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美学话语体系的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中国论文,话语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中国美学走过了建构现代学科形态的风雨历程，许多学者为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美学理论体系作出了不懈努力。在世界文化日益融合、交流日趋增多的今天，建构中国的美学话语体系，不仅是中国美学理论建设的需要，同时也是世界美学多元化的需要。美学话语体系是美学的具体概念、范畴、术语、理论命题及其表述方式的体系，是美学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建构和表达的方式。作为一种符号体系，话语是学术研究和讨论的基础。在美学体系的建构中，话语体系是美学体系的基础，话语方式和话语权对于中国美学界来说尤为重要。 中国美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始终以对西方美学的学习和融合对话为基础。在中国美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中，仅仅固守传统并不能适应中国美学的现代化，如何借鉴和参照西方，同时突破西方美学的系统和局限，是中国美学话语体系创新的需求。话语是语言的具体社会形态，美学话语是美学界相互沟通交流的专业语言和有效媒介，话语有中西古今的差异。在现代中国美学的发展历程中，借鉴西方是已然的事实，今后仍将继续。而将中国传统学术资源的特点发扬光大，并融汇到世界美学的大格局中，使世界美学的话语和整体风貌都焕然一新。适当地借用西方及其他文化中的相关概念、范畴，兼顾国际学术界的可接受性，是中国美学融入国际的需要。因此，中国美学话语体系的创新，应当借鉴西方，不排斥西方的科学分析，并在具体的阐释中借助与西方相通和相关的部分进行话语阐释。 中国现代美学的本土话语及其系统是在西方话语的影响下，参照西方美学建立起来的，体现了中国美学话语的现代性和全球化。从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来看，美学话语体系的创新，必须立足于世界文化的大背景，而不能脱离它。在当代的背景下，我们很难孤立地、狭隘地固守中国传统美学话语传统。我们无法退回到小国寡民、闭关自守的时代，这是不可逆转的世界文明的发展趋势。 中国现代形态的美学在其发展历程中，一直以西方美学作为参照。近100多年来，人们早期为开放心态，接受西方思想，曾经有牵强附会、削足适履等情形，甚至有唯西方为尚，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激进做法。当时的那种矫枉过正是可以理解的，客观上也推动了我们克服闭关自守的心态。从20世纪至今，中国美学在一批批学者的努力下，从最初照搬和模仿西方美学，到参照西方美学整理中国传统美学资源，再到今天从中国的视角出发，对话语体系进行创新，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这个过程虽然在后代看来有经验、有教训，但总的来说，是螺旋式地向前发展的，是进步的。所以，我们一方面需要重视中国传统美学的精髓；另一方面不能封闭自己，而应该敞开胸襟与世界交流，也不排斥借鉴国外美学的话语元素，从而克服对西方的简单比附，在交流中不唯西方，也不排斥西方。中国传统美学资源与西方美学资源既有英雄所见略同的互证的一面，又有英雄所见不同的互补的一面，无论互证还是互补，都证明了它的价值，都是我们在继承传统基础上进行话语体系创新的基石。 作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先驱，王国维尤其注重对西方美学的继承、借鉴和学习，为后人树立了楷模。王国维借鉴西方学人如康德、叔本华等人的观点解释中国美学思想。这不仅可以使中西比照阐释，而且使传统中国美学资源获得了现代学术形态。他力图依托西方美学体系来建构体系，积极推动了中国美学的现代化。他重视康德以下近百年的西方美学思想，结合中国传统对其进行阐释，并用相关概念范畴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阐释。王国维早期更多地借鉴了西方的美学思想，如康德、席勒、叔本华、尼采和泡尔生等人来阐释中国的文学艺术，建构“境界”等话语范畴。后期则主要立足于中国思想而借鉴西方的方法，将中西融通起来，如对于“自然”范畴的阐释等，从而在话语上做出自己的创新。这是王国维话语建构的历程，也是中国现代美学界乃至整个人文科学界话语体系建构的写照。 类似王国维的做法者，还有朱光潜、宗白华和李泽厚等人。朱光潜借西方范畴解释中国传统的审美意识现象，在中西方美学的相互印证中阐释中国美学的独特精神。相比之下，朱光潜先生则更具有系统意识和科学精神。宗白华先生曾说：“我以为，中国将来的文化绝不是把欧美文化搬来了就成功，中国旧文化中实有伟大优美的，万不可消灭。”需要“极力发挥中华民族文化的‘个性’”，“借些西洋的血脉和精神来，使我们病体复苏”[1]。他通过中西融通的方式推动中国传统话语的现代转型。李泽厚的积淀说，也正是在借鉴西方、分析传统审美特征的基础上所提出的。 相比之下，马一浮由对西方的重视、学习和借鉴，到退回传统，反对学习西方，则是不可取的。马一浮21岁时，在美国接触到西方文化与西方美学，曾经受其影响。1904年，他在日记中写道：“人类自然有审美之观念，故好美而恶恶。”[2]承认中西的相通之处，对西方文化与西方美学尤为重视。但回归国学以后，马一浮态度大变，反对“舍弃自己无上之家珍”，“而奉西洋人为神圣”[3]。他认为“中国文化是率性，西方文化是循习”[4]，竭力推崇中国传统文化。他还认为它具有世界性普遍意义。他说：“世界人类一切文化最后之归宿，必归于六艺，而有资格为此文化之领导者，则中国也。”[5]他的思想对于我们重视和深入挖掘中国传统资源，具有相当大的启发。但是，过于重视传统而对西方话语体系逆反，也是不必要的。如果他能把儒佛汇通的努力运用到中西汇通上，就会对中国现代的话语体系作出重要的贡献。当然，马一浮毕竟去过美国，受到过西方文化的熏陶，他的民族主义立场的相关思想依然具有寻求文化普遍性的特点。 中国现代的美学话语体系建设，既不能盲目照搬西方的话语体系，也不能完全脱离西方美学话语，要采用拿来主义的立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适度借鉴和利用西方美学话语，与中国传统有生命力的话语一起，共同熔铸中国美学的现代话语形态，并使之获得现代知识形态，共同构建中国现代话语体系，为中国现代的审美实践服务，也为世界美学贡献自己的创新思想。我们熟悉的白话文表达美学思想，其中已经充分借鉴了西方语言的表达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说，白话文已经是一种中西融通的话语。从中国现代美学的话语来看，包括“美学”“美育”“审美”等词，很多都借鉴了经由日文转译的欧美词语。在中外交流日益频繁、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中国脱离不了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 由此可见，中国美学的话语体系借鉴西方美学，实现中西美学的互证互补，在中外异同比较研究中，推进世界美学的整体发展。中国美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与创新，应当体现出开放性和可对话性，在中外美学思想的比较中探索中国传统话语的特点。只有如此，才能在借鉴西方的基础上，更好地将传统美学的精髓表达出来，与世界进行对话。同时，也要在完善话语体系的基础上注重系统论证，这就要求科学的方法和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在方法论上，中国美学话语体系的建设要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模式，讲究天人合一的精神，重视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统一。 中国美学的话语体系要有根有本，要重视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成果。在具有持久性和连续性的中国文化传统中，曾经有自己对审美传统进行概括和总结的概念范畴和话语体系。中国美学的话语创新，应当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偏见，在继承传统中进行创新。这是激活中国传统审美意识和美学思想的资源，激活中国传统有生命力的话语元素的一个有效途径。中国人的审美趣味、审美方式和汉语言的表达方式有其自身的特点。中国人在审美活动中，重视生命的情趣，重视审美对象内在的神采与意蕴。南齐王僧虔《笔意赞》云：“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6]唐代张怀瓘云：“深识书者，惟观神采，不见字形。”[7]中国古人所追求的艺术内在神采、意蕴，常常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是作为科学研究，美学应当尽力追求话语表达的明晰性。 对中国美学而言，汉语言有其独特的表达和言说方式，构成了民族性的思维基础和审美心理基础。与西方美学偏于理论化、逻辑化和体系化相比，中国美学更多地呈现出诗性的气质。中国语言文字是形象性的，以象形或者取象为主，话语本身就具有感性特征和审美意蕴。中国古代很多思想家的著作往往只言片语却大义显现，这本身也有助于表达丰富、复杂的思想。《庄子·齐物论》：“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8]庄子本人也常常是微言大义的。他否定是非之彰，以求浑然天成，从而契合于混沌与完满的“道”。钱锺书说：“倒是诗、词、随笔里，小说、戏曲里，乃至谣谚和训诂里，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精辟的见解，益人神智；把它们演绎出来，对文艺理论很有贡献。”[9]这虽然是就文论而言的，但同样适用于美学话语。其中有两个关键词，一是肯定传统话语的见解“精辟”，二是强调它现在需要我们“演绎”。中国传统整体意识和系统意识，具有自身的思辨性特征，其中的“天人合一”“情景交融”等观念，体现了中国人超越二元对立、强调辩证统一的思维方式。这尤其符合审美实际，值得我们创造性地加以继承和演绎。 中国美学话语中的诗性体验本身符合中国的审美实际，其具象、直观和象征等特征，使其具有灵动性。这种具象性适宜于表达感悟和直觉体验的内容，并且增强了话语表达的张力，具有类比取象和统摄特征。其重感悟和诗性言说的方式，具有生命意识，把审美对象看成一个生气贯注的生命体系，如“气”“风骨”“神韵”等具有人的特点的话语概念和术语。中国美学传统中还曾以动植物喻诗，如“根情、苗言、华声、实义”[10]等，也是生命意识的体现。中国古代美学话语的象征性特征虽然在严密性上有不足之处，但在突破语言表述的约束方面有自己的特点。其丰富的含蕴常常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尤其是其中的“春秋笔法”和“微言大义”等，显得含蓄和朦胧。中国古代审美意识中如器物的线条、造型等感性形态，也是一种传承的话语。书面语言的表达是非常有限的，审美系统中隐含着美学话语，并加以继承，要重视艺术语言作为话语对审美意识的继承。当然，美学作为科学研究，应当尽力追求话语表达的明晰性，这就需要对中国传统话语方式进行扬弃和改造。 中国美学话语生成与发展的历史受到了哲学范畴的影响，打上了时代哲学的烙印，具有自己独特的思辨性特征，比如意境范畴的形成就受到了东晋南朝时期的佛教境界理论的影响。中国美学与哲学范畴相通相融，中国美学史就是被置于宇宙自然、人类社会和精神世界的有机整体中去表述和考察的。这就使得它与哲学范畴具有相通相融的亲缘性。中国美学中神、气、意象等思想也与中国哲学范畴相关，它以形神、动静、虚实等哲学范畴进行分析，具有浓郁的思辨性特点。 现代新儒家思想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在反对中国文化虚无主义、反对全盘西化的背景下产生的，对于我们重视中国传统宝贵的遗产有着重要、积极的意义。现代新儒家融汇中西，援西入儒，弘扬传统，返本开新，面向未来，对中国传统美学话语进行了转化性创造，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中的心性、感通、拟容取心、生生之美等话语加以发扬光大。其中既反对西方中心主义观点，又反对故步自封的狭隘民族主义学术观，如梁漱溟、张君劢等人借鉴柏格森思想激活传统，方东美、刘述先等人借鉴卡西尔文化哲学激活传统，以及牟宗三对康德的借鉴、唐君毅对黑格尔的借鉴等，都是在中西参证中弘扬和建构中国美学思想的话语系统。特别是第三代现代新儒家中的刘述先、成中英等人，从全球化的多元视野出发，推动中国文化和美学话语的现代转换。 中国古代已有的概念和范畴，和在当下已经生成的范畴，都是约定俗成的。中国古代很多相关的概念、范畴，植根于民族文化传统，是中国人包括审美活动在内的精神活动的概括和总结，不仅符合中国人审美活动的实际，也对人类普遍的审美活动有概括和总结。其中有生命力的概念范畴和独特的表述方式，曾经在西方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而且继承中国传统的话语资源还可以避免以西方术语阐释中国美学的生硬与艰涩，使中国传统感悟与现代思辨相结合，有力地拓展美学研究的深度和话语表达。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为世界美学的新发展作出贡献。因此，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美学话语自信，应该充分利用自己有活力的传统美学话语资源，避免以西方话语简化和误读中国传统美学话语，为世界美学做出中国人应有的贡献。 中国美学话语及其表述方式，乃至体系的建构，应当建立在审美实践的基础上，在当下语境中建构话语体系。其中包括对当下审美实践的总结，同样也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审美趣味。已有的中西话语未必能完全有利于解释当下美学现象，因此，必须针对现实情形加以概括和总结，使中国美学的表述方式与时俱进，适应时代要求。同时，这种立足于当下审美实际所产生的话语，应当具有与国外美学可对话、可交流的表达方式，要在当下现代、后现代思想语境中重构话语体系，要重视话语的历史情境和现实情境，不能与当下学术生态环境脱节，要具有可对话性，与世界、与现实对话，以适应全球化时代的美学研究需要。在当代全球视野中重构美学体系，通过古代反思现代，借鉴西方反思中国。在中国美学话语中，当代美学建构阐述的同时便是中外和古今的对话，实现古与今、中与西的对话，从而进一步促进中国美学的现代化转型。 中国当下的美学话语体系，需要在全球化视野下凸显中国美学的特色。当中国美学融合到世界美学中时，本身就已经在改变世界美学的整体现状，并将使其获得更大的改变。现代“美学”从西方引进，包括话语的引进，在中国美学现代化进程中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对于我们具有悠久的审美意识传统和丰富美学思想的国度来说，如果我们抛弃自己的传统积累，完全照搬西方话语体系，并不符合中国的审美实际。我们应该在中外对话和融合中建构中国当代的话语体系，使它成为世界话语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话语具有准确性、明晰性和系统性的特点，话语系统体现了独特的感受方式和表达方式。话语的语境要立足于当下现实，体现全球化的视野。中国特有的学术思维方式应当与西方的学术思维方式相融通。 在中国美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和创新中，我们要立足当下，适应时代的需求，关注大众的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客观、理性地对待社会整体的审美趣味和个体审美差异，及时关注和总结当代审美活动的新现象、新规律。在美学研究上有所创新，就必须要在话语体系上有独特的创新能力，通过自己的话语体系表述出来，才能让国际美学界分享中国美学的创新。在当代中国美学的话语体系建构中，要基于中国当代的话语语境，更要超越中国的具体语境，使之具有普遍性的言说功能。这既是中国美学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的需要，也是中国美学与世界接轨与交流的需要，同样也是世界美学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回应当下与借鉴西方、继承传统是不矛盾的。立足于当代审美实际建构美学话语体系，同样可以在借鉴西方与继承传统的基础之上。接受美学在中国的传播、研究与发展，正积累了这方面的经验。接受美学从译介西方相关著作开始，到系统整理中国古代接受美学的概念范畴和基本思想，再到当下的相关理论探索和话语体系的贡献，体现了时代的特征。而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历程，从具体内容到话语系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下的审美实践与理论探索相结合，尤其是实践美学的话语系统，已经成为中国美学话语体系创新的重要方面。 与其他人文学科相似，当前的世界美学处于一个多元交融的时代。我们既不可妄自菲薄地放弃自己，也不能情绪化地排斥西方，中国美学应该建立一个开放、可对话、可融合的话语体系。因此，我们要重视美学学科的科学化和现代化。对于中国传统丰富的审美意识和美学思想资源，通过现代话语表达出来。只有让中国传统审美意识和美学思想资源科学化、学科化，重视表达的逻辑性，才能发挥出其当代的学术价值。 自古以来，西方各类学术思想就各具体系，而当已有的体系约束思想创新之时，就需要一边解构原体系，一边重构新体系。纵观中国美学的发展，近代以来学界多模仿和学习西方美学，一直缺乏自身独立的美学话语体系。因此，建构中国美学自身的话语体系，正是目前中国美学界经过几十年、几代人的积累，所应该加强研究的课题。有的学者盲从西方，也要求解构话语体系，然而我们还没有建构起自己的话语体系，何来解构？因此，中国美学话语的建构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应当在比较沟通中逐渐形成，应当借鉴西方学术规范和话语阐述中国传统美学资源，从当代审美追求的视角去整理中国美学资源。 100多年前，我们曾经在借鉴日本的基础上，接受了西方美学的话语系统，并且借鉴西方美学整理了中国传统的美学话语系统。但是，现在看起来中西话语系统还没能有机统一。而这个艰巨的任务，只有中国的学者才能做到，才能使中西美学话语水乳交融。因此，中国美学界应当有担当，有理想，有为世界美学界进行话语体系创新的使命感。从人文精神来看，我们需要更多地继承传统；从科学精神来看，我们则更多地需要借鉴西方。我们尤其要处理好中西关系和古今关系，而不能仅为创新而创新。面对当下审美实践和审美需求，我们不仅要从本土语境中诠释中国本土资源，而且要在全球视野中，做到中西互参互释，进一步加快自身话语体系的建构，把中国的美学创新内容传播出去，让世界了解和接受，在美学领域切实地做出无愧于我们文明古国和泱泱大国应有的学术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