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并州乐平郡石艾县安鹿交村的个案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乐平论文,北朝论文,个案论文,并州论文,郡石艾县安鹿交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5)01-0010-11
历史上人们居住的聚落大体可分为城市与村落两类。前者自古就受到重视，出现不少专门记载城市情况的著作，关于中国的都城，唐以前就有《三辅黄图》、《洛阳伽蓝记》与《长安志》等，宋代以后则更多。考古学也将城市考古列为一个重要领域，收获也相当丰富。至于今人的研究多得难以计数。相形之下，古往今来关于村落的记载、考古发掘与研究屈指可数，这在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对于试图全面揭示过去岁月中人们的生活的历史学来说，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缺憾。
研究历史上的中国村落，可以以村落整体为分析对象，也可就某个具体村落作个案研究。这里则尝试对一个村落进行个案考察。
本文将要讨论的是北朝时期的并州乐平郡石艾县的“安鹿交村”，（注：当时村民对村名的叫法并不统—，有称“安禄交”，也有叫“阿鹿交”的。这里统—作“安鹿交村”。）这个村子的居民从北魏后期到隋初的70多年间先后在村旁的石崖上开凿了三个石窟和二处摩崖造像，留下五方造像记。这些资料，连同当地的其它石刻，和有关的文献，可以帮助我们较切近地了解村落居民生活的某些侧面。
一 资料
这几个石窟造像位于今天山西省平定县岩会乡乱流村西0.5公里的崖面上。1996年曾有考古工作者进行过比较详细的考察，报告也已发表。（注：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石窟调查组：《山西平定开河寺》，《文物》1997年第1期（以下简称《山西平定开河寺》），第73-85页。此报告称石窟在“乱柳村”西，查1979年出版的1:5万的当地地图、1992年《平定县志》和1999年版《乱流村志》，该村均作“乱流村”。据改。）他们称这组造像为“开河寺石窟’。永平三年题记的性质，存在不同说法，（注：《平定县志》说“另有大龛为主殿，内置北魏永平三年石雕佛像及隋开皇元年石刻碑”（平定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550页），据此，似为单体佛像。而《乱流村志》引“1998年石刻普查存目表”称之为“开河寺摩崖题记”，引“平定县名胜古迹调查表”云“承天访古记石在大像之右，摩崖刻文，后题名数行掩壁中，前有佛立石上，三面刻，有永平字样”（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第304-305页），似是摩崖题记。不知孰是。）1996年做考古调查时未发现。
首先，为方便讨论，按造像时间顺序，将五方造像记全文依其格式移录于下。
一、北魏永平三年（510年）合村邑子等造像（注：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部藏拓片，编号“艺19268”。）
此像形制不明，记文当刻在像座，分上下两栏。上栏题记；下栏题名和供养人像，但磨泐严重，仅可辨认出“都唯那”“都邑主”等称呼，具体人名已无法识别，故不录。
永平三／年正月／十三日河／东郡人□／在安禄／交居住／合村邑／子等□／造石像／一伛上／
为皇帝／陛下后（？複）／为七世／父母因／
眷属／□福□／□□□／
二、东魏武定五年（547年）王法现造像（报告第2窟）（注：录文据《鲁迅辑校石刻手稿》第2函第2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版，第411-412页。）
佛像左侧题名与记文：
邑子王法现邑子卫悦族邑子张／永白邑子张贱德邑子朱烅保邑／子卫僧保邑子郭运明邑子张法／胜邑子王显儁邑子张阿龙邑子／卫保悦邑子卫普悦邑子卫兴标／邑子樊僧智邑子郭世儁邑子卫／敬悦邑子赵显和邑子王明儁邑／子郭京国邑子卫天强邑子王相／儁邑子张那仁邑子张延和邑子／张显儁／
大魏武定五年岁次丁卯七月丙／申朔十八日癸丑并州乐平郡石／艾县安鹿交村邑仪王法现合廿／四人等既发洪愿造石室一区纵／广五尺中造三佛六菩萨阿难迦／叶造得成就上为佛法兴隆皇帝／陛下勃海大王又为群龙伯官守／宰令长国土安宁兵驾不起五谷／熟成人民安乐下为七世父母所／生父母因缘眷属蠢动众生有形／之类普蒙兹眷一时成佛／
佛像右边：
当阳像主张德仁／都绾卫海保佛堂主韩智悦香火主卫归兴／封子会行来旦过唯施者未来施者道心坚固一时成佛／种树人张也仁种树人王洪宾种树人王文益三人等愿蒙慈眷一时成佛／
三 北齐皇建二年（561年）陈神忻等造像记（报告第3窟）（注：录文据《鲁迅辑校石刻手稿》第2函第4册，第737-740页。）
邑主陈神忻邑子卫苌洛邑子卫海／邑子卫天胜邑子乐和仁邑子卫昙／邑子王领悦邑子王牛山邑子王阿／邑子杨阿客邑子韩智悦邑子张德仁／邑子卫伯达邑子卫始儁邑子卫阿／邑子卫北阳邑子王阿标邑子郭张 邑子王昙信邑子卫崇和邑子卫元 ／邑子张元伯邑子卫□□邑子王遵／邑子侯阿显邑子卫婆仁邑子张进／邑子卫阿义邑子卫阿季邑子陈阿／邑子卫董定邑子张相如邑子张黑仁／邑子卫显和邑子张法山邑子张万／邑子郭阿统邑子张阿赤邑子郭延／邑子卫元穆邑子卫阿斛邑子张阿贵／邑子卫祖欣邑子卫宣德邑子郭神象？／邑子王贵遵邑子王长孙邑子张阿／邑子张转胜邑子李回族邑子王崇／邑子张阿渥邑子褚元肚邑子卫阿／邑子李贵胜邑子李小胜邑子尹婆／邑子藉显贵邑子卫含欣邑子卫令／邑子卫文贵邑子张外宾邑子李思／邑子张强族邑子张显和邑子张兰／上为亡父见存阿婆先亡／兄因缘眷属一时成佛／当阳像主张强族／当阳像主卫买兴／香火主清信士女卫姿容／
唯大齐皇建二年岁次辛巳五月／丙午朔廿五日庚午并州乐平郡／石艾县安鹿交村邑义陈神忻合／率邑子七十二人等敬造石室一／区今得成就上为佛法兴隆又愿皇／帝陛下金轮应廷圣祚凝远群辽／宰守贡谒以时国土安宁兵驾不／起五谷熟成人民安乐下为七世／先亡见存师僧父母因缘眷蠢动／众生有形之类越三途之苦难居／登正觉／
八关斋主吕袒进／斋主板授恒州／斋主藉双怜／斋主王保爱／斋主施双仁／斋主畅景略 斋主畅叉为父母／轮主张德仁／卫天王主张黑仁／
四 北齐河清二年（563年）七十人等造像（报告第1窟）（注：录文见《鲁迅辑校石刻手稿》第2函第4册，第747-751页。）
邑子郭买德邑子张阿曹／□子卫他贵邑子褚苟邑子卫仕
邑子路兰贵／□子兰榑邑子郭仲邑子韩继叔邑子卫阿标邑／□陈司周邑子王遵邑子卫蠢扫邑子秦元就邑／□卫ｆú邑子张仪国邑子陈宾邑子张黑魄邑子／□文通邑子郭和贵邑子韩玉邑子张黑见邑子／□邑子王长德邑子张嵩义邑子卫也如邑子卫／子王阳见邑子张亚见邑子张明
邑子褚／子张法显／邑子
邑子藉
邑子张洪见邑／牛？邑子张石买邑子王及先邑子王伏如邑／子石子邕邑子贾双罗邑子张嵩礼邑子邑／阿买邑子陈阿胜邑子卫纯陁邑子王始孙邑／邑子卫元定邑子卫阿乞邑卫 
馬邑子子／杜子
邑子楮阿满邑子卫阿曹邑子卫阿／和国邑子王买邑子王阿珍邑子张阿贵邑子／邑子卫买兴邑子卫阿斛邑子卫义和邑子卫／邑子卫凤轨须邑子藉阿和邑子卫阿陁邑／比丘僧智朗邑子李夬和邑子赵元伯邑子张／比丘僧法空王元季邑子卫分猥邑子卫昙晖／唯那张宝明略邑子张洪儁邑子卫来儁邑子／唯那卫阿棺子卫护乾邑子藉阿国邑子刘昙／唯那张阿泥？罗侯邑子卫晖
邑子卫仕宗邑／唯那卫舍欣邑子刘阿
邑子卫小德邑子卫／
邑子王保兴／
／当阳像主韩知悦 妻张舍明息阿玉／都绾郭黑息继叔／
唯大齐河清二年岁次癸未二月乙未朔十七日辛巳阿鹿交村邑／子七十人等敢□天慈隆厚惠泽洪深其唯仰凭三宝可□／答皇恩下述民心矣故知宝璧非随身之资福林获将来之果／其人等深识非常敬造石室一区纵旷东西南北上下五尺／中大佛六菩萨阿难迦叶八部神王金刚力士造得成就／为佛法兴隆皇帝陛下臣辽百官兵驾不起五谷熟成万／民安宁后愿七世父母盍家眷属边地众生普蒙慈恩／一时成佛
斋主郭京周斋主卫
和斋主卫／ 八关斋主卫兴标 斋主陈遵 斋主郭昙／斋主张强族斋主张元伯斋主卫始俊／ 斋主张敬标 斋主王贵遵 斋主卫义／斋主王标斋主卫买兴斋主卫僧斋主卫令欣／佛堂主比丘僧道颜 堂主卫伏奴 堂主卫黑／堂主薄伏奴堂主王元知 堂主王洪哲张和儁／转轮王主陈贵宾 冲天王主卫蚕
清净主卫义／清净主卫纯陁东王主张洪南王主王始孙／西王主张法显 北王主王遵业／赵□孙见住□兴北坊□□□□侍佛时／
五 隋开皇元年（581年）禅师静内等造像记（注：《鲁迅辑校石刻手稿》第2函第5册，第1019-1023页。此记出现了“石艾县司功”的官衔，据《隋书·百官志下》卷28，开皇三年，罢郡，“佐官以曹为名者，并改为司”，“司功”应始于开皇三年。若此，该记应刻于此年或之后。另据《隋书·豆卢通传》，他“开皇初进爵南陈郡公，寻征入朝，……岁余，出拜定州刺史”，豆卢通任定州刺史也应在开皇二、三年间。开皇元年可能是其开工的日期。这次开凿的摩崖造像规模较大，中间佛像连座通高4.63米，两侧各有一弟子、菩萨像，非短时间内可完成，题记可能是工程结束后雕刻的，却使用了开工的时间来记述造像经过及参加者的祈愿。）
1.大隋开皇元年四月八日禅师静内师智袭师僧丰于珉山之所遂管师？合
□□
2.人王众敬卫昙儁李永仁张清王神和许洪儁张洪卫崇儁张转胜等敬造镇国□
3.玉像双丈八并四菩萨阿难迦叶上为皇 帝臣僚百官边地有形一时成佛
4.大施主使持节定州诸军事南陈郡开国公定州刺史豆卢通世子僧奴
5.大斋主石艾县司功张宝明为亡父永炽母卫敬姿母卫光明亡妻卫妙好妻韩息
6.善贤息元纂息
纂嵩纂息彦岊明弟虎明士昂孝昂明孙楚合家等侍佛
7.深州司兵参军事富？广为亡父母开菩萨眼目愿见光明常为像主
8.吕州霍邑县仪同三司临闾镇将刘仁德亡妻恒州石邑县君鄚业姿息君素
9.并州晋阳县前石艾县市令平州临虑关录事韩开 妻刘息君政兄弟六人等供养
10.菩萨主张元伯为亡父好仁母麻舍玉伯妻朱
光息永叔息继祖息李买息阿老
11.菩萨主张奴为亡父好仁母麻舍玉奴妻卫他女息阿汉息士汉息卫买
12.嘉叶主王儒菩萨主斛思清女菩萨主孙女郎菩萨主任阿茣菩萨主卫像晖
13.大像主王
宝菩萨主相里银妃菩萨主王金娥菩萨主任玉耶菩萨主王摩女
14.菩萨主卫世多为亡父卫晖哲母王先妃侍佛张元伯妻卫姬妻王婉
15.菩萨主张继伯为亡父回宝母古明月伯妻郭清女息猛世息猛祖息猛忩息山海
16.大像主卫士建大像主卫野□大像主卫贵宝佛堂主曹黄绫佛堂主姚定光
17.佛堂主赵罗莫佛堂主侯阿黑菩萨主董征族妻韩明容菩萨主张董□
18.菩萨主 赵妙妃唯那主曹黄陵菩萨主张要敬菩萨主郭妻王相姬
19.元起心像主卫天宝妻张玉息达多妻梁女圆相女惠果女擢
菩萨主董随妃
20.菩萨主王显仲妻卫贱好息吴买妻张息双保妻张息□陁妻陈玉华
21.菩萨主卫堆妻吴洛好息
音女果女万晖女业
□菩萨主任玉女
22.菩萨主张门贵 菩萨主郭娥妃 菩萨主畅要妃 菩萨主吴端严
23.菩萨主贾妙妃 菩萨主任回男 菩萨主张贵清 菩萨主张清晖
24.菩萨主卫敬容
25.菩萨主王真□菩萨主张贵敬女吴妃菩萨主张罗胜菩萨主周□阳
26.□□□□□□□□□显业菩萨主卫□子 菩萨主任檀妃息□□
二 安鹿交村居民的来源与构成
安鹿交村的位置，已难详考。估计就在石窟附近，可能就在今天的乱流村一带（注：《水经注》卷10《浊漳水》“又东北过信郡县西”有“（桃水）东迳靖阳亭南，故关城也，又北流，迳井陉关下”云云，据现在的地形图观察，桃水在东流至乱流村南后折向北流，与《水经注》的描述相吻合。我以为“靖阳亭”应位于今天乱流村。这里如果是“故关城”，当时应是一较大的聚落，关隘移到别处后，居民利用故城为聚落也很常见。“安鹿交村”很可能就在“故关城”内，即今天的乱流村一带。）通过分析记文与造像者题名我们可以了解该村居民的来源与构成。
永平三年造像题记虽然只有寥寥几句，题名也难以辨识，但它提到“河东郡人□在安禄交居住”，可知该村至少部分居民来自河东郡。移来的具体时间、背景，文献中无迹可寻，不过，此时他们对自己的祖居地仍有记忆，上距移民之时可能不会太遥远，估计不应超过一代人。稍感庆幸的是，村民中哪些是移民（或移民的后代）大致可知。
根据下文的统计，该村居民中“卫”姓人最多，这一姓氏的村民很可能就是自河东郡迁到安鹿交村的。《元和姓纂》记载，“卫”姓出自河东安邑，为西晋太保卫瓘之后，（注：《元和姓纂》卷8，岑仲勉校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244页。）敦煌所出S2052号“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所录蒲州河东郡出十五姓，也有“卫”姓。（注：见郑柄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24页。）《魏书·地形志下》记载南北安邑县均隶属于陕州河北郡，这实际是魏末迁都邺城后的建制。据“北安邑”条下记的该县沿革，除太和中短暂升为“郡”外，该县多数时期都属于河东郡。这一支“卫”姓人是从河东郡迁到此地。至于是否还有其他移民，不得而知。从记文的口气推测，这些外来移民在此居住，并不是创建新的居民点，当时这里已有聚落，有人居住。因此，从居民的来源看，该村是土著与移民混居。
据“红林渡佛龛记”与“般石合村造像记”，（注：分见《山右石刻丛编》卷1，山西人民出版社影印本1988年版，第12-13页；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室藏拓本，“艺19526”。）当时“卫”姓的分布不限于安鹿交一村，沿着桃水下行至几十里外的今天的盘石村，当时都有“卫”姓人活动生活。
参加二至五次造像活动的人，二至四次的参与者（除一人外）应当都是该村的居民。第五次则包括了一些村外的人，如豆卢通父子、刘仁德一家与韩开一家等。为谨慎起见，统计村民时只计入肯定属于该村居民的人，存疑者暂不计入。现据二至四次造像者的姓氏统计如下：
括号内的数字指曾经参加过两次造像活动的人数
其中有几位不止出现在一次福业中，张元伯的名字就先后出现在第2、4与5方造像记中，他应是这三次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余下的张德仁、韩智悦分别参加了二、三次造像，卫兴标、王遵贵参加了二、四次，卫买兴、张强族、卫阿斛、卫始儁、张阿贵、张阿渥与卫舍欣分别参加了三、四次造像，张转胜与张宝明则分别参与了三、五与四、五两次造像。
依上述统计，三次造像的参加者共有218人次，扣除重复，为206人。其中参加七十人等造像的赵□孙，记文说“见住□兴北坊”，应是自村内迁到县城居住，也应去除。余下的205人可以肯定是“安鹿交村”的居民。如果忽略三次造像所跨的近二十年间的死亡人口，这205人占村民大多数应无问题。
1990年平定县共有959个自然村，91940户，319298人。（注：平定县志编纂委员会：《平定县志》，第1页。）平均一村不到96户，约327人。如果去掉县城的人口，实际每村的平均人口还要少。可以说目前的平均人口与一千多年前相差不大。
《魏书·地形志上》记载东魏时石艾县所在的乐平郡“领县三，户一万八千二百六十七，口六万八千一百五十九”。平均计算，石艾县有6089户，22720口。如果以安鹿交村的人口为基准，该县应有110十个规模近似的村落。到1998年平定县人口为31.9万，（注：《山西省分县地图册》，山东地图出版社2000年版，第66页。）是当时的14倍多。北朝时石艾县的辖区包括今天的阳泉市和盂县，远大于今县，人口的分布应远不如现在广。当时的村落大约主要集中在交通线和地势平坦，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根据当时的其他石刻资料，可以知道该县的其他一些村落的名称与位置。如武定八年的关宝显诵德碑云，“窆于三都东南八里千亩坪”，而此碑现在在县北的千亩坪村。根据地图，可以判定“三都”与“千亩坪”两村的今址，而且它们的名称历千年而未变。另外，在今天的上盘石村还曾发现过北齐般石村人造像，（注：参李裕民：《〈平定县金石考〉著录的北朝石刻》，《北朝研究》，1992年第2期，第3、7页；该造像记的拓片保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室，有两份，编号分别为“艺19526”与“馆三1007”。）此村的今址也可确定，其村名亦是远承北朝不改。这些聚落均在道路附近（参地图1）。
图一：山西平定乱流村附近示意图
从姓氏上分析，该村是个多姓聚居的村落，至少有29个姓氏，其中以“卫”、“张”、“王”、“郭”四姓为主，共有155人，占了3/4以上，人口最多的“卫”姓有69人，占村民的1/3。
据1997年的统计，乱流村的1675位居民中有58个姓，立户姓32个，非立户姓26个。依人口多少排列如下（注：《乱流村志》，第45页。）：
石：466；周：426；王：274；刘：66；郝：61；李：48；陶：33；房：30；董：24；侯：22；武：22；岳：19；赵：13；杨：12；翟：12；苏：11；和：8；陈：8；张：8；冯：7；潘：6；孟：6；尹：6；吴：6；毕：5；梁：5；程：5；任：3；蔡：2；祁：2；于：2；许：2；郭：2；窦：2；韩：2；郑：2；阎：1；邵：1；吕：1；蔺：1；马：1；杜：1；尚：1；胡：1；毛：1；苗：1；代：1；姚：1；宋：1；郗：1；高：1；史：1；田：1；樊：1；唐：1；荆：1；崔：1；魏：1
据村志记载，上述各姓居民多为宋代以后迁入，无法将现在的居民与近1500年以前的居民联系起来。而且就20世纪的情况看，迁居外地的人口较多是乱流村人口演变的一个特点，（注：《乱流村志》，第37页。）由于这里地处交通要道，20世纪之前也应具有类似的特点，当然迁移的规模要小。北魏时就有河东郡人移居安鹿交村，因而村民的构成变化较快，这也必反映到姓氏上。
尽管如此，现在村民中尚有“尹”“樊”等不常见的姓，或是北朝时代这些姓氏村民的后人。另据1987年户籍调查的统计，山西平定县有255个姓氏，在人口不足百人的姓氏中尚有上述三个造像记中出现过的卫、藉与麻姓，（注：平定县志编纂委员会：《平定县志》，第77-79页。）目前居住在当地的这些姓氏的人可能与安鹿交村中的卫、藉与麻姓居民有渊源关系。不过，北朝时“卫”姓在该村本为首姓，且不仅分布在这一个村子。（注：见《红林渡佛龛记》，《山右石刻丛编》卷1，第12-13页。）而现在则“卫”沦为小姓。这一地区的姓氏变化与人口迁移间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从社会身份上看，“安鹿交村”基本属于庶民聚居的村落，只是到了隋初，村里才有人作了县里的属吏，张宝明担任“石艾县司功”，也就是县的功曹。由此，该村是当时很普通的一个村落。
如果进一步结合村民的构成与三次造像活动的组织，这三次造像都是以村中的邑义为组织形式，动员了多个姓氏的村民参与的活动，而且村内似乎看不到以“姓氏”为纽带的组织活动，乃至存在的迹象。参加王法现造像的33人中有来自9个姓氏的村民，而发起人王法现自己所属的“王”姓只有6个人参与，不如“卫”、“张”两姓人积极，这两姓各有9人预此事。而陈神忻发起的造像活动中，共有15个姓氏的村民参与，四大姓在73人中占了55人，达3/4以上。但组织者并不属于村中的大姓。70人造像没有记载发起人，情况不明。如果依据“豪族共同体”的理论，该村显然是个例外，在隋朝以前，不存在豪族。这种情形也许与该村居民包括土著与移民有关，村民的凝聚力不强。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主客关系比较融洽，双方能够联姻，共同组织活动，与青齐地区紧张的主客关系，以致爆发战争的形势大不同。（注：参唐长孺：《北魏的青齐土民》，《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
另外，根据记文，可以了解村内一些家庭的构成。
注释：⑤题记云“君政等六子”而未举出其他五子的名字，故如此。
注释：①记文指出君楚为张宝明之孙，但未指明其父是谁，姑且列在善贤名下。
这些家庭除了张宝明家包括上下四代人，张元伯、张继伯为三代外，其余五家为父母与子女两代，家庭结构比较简单。造像题名中显见的家庭关系有助于了解当时的家庭结构，但是也要留心它与实际生活中的家庭是否完全一致。易言之，题名中属于同一家庭的人是不是真的共同生活在一起？还是只是在造像时一起为先人祈福。张宝明家的存亡成员一起列在题名中，并称为“合家等侍佛”，实际宝明与已婚的弟虎明不一定同居共爨。同胞兄弟张元伯与张奴表现得更明显，两人均为“菩萨主”，应是各自出资而得的名号；且分别为亡父，现存母及各自的妻子祈福，看来两人已分家另过，经济上相互独立。
如果说“卫”姓本是从河东郡迁来不误的话，由这几个家庭的婚姻关系看，该姓的后代已与村内的其他姓氏居民，特别是几个大姓，如张、王，联姻。
从同姓村民的家庭关系与名字看，尽管已出现了许多类似于“行辈名”的名字，如张那仁、张德仁、张也仁、张黑仁；卫保悦、卫普悦、卫敬悦等，但同姓近亲间取名并不严格采用“行辈名”。如张宝明与其弟均从“明”，但他的5个儿子的名字无行辈名，其弟的两子从“昂”，却与其堂兄弟的名字间也无联系，张元伯与张奴兄弟家亦如此。取名上的随意性也表明当时同姓近亲之间还没有发展到利用名字来区别辈分高下，并通过“行辈名”建立相互认同的程度。据此推测，相对关系遥远的亲戚间认同的程度更低，存在“宗族”组织的可能性很小。
三 从造像活动看村民生活
造像记的题名帮助我们了解该村居民的构成，如果再结合三洞窟的形制、造像记与该村的地理位置，以及其他与该村居民有联系的其他当地造像，可以挖掘出更多有关村民生活的信息。
根据考古工作者的考察，这三个洞窟在许多方面有相似之处。具体说来，从洞窟形制、题记位置、窟门形制到窟内三壁造像的形制、题材组合与形态风格均大同小异。（注：详参《山西平定开河寺》，第73-85页。）这似乎可以用开凿洞窟都邀请了相同的工匠来解释，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村民对于佛像的姿态、形象并无特别的好恶。后两次造像可以说是对第一次的模仿或抄袭。
如果进一步分析三个造像记的内容，同样不难发现这种相似性。仔细比较三个记文的愿文部分，发愿对象有繁简之分，差别不大，很多祈愿是完全一样的，如“佛法兴隆”、“兵驾不起，五谷熟成”；或意思相同，字词稍异，如“人民安乐”与“万民安宁”。七十人造像的所有发愿对象与祈愿，均已包含在王法现造像的内容中。而陈神忻造像记文与王法现造像的差别也有限。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王法现与陈神忻造像记文内容相近，但所处的时代背景已发生变化，前者仍是元魏的天下，而到了后者早已鼎移高氏，成为大齐的臣民了。可是两记的内容区别不大，王朝的禅代，在普通百姓那里没有什么波澜这里似乎暗含着民众对王朝统治体制的认可与忠于具体王朝间并无直接的联系。
联系到三窟形制与造像上的诸多相似性，以及三窟的规模均很小——窟内通高分别为1.42米（1、2窟）与1.72米（3窟），人很难在窟内直身站立——促使我们思考该村居民为什么在不到20年中连续分三次出资开窟造像，而没有合力修造一个相对大一些的石窟。造像活动背后似乎隐藏着村内居民“权力”关系运作的玄机。
“安鹿交付”位于晋阳（太原）通往河北的重要交通干线“井陉路”旁，很早就受到佛教的影响。该村所在的“石艾县”至晚到东魏初年也已建立了“僧官”系统，元象元年（539年），该县的“唯那”是“道渊”。（注：见《红林渡佛龛记》，《山右石刻丛编》卷1，第12页。）该村村民兴福造像也并不始于东魏时期，北魏永平三年（510年）就曾有过类似的活动。记文说“合村敬造石像一区”，因此，佛教很早就已渗透到村内。而后三次造像活动动员的村民多数是不一样的，仅有少数人参加过两次福业（详上），均算不上“合村造像”，暗示活动的发起人在村内的号召力有限，没有人拥有足够的威望和影响力将村内所有信仰佛教的村民都动员起来，共同兴建规模较大的石窟。换言之，几十年间村内似未能出现一个稳定的，能够笼罩全村的“权威”人物或中心，各个姓氏的村民间也尚未产生进一步的认同，更没有形成“宗族”，没有出现以“姓氏”来组织信徒兴福造像的现象，村中有些影响的组织是家庭。这或许与村民分土著与移民有关，不易形成稳固的中心。
比较而言，在安鹿交村东北不远的般石村的村民，凝聚力要强不少。该村也是由多姓居民组成，至少有23个姓，而在北齐末年的一次造俊活动中就动员了220多位村民参与，（注：详细情况见“北齐武平四年般石村人造像”，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拓片“艺19526”。该村中“卫”姓有67人，以下为“李”姓35人，“范”姓24人，“王”姓16人，“张”“赵”与“丘”姓各9人，“成”姓8人。其余各姓及僧人46人。）比安鹿交村三次造像参加者之和还多。如果两村的规模相去不远，般石村居民则更加团结。
与安鹿交村内松散，无中心的状态相对的是该村村民所拥有的对“安鹿交村”的认同。三个造像记都标明了村名，而没有提到所属的“乡里”，体现了村民对世代生活其间的村落的归属感。而三个洞窟紧密排列在一起，也象征性地表达了参与三次造像活动的村民间的相互认同。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三个洞窟中题记的位置。这三个洞窟的形制是北魏以来流行的主要窟形之一，（注：据《山西平定开河寺》，第81页。）而三个题记均位于洞窟窟门的正上方的框内。根据考古工作者的研究，这是目前所见的唯一实例。（注：《山西平定开河寺》，第81页。）一般则是置于旁边或造像基座上，这种独具特色的题记安排应是有意设计的，其目的何在，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究。
村落和洞窟的地理位置以及村民们的发愿内容为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线索。根据考古工作者的实地考查，这三个洞窟位于桃河北岸山坡南麓的断崖上，地势较低，仅高出河床约5米，（注：《山西平定开河寺》，第73页。）距地面只有3-4米。站在地面，稍一抬头，就可以看到洞窟，特别是窟门上方的题记。这三方题记十分醒目，很远就能看到，2001年8月我去该窟考察，从桃河对岸乘车经过洞窟时，在二，三百米外很容易就能发现窟门上方的方框。如果注意到洞窟正好位于晋阳通往邺城的“井陉路”旁，而且造像的村民又对皇帝与百官充满热切的期盼，这种题记的安排方式和目的也就容易理解了。
“井陉路”是穿越太行山的一条重要交通孔道。自战国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北魏皇帝大臣自平城南下华北也常常取道于此。（注：北魏皇始元年（396年）道武帝平定并州后进军山东，就是东出井陉，先由于栗痹与公孙兰自太原从韩信故道开井陉路，袭中山，见《魏书》卷2《太祖纪》，第27-28页；卷30《王建传》，第710页；卷31《于栗磾传》，第735页。太宗时安同持节循察并、定二州，也是东出井陉至巨鹿，见《魏书》卷30《安同传》，第713页。高宗时陆真与乞伏成龙自乐平东入定州讨丁零，走的恐怕也是井陉一路，见《魏书》卷30《陆真传》，第730页。）北魏末诸强争雄，这里也是战略要地。（注：尔朱兆就曾自并州出井陉，攻高欢，见《魏书》卷75《尔朱兆传》，第1664页；后高欢也曾令李密募兵五千人镇黄沙、井陉二道，见《北齐书》卷22《李密传》，第316页。）东魏北齐时皇帝、权臣往来于都城邺城与晋阳之间，也频频经由“井陉路”。北齐文宣帝高洋在位十年间曾经21次往还于两城，平均一年二次，其中天保六年一年就曾6次来往邺城与晋阳。（注：统计据《北齐书》卷4《文宣帝纪》。其中天保九年的记载有缺漏，其文记该年三月，“帝至自晋阳”，后又记“六月乙丑，帝自晋阳北巡”（第64-65页），中间漏书1次自邺城到晋阳的巡行。当补。毛汉光统计自东魏天平元年（534年）至北齐承光元年（577年）的43年间，高氏执政者往来邺城与晋阳共37次，见所著《北魏东魏北齐之核心集团与核心区》，《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97-98页。）其中必有不少次取道“井陉路”。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提到从齐主幸并州，自井陉关入上艾县，“东数十里，有猎闾村”，即是一例。
参照古人的记载和现在的地图，“井陉路”在今天的平定县附近的具体走向包括北、中、南三道。
北路过今苇泽关后沿温河河谷西行，经过千亩坪与三都。东魏武定八年（550年）所立的关胜碑的末尾提到千亩坪一带的地形，文云“□谷，地势东倾，东带长壑，西届□邢，北略三交，南诣萨营”。（注：《鲁迅辑校石刻手稿》第1函第5册，第933页，及李裕民前引文，第3页。两个录文各有缺漏，相互比对后如上。）这条长壑就应是通往苇泽关的道路。
中路沿着桃河的河谷，东行经过乱流村南，转向东北，经盘石关与苇泽关，至河北。也就是今天的石太铁路所循的路线。此路迂曲颇多但较平坦宽阔。如果取道于此，恰好要路过这三个洞窟。《水经注·浊漳水注》所说“（桃水）东迳靖阳亭南，故关城也，又北流，迳井陉关下，注泽发水”中的“靖阳亭”应在今天的乱流村的位置，而“井陉关”也许就在今天的移穰一带。（注：传统观点认为“井陉关”位于今天的旧关，但旧关附近的地貌特征与《水经注》记载的不合，难以凭信。详细考证需专文申论，此不赘述。）东魏元象元年（538年）九月七日的“红林渡佛龛记”位于“开河寺石窟”以北5公里的移穰村西，地处桃河的下游，且题记中的“石窟大像主张法乐”的官职中有“并州刺史下祭酒，通大路使”，（注：见《山右石刻丛编》卷1，第12、13页。）“通大路使”应是疏通此路。当时东魏与西魏间在洛阳一带战事正急，这次“通路”也许与此有关。
南路与中路大体平行，经过今天的旧关、石门口，沿今天的南川河西北行在乱流村南与中路汇合。此路相对平直，但狭窄。北齐时人李清于天保六年（555年）在今天的石门口附近摩崖造像，报答李宪、李希宗父子的恩情，记文中说这一带“万里长途，百州路侧……东越海崖，西过秦陇，车马殷士，无日不有”，（注：录文见《八琼室金石补正》卷20，文物出版社影印本1985年版，第120页。）指的就是这条路。此路后代也用做驿路，故沿途的聚落多有名“铺”与“驿”的，如甘桃驿、槐树铺、五里铺、固驿铺；路旁至今还保存一些烽火台的遗址。（注：见1979年版五万分之一的地形图“娘子关”。）如果说《水经注》中所说的“靖阳亭”就在今天乱流附近，从方位看，也是十分合适的。乱流为中、南两路交汇处，置“亭”于此传递信息、文书最为便当。
东魏北齐时这三条路都已存在，但以中路为主，故被称为“大路”。中路道里较远，但因沿河而水源充足，当时这一点对大规模的人马行动十分关键。可以想见，皇帝往来或大规模的兵马调动如果途经“井陉”，走的都应是“中路”。南路也常被使用，可能主要是作邮路。而开河寺石窟恰好位于这两道路交汇点附近，为往来东西的行旅必经之处。
另外，自战国以来形成的“行县”制度要求地方守宰定期巡视所辖地区。（注：关于“行县”制度的创立与初期情况，参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9页。）《续汉书·百官志五》讲述郡国长官的责任时指出“凡郡国皆掌治民，……常以春行所主县，劝民农桑，振救乏绝”。北魏文成帝时定州刺史许宗之讨伐丁零后“因循郡县，求取不节”，结果遭到百姓的批评。（注：《魏书》卷46《许彦传附许宗之传》，第1036页。）高允出任怀州刺史时“秋月巡境，问民疾苦”。（注：《魏书》卷48《高允传》，第1086页。）说明当时的地方官依然保持了这一传统。西魏时郡守亦如是。时裴文举之父裴邃为正平郡守，“以廉约自守，每行春省俗，单车而已”，其子文举临绛州，“一遵其法”，（注：《周书》卷37《裴文举传》，第669页。）北齐时毕义云为兖州刺史，也要“案部行游”。（注：《北齐书》卷47《酷吏传》，第659页。）下至唐代，都督刺史仍有这项任务，所谓“每岁一巡属县，观风俗，问百姓”，而且还规定“若亲王典州，及边州，都督、刺史不可离州局者，应巡属县，皆委上佐行焉。”（注：《大唐六典》卷30《上州·中州·下州官吏》、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第524页。）不但刺史郡守如此，县令也应时常巡视所辖区域。
石窟守东西交通要道，为往来东西的众多官民必经之地，极易为路人发现注意。而三洞窟过于低矮、狭小，无法入内观礼、膜拜佛像，倒是高悬于窟门之上的题记颇为醒目，必吸引驻足观看者。如果考虑到题记的潜在读者，更容易洞察村民的意图。当时能识文断字的普通百姓很有限，可以读懂题记内容的主要是过往的官吏，题记不妨说主要是写给这些人的。其中又有若干为皇帝、百官祈福的语句，对于扩大影响、博取名声，不无好处。这可能是朝野上下佞佛成风的时代背景下，“安鹿交村”这样一个庶民村提高声望的一种途径。前几次造像的参加者均为村民，而隋初当地乡民开造大佛像，能够结交并动员到豆卢通父子这样的显贵作为施主出资参加造像，以及几位州县官员共同参与，村民的活动能力与范围较前大大增强，恐怕与该村的冲要位置、村民多年来因一心向佛而积累的声望不无关系。近20年前，张宝明在参加邑子70人造像时还只是一介布衣，如今也跻身于地方僚佐的行列，担任石艾县的司功，即过去的功曹，此职过去乃是僚佐中的上佐，地位显赫，隋代因地方僚佐开始由朝廷任命，此类乡官的地位有所下降。尽管如此，能获此职也表明地位在上升。此事不知与村民几十年来的“经营”佛教是否有关。
居住在交通线的附近，瞻仰到皇帝、百官的机会远多于其他地区。同时也要看到，村民因此而要承担的赋役也必重不少。北魏定都平城时往来华北常取道“莎泉道”，又名“灵丘道”，（注：道路的具体走向参前田正名著，李凭等译《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91-195页。）此道附近乃至灵丘郡的百姓因此负担很重。孝文帝太和六年（482年）二月的诏令中就曾指出“灵丘郡土既褊嵴，又诸州路冲，官私所经，供费非一。往年巡行，见其劳瘁。可复民租调十五年。”（注：《魏书》卷7《高祖纪上》，第151页。）朝廷复民租调一般只有三年五年而已，孝文帝为了扶恤该郡百姓，居然给复十五年，既见其慷慨，也说明当地居民“劳瘁”程度之重。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同年七月，朝廷又“发州郡五万人治灵丘道”（注：《魏书》卷7《高祖纪上》，第151页。），租调免了十五年，但劳役仍然少不了，亦可知当地民众负担之重。与此相仿，高氏擅权，移都邺城后，晋阳成为“国之下都”，出现“每岁临幸，征诏差科，责成州郡（注：《北齐书》卷40《白建传》，第533页。）的局面。“井陉路”的重要性上升，道路附近百姓因皇帝、官员过境而来的经济负担必也加重。而且东、西魏分立，三国纷争，战事不断，国弊民穷，朝廷不太可能多年免除当地租赋，此地百姓的负担可想而知。尽管如此，安鹿交村的居民仍然对朝廷心存期望，不过，三方造像记中均包含了祈望“国土（万民）安宁”“兵驾不起”的字句，既是他们对时局的期待，大概也触及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当时不少军队调动要通过“井陉路”，该村居民的生活也要受到影响。村民的愿望表达了这一地区底层民众结束战乱，寻求幸福生活的呼声。
四 结语
结束考察前，对研究所得稍作归纳。安鹿交村位于今天山西省平定县乱流村附近，北朝时期属于并州乐平郡石艾县。该村地守横穿太行山的要径“井陉路’，为过往行旅必经之地。该村至晚北魏永平时已存在，村民应由土著与河东郡的移民构成。东魏北齐时约有村民206人，至少有29个姓氏，其中卫、张、王与郭为人口最多的四姓，“卫”姓可能来自河东郡。村内的主要组织是家庭，一般为4-5口之家，未见宗族的痕迹。因佛教而生的“邑义”很活跃，不到20年间三次建立“邑义”组织村民开窟造像。村内尚没有统一的、能动员起全部村民的组织，这种状况或在于村民包括不少移民，缺乏很强的凝聚力。这一点从村民分三次开窟造像而形制并无很大区别，祈愿上很相似上也可看出。
该村居民在隋代以前均为平民，到隋初方有人跻身县吏，这可能与村民几十年来“经营”佛教，又善于利用村落的有利位置，通过造像，特别是题记位置的设计与内容吸引过往行人，尤其是皇帝、官吏的注意不无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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