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罗、上海城市现代化进程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开罗论文,上海论文,现代化进程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2；C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873（2003）05-0052-04
作为世界文明古国的中国和埃及，其城市历史源远流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其城市发展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随着1798年法国侵入埃及和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埃及与中国的历史开始由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过渡，其城市在西方文明的撞击下开始接受新文明的洗礼。
一
自969年后，开罗一直是埃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法蒂玛王朝时期成为世界商业中心，1046—1049年访问埃及的波斯旅行家纳赛·库斯特说：“我无法估计它的财富，我从未在任何别的地方看到像这里这样的繁荣。”（注：《剑桥非洲史》（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第1卷第3册，1988年，第16页。）阿尤比王朝时期，开罗成为穆斯林世界经济中心和中世纪亚非欧三大洲的大都会。据赵如适《诸蕃志》记载，开罗“市肆喧哗、金银绫绵之类种种萃聚、工匠技术咸精其能。”（注：沈福伟：《中国与非洲——中非关系二千年》，中华书局，1990年，第250页。）马木路克时期，开罗规模“比巴黎大6倍”，（注：何芳川主编：《非洲通史·古代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17页。）“拥有35个主要市场和2万个商店”。（注：Malia Ruthen，Cairo Time—Life Book，B.V，1980，P.43.）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形容开罗“地区辽阔、物产丰饶、商旅辐辏、房舍栉比、而且极其富丽。”（注：沈福伟：《中国与非洲——中非关系二千年》，第248页。）
上海地踞长江口，内联腹地，外通四洋五海。早在唐天宝年间就开海贸易。元至元14年（1277）设立市舶司时，已是“蕃商云集”，“有市舶、有榷场、有酒肆、有军隘、儒孰、佛官、似馆。”（注：刘惠吾：《上海近代史》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1页。）清嘉庆年间，上海“闽广辽沈之货，鳞萃羽集，远及西洋暹罗之舟岁亦间至，地大物博，号称烦剧，诚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也。”（注：嘉庆朝《上海县志·序》。）
两地经济虽然繁荣，但开罗在1798年被拿破仑征服之前，上海在1840年开埠之前，其经济模式仍属传统的商业和手工业。市民以职业划分，往往集中在同一地段，如开罗有皮匠胡同、木匠胡同、裁缝胡同……，上海有豆市街、花衣街、咸瓜街……。各行业都有行会，其职责是解决内部纠纷，规定产品价格和劳动报酬等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开罗和上海的大小商人都有相当程度的增长。但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他们的力量还很弱小。埃及和中国被纳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后，外商纷至沓来。在与外商贸易的过程中，一些资本主义的商业经营方式、经营手段、会计核算、雇佣制度等等纷纷引进。开罗“从事各行各业的行东，为行事方便，必须领取执照”，（注：穆罕默德·艾尼斯：《埃及近代简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3页。）“对所有私人财产进行登记，……根据登记的财产调整应缴捐税的数额。”（注：艾周昌：《非洲通史·近代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35页。）上海钱庄开始介入国际金融业务，到1895年前后，“南北二市每日银票往来何止千百万数”。（注：唐振常：《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41页。）不仅如此，上海钱庄还介入了有价证券交易及金银、期货等投机买卖。这些措施不仅使开罗和上海原有的地方性小规模的家庭商店、商行，转变为有较大规模的在大范围内运营的大商行、大公司，拥有了数十万、数百万资本的新式商人集团，而且使这些城市率先出现了若干个新兴的商业类别和商业行业。1849年开罗第一家西式旅馆——撒费尔德旅馆（Shepheard Hotel）建成并开放，希腊式、德国式啤酒店出现；大量面包店、西服店、咖啡屋等在上海租界经营。这些新兴的商业行业具有现代化的性质，把开罗和上海纳入现代商业网络之中。
新兴的商业贸易的发展带来了众多先进的生产技术，开罗和上海出现了交通运输、保险、通讯、现代工业、城市市政建设等新兴经济部门，从而使开罗和上海作为本国中心市场的作用突出。开罗成为埃及乃至中东地区的商贸中心，城市人口大幅增长，相当于埃及其他城市人口的总和，其人口从18世纪末的30万上升为1947年的200万。（注：Mattei Dogan John D Kasarda，The Metropolis Era Mega-cities，Volume2，P.236.）从1853年起，上海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同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300多个港口有经济联系和贸易往来，其直接对外贸易额占中国外贸总值的一半以上。人口从1880年的100余万上升为1949年的500万。（注：唐振常：《上海史》，前言第9页。）
西方的城市建筑风格和理念改变了开罗和上海的面貌，促进城市建设和功能向现代化发展。
首先，形成了新的市中心和商业街区。开罗的市容变化最早开始于拿破仑占领时期，拿破仑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强令加宽街道，拆除把各个市区隔开的胡同大门，拆毁一切有碍的民房和寺院。”（注：穆罕默德·艾尼斯：《埃及近代简史》，第32、33页。）开罗新的市中心和商业街区的形成则发生在伊斯梅尔在位期间（1863—1879），他不仅在艾兹拜基耶区和老开罗之间新建了两条林荫大道——克鲁贝特大街和穆罕默德·阿里大街，而且在开罗城的西边兴建了一个与旧开罗风格迥异的城市。新开罗仿效巴黎，按照笔直、布局、景观三原则而建。如在新的市中心建立大广场，市内修建笔直的大街和环行路等。为了加快新城市的发展，伊斯梅尔决定为那些能在18个月内修建一幢价值在3万法郎以上豪宅的人免税，这样就奠定了新区为富人居住区的格调。纵横交错的街道、绿草如茵的广场、鳞次栉比的宅区、富丽堂皇的宫苑出现在尼罗河东岸。各种各样的商业公司林立在街道两旁。10年间，新开罗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欧式建筑群。英国驻埃及总督克罗默（1883—1907年在职）对新开罗进一步扩建和实行欧化，出现了一大批法国、意大利等国式样的公园和建筑物，如著名的花园城（Garder City）、劳代岛（Roda Island）、伊斯梅利亚——陶非克依区（Ismailiya—Tawfikiyy）、金字塔区等等，开罗的城市范围急速膨胀。
上海自租界开辟后，工部局和公董局以西方城市的标准在租界内筑路，使街道一改传统城区局促狭窄的格式。到1865年租界内已有通衢大道13条。租界与旧县城的市容形成鲜明的对比，“租界马路四通，城内外道途狭隘；租界异常清洁，车不扬尘居之者几以为乐土，城内虽有清道局，然城河之水，秽气触鼻，僻静之区，坑厕接踵，较之租界，几有天壤之别。”（注：唐振常：《上海史》，第10页。）上海租界的面积1915年比1848年扩大了12倍。在上海租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城市，数十年间成为中国最大的城市，拥有中国建筑质量最好的高层大楼和最繁华的商业大街。外滩一带的欧式建筑群，南京路、四川北路等繁华大街初具规模。以“小洋楼”为代表的欧式风格与旧城厢的传统风格形成鲜明反差。
其次，改变了城市布局。随着新市中心在新开罗区和上海租界的形成，改变了中世纪开罗以法蒂玛王宫和爱资哈尔清真寺为中心，旧上海以官府衙门为中心的城市布局。外国商品和资本的大量输入，新型交通工具的引进，不仅进一步淡化了开罗和上海的“城”的功能，增加了“市”的功能，而且市区的面积大幅向外扩大。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开罗，向西、北、南三方发展，特别是北部坎米堡得区（Cmbodia）的开发成功，新的工业区和居住区在此形成。19世纪下半叶的上海向西沿着苏州河、向东沿着黄浦江延伸，逐渐形成沪东杨树浦、沪西曹家渡、浦东陆家嘴等工业区。开罗出现了“一个城市两个开罗”的结构，上海则形成“三家两方”（华界、公共租界、法租界；中国一方、外国一方）的格局。
第三，殖民者把开罗和上海视为他们进出口的总枢纽。一方面将大量廉价的工业品运进埃及和中国，通过开罗和上海等城市分销到其它城市和农村，占领当地市场。如上海进口的商品，只有20％在上海本地消费，其余的80％转销到内地；内地进口、出口货物，通过五大中介城市与上海发生联系，完成交易过程。（注：戴安钢：《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第5章，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另一方面对埃及和中国的原料进行疯狂掠夺，控制其原料市场，把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推向商品化。如1832年长维棉的种植，使19世纪中期埃及的出口产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25万亩棉地。（注：Malise Rathen，Cairo Time-Life Books，B.V，P.107.）与此同时，城市经济结构发生变化，手工业家庭作坊在资本主义商品的冲击下衰落，“这几年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开罗市场上充斥着欧洲商品，过去我们在街头经常看到的埃及本国货已经绝迹。”（注：穆罕默德·艾尼斯：《埃及近现代简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76页。）这样的情况同样也发生在上海，据记载，“松、太利在棉花梭布，较稻田倍蓰；虽（捐税）横暴，尚可支持。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分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削减大半。”（注：刘惠吾：《上海近代史》（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85页。）
二
西方文明的传播在推动东方城市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也为它们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首先，外国人控制了开罗、上海的政治、经济大权，享有相对独立的行政权、司法权、开发权、征税权等等。同时，本国工人和外国工人从事同样工种的劳动，但得到的报酬却低得多。
其次，阻碍了埃及、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由于列强通过战争和不平等条约把开罗、上海纳入资本主义的体系之中，使其从一开始就处于边缘与依附地位。开罗、上海的民族资本企业除了面对国内传统势力的压制外，还要遭遇外国资本这个劲敌，不仅享受不到低税率等优惠条件，反而承担各种负担，结果使民族企业生产成本高，产品销路不畅，无力与外国商品竞争。如开罗现代企业大多规模小、资金少、技术力量薄弱且多集中在棉花加工、轧糖等部门。据统计，1945年埃及共有企业12，902千家，其中无雇佣劳动者的企业占51.2％。（注：高尔东诺夫：《埃及》，三联书店，1956年，第154页。）上海众多的民族企业也发展困难，就造船业而言，1868年中英修约谈判时，允许英商船厂所需的一切机器、物料进口免税；1881年，又与德国签订了德商船厂修船免税新章，从此各国“一切未能预言而实用修船各物”进口关税一律免除，（注：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第310、394页。）遂使一大批华商造船厂纷纷破产。发昌、均昌造船厂曾辉煌一时，但由于得不到清政府保护，1900年发昌被迫以4万元廉价转让给耶松船厂，成为后者的一个车间。（注：《申报》1899年7月11日，转引自《学术月刊》，1965年第12期，第66页。）均昌机器厂被迫转产，改为经营小量纺织机件修配业务，才得以苟存（注：《上海之机制工业》，中华书局，1933年，第34页。）。
第二，加重了开罗、上海城市空间的不合理分布。20世纪初，在英国政府的鼓励下对开罗的开发达到顶点，外国公司纷纷到开罗寻找开发空间，城市出现了自流发展的印记，克罗默虽然制定了一套《总计划书》，但从未对土地开发利用实施过控制，结果供水、排水、电力系统等缺乏统一规划，拆建缺乏宏观控制，往往因一个小小疏漏，造成全区瘫痪。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在市政建设上各自为政，虽然在各自的辖区内对道路宽窄、桥梁建造等有一定规划，但作为一个整体，城市是局部有序，全局无序。如相邻交界的供水管道互不沟通，各区的水质、水压、水价五花八门；各区电压不一，或220伏，或110伏等等。这就为上海的改造和进一步的发展造成了严重障碍。大量外地贫困人口的涌进，又形成了大量贫民窟和临时棚户，使城市布局的不合理现象进一步加重。
三
埃及和中国的城市现代化展现了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发展特点。
第一，开罗和上海城市现代化的进程被打上了殖民地性质的烙印。开罗和上海的经济命脉始终操纵在外国殖民者手中，其经济以“外向型”经济为主，表现在经营倾向上，外资的半数以上用于进出口和与其相关的运输、银行等事业，工矿企业的投资却很少。同时开罗和上海的城市现代化的程度和进度也受到外资的制约。如伊斯梅尔时期由于得到了外国大量贷款，使开罗的改建工作顺利进行，仅用了10年的时间就在尼罗河畔建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同样，上海在短短的时间内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与外国资本主义的投资紧密相连。据统计，到抗日战争前，除东三省外，外国资本主义对华进出口贸易和商业总额的81.2％，银行投资的79.2％，均集中在上海。这些投资迅速转化为垄断开罗和上海的经济力量，并以此控制埃及和中国的经济命脉。
第二，开罗和上海的城市现代化的过程是畸形发展的过程。开罗、上海的城市现代化是以商贸为主，是外部力量作用的结果。帝国主义在商业掠夺和开办大批现代企业的基础上，通过开罗、上海等大城市把埃及、中国的广大城镇与乡村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从自然经济形态中分离出来的大量劳动力，形成了一股庞大的失业大军，造成了开罗、上海城市人口过剩的畸形结构。
第三，开罗和上海的现代化是被动的、突进的，是在其国民缺乏现代化意识的背景下开始的。无论是开罗、上海的官僚贵族还是平民百姓，对西方文明都经历了由拒绝到接受的过程。开罗的两次起义为其冲突的表现，而随后大批埃及官僚、贵族、富商等建立西式别墅，创办新式学校、医院、着西装、看歌剧、说英语等则为接受的表征。在上海当电灯在租界内出现时，“其初，国人闻者，以为奇事，一时谣诼纷传，谓为将遭雷殛，人心汹汹，不可抑置”。（注：唐振常：《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53页。）随着时间的推移，电灯在上海市民的心中从惊恐的怪物变成了令人羡慕的夜明珠，时人称为“赛月亮”，于是争而仿效，最终电灯普及，成为上海市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需品。以上这些过程，可视为反映市民文化心理状态现代化过程的缩影。
第四，开罗、上海现代化的过程具有外发性和殖民性的特点。由于这些大城市现代化进程与农村脱节，因而它们的发展状况并不能反映两国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它既不能把埃及、中国的农业从封建的落后状态中解脱出来，也不可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与西方的城市展开公平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