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之二难（下）——《白鹿原》与关中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中论文,之二论文,中国文化论文,文化论文,白鹿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解说历史：鏊子之二难
——关中近现代历史演进的生动图景
小说是历史的一面镜子。哪个小说作家不欲解说历史？哪一部小说文本不是在解说着历史？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没有例外。小说的扉页上就引用了巴尔扎克的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然而，历史是一条流淌着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大河。站在哪一个视点上去观照这条河，直接影响和决定着解说的深刻性与真实性。有站在河中央的，它可以映现出朵朵浪花的具体形态，却又难免被浪花遮住目光。有站在河边缘的，它可以揭示出河床的流向，却又难免不被河水冲击得顺势而流。还有站在远距离观照的，这个远距离不仅是指时空的远距离，而且还指超越当今时代的价值坐标系，超越既往的历史研究的角度和论断，摆脱作家们惯用的认识历史的思维轨迹与模式。这种远距离观照赋予作者的是一种大历史观，即超越并融合伦理道德历史观、经济历史观、政治历史观和社会历史观的大视角和新思路，从而使作者能够以人为历史的核心，通过透视历史的人，来揭示人的历史，最终达到本质地解说人类历史的发展动因和演变轨迹的目的。无疑，这种解说是深刻的，当然也是真实的。陈忠实对关中近现代史的观照，就是这样一种远距离观照，《白鹿原》对历史的解说，就是这样一种本质的解说，其深刻性和真实性，远远超出了当代的诸多小说。
鏊子是《白鹿原》解说历史的凝结点。
鏊子是关中特有的生活用具，专指用于烙锅盔的平底锅。锅盔是关中特有的食品，一种很厚的大饼。烙制时须把鏊子烧热，置饼于其中，并不时地翻动锅盔，令其两面均能在热鏊子上烙上火色。就是这么个用来烙饼的普通生活用具，在《白鹿原》中多次出现，成为该文本的特定历史话语，具有深刻的象征意蕴。最先使用这一历史话语的是朱先生。面对农协的潮起潮落，朱先生抱之以超然而缄默的态度，妻弟白嘉轩再三询问他的态度，他才撂出一句：“白鹿原这下成了鏊子了。”土匪抢劫白鹿村后，朱先生仍以超然的态度说：“原先是两家抢一个鏊子，已经煎得满原都是人肉味儿；而今再添一家来煎，这鏊子成了抢手货忙不过来了。”受到朱先生的影响，白嘉轩面对发生在戏楼上的轮番表演，也用一种超然物外的口吻说：“白鹿村的戏楼这下变成烙锅盔的鏊子了。”显然鏊子是朱先生白嘉轩解说历史的一个“隐隐晦晦的妙语”，它包含着超然态度和反感情绪。正如田福贤所说：“朱先生是圣人，向来不说诳话，他说的话像是闲话其实另有后味。我回来想了几天几宿才解开了，鏊子是烙锅盔烙葱花大饼烙
馍的，这边烙焦了再把那边翻过来，鏊子底下烧着炭火。……这白鹿原好比一个鏊子，黑娃把我烙了一回，我而今翻过来再把他烙焦。”
究竟该如何理解鏊子说呢？最普通的阅读常识告诉我们，人物的观念不等于作者的观念。通常有不少人在评论文学文本时往往容易忘却这一常识，把人物的尤其是正面人物的话语和思想情感，误作为是文本的思想宣言，是作者的情感流露，这样做，大都会程度不等地扭曲作者的创作意图和拘禁住文本的主题意义。我们讨论《白鹿原》对历史的解说，将从鏊子这一历史凝结点切入，分析它的象征意蕴，同时我们也将更注重通过整个文本的叙述，窥探出陈忠实对鏊子说所持的态度。可以说，作者对鏊子说的态度，就是作者对历史的解说，也是我们探寻该文本的历史观的钥匙。
推进历史的动力是什么？这是《白鹿原》解说历史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
《白鹿原》对历史动力的解说，是循着两个层面展开的。一是从关中文化的鏊子史观出发，真实地展现人性冲突，即人与人之间的物质生存冲突和精神情性冲突，并揭示出人性冲突对历史的推进作用。二是超越关中文化的鏊子史观，真实地展现历史冲突，即社会人群之两极人——低层穷苦大众和知识分子与社会存在之间的物质冲突和精神冲突，并揭示出历史冲突对历史的巨大推动作用。同时，还将人性冲突与历史冲突有机地结合起来，展现出人与历史、历史与人的互动与交融。
第一，人性冲突是历史动力之一源。
人性冲突在《白鹿原》中表现为人的生存利益的冲突和精神情性的冲突。最有代表性的是白嘉轩与鹿于霖之间的长达一生的渗透到人生各个侧面的全方位的较劲和暗斗。白嘉轩是族长的儿子，出身使他成了族长的当然继承人。鹿子霖是“勺勺客”的后人，出身决定了“在白鹿村，他的财富可以累加，却与族长的位置无缘。”这两个人一登上白鹿村的历史舞台，就开始了漫长的不露声色的较量，序幕的拉开是白嘉轩谋算着买回鹿子霖家藏有白鹿吉兆的二亩坡地，大幕的落下则是鹿子霖痴呆死亡，白嘉轩愧疚自责。这两个有“世交”“义交”传统的家庭，几十年中从没有放松过争高低，比兴衰，从人丁子嗣，从家财运道，从名声脸面，从地位势力，以至于儿子的成就前途，无一不成为较劲的内容，成为明争暗斗的角逐场。就为购置田产，白、鹿二人争买李寡妇的六分水地，鹿子霖之父鹿泰恒十分清楚地意识到白嘉轩“是儿子鹿子霖的潜在对手，在他尚健的时日里，应该看到儿子起码可以成为白嘉轩的一个对手，不能让对方跷了尿骚。”就为了人丁子嗣的兴旺，白嘉轩不无庆幸和得意地对妻子说：“我有三个娃子，鹿子霖……俩。”就为光耀门楣，鹿子霖不甘心帮着白嘉轩为族里办事，增加族长的功德，而去做了保障所的乡约，既给祖先挣了脸面，放了草炮雷子统子，又改变了白强鹿弱的不均衡格局，使个人的地位和处境“起码不在白嘉轩之下”。就为后辈的德行前程，白嘉轩面对戎装整洁举止干练的鹿兆海，“不由地心里一震”，鹿子霖面对仪态端庄的白孝文，布下了一个“等于尿到族长脸上”的阴谋，白孝文的堕落，对白嘉轩来说无异于是“走到了生命的末日走到了终点”，对鹿子霖来说是“气儿出了，仇报了”，白孝文的做县长，对白嘉轩来说是再没有必要鼓起“往昔里强盛凛然的气势”，对鹿子霖来说是不禁喊出“鹿家还是弄不过白家”的哀叹。就为家财运道，白嘉轩盖起了惹人的四合院，鹿子霖却从他儿子手中买去了门房，鹿子霖盖起了漂亮的门楼和宅院，白嘉轩儿子又买回了鹿家的门楼和门房。
从上述的较劲争斗之中，我们不难发现，尽管人与人共同生存在社会这一空间之中，有着共同的生存利益，但是人与人又存在着生存利益的冲突，压抑或被压抑，跷尿骚或被跷尿骚，成功或失败，生存或毁灭，绝无中间道路可走。一惯以中庸为上的关中乡民在这一生死存亡的问题上，毫不含糊地从内在本能中迸发出生存危机感和强烈的生存意识，并将危机感和生存意识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具体竞争之中。白、鹿二人互以对方为自己人生的竞争“对手”，从而使生育暗含着力量的较量，职务体现着地位和权势的高低，儿子的成败成了父辈斗争的砝码和延续，盖房子置地产成了竞争的归结所在。而大多数关中乡民则是，为了“让咱们的烟囱先冒出烟来”，就必然要“盼邻家烟囱不冒烟”，为了自身的安全，就必然得“小心咱乡党”。尽管这几句话是兆鹏说的，但他说的是关中乡民的心里话，触到了他们心灵深处的敏感点，乡党争斗的普遍性，兄弟相煎的可怕性，让每一个在关中文化中成长的人都痛彻地感到，越是乡党越要提防，越是兄弟越要小心，于是，人和人之间的争斗便渗到生活的各个领域，人与人的关系便呈现为和睦表象掩盖下的尖锐对立，红眼嫉妒，揭脸皮看笑话，背地里踹脚，软刀子杀人，暗中斗狠较劲，一个关中文化遮蔽下的“人的兽性”或“人的攻击性”便被真实生动地再现出来了。归根寻源，“人的兽性”或“人的攻击性”是发源于“动物人”的生存本能之中的，是生存利益的冲突赋予“动物人”的暗示和启迪，是艰难的生存现状对人的动物性征的激活和触发。这种暗示和启迪、激活和触发，随着人的繁衍发展，遗传继承，最终又积淀在关中人的潜意识深层，而成为关中人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外化为较劲争斗的诸多表征，外化为翻鏊子的自觉行为，造成了关中历史上的没完没了的翻鏊子行为和现象。
从上述的较劲争斗之中，我们还发现，尽管人与人的精神情性有着诸多共通之处，但是人与人又存在着精神情性的冲突，善与恶，美与丑，正与邪，刚与柔，内倾与外向，阴柔与阳刚，相互对立难以调合。一惯以中庸为上的关中乡民在这一精神存亡的问题上，毫不含糊地从意识深层中迸发出精神危机感和强烈的精神自卫意识，并将危机感和精神自卫意识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具体竞争之中。白、鹿二人互以对方为自己精神的“对立面”，一切的物质的较量都不只是物质层面的意义，都含有精神较量和精神倾压的意蕴，各家“撑门立户的精神财富”代表着截然对立的文化承传，截然不同的行为模式体现着迥然而异的人格禀性，一个是注重耕读传家，恪守仁义礼智信，追求美善正的道德境界，另一个是推重“忍受——报复”的勾践精神，无顾忌无羞耻，只求“成虫”之后的“蹦跶”和“轻狂”，于是，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行为模式诸方面出现的对立，必然促使白、鹿二人在精神上相互较量，推进这两个充满生命张力的自我人格相互倾压，针尖对麦芒，反其道而行之，乐其所痛，怒其所幸，扬其所短，抑其所长。“尿到脸上”，占一次上风头，一个关中文化铸就成的“人的异化性”或“人的精神倾压性”便被具体形象地再现出来了。归根寻源，“人的异化性”或“人的精神倾压性”是发源于“文化人”的精神内海之中的，是精神情性冲突赋予“文化人”的暗示和启迪，是人类对立矛盾的文化现状对人的异化性征的激活和触发。这种暗示和启迪、激活和触发，随着文化的遗传继承，延续发展，既植入人的无意识深层，与人的物质的生命融合为一，而成为人的诸种对立的先天情性——带有血缘遗传色彩的性格和气质，又积淀在关中人的精神内海之中，构成不同的人格体系和文化框架，而成为关中人性的一个重要部分，并外化为人格气性、道德观念以及行为模式的对立和争斗，引发出较之物质层面的竞争更深入、更长久、更广阔的精神层面较劲和争斗，造成了关中历史上没完没了的翻鏊子行为和现象。
不能否认，鏊子现象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现象，这种现象的形成与人性冲突有重要关系，正是由于人与人在生存利益和精神情性方面的冲突，才使关中乡民不停地折腾着，不失时机地窝里咬，才使关中社会不绝如缕地上演着翻鏊子的一出出悲剧。《白鹿原》真实地再现出关中乡民之间的乐此不疲的折腾和窝里咬的现象，再现出关中社会的一个烙一个的翻鏊子现状，同时，《白鹿原》还揭示出翻鏊子的动因，那就是由生存利益和精神情性两侧面组成的人性冲突，引发着并促动着人为生存需求而争、因观念分歧而斗。漫漫历史究竟演绎了多少这样的争和斗，谁也说不清，但是谁都清楚地知道，漫漫历史就是由这种争和斗组成的，鏊子现象正是争和斗的结果。展示鏊子现象并不是《白鹿原》解说历史的重心所在，而围绕这种现象，对人性作出深刻挖掘，从人性的高度揭示出鏊子现象的动因，才是《白鹿原》解说历史的关键所在，也是作者高明之所在。
第二，历史冲突是历史动力之主要源头。
仅仅围绕鏊子现象，从人性冲突方面并不足以揭示历史推进的全部动因，在人类社会的进程中，还有一种动因是人性冲突所不能涵盖的，那就是历史冲突，即人与社会存在之间的冲突。《白鹿原》的作者在探寻历史推进动因的时候，并不囿于关中文化的鏊子史观，而是跳出鏊子说，从人与社会存在之间的尖锐冲突——经济的和精神的冲突人手，展开了对关中近现代历史的剖析和解说。
中国近现代时期的关中社会，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一个具体的真实的存在，它乘着辛亥革命的飓风，从腐朽的清王朝的统治下挣扎出来，步入了一个尚未建立起秩序的、各种政治力量交织争斗的充满内忧外患和动乱纷争的中国大历史背景之中，它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国近现代社会一道，在政治上，面对军阀之混战，侵略者之铁蹄和国共两大政治潮头之旋流，艰难地浮沉着，颠簸着；在经济上，面对干旱造成的大饥馑和莫明的大瘟疫，颗粒无收，饿殍遍野，一片天吃人、人亦吃人的萧条和恐怖，艰苦地挣扎着；在思想上，面对传统封建宗法思想伦理观念、新兴的资产阶级民主意识和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不屈不挠地寻觅着，探索着。在这样一个政治波动、经济衰竭、思想多元的社会环境中生存的关中乡民，怎样面对个体生存与社会存在的冲突呢？
绝大多数人都依照关中的“顺应天道”的生命哲学，“以天道切人事”，“以人事反诸天道”，采取顺势应变的方法，最典型的是白嘉轩。他对反正由惶恐不解到认可——给女儿放脚并剪去自己的辫子；他对新政府由抵触反抗到服从归顺——一改抗税交农的态度，担任参议员；他对田福贤的反攻倒算由沉默无语到不失分寸的抗衡——下跪保族人；他对干旱年馑由祈祷神灵到共度难关——卖牲口换粮救助鹿三；他对瘟疫由恐怖无措到果断决策——力排众议造塔镇邪；他对共产党的革命斗争由超然局外到关注相助——救助伤员……凡此种种，归根结底，就是白嘉轩自己所说的“这世道能保住自己一条命就成了”，就是朱先生所说的“我可不管闲事。无论是谁，只要不夺我一碗包谷糁于我就不管他弄啥”。保命，这是关中乡民的生命意识的最真切的最准确的体现和概括，保命的关键就是得有那“一碗包谷糁子”，白嘉轩正是恪守着这一原则，在“愈逼愈近的混乱”面前，“愈来愈坚定地做好了应对的策略：处世不乱。”他的不乱就是不乱作“正经的庄稼人的本份”，他坚信，只要“不抢不偷，不嫖不赌，是个实实在在的庄稼人”，无论什么党什么人，都不会革他的命，白嘉轩面对恶劣生存状态所持的人生态度，正是关中大多数乡民顺势应变的行为模式的注解。在历史的演进中，关中大多数人正是这样地为了自己、为了家人和族人的生存，发自本能地依照关中生命哲学的启迪，顺天势而变，依规律而动，小心而果决地调整着人生的策略以应对世道的变迁，机敏而狡狯地驾驶人生的航船以躲过历史的一股股浪头。
不过，与这大多数人的人生态度和行为模式相异的，还有另外两种人，一种是处于社会最低层的不堪其苦的穷人，另一种是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这第一种人是整个社会压迫的对象，他们既无肉体生存的经济条件，又无精神生存的做人的尊严，社会之于他们，就象一个张开的血口。在社会中，他们没有既得利益值得留恋，没有发迹振奋的前景值得憧憬，有的只是强烈的不满和渴望改变生存现状的反抗欲望，象《白鹿原》中的黑娃小娥白兴儿等，他们是等而下之的人，被人们称为“不干不净有麻达”的“死狗赖娃”。从富豪乡坤到普通百姓，无一不对他们做着这样或那样的压榨逼迫贬抑歧视，极端恶劣的生存条件和生存处境与他们的顽强自在的生存本能形成尖锐的冲突和对立，要么在压迫中顺从地走向死亡，要么在压迫中反抗地求得生存。生存的本能，做人的尊严，驱使他们必然走向后者，而非前者。黑娃的人生道路就是这样走出来的。作为一个长工的儿子，一个内心潜藏着顽强自我意识的穷苦孩子，黑娃能够敏锐地感受到存在对自己的压力，尽管他从小受到主人和主人儿子的关照，但是越关照让他强烈地体验到人与人的不平等，感受到压力的存在，白嘉轩那个“挺得太硬太直”的腰板，就是一切压力的象征，他“自小看见他的腰就难受”。于是，学堂中讲授的至爱仁义的教条不能解脱他的压抑，也无法在他的心灵中引起共鸣，白家的仁义之举也不能吸引他给白家打工，他宁愿远离白鹿村的氛围外出熬活，成熟后的性冲动又迫使他冲破一切性禁忌私通小娥，被父赶出家门是出格叛逆的必然结果。一个年轻强壮的关中男子的生命个体——生存的需求和情欲的冲动，驱使着他按照人的生命轨迹行为，然而一个浪子的命运——不能归宗拜祖的恶劣处境和乡民舆论的压力，又阻挠着他的生命航船的正常行使，这样一来，生存本能与社会存在的对立冲突，在黑娃身上便比任何一个人都更激烈更尖锐，黑娃对社会的仇恨和对现实的反抗也比任何一个人都更自觉更彻底，他不可避免地首当其中地被卷进一个个冲击现存社会的浪潮之中，烧粮台，进农讲所，参加农协，砸祠堂，铡恶棍，斗田福贤，从无丝毫的忧虑和迟疑。现实逼迫了黑娃，黑娃又铸就了现实，面对田福贤的反攻倒算后悔是不可能了，黑娃对小娥：“甭吃后悔药，甭说后悔话。……总有扳倒田福贤的日子，我还要把他压到铡刀底下。”在反抗压迫的道路上义无返顾地走下去，已成为黑娃的不可逆转的人生轨迹，或当土匪走绿林豪杰杀富造反之路，或参加革命军推翻一切不合理的制度，除此之外，黑娃还有什么人生之路可走？！小娥白兴儿的处境和地位比黑娃还要低下，小娥没有丝毫做人的价值，她只是一个泡枣的工具，用她自己的话说：“在这屋里连只狗都不如。”白兴儿就因为祖祖辈辈都长着像鸭子脚掌一样的畸形手，只能做给牲畜配种的事，这种低下的谋生手段，使他比原上所有的人都低贱。不如狗的命运压抑着一个充满活力的女性生命，低贱的人生位置逼迫着一个想做人的人无法做人，这样一来，生存需求与社会存在的冲突便形成了，小娥用尿泡枣，勾引黑娃，风风光光地做妇女主任，拉白孝文下水，尿到鹿子霖脸上，这一切反抗行为，都是从上述冲突中引发出来的；白兴儿做农协副主任，也是一个渴望改变生存现状的个体生命对冲击社会的历史潮流所作出的本能的应合。尽管，黑娃小娥白兴儿并不懂得阶级、政党、压迫、反抗等政治名词，但是，他们的生存本能与生存现状之间的尖锐对立冲突，必然将其推上改变现存社会的任何一个运动和潮流之中，正如毛泽东所言：“农民中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注：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版，P7。）反过来说，改变现存社会的运动和革命潮流也因了他们的加入，而更强大、更坚定、更彻底，他们便成为冲击社会改造社会的最坚决的力量，成为推进历史的最主要的动力。在近现代关中农村，这样的黑娃小娥白兴儿，究竟有多少？谁能数得清？你报不出，我数不清，但是你我都清楚地知道，在贫困交加动荡不安的那个时代，无数个白鹿村的无数个黑娃小娥白兴儿被逼而起，为求生而反抗，在反抗中求生。他们个人的反抗不约而同地聚汇为一股巨大的冲击社会的潮流。《白鹿原》告诉我们的正在于此。
另外还有一种现象值得特别提出，那就是闹农会的“个个都是不干不净有麻达的”人，对这些人，关中文化一惯是否定和贬抑的，称之为“死狗赖娃”。这一称呼颇近似于湖南文化所称的“痞子”。就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同一时段，关中的“死狗赖娃”们与湖南的“痞子”们在不同的地域做着同一件事情，从“从前站在一切人之下”，而一变成为“站在一切人之上”，（注：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版P18。）这种历史，恰恰印证了毛泽东的“贫农不怕失掉什么，他们中间有很多人，确实‘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注：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出版P20。）的论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出发，分析了经济地位对人的政治态度的决定作用，得出了下层人是推进历史革命的动力的结论，在《白鹿原》中，陈忠实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揭示了人的生存本能与生存现状的冲突和对立，揭示出穷苦农民对历史的重要推进作用。湖南与关中，两个地域上演绎着相同的故事，印证着同一命题，毛泽东与陈忠实，两个人从两个领域揭示了同一个结论。我们在阅读《白鹿原》之后，再一次翻着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既进一步领会了毛泽东的历史论断，也更深刻地理解了《白鹿原》解说历史的深厚意蕴。这一切，不是鏊子说的人性冲突论可以涵盖的，也不是鏊子史观可以解释的。
第二种人——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属于社会人群的智者层。他们与社会之间也存在着尖锐的生存冲突。不过，他们的生存冲突比第一种人的生存冲突要复杂一些，一般呈现为两种状态，其一是偏重于精神层面的冲突，即个体精神与社会的冲突，其二是精神层面的冲突和物质层面的冲突融合而成的全面冲突。这两种冲突状态有着前后的阶段性。第一种冲突状态多是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普遍存在的一种前期冲突，兆鹏兆海白灵最初的一切革命行为，都发自于个体精神与社会的冲突之中。他们出身于殷实之家，都在乡间念过学堂和书院，又都到城里的新式学校受过新思想新文化的教育，参加了学校办的民主革命培训班。这种家世和经历，使他们没有黑娃小娥的肉体生存之困顿，却有精神生存之苦闷——一代关中现代知识新人，既没有下层群众的混沌不开，又没有中间人群满足恪守的平稳心态和顺势应变的机敏，有的只是对自我精神和人生价值的发问与思考，对社会现实的审视与批判，对人类前景的憧憬与追求。他们的精神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呢？是被日本铁蹄践踏的祖国，沦丧和守关；是被战火烧灼的西安古城，枯井和死尸；是一年之间换几个县长的滋水县，血痕和苦难；是风雨飘摇中的白鹿村，瘟疫和饥馑，流血和死亡。显然，兆鹏兆海白灵的敏锐向上的精神追求在黑暗动荡经济衰竭战火频仍充满内忧外患的社会中根本无法得以满足，他们的精神与社会存在之间就必不可避免地构成了尖锐的冲突和对立。这种冲突和对立，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恶化而越演越烈，最终必然演变为改造社会的冲动和热情，外化为改革现实存在的充满激进色彩的革命行为。我们知道，人与动物的一个重要区别是“时间的第三维——未来之维”在人的时间意识中占居重要位置，对人来说，“未来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思考着未来，生活在未来，这乃是人的本性的一个必要部分。”（注：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P68。）于是，人总是生活在“理想”的世界，人总是向着“可能性”行进，而不像动物那样只被动地接受直接给予的“事实”，从而永远不能超越“现实性”的规定，于是，人就具有了“建设一个他自己的世界，建设一个‘理想的’世界的力量。”（注：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P4。）人的这一特征，在兆鹏兆海白灵一类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尽管，他们并不懂革命的真正意义，但他们却以国民革命为己任，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于主席”的话，“谁阻挡革*
就把他踏倒”，一遍又一遍地向往着革命胜利的前景，游行示威，开会演讲，唱歌演剧，抬埋尸体。这些不愁衣食的知识分子投身到革命洪流之中，不为生活所迫，不为走投无路，就为推翻旧的世界，追求民主自由。究其根源，这一切来自于他们的对传统旧文化旧思想的批判意识，发端于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和人对自我价值的追寻，一句话，是人的精神与社会存在的冲突激活了人本性中的追求理想和未来的本能所致。当然兆鹏兆海白灵的行为与黑娃小娥白兴儿的行为有着某些相近似之处，但是，其内在的动因却有本质的区别，黑娃小娥白兴儿的反抗属于物质的层面，发自于肉体生存之本能，带有浓厚的个人解放的色彩，一切都是为个人的或放大的个人的；而兆鹏兆海白灵的斗争则属于精神的层面，发自于精神生存之需求，带有为社会、为民族，解放整个人类的博大意蕴，既为个人，又不为个人，需要时宁愿牺牲个人。比如，在婚姻性爱的问题上，兆鹏和黑娃都对封建婚姻观做出了反抗，但两者的内在动因不同，黑娃是出于性的需求，兆鹏则是人的精神苦恼的驱使，希望能“选择自己喜欢的女子做媳妇”。兆鹏的精神苦恼与精神追求，必然与当时民主自由的呼声一拍即合，于是他便自觉地从反抗封建追求民主自由的高度来认识个人婚姻问题，他说：“国民革命的目的就是要革除封建统治，实现民主自由，其中包括婚姻自由。”他称赞黑娃“顶住了宗族族法的压迫”，“是白鹿村头一个冲破封建枷锁”的人。他对现实社会的深刻认识和尖锐批判，是黑娃所无法企及的。对于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的作用，毛泽东曾有过论述，他说：“数十年来，中国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知识分子群和青年学生群。……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注：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版，P604。）《白鹿原》对青年知识分子投身革命的叙写正是从文学领域印证了毛泽东的这一论断。
不过，值得强调的是，处于第一种冲突状态的知识分子还因着精神中的迷惘困惑而存在摇摆性，因着热情单纯而存在太多的浪漫理想色彩。《白鹿原》在展示知识分子与现存社会的精神冲突的同时，还展现了他们的迷惘和困惑、热情和单纯的一面，这种展现，主要是围绕兆海与白灵因同道而相恋，又因不同道而相离的爱情悲剧展开的。这两个压根就弄不清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不知道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本质差异的年轻人，凭着内在精神追求的冲动，投身于国民革命的大潮中，在一同抬埋尸体的过程中相恋定情，“不约而同地都给对方写下了‘国民革命成功’的临别赠言。”相恋归相恋，赠言归赠言，知识分子在动荡形势下的迷惘困惑徘徊和尖锐的思想交锋必不可免，他们起先是用掷铜元的方法来决定自己的选择，打算一人参加一个政党，团结合作，即便两个政党不团结合作了，他们也要“与背信弃义的行为作斗争”，而后就是白灵弃国民党而加入共产党，兆海弃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对主义的讨论和对政党的争辩，由浅而深，由朦胧而清晰，对异性的渴望和对爱情的追求，由强而弱，由激越而平静，“看看谁的主义真正救中国”，是争论的结束语，也是爱情的宣判词，两个渴望拯救中国的恋人由一次次的“不欢而散”终于发展为分道扬镳。这虽然是《白鹿原》众多的爱情故事中的一个小小的简单的插曲，涉墨不多，情节也简单，但它却有着其他爱情故事所不具有的深刻的历史意蕴。兆鹏兆海兄弟俩人都抱着共同的救国之心投身人国民革命，但最终却成为政敌和情敌，其根本分歧在于对待穷人的态度上，在于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上，前者同情黑娃，支持黑娃等人的反抗，把知识分子的发于精神冲突的反抗与人民大众发于物质冲突的反抗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人民大众的革命，后者则视黑娃为“死猫赖狗”，说他们的反抗是“胡成乱整”，是“吃大户的盲动”，对农民运动采取反对压制的态度。前者献身革命，得到白灵的爱情，后者徒有灭寇救国之心，血洒征剿同胞的战场。两兄弟的不同爱情结局，不同的政治道路和不同的人生归宿，恰恰说明作为革命先锋的知识分子战胜自身的摇摆性虚弱性的关键，是与穷苦大众融为一体，唯有此，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精神追求。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在1938年就明确指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注：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版，P530。）对这一著名论断，很多人都能熟读以至背诵，可是理解起来，终觉不能领会其真谤，只有在我们面对《白鹿原》兆鹏兆海兄弟的不同人生轨迹的时候，我们才顿然理解了毛泽东的这段论述，同时我们又进一步窥出了《白鹿原》这一情节的历史意义，知识分子的精神冲突必须与穷苦大众的物质生存冲突相融汇，知识分子的反抗斗争必须与工农大众的反抗斗争相结合。
第二种冲突状态是由第一种冲突状态发展而来的，它不仅具有人的精神生存的涵义，而且还包含了人的物质生存的涵义，是知识分子的自我主体与社会存在之间的全面冲突。白灵兆鹏后期的革命行为，就是这一冲突状态的外化。热情单纯富于浪漫理想的白灵在反围城斗争中激发出的一腔革命热情，刚开始，她嘴里喊着革命，却并不知道革命的真正意义，是国民党对共产党员的剿杀，是那“扎紧袋口”的麻袋，是那“干枯的深井”，使她一下子成熟了，“最初的惊恐很快转化为无可比拟的愤怒”，她“看轻了自己：死了不算什么。一个对异党实施如此惨无人寰的杀戮手段的政权，你对它如若产生一丝一毫的幻想都是可耻的……必须推翻它，打倒它，消灭它。”此时，白灵理解了“义无返顾和视死如归这两个成语”，从此也义无返顾视死如归地走上自觉革命的道路，她一改在两党之间徘徊犹豫的态度，毅然提出要加入共产党，她说，“我看见他们剿杀才要加入”，“你们人少了，我来填补一个空缺”。白灵的变化，深刻地揭示出知识青年一旦真正投身革命大潮，他们与社会的冲突对立，就不仅仅是精神层面上的冲突了，不仅仅是理想和现实的对立了，他们作为被攻击被剿杀的群体之一员，而有了那一群体的生存危机感，群体之生存就是个体之生存，群体之危亡就是个体危亡，个体与群体融为一体，精神生存与肉体生存密不可分，此时的他们与社会的冲突已从精神层面而深入延展到肉体生存的层面中。依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物质生存是精神生存的基础，是人的生存的第一需求，人与社会在物质层面的冲突显然是最切近人的生存本质的，也是最能调动人所潜在的生存本能的，所以当知识分子加入革命大潮之中，成为其中一员的时候，他也同时具有了一切穷苦人与社会之间的物质生存的冲突，无疑，这是最切近生命核心的，是对生存本质的根本把握，这种切近和把握必然使他们把生存本能与理想憧憬有机结合起来，表现出比究苦大众更彻底的改造社会的行动和忘我牺牲的精神。正是他们，构成了推进历史的强大力量，这股力量的代表人物是兆鹏，他发起了农民协会，策划了渭水暴动，搞起了革命武装，尽管他一连三回都把“本蚀光了”，尽管他先后被悬赏一千块大洋，几处险境，几临死期，但他仍锲而不舍义无返顾，他对白灵说，“我们个人的一切都是不重要的”，“我们现在重新来织一张新网”，“苍蝇蚊子毒虫猛兽我都敢吃它们”。他筹办党的会议，处置叛徒，策划学潮，策动起义……翻开关中近现代历史的画卷，我们可以看到，在关中历史的进程中，确实有许多像兆鹏这样的知识分子，用自己的昂扬正气青春年华汇聚成冲击封建大坝的潮头，用自己的肩膀和身躯抵住了关中近现代历史的轮辐。正是他们的自觉清醒的有组织有目的努力奋斗，大坝得以溃塌，车轮挪动了脚步，也正是关中历史舞台上上演的这振撼人心的一幕，牵动了作家陈忠实的心灵，他用自己的笔，对发生在这一地区这一时期的历史进行了文学的阐释，他用兆海白灵的踉跄而蹒跚、迟疑而纷乱的脚步，真实地再现出关中近现代历史时期进步知识分子的心灵历程和人生轨迹。他用兆鹏白灵等革命者的汗水和鲜血、功碑和坟茔，深刻地揭示出革命知识分子在关中近现代历史中的进步作用。于此，我们透过黑娃和小娥白兴儿的拙朴的反抗，透过兆鹏白灵的理性追求和自觉斗争，把握到了作者阐释的推动关中历史发展的又一个动因，那就是人与社会存在之间的冲突——历史冲突。这一意蕴，显然已经完全摆脱并超越了关中文化鏊子史观的束缚。
第三，人性冲突与历史冲突的交织与互动。
也许有人会问，人性冲突和历史冲突究竟是以一种什么关系作用于历史的呢？笔者认为，人性冲突是历史冲突的基础，历史冲突是人性冲突的最高形式；人性冲突溶于历史冲突之中，历史冲突又以人性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人性冲突激化历史冲突，历史冲突改变着人性冲突的量与质。黑娃与白孝文，从小一起玩耍一道读书，性情差异却大，黑娃拙朴善良倔强，孝文则奸精而有城府，黑娃从小不喜欢孝文，就为孝文那张让人联想到“小神童的脸”，那副“时刻准备接受别人叩拜的正经相”。儿时的情性差异留下了不同的心理情绪，随着年龄的增长，两人便越发在各方面表现出对立和冲突，先是族长角色与贫困族人的对立，又是死心踏地帮助国民党追捕兆鹏与心甘情愿协助共产党掩护兆鹏的两种政治态度的对立，以至于最后发展而为孝文贪占起义功名陷害黑娃的结局。从表面上看，《白鹿原》叙写的是个人与个人的恩恩怨怨，是人性与人性的差异和冲突，但实际上，在政治动荡的社会风浪之中，没有纯粹的人性冲突，人性冲突总要与历史冲突紧密地交融在一起，白孝文投靠国民党，成为黑暗统治势力的一员，黑娃靠拢共产党，成为革命队伍的一个力量，黑娃与白孝文的冲突已经由人性冲突的层面上升到历史冲突的层面，成为关中近现代历史大背景下的政治斗争在具体人身上的缩现。这样一来，具有尖锐的人性冲突的两个个体，因了历史洪流的裹挟，便在历史冲突中居于截然对立的位置上；而在历史冲突中居于对立位置上的两个个体，因为历史的沉浮，也必然会在更广阔的领域中展开更加激烈的人性较量。对于人性冲突和历史冲突的这种关系，白嘉轩和鹿子霖都把握得比较准确，他们凭着自己的生存本能和个人情性，在政治风浪中摆渡着个体人生的小船，起浮着，颠簸着，白嘉轩的“正”与鹿子霖的“邪”，融入到政治的风浪中，则表现为鹿子霖处罚农协会员，白嘉轩下跪求情保族人；鹿子霖费尽心机当乡约，白嘉轩拒绝一切职务；鹿子霖借征丁轻狂乡里，白嘉轩暗暗救助游击队员。一连串的行为，即是两个人之间的较劲暗斗，又是历史冲突的具体形式。历史冲突直接影响他们个人的较劲，而他们的较劲本身又作用于历史冲突。于此，人性冲突和历史冲突的交织与互动被真实地再现出来，人性冲突和历史冲突对历史的推动作用被深刻地阐释出来。
历史演进的轨迹是什么？这是《白鹿原》解说历史所面临的第二个问题。
《白鹿原》对历史演进轨迹的解说，也是循着两个层面展开的。一是从关中鏊子史观出发，展示了白鹿村近百年的人事之变幻、家境之兴衰，揭示了历史的循环轨迹；二是摆脱并超越关中鏊子史观，展示了关中近现代历史时期的政治风云和社会状况，揭示了历史的递进轨迹。作者正是从对鏊子史观的两重态度出发，对白鹿村及关中的历史进行了把握和透视，从而在既往的历史循环论和历史递进论中导出了历史循环递进的结论，并在展示历史的这种循环递进的轨迹的同时，流露出自己对关中近现代历史的评价。
第一，关于历史循环轨迹的解说。
鏊子说告诉我们，历史舞台就是一个鏊子，鏊子上有饼，鏊子下有火，芸芸众生，或为饼被烙，或煨火而烙人，为了不被人烙，就得想法子烙人，于是人们就总是在折腾，总是要“窝里咬”，为物质利益，为精神需求。历史就是由人折腾和人的互咬而演出了一幕一幕，上面的翻到了下面，下面的跃而为上面，兴的颓而为衰，弱的变而为强，你方唱罢我登场，烙了这一个再烙那一群，往往复复，无休无止，一个循环往复的历史曲线被鏊子说描述给了我们。请看：白鹿村的人口发展总是住户不超过二百，人口冒不过一千，白鹿村的历史就是在这个水平线上循环往复，上下浮动。调节白鹿村人丁兴衰的大手是神密不可知的福与祸，福则人昌，昌则祸至；祸则人衰，衰则福临。白家的家史也是如此，老大的败家，第二的兴家，一只有入口没出口的槐木匣子，凝聚着关中乡民对家道败兴的辨证关系的理解和把握。白嘉轩面对白孝文的败家，感慨败兴之轮回，他说：“怪道人家说坟里家里也就是那几个蔫鬼鬼子上来下去轮回转着哩！说不定那一代转上来个败家的鬼鬼子就该败火了。”就连家宅房子也是往复地挪腾，鹿家拆买了白家之屋，白家又拆买了鹿家之宅，“我搬来你再迁去”，一报还一报就“顶光了”，伤面子再捞回面子就持平了，房子的搬迁建立，反映了人生家运的兴衰轮回。关中乡民在世世代代有繁衍生存的历程中，经历了太多的无法解释的甚至神秘莫测的人和事，无能为力与无可奈何，使他们只能把人生家运的兴衰寄托于上天，他们认为，天道为生命之源，为万事万物之主宰。天道是循环往复的，从自然界的周而复始，“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到政治局势的轮回循变，“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再到人生命运的回环往复，阴间阳间互换，生存死亡轮回，家兴家衰转化，这一切，无一不是天道循环往复的具体形式。白嘉轩正是出于对天道轮回的理解，简要地把人生家运的变化归之为福祸交替。他说：“世事就是俩字：福祸。俩字半边一样，半边不一样，就是说，俩字互相牵连着，就好比罗面的箩柜，咣摇过去是福，咣摇过来就是祸。”“摇过来”和“摇过去”，是白嘉轩对天道规律的理解，罗面的箩柜，是白嘉轩对历史的形象比喻。白嘉轩的箩柜说和朱先生的鏊子说，采用了两个普通生活用具做比喻，形象地解说着同一问题——历史，探寻着同一谜题——历史轨迹，得出了同一结论——历史循环论。历史循环论是中国文化史观尤其是关中文化史观的重要内容，它以天道观为出发点，把历史的一切变迁归结为天道的变幻，把历史的变迁规律解释为天道的循环往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历史总是不断地走向终极，又走回原点，反复不绝，延绵不断。鏊子说的合理成份就在于它作为历史循环论的一种表现形式，生动形象地揭示出历史是变化的，揭示出历史呈现为一种迂回变化的曲线，指出了历史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第二，关于历史递进轨迹的解说。
透过历史变化迂回的表象，我们发现，历史并不是在原点和终极之间循环往复，历史是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推进着，它的轨迹是向前进化。显然，鏊子说根本无法解释这一现象，历史循环论也不能涵盖关中近现代的全部历史。于是，《白鹿原》摆脱并超越了鏊子史观的循环理论，通过大量的史实变迁和人事变化，反映出关中近现代历史的推进趋势和递进轨迹。
《白鹿原》叙写的历史是从清代末年开始，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至于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批儒运动等等，近百年的历史事件都或隐或显地在作品中得到反映。这种百年历史的跨越，得助于作者对关中近现代历史的远距离观照，唯其远，他才有了一个宽阔的透视视角，唯其远，作品才能涵容下百年的历史史实。这种远距离观照所获得的宽阔视角和丰富的史实容量，是一般小说所不具备的，于是，谈者在阅读作品时，也必然会循着作者的特定距离和视角，去观照白鹿原的百年变迁，去透视对历史的宏观把握，看到白鹿原作为历史的一角，它是如何与关中历史一道，迈着沉重的步子，由低级社会状态走向高级社会状态，由封建专制走向民主自由；同时，又通过白鹿村的进化和发展，看到关中近现代历史的演进轨迹。反正时期，白嘉轩剪辫子，白灵放脚；大革命时期，黑娃成立农民协会，兆海白灵参加反围城斗争，蒋介石国民党叛变革命之后，兆鹏顽强斗争，白灵毅然加入共产党；日寇侵略时期，朱先生等人宣传抗日，兆海在内战中丧生，白灵兆鹏清除叛徒；解放战争时期，兆鹏策动起义，滋水县和平解放……这一切整体地显示出，黑暗势力的腐败消亡和光明力量的壮大发展，封建君主制消亡了，反动军阀失败了，抗日战争胜利了，一个重征重赋的压迫百姓的政权垮台了，历史推进的脚步是不容否定的。白嘉轩从信奉皇帝到剪去辫子，从恪守族长职责到发表族长卸任讲话，从不理解革命到帮助负伤的游击队员……这一切整体地显示出，关中乡民从顺天应变的消积态度而发展为力求生存的自觉斗争，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是不容忽视的。总之，当读者站在作者所提供的远距离观照视点上，从宏观角度把握作品所叙写的关中近现代历史的时候，他必然会跳出朱先生的鏊子史观的循环理论，得出历史推进的结论。
历史不是抽象的存在，历史是由具体的人和事组成的。关中近现代历史本来就是一个具体的真实的存在，可叹的是，由于流逝的岁月冲刷了历史的碎片，更替的春秋模糊了历史的记忆，如今，我们只能从历史教科书中对历史框架做粗略的了解，根本无法获得对历史的真切的把握。所幸的是，历史教科书不能做到的事由《白鹿原》做到了。它把漫长的关中近现代史浓缩在白鹿原的白鹿村中，通过白家人和鹿家人的祸福遭遇，折腾挣扎，恩恩怨怨生生死死，折射出历史的百年变迁。黑娃娶小娥，组织农协，做红军，当土匪，这是他反抗压迫的个人行为，也是一代穷苦农民反抗压迫的历史行为；小娥追求性的自由，甚至变作鬼魂施行报复，这是她反抗性虐待的个人行为，也是一代女性张扬女性意识追求女性自由的整体行为；兆鹏白灵坚定不移地加入共产党，从事地下革命工作，这是他们自己的人生选择和人生模式，也是一代进步知识分子面对黑暗社会的历史选择，是一代革命先驱的历史足迹；兆海徘徊迷惘痛失情侣丧生内战，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一代知识分子脱离民众的历史悲剧；正直善良的白嘉轩以农为本重义践利，仁义持家，小心地躲避着一个个人生的风浪险滩，这是他谨慎经营家庭的个体成功，也是一代关中乡民在动荡黑暗的社会现实中生存繁衍的历史性胜利；诡邪精奸的鹿子霖张狂蹦跶，家破人亡，这是他个人的人生结局，也是一代邪恶小人的必然命运。正是这一个个具体的人，活跃在白鹿村的戏楼上和白鹿原的原坡上，活跃在滋水县、西安城和整个关中的历史舞台上，他们观望着、参与着一个个历史史实，一个个历史史实又反过来影响着改变着铸就着他们的人生，这样一来，抽象的历史史实与白鹿村具体的人事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历史史实因个体人的活动而真实可感，个体人又因历史史实的存在而更加具有历史意蕴，历史即人，人即历史，于是读者从对个体人的把握中获得了对历史的真切把握，又从对历史的深刻理解中产生出对人生的深层思考。人有生有死，物质的人死了，精神的人不死，个体的人死了，整体的人不死，人类的生存繁衍发展壮大是历史的必然；世事有正邪有善恶，正终要压邪，善终要胜恶，女性终要觉醒，穷人终要翻身，封建专制必然被民主自由所代替，历史的大趋势就是向前推进。
第三，合力曲线——历史循环递进轨迹的导出。
《白鹿原》对历史演进轨迹的解说，是通过历史循环和历史递进论两个方面构成的。历史循环论重视对表象的揭示，从具体人的生存中获得了对事物发展的辨证把握，用朴素的对立转化的辨证思想来解释历史，揭出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反映出历史演进轨迹的曲折迂回之势。就这一点来说，它对历史轨迹的揭示具有一定的真实性。然而，历史循环论的局限在于只重表征，只重现象，忽视了本质，丢弃了实质，仅仅依据它，并不能正确地解读历史。历史递进率重在宏观地把握历史，反映出历史必然从低级向高级进步的大趋势，揭示了历史演进的本质。就这一点来说，它对历史轨迹的揭示具有一定的本质意义。然而，历史递进论的局限性在于忽视了历史的复杂性和曲折性，用生物进化观来研究社会进化问题。仅仅依据它，也同样会造成对历史的误读。可幸的是，《白鹿原》的作者恰恰是把历史循环论和历史递进论结合起来，在两者的结合点上建立自己的历史观，取两者之所长，弃两者之局限，勾画出循环与发展的合力曲线——循环递进曲线，从而完成了自己对关中近现代历史轨迹的解说。他告诉我们，历史是递进的，发展的，但历史的递进发展不是循着一条直线而动的；历史在循环着，往复着，但历史的循环往复不是在同一层面上进行的，每一循环往复，都是为质的飞跃所做的量的积累，是高一层的循环往复。关中近现代历史就是这样发展的，中国历史也是这样发展的，艰难而又沉重，坚定而又势不可挡。关于历史的发展问题，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凡是在自然界里发生的变化，无论它们怎样地种类庞杂，永远只是表现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只有在‘精神’领域里的那些变化之中，才有新的东西发生。人类的使命和单纯的自然的使命是全然不同的。”（注：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P94。）用马克思的历史——自然理论来解释黑格尔的这段论述，我们获得两方面的启示，一是自然是历史的自然，历史是自然的历史，所以自然界和历史的周而复始的循环是不可避免的；二是历史是实践的历史，实践是历史的实践，实践的本质是改造世界创造历史的活动，历史的本质是被实践创造出来的生成和变易的过程，所以实践必然促进社会的推进，历史必然呈现为递进的趋势。既然历史的发展有循环也有递进，那么循环递进的合力曲线则是必然的。可见，《白鹿原》所展示的这种合力曲线并不是主观臆造的，而是有理论依据的，也是符合关中近现代历史的具体实际的。
另外，值得强调的是，我们在对白鹿原历史观的讨论中，应该格外注意作者对历史的评价，即他对各种人物的态度，他对各种历史现象的态度，这是我们了解《白鹿原》历史主题的关键。一般的研究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对准了朱先生的鏊子说，对准了朱先生厌恶反感纷争的情绪。朱先生对兆鹏说：“倭寇杀到窝口了，还在窝里咬。”对白孝文说：“你们在一个窝里咬得还不够热闹？还要把我这老古董也拉进去？”他墓室的暗室小洞的砖头上刻着：“折腾到何时为止？”这种窝里咬和折腾，其实是鏊子说的另一种表述形式，反映出朱先生追求道德完善，超然物外，厌恶一切人世纷争的心理。朱先生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作为智慧和道德的化身，他的这种态度便很容易被一些读者所认同，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把朱先生的态度强加在作者身上，认为作者也是厌恶人世纷争，各打五十大板，没有是非观念的。其实这种理解是有欠妥当的。文本中有多处反映朱先生思想局限的地方，诸如他对于纷乱的社会局势和各派政治力量“都不大抹码得清”，他的政治标准就是老百姓的穿衣吃饭，“只要不夺我一碗包谷糁子我就不管他弄啥”，他的价值标准就是道德准绳，对孝文兆鹏的评价是“看来都不是君子”，对黑娃的当土匪认为是“学瞎”，加入县保安队就是“学为好人”。文本对朱先生的叙写，真实地反映出关中文化中的小农思想的局限和道德本体的弊病。黑暗的社会必然要夺取关中乡民聊以为生的那一碗包谷糁子，苛捐杂税，征丁打仗，“刚刚长成的小伙子”就被人“把伙食账结了”，整个原上，“卖地卖房倒灶闭户的人家”不断增加，“老老实实的庄稼人”被逼着“暗地里进共产党的人多着哩！”面对这种局势，朱先生可以凭借自己的威信保护自己的儿子免丁免捐，做一个“自尊自重自食其力的农人”，但他不能让广大乡民逃离征丁征捐家破人亡的苦境。这些内容尖锐地揭示出朱先生的桃花源式的小农理想的破灭。作者对黑娃命运的同情，对白孝文的贬抑，对兆鹏白灵的高度肯定，以及对兆海的悲悯，都与朱先生的态度有着相当大的距离，这种距离，恰恰反映出从道德出发去评价人，去评价历史，必然会出现偏差，必然会造成对历史的曲解，只有摆脱关中道德本体文化的束缚，才能正确地评说人，评说历史，才能正确地解说历史的动力和历史演进的轨迹——这就是文本对朱先生道德本体文化弊病的深刻批判。通过上述阐述，我们解决了困惑读者的朱先生问题，我们就揭去了理解主题的迷障，我们就能从作者对整个历史的叙写，而不是从某一个人物的语言中，去把握作者的历史态度和历史观念，于是我们发现，作者对各种人物的态度并不是各打五十大板，而是憎恶分明，文本对各种现象的评价也不是是非不分，而是表达了对封建专制社会的深刻批判，对人民革命斗争的高度肯定，对民主自由社会的热切向往。于是我们还发现，作者对关中近现代历史的评价决不像鏊子说那样简单化表象化，而是明确地揭示出关中近现代历史的必然趋势，那就是人民革命是势不可挡的，推翻封建专制社会追求民主自由是历史的大趋势。
综上所述，作者陈忠实在观照关中近现代历史的时候，采用了双重距离，一是亲在一体的近距离体验，这得力于他在关中的生活经历，二是剥离反观的远距离把握，这受惠于他在都市的生存现状。作者陈忠实在解说关中近现代历史的时候，采用了二难史观，一是对关中鏊子史观的认同，二是对鏊子史观的超越。正是这一近一远的双重距离，使他笔下的关中近现代史既有真实具体生动鲜活的特色，又有深刻透辟凝重哲思的理性，人生际遇和历史史实，形而之下与形而之上，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构成了折射关中近现代历史的一面镜子。正是这认同和超越的二难史观，使他在回答历史之动力和历史之轨迹这两个至难命题时，既切中人性之要害，又反映出人与存在的尖锐冲突，既揭示历史的迂回和曲折，又揭示出历史不可阻挡的推进趋势。可以说，《白鹿原》是解说关中近现代历史的一本教科书。
（五）结语
二难——《白鹿原》的凝结点
《白鹿原》作为一个文化文本，对关中文化的诸方面进行了解说。它从“仁义”切入，解说了关中的伦理观念；它从“宗族”切入，解说了关中的宗法社会；它从“鏊子”切入，解说了关中的近现代历史。这一系列的解说具有一个共同的凝结点，那就是二难。
首先是作者的二难情感。作者陈忠实的人生经历，决定了他对生育他的那个原具有天然的血肉联系，他热爱那个原，就像热爱自己的生命，同时他对那个原又具有一种理性的反叛意向，他诅骂那里的黑暗和落后，厌恶那里的污浊和陈垢。作者陈忠实的创作经历，决定了他对小说的深深迷恋，他献身于它，视它为生命，同时他也把它作为自己的对手，一心要征服它，驾驭它，不惑之年的目标就是攀登上小说的高峰，让它成为自己身后的一个“枕头”。正是抱着这种对立的情感，作者开始了对关中文化的新观照和对小说的新探索。他建构了一个滋水县的白鹿村，藉此来寄托自己的二难情感。
翻开世界文学史册，我们发现，作者的这种创作情态，与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高峰创作情态有十分相近似的地方。福克纳创作《萨托里斯》，出自于一种“眷念家乡的感情，包括各执一半的恨和本能的爱”，（注：参见《美国经典长篇小说阅读指导》，黄山书社，P257。）他把“奥克斯福”改成小说中的“杰弗逊镇”，并杜撰了一个“约克纳帕塌法县”，藉此来寄托自己的二重情感。马尔克斯创作《百年孤独》之前，有过一段较长的“文学沉默时期”，他“细心总结自己过去的工作，对自己的创作生涯进行了一次回顾”，（注：参见冯羽主编《二十世纪大文学家》，江苏文艺出版社，P28。）他觉得以前那些作品统统都是微不足道的，他下决心要写一部不同风格的长篇小说，将自己几十年郁于胸中的积念全部跃然纸上。他建构了“马孔多镇”，藉此完成了自己对小说高峰的攀登。如果说，一半的恨和一半的本能的爱是福克纳小说创作的主要灵感，那么，一半的恨和一半的本能的爱何尝不是陈忠实创作的主要灵感？他对故事的叙写，对人事的描状，无一不出自于这爱恨交织的二难情感之中。如果说，文学的沉默代表了马尔克斯对小说的迷恋与征服，是马尔克斯文学爆发前的调整和再积蓄，那么，文学的沉默何偿不是陈忠实对小说的迷恋与征服，是陈忠实文学爆发前的调整和再积蓄？他的不惑之年的苦闷，他的枕头工程，无一不出自于这迷恋与征服交织的二难情感之中。
其次是关中文化的二难情境。关中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正统文化，它以伦理观念为中心原则，以现实理性为主导精神，以和谐稳定为主要机能。它对关中人和关中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影响主要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它以巨大的内聚力量作用于关中人的心理深层，使他们讲求人道注重伦理，以农为本推重务实，以国为忧以族为耀，中庸谦和至诚忍耐；它以巨大的稳定力量作用于关中社会，使之运行平稳趋求一统，亲睦平和充满温情。一句话，关中文化对关中人和关中社会有着诸多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是，它以巨大的控制和压抑力量作用于关中人的心理深层，使他们保守知足缺乏进取，遇事退让遇危求安，明哲保身隐忍求全；它以巨大的惰性力量作用于关中社会，使之固守传统复制共性，内耗重重发展缓慢。一句话，关中文化对关中的人和社会有着诸多的消极作用。积极与消极，正面作用与负面作用，共在一体。关中人在拥有关中文化的同时，既拥有了它优秀传统，又带上了它沉疴重负，文化的二难和二难的文化，是关中人无法摆脱的现实。
第三是《白鹿原》的二难呈现。《白鹿原》是二难情感的作者对具有二难情境的关中文化进行的解说。这种解说会是一种什么样态呢？小说呈现和解说了一个充满二难的关中社会，伦理道理的二难，社会组织的二难以及历史观念的二难，交织存在于关中社会和关中文化之中。一切呈现都不是单层面的，而是双层面的，一切解说都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这种双层面的呈现和双向的解说，使小说主题成为一个以二难为核心的复杂观念的集合体，成为二难为经纬的立体文化框架，使作者的二难悄感外化为作品的二难呈现，从中我们看到了作者对关中文化的态度——是解说和阐释，也是补充和修正；是认同和肯定，也是反思和批判。正如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中说的，“在所有的人类活动中我们发现一种基本的两极性，这种两极性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描述。我们可以说它具稳定化和进化之间的一种张力，它是坚持固定不变的生活形式的倾向和打破这种僵化格式的倾向之间的一种张力。人被分裂成这两种倾向，一种力图保存旧形式而另一种则努力要产生新形式。在传统与变革，复制力与创造力之间存在着无休止的斗争。这种二元性可以在文化生活的所有领域中看到，所不同的只是各种对立因素的比例。”（注：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12月版，P283。）“两极性”“两种倾向”和“二元性”的对立统一，恰恰与《白鹿原》的二难凝结点是统一的，相通一。
人——《白鹿原》的核心。
《白鹿原》解说着伦理观念，观念是人的观念，它塑造着人，也限制着人；《白鹿原》解说着宗法社会，社会是人的社会，它组织着人，也控制着人；《白鹿原》解说着近百年的历史，历史是人的历史，记载着人的足迹，也预示着人类的进程。总之一句话，解说文化旨在阐释人，《白鹿原》的一切都是围绕着人的阐释而展开的。
首先是人的死亡。《白鹿原》叙写了无数的灾祸，天灾和人祸，可知的与不可知的，这些灾祸的意义指向都是造成人的无法生存和人的死亡。《白鹿原》展示了无数个人的由生走向死亡的历程，男人的和女人的，悲壮的与卑琐的，这些历程的最终归宿都是生命的耗逝和生命的毁灭。通过一系列的叙写和展示，人的最大悲剧问题被凸显出来，死亡，这个人们不愿面对和不敢面对的话题，作为作者解说文化的直接投射点，随着作者对观念、对社会、对历史的解说，而被推到了人的本体位置上来——生命的耗逝，生命毁灭，将是不可避免的，于是，人生的悲剧结局使人的文化带上了悲壮的色彩。通过这一系列的叙写和展示，人的最大心理重负被凸显出来，死亡之恐惧，这个人人内心都潜藏的阴影，作为作者解说文化的深层透视区，随着作者对观念、对社会、对历史的解说，而被复现到人的意识的显在位置上——无奈和哀伤，悲痛和惶恐，都是死亡之恐惧的变体，于是，人之心灵重负使人的文化越发显出沉重的意蕴。叔本华说：“死亡是威胁人类的最大灾祸；我们的最大的恐惧来自对死亡的忧虑；最能吸引我们关心的是他人生命的危险，而我们看到的最可怕的场面则是执行死刑。”（注：叔本华：《爱与生的烦恼》，华龄出版社，1996年1月版，P145。）与所有的人一样，阅读《白鹿原》的读者们，面对着自身死亡的威胁，承受着自身死亡之恐惧，同时还要通过文本去阅看“他人生命的危险”，去观看他人被“执行死刑”的场面，因此，沿着作者解说文化的脉线，走向对人的生命的深层把握，乃是必然之结果。
其次是人的求生。由死亡恐惧引发出来的反向张力是人对生命的执著，是人的求生意志。而对死亡之威胁，能动的人所作出的本能性反应是战胜死亡；承受着死亡之恐惧，理性的人所采取的对策是消解恐惧。战胜也罢，消解也罢，这一切在《白鹿原》中则体现为人的物欲的抑制和追求，人的道德的自律和沦丧，人与自然的搏斗和共存，人与人的抗争和互助。一房一房的娶女人，无可抑制的性冲动，从根本上讲，都是人类为延续生命而发于本能的生殖行为；无休止的折腾和全方位的较劲，本能的反叛和理性的反抗，仁义持家和钻营发家，从根本上讲，都是人类为获得生存条件而做出的努力；辛勤节俭，仁义忠厚，耕读传家，风脉庇佑，祖灵荫福，从根本上讲，都是人类求生活动的精神产品。《白鹿原》在解说观念、社会、历史的同时，注意在以人为核心，再现人的求生历程，从而把人的求生意志与人的观念、人的社会、人的历史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我们看到，尽管人对生命的执著是盲目的，人的求生行为常常显出拙愚和软弱，但是“求生意志是我们的全部本质”（注：叔本华：《爱与生的烦恼》，华龄出版社，1996年1月版，P145。），它贯穿于并体现在人的一切文化活动之中，是人的一切活动的内动力；尽管人对生命的执著是没有结果的，人的求生行为是以失败而结束的，但是作为人的本质的求生意志是应该得到肯定的。可以说，人类文化全部都是在解说着人对生命的执著，赞美着人类的顽强的求生意志。《白鹿原》也没有例外。
福克纳在1950年接受诺贝尔文学奖金时说：“我相信人类不但会苟且地生存下来，他们还会蓬勃发展，人是不朽的，并非在生物中唯独他留有绵延不绝的声音，而是人有灵魂，有能够怜悯、牺牲和耐劳的精神。”（注：威勒德·索普：《二十世纪美国文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6月版，P294。）马尔克斯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说：“……面对压迫、掠夺和遗弃，我们的回答是生活。无论是洪水还是瘟疫，无论是饥饿还是社会政治动荡，甚至多少世纪以来永无休止的战争，都没有减弱生命压过死亡的顽强势力，这是一个不断增长的、速度越来越快的优势。”（注：参见冯羽主编《二十世纪大文学家》，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12月版，P33。）陈忠实在《关于〈白鹿原〉与李星的对话》中说：“所有悲剧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这个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复壮的过程中的必然。这是一个生活演变的过程，也是历史演进的过程。”（注：陈忠实：《陈忠实文集》第五集，太白文艺出版社，1996年8月版，P431。）不同的人种，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域，言说的是人类共同的声音，表达着人类共有的战胜死亡的勇气和求生的愿望。也许正是由于此，物质的人才得以成为精神的人？也许正是由于此，面对死亡威胁的人才能够获得“不死”？
二难是人类一切文化的共性，惧死求生是人类一切人性的共性。《白鹿原》反映了这种文化的共性和人性的共性。正是这种共性的存在，才使《白鹿原》在解说关中文化的同时，也在解说着整个人类文化，才使《白鹿原》在透视关中人性的同时，也就透视着中华之人性，透视着整个人类之人性。正是这种共性的存在，才使《白鹿原》在植入关中和中华沃土的同时，也飞跃过重洋的阻隔，在更广阔的人际中寻求着文化的对话和文学的抗衡。有人说，《白鹿原》的出现使中国文学得以与世界文学接轨，这种说法绝不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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