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探索——黄宗良教授专著《书屋论政——苏联模式政治体制及其变易》读后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读后感论文,专著论文,书屋论文,政治体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黄宗良教授的力作《书屋论政--苏联模式政治体制及其变易》（以下简称《书屋论政》）2005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集结了作者从20世纪80年代初公开发表第一篇论文开始至今的40余篇论文，内容涉及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文化、外交。全书共45万字，除序言外，还包括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中国社会主义体制及其改革问题，苏联模式和俄罗斯社会的转轨以及中俄关系的发展等四大部分。需要指出的是，该书还收录了黄教授在国内没有发表的文章，如《十年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学的发展》（1991年7月在苏共中央社会科学研究院和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的讲演）、《中（苏）俄改革之比较》（1997年4月7日在香港大学的演讲）、《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俄罗斯政局》（原载于[日]《成蹊法学》1994年第39号）、《俄罗斯改革与中俄、日俄关系》（原载于[日]《成蹊法学》1995年第40号）等。
自1991年底苏联解体后，我国学术界对苏联解体的原因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和极大的关心，先后出版了一系列的著作探讨苏联的兴亡。这些著作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苏联兴衰的原因，剖析苏联的解体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启迪和借鉴意义。《书屋论政》则着重从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及其变易的角度来探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
黄教授是（前苏联）研究俄罗斯和东欧问题的有影响的专家，在长期的研究中，对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实践有许多深刻、独到的见解。此书尽管是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版，但该书的大部分文章是围绕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和改革问题展开，这恰恰反映了黄教授长期一直关注于社会主义的“政治”层面。尽管他十分明白“在一定意义上，社会科学研究比自然科学还难；社会科学中的政治学科比其他学科还难；政治学科中研究现实的社会主义政治又比政治学中的其他领域还要难”，但还是孜孜不倦地投入到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探索和研究上。正是由于对社会主义政治的极大关注和深刻洞察，所以早在苏联剧变之时，黄教授就提出，苏联剧变最核心的原因是政治问题，是政治制度、政治体制的弊端引发的，尽管这个“政治”有其深刻的经济和历史、文化根源。黄教授对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进行了许多有价值的、有深远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探索，通读全书，我觉得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第一，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突出的弊端不是一般的“高度集中”，而是权力、特别是最高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这种体制有几个显著特点：干部的普遍任命制；以个人崇拜为思想基础、以书报检查制度为主要手段的思想文化统制；国家安全部门对全社会、包括高层领导政治生活的越权控制。在列宁时期，苏联的政治体制已发生了向权力集中的“六个转变”，这一体制的最终形成一方面是俄罗斯的历史、文化传统使然，但另一方面则与斯大林把这种集中的权力推向极端，推向个人专权分不开的。这种体制所造成的结果是党内民主制度和集体领导制度遭到破坏，个人集权得以形成，社会民主和人民民主遭到漠视和践踏。
第二，官僚特权阶层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政治中一个带有全局性影响的关键问题。黄教授认为，社会主义的突出矛盾是特权阶层与广大民众的矛盾，抑制“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和发展，克服和抵制特权，是一个涉及执政党和社会主义政治权力的性质、关系到社会主义兴衰成败、政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相比，官僚特权阶层呈现出排他性、虚伪性、保守性、垄断性、贪婪性和颠覆性的特点。苏联特权阶层的存在，其特权、官僚主义腐败现象是导致苏联剧变的一个重要原因。黄教授认为，指出苏联存在特权阶层的有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有非马克思主义者，有“左”的，有右的。他们提出的解决“官僚特权阶层”问题的途径、目标各不相同，有想按巴黎公社原则来搞社会主义的，也有论证实行多党制的必要性的等等。黄教授强调，这个问题被反复提出本身就清楚地提醒人们：这个问题值得重视，回避不得。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就指出，党内“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目前，我国现阶段腐败案件中串案、窝案的比例大大增加，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域、一些部门已经存在“成了气候”的“既得利益集团”，反腐败的形势更加严峻。因此，对“官僚特权阶层”这一问题的提出和深入分析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而遏制并不断消除官僚主义、特权和腐败，使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朝着健康的方向向前发展的关键就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权力制约体制，这是能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关键问题。
第三，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策略和手段。东方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面临政治体制的变革，政治体制的变革既有可能推动进一步的发展，也有可能摧毁继续发展所依赖的政治秩序和制度条件。因此，其关键问题是如何选择政治策略，使政治变革有利于发展而不是相反。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关键遵循了一条渐进的路线。关于渐进主义的思想，黄教授早在1988年在《民主政治建设的几个问题》中就已经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和内容决定了民主政治建设的渐进性。指出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我们在改革中就必须讲求适度。
第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的目标。黄教授即使在权威学者把主张权力制衡责之为“自由化”的氛围中，也始终坚持认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就是借鉴西方政治文明的成果，建立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经典作家对于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很早就有论述。1842年，恩格斯在《〈刑法报〉停刊》中就赞扬了英美法的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完全分立，批判了两种权力混合必然产生独裁者的混乱局面。1859年，马克思在《德国的动荡局面》一文中评价黑森宪法时指出，黑森宪法限制王权，扩大立法、司法和行政机关的权力，实行司法独立、分权制衡的原则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并把它作为资产阶级民主形式予以肯定。但苏联模式政治体制却高度集权，权力不受任何制约和监督。黄教授在1998年就提出，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实际上资产阶级应用“权力制衡”原则而采取的一种形式，权力互相制约、权力制衡原则是人类经过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政治统治和管理的重要经验总结，社会主义国家不采用“三权分立”的形式，但却不能把它所蕴涵的权力互相制约的原则一起抛弃，社会主义的建设要充分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
在对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及其变易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黄教授以广阔的视野进而概括和升华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的高度，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总结。
第一，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总结。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与苏联模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黄教授在《毛泽东与苏联模式》一文中就我们如何对待苏联模式问题，进行了历史回顾，对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指出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成就的取得在于贯彻了毛泽东所提出的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而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挫折和失败恰恰也在于背离了这一原则。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完成了一次飞跃。有学者认为，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关系是“一脉相承，两个阶段”，黄教授则用“一个主义，两种模式”的概括来论证毛泽东和邓小平社会主义观和实践的联系和区别，进一步深刻地阐释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
第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总结。黄教授在《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历史启示》一文中探讨了近百年来世界社会主义的实践、尤其是在苏中两个社会主义大国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影响到共产党自身的生死存亡、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的六个方面的执政规律。其中指出我们要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必须创造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和民主的政治气氛；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克服形式主义的思想教育；要加强理论队伍的建设等等。黄教授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总结对于中国共产党创新执政理念、改革执政方式、完善和充实执政方略、进一步巩固其政治合法性基础，从而进一步保持党的先进性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三，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就是在实践中艰难探索、反复认识、不断总结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历史。我们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依赖于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刻的认识。黄教授在研究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时，提出了五个近百年来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的哲学命题：其一，关于自觉性和自发性问题；其二，关于同一性和斗争性问题；其三，关于渐进和飞跃；其四，关于平衡论；其五，关于适度。从哲学角度论证搞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合力论、适度论，正确对待渐进论、平衡论、“自发论”及其相关的“灌输论”，从世界观的高度揭示十月革命后东方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教训的理论根源。
黄教授在长期的科研工作中，勤于观察思考，慎于判断，在20多年来风波迭起的政治理论环境中勇于坚持自己的见解。《书屋论政》中的文章，均为原文，未作改动，书中许多文章还表现出了一个学者历史的敏锐感和深刻的洞察力。对苏联剧变后俄国局势的发展提出一些预测性的看法。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俄罗斯政治体制的转轨已经难以逆转；俄罗斯发展的方向不是走向两个极端，而是朝中左中右的方向走；普京在政治上不会走向独裁，外交上不是走向“亲西”。因此，中俄两国均应把巩固和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作为各自的外交重点。
《左传》曾记载了叔孙豹著名的三不朽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立德无形，立言有凭。立德是指安身立命的精神境界，它是一个随着人的年龄、智识的增长而不断升华的过程。立德虽然重要，却是大相无形。而立言则一直被知识分子视为实现自身人生价值的手段，曹丕就曾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正是在这种历史责任感的推动下，知识分子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黄教授的《书屋论政》可谓“立言”，但“立言”的背后却是“立德”。黄教授之所以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行持之以恒的探索，之所以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在于对代表广大民众利益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执著。正如黄教授在序言中所言：“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是无止境的。这是一个艰难的事业，又是继承和发扬中国历代知识分子优良传统的高尚事业。坦荡荡地站在人民大众一边，探索代表和表达他们的利益、要求和愿望的社会制度、体制和社会运行机制，而不是惶惶戚戚、随风起倒、朝秦暮楚迎合讨欢这个或那个权势集团，应该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正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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