦不复存在。
收稿日期：2004年12月28日
注释：
① 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燕京学报》第15期，1934年。
② 但《太平御览》卷一二四《偏霸部》八所引《十六国春秋·北凉录》则说被强迫迁移的沮渠牧犍的宗室、士民为十万户：“九月，面缚出降，魏释其缚。徙虔及宗室、士民十万户于平城。”
③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曹仕邦《论西汉迄南北朝河西之开发与儒学释教之进展》（载《新亚学报》第五卷第1期，1960年），齐陈俊、陆庆丰、 郭锋等《五凉史略》（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洪涛《五凉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赵以武《试论十六国时代河西文化的成就》（载《西北史地》1990年第3期）， 葛剑雄《永嘉乱后汉人对河西的迁移及其文化意义》，（载《中国前近代史理论国际学术研究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胡阿祥《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张金龙《北魏政治与制度论稿》（甘肃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等都是此方面的重要著述。
④ 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云：“自东汉有察举，而门第始兴起。远溯西汉，士人参政之制已确立，而儒家素重敬宗恤族，于是各自在其乡里形成盛大之士族。由于经学传家而得仕宦传家，积厚流光，遂成为各地之大门第。下至三国，大门第已普遍出现。”载《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三），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页。
⑤ 《晋书》卷八六《张轨传》。
⑥ 《晋书》卷八六《张寔传》。
⑦ 《晋书》卷八七《李暠传》。
⑧ 《晋书》卷一二九《沮渠蒙逊载记》。
⑨ 《资治通鉴》卷一一八，晋纪恭帝元熙元年五月。
⑩ 《晋书》卷一二九《沮渠蒙逊载记》。
(11) 《资治通鉴》卷一二三，宋纪文帝元嘉十六年十二月。
(12) 《晋书》卷一二六《秃发利鹿孤载记》。
(13)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0—31页。
(14) 参见唐长孺《晋代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质及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外一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80页。
(15) 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第141页。
(16)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8页。
(17) 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5页。
(18) 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93页。
(19) 《魏书》卷五二《刘昞传》。
(20) 《魏书》卷五二《阙骃传》。
(21) 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第131—133页。
(22) 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卷一二《古今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23) 《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
(24) 《史通》卷一○《杂述》。
(25) 《史通》卷一二《古今正史》。
(26) 《魏书》卷五二《宗钦传》。
(27) 赵以武：《关于五凉文学的评价问题》，《西北史地》1991年第2期。
(28) 《北史》卷八三《文苑传》。
(29) 《晋书》卷一三○《赫连勃勃载记》载：“勃勃还统万，以宫殿大成， 于是赦其境内，又改元曰真兴。刻石都南，颂其功德……其秘书监胡义周之辞也。”
(30) 《魏书》卷五二《胡方回传》。
(31) 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第140页。
(32)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一二，逯钦立辑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
(33) 《资治通鉴》卷一二三，宋纪元嘉十六年十二月。
(34) 《魏书》卷九一《江式传》。
(35) 《魏书》卷八四《常爽传》。
(36) 《魏书》卷三八《袁式传》。
(37) 《魏书》卷六○《程骏传》。
(38) 《宋书》卷九八《氐胡传》。
(39) 葛剑雄：《永嘉乱后汉人对河西的迁移及其文化意义》。又载《葛剑雄自选集》，广西师大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页。
(40) ［日］前田正名著，李凭、孙耀等译：《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75页。
(41) 《魏书》卷五二《阴仲达传》。
(42) 《魏书》卷五二《段承根传》。
(43) 《魏书》卷五二《段承根传》。
(44) 《魏书》卷五二《张湛传》。
(45) 《魏书》卷五二《阚駰传》。
(46)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44页。
(47) 《魏书》卷五二《刘昞传》。
(48) 《魏书》卷五二《索敞传》。
(49) 《魏书》卷八四《儒林·常爽传》。
(50) 参见张金龙《河西士人在北魏的政治境遇及其文化影响》，《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51) 《魏书》卷五三《李冲传》。
(52)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46—47页。
(53) 《北史》卷二一《崔浩传》。
(54)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4页。
(55)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22—23页。
(56) 《晋书》卷八六《张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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