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折中”与经济学的创新——以约#183;斯#183;穆勒、阿#183;马歇尔和保罗#183;萨缪尔逊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穆勒论文,保罗论文,马歇尔论文,为例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经济学发展史上，一些经济学家不但常常“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而且常将两种截然不同甚至对立的学说加以“折中”，以构建自己的理论。对于这种“综合”、“折中”特别是后者，过去学术界通常持否定态度，轻则称之为“调和折中”或“折中主义”，重则斥之为“大杂烩”。其实，这种“综合”甚至“折中”往往是经济学家构建自己新理论的重要方法之一。经济学说史上三次经济学重大综合的代表人物——约·斯·穆勒、阿·马歇尔和保罗·萨缪尔逊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例证。
约·斯·穆勒的“折衷主义”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写过很多著作，经济学方面的代表作是1848年欧洲革命前夕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下称《政治经济学原理》）。这部著作在相当长时间内被奉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权威教材，直到19世纪70年代后才被边际效用理论逐步取代。
约·斯·穆勒经济学的最大特点，马克思概括为“没有生气的折衷主义”①（折衷，同折中）。这一特点是时代的产物。约·斯·穆勒开始活动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其经济理论体系的形成，同当时英国及欧洲大陆的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有着密切联系。1873年英国发生了经济危机，工商业萧条，工人大量失业，生活困苦，工人运动此起彼伏，社会改良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不断扩大。所有这些都给约·斯·穆勒的思想以深刻影响。他看到了资本主义严重贫富不均的残酷现实，非常同情穷苦劳动者，对资本主义收入分配制度十分不满，认为这是一种“劳动产品的分配几乎同劳动成反比”②的分配方式，但又认为，这种分配制度并非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的，而是由“社会的法律和习惯”③决定的。作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约·斯·穆勒像所有为私有制辩护的人一样，认为“私有制的含义是对个人拥有其劳动和节欲的成果给予保证”，“正当的为私有制辩护的理论是以公平原则（即报酬与努力成比例）为依据的”。④他不主张废除这种私有制，但希望通过改变社会产品分配方式来改善工人阶级状况。他说：“如果立法的趋向有利于财产的分散而不是集中，就会发现私有财产原则与自然和社会灾难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⑤这就是说，他一方面认为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不能颠覆，应予以保留；另一方面又承认资本主义现实矛盾，同情穷苦人民，主张对社会进行改良，尤其要改进产品分配方式。这就是约·斯·穆勒的“没有生气的折衷主义”。这里的“折衷”是指“企图调和一下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和现在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要求”⑥。
马克思认为，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和无产阶级要求是根本无法调和的，因为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极力要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辩护，无产阶级则要求推翻和消灭这种私有制，而约·斯·穆勒则企图用社会改良办法调和二者，因此，这是“没有生气的折衷主义”。
约·斯·穆勒的“折衷主义”，不仅表现在他的社会改良观点和政策主张上，而且表现在他的一整套经济理论体系上，用马克思的话说，他的全部政治经济学著作无不“表现出一种在任何矛盾面前都毫不退缩的折衷主义”⑦。约·斯·穆勒自认为自己的经济学理论，只是祖述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经济理论著作。其实，他的一整套经济理论，不仅来自斯密等人的劳动价值论、生产费用论、供求论以及李嘉图的土地报酬递减律论和级差地租论，还来自詹·穆勒的工资基金论、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让·巴蒂斯特·萨伊的销售论以及纳骚·威廉·西尼尔的“节欲论”等各种理论，是所有这些理论的大综合。他的每个基本理论观点，几乎都有前人的痕迹，没有理论创新的“生气”。我们知道，他所综合的前人的种种理论中，不少理论是相互矛盾、互相冲突的。但这些相互矛盾的理论到了他手里，都不用退缩，都可相安无事地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例如，利润来源于剩余劳动和来源于资本家的节欲，是两种对立的观点，但约·斯·穆勒一方面接受李嘉图的观点，认为利润来自剩余劳动；另一方面又接受西尼尔的节欲论，认为利润是忍欲的报酬。他使二者妥协并相安无事的逻辑是：由于资本家进行了节欲，从事了监督劳动，并承受了投资风险，就理应从工人所创造的劳动产品中取走了一大部分作为三种形式（作为节欲报酬的利息、作为冒风险报酬的保险费和作为监督劳动报酬的监督工资）的报酬。同样，他的生产理论、价值或价格理论等，无不是各种不同的前人理论的妥协和综合。
尽管约·斯·穆勒的经济理论体系只是前人观点的“综合”和“折衷”，但不能说它没有意义。事实上，任何一套有影响的理论体系的诞生，任何一位有重大影响的经济学家的出现，都不可能是凭空而生，而总要汲取和综合前人的观点和材料。时代在前进，形势在变化，各种经济理论层出不穷，一段时期后总需要有位大师级人物来把各种理论加以“综合”或“折衷”以形成一整套更适应时代需要的新理论体系。约·斯·穆勒在自己这部经济学代表作的序言中说：“最近几年的讨论……已产生很多新的思想和对这些新思想的应用。看来有理由对政治经济学领域重新地审视一遍。”“一本在目的总概念上类似于亚当·斯密，而与现代更广泛的知识和进步观念相适应的书，是目前政治经济所需要的贡献。《国富论》的很多部分已经过时，而且整个说来是不完善的。”而他自认为自己这本书里形成的理论就是要“使他那个时代的哲学同社会经济现象相联系并取得那么令人钦佩的成就那样，坚持用现代最好的社会思想来说明社会经济现象”。⑧总之，有了约·斯·穆勒对前人观点的“综合”和“折中”，斯密的理论体系就演变成了穆勒的理论体系。
阿·马歇尔的“综合”、“折中”
19世纪70年代初，英国的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奥地利的卡尔·门格尔和法国的马力·爱斯普利·瓦尔拉斯相互独立而又几乎同时发表了三部有相同理论倾向的著作，标志着西方经济学演进中一个重要转折的发生。这是从斯密到约·斯·穆勒的古典时代的结束而以边际主义兴起为特征的新古典时代的开始，这就是经济学说史上所谓的“边际革命”。从此以后，经济学的重心和立足点就开始由古典经济学时代的生产成本分析转向边际效用分析。
难道生产成本分析真的没有用了吗？任何商品生产出来，明明都要花费成本，怎么生产成本分析在边际革命以后就“英雄无用武之地”了呢？在经济分析中如何协调传统的生产成本理论和新流行的边际效用理论之间的矛盾？阿·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经济学家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是英国“剑桥学派”的创始人，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是其代表作。正是在这部著作中，他将过去和当时的各种经济学说兼收并蓄、综合调和，构建了一个微观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框架，支撑这一框架的主要理论就是妥善解决生产成本论和边际效用论之间矛盾的均衡价格论。
所谓生产成本论和边际效用论之间的矛盾，乃指商品价值或价格，究竟是由生产成本决定，还是由边际效用决定这两种理论间的矛盾。传统古典经济学派主张由生产成本决定，而边际效用学派主张由边际效用决定。阿·马歇尔提出，这两种理论都有道理，只是边际效用决定的是商品的需求价格，而生产成本决定的是商品的供给价格。他说，商品的需求价格衡量了商品对购买者的边际效用⑨，而“生产费用就是商品的供给价格”⑩，“当需求价格等于供给价格时”的产量就是均衡产量，“它的售价可以叫做均衡价格”(11)。就这样，马歇尔用边际效用说明需求价格，用生产费用说明供给价格，再用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的均衡说明了商品实际成交价格就是均衡价格，从而巧妙地解决了古典的生产费用论和当时流行的边际效用论在解释商品价值或价格方面的矛盾问题。应当承认，这种均衡价格论在经济学发展史上是一大理论创新。
然而，过去我国一些经济学说史著作常把马歇尔这种均衡价格论说成是一种“折中主义”的大杂烩，因为它只是把生产费用论和边际效用论加以调和折中，加上一个学说史上早就存在的供求论而已，根本没有自己在理论上的创新。实际上，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第一，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并非经济学说史上的简单的供求论。的确，用市场上的需求与供给的对比关系和均衡来说明商品价格或价值的形成，在经济学说史上大有人在。然而，他们多半是用“供不应求时价格就涨，供过于求时价格就跌，供求平衡时成交价格就决定了”这样的方式和理论来说明商品价格的形成，这是一种简单的供求论。但马歇尔的理论则不同，他没有停留在供求关系决定价格上，而是进一步寻找需求和供给背后的因素。他认为，购买者愿付一定价格来买商品是为了取得商品的效用，即需求取决于效用，要使购买者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商品的边际效用必须更大，而边际效用只有在商品购买数量越少时才会越大，这样，便有了价格和购买量成反向变化的需求规律。同样，他用商品生产费用论说明为什么要使生产者（出售者或供给者）供给量越大则售价（供给价格）必须越高的供给规律。正是这种边际效用论和生产费用论在价格形成理论中的运用，划清了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和历史上的简单的供求论的界限。
第二，将前人理论综合运用并加以改进而成的新理论成果，绝非既往理论的简单拼合，犹如餐桌上的大拼盘。大拼盘里的各味菜肴仍是各味菜肴，猪肝仍是猪肝，鸡片仍是鸡片，不管是装在拼盘里还是单装在冷盘里。然而，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绝非这类餐桌上的拼盘。诚然，马歇尔的整个理论体系确实是前人思想的综合，但这种综合并不是各种不同的经济学观点的简单凑合，而是通过融会贯通、加工改造而组装成了一套新的经济理论体系，犹如人们用砖、木料、水泥、钢筋造成了一座大厦，就再不能说大厦还是砖、木料等。经济学说史上各种不同的观点本来都不过是经济思想演进长河中的一个个支流。这些支流汇合而成的新理论体系，不能再将其看成原来各种观点的机械凑合，犹如无数细小江河汇合成长江，总不能说长江还是这些支流。同样，拿用边际效用论和生产费用论综合而成的均衡价格论来说，本来，只用生产费用说明价值，或只用边际效用说明价值，都是片面的，难以对价值和价格做出完美而令人信服的解释，但经马歇尔加工改造，以生产费用说明供给价格，以边际效用说明需求价格，再加进均衡的时间因素，勾画出短期市场价值到长期正常价值的发展图景，确实就使本来难以弄清的价值形成过程得到了清楚说明，也符合人们日常感觉和理性认识。
第三，剪刀式理论并非供给和需求在价值决定上的半斤八两论。马歇尔的确说过：“我们讨论价值是由效用所决定还是由生产成本所决定，和讨论一块纸是由剪刀的上边裁还是剪刀的下边裁是同样合理的。的确，当剪刀的一边拿着不动时，纸的裁剪是通过另一边的移动来实现的，我们大致可以说，纸是由第二边裁剪的。”(12)然而，他并没有因此认为在价值决定上供给和需求是半斤八两一样重要的。相反，他认为，只是在短期内，需求才在市场价值形成时更起作用，而在长期内，商品正常价值形成时，供给起决定作用，而正常价值才是商品价值的基础。因此，他认为，在价值形成中起根本的决定性作用的是供给因素，是生产费用。也正因为如此，阿·马歇尔才被认为是古典路线的继承者，他只是用边际效用论的新思想来充实和完善古典价值论而已，因此他的学说也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
保罗·萨缪尔逊的“新古典综合”
上述约·斯·穆勒的经济理论是西方经济学历史上第一次有影响的“综合”和“折中”。尽管他所“综合”、“折中”的各种理论观点有明显差异，然而从总的倾向看，还基本上没有离开从生产成本角度探讨价值、价格和收入分配的理论轨道。正因为如此，西方经济学界比较一致地把到约·斯·穆勒为止的西方经济理论称为古典经济学。
阿·马歇尔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是比约·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在思想、观点和内容上要深刻得多的又一次“综合”和“折中”，因为在这本书中，马歇尔把两种完全对立的价值论结合在一起，创立了一种均衡价格论，不仅用以说明商品价值的形成，还用来说明收入分配，使市场经济中的许多现象得到了比较令人满意的解释。当然，马歇尔的理论并没有抛弃古典理论，只是加进了新的解释力。
然而，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所阐明的，毕竟还只是经济资源如何通过市场价格机制实现优化配置，它献给人们的也只是一支自由竞争的赞歌，而相互竞争的也只是私人生产经营企业。可是，随着现代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时代赋予了经济学更多的任务，不仅要解决资源配置问题，还要解决资源能否充分利用问题，不仅要说明市场的经济功能，还要说明政府的经济功能，于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经济学应运而生了。凯恩斯经济学从理论方法到政策思想各方面都实现了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革命。然而，有了这场革命，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是否就寿终正寝了，或者说该被彻底抛弃、否定了呢？
对此，以保罗·萨缪尔逊(Paul A.Samuelson，1915～）等为代表的一批美国经济学家认为，凯恩斯革命并没有完全否定传统经济学。凯恩斯本人认为，当社会实现充分就业后，新古典学派的理论还是对的。社会实现充分就业，就是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新古典学派理论就是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前提下如何优化配置资源的理论，但问题恰恰在于资源能否得到充分利用。凯恩斯经济学正是研究社会如何实现充分就业，即资源如何得到充分利用的问题。可见，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各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只是从不同角度来说明统一的现代市场经济现象。现代市场经济是混合经济。混合经济既需要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也需要政府发挥调控和管理经济的作用，二者缺一不可，因此，凯恩斯经济学和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不但可以结合，而且应当结合。于是，萨缪尔逊等人就把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加以“综合”、“折中”，构筑了一套新的从微观到宏观的统一的经济理论体系，这就是“新古典综合”，是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三次“综合”。这一次“综合”，完成了经济学既说明资源配置又说明资源利用的全新使命，构筑了一套有机的统一说明现代混合经济体制的完整理论框架。
但是，“新古典综合”却遭到了另一批凯恩斯学说追随者的坚决反对和彻底批判，这就是以琼·罗宾逊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新剑桥学派指责新古典综合派是冒牌的凯恩斯主义，批判新古典综合派把原来根本不能相容的凯恩斯理论和新古典理论硬捏在一起，是彻底违背了凯恩斯革命，等于回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老路。他们和新古典综合派展开了激烈论战，这就是所谓“两个剑桥之争”。这两派究竟谁是谁非，目前尚无定论。尽管如此，大致可以认为：
第一，到目前为止，“新古典综合”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而新剑桥学派的理论和主张，从来就未登上过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宝座。
第二，从政策思想看，“新古典综合”的总需求管理思想一直被许多西方国家的政府在不同程度上当作政策思想在实践，而新剑桥学派的一些政策主张大多只是停留在学术领域被讨论和研究。
第三，“新古典综合”的理论和主张，可能比较符合现代混合经济的实际，而新剑桥学派的一些理论和主张，如收入均等化等，可能愿望是美好的，但离现实可行性较远。
从这两派争论的结果也可看出，将一些不同学派的理论按现实情况加以“综合”、“折中”，可能会产生一些离实际经济生活较近的新理论和政策思想，而强调各派“不妥协”性的极端思想和主张，哪怕主观愿望再好，也可能成为空中楼阁。
“新古典综合”从基本倾向看，还是属于凯恩斯主义，它不但过去曾受到新剑桥学派的挑战，现在还继续受到新自由主义和其他非主流经济学派的挑战。也可能正是在这样不断接受挑战的过程中，它才能不断“综合”进各种不同的新理论而使自己获得丰富、完善和发展。现在，萨缪尔逊等人似乎还摆出这样一种架势：他们的理论，不仅会综合进新古典传统理论，还会综合进现代西方经济学各流派中他们认为值得吸收的有价值的东西。正如萨缪尔逊在为他的《经济学》出版50周年所写的“金色的诞辰”一文中所说：“由于全面而精心地处理了主流经济学中的不同派别，这本著作得以保持了它在经济学参考书目中的代表作位置。”(13)当然，不能认为这本畅销的经济学教材所讲的东西全部都是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和主张，但“新古典综合”也确实在不断吸收当代经济学发展中的最新成果。这样的“折中综合”，并非餐桌上的简单拼盘，更不是什么大杂烩。正确的“折中”，本身就是一门艺术；科学的“综合”，更是一种创造，是融会贯通，是推陈出新。任何一门科学都是在不断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结论与启示
以上我们讨论了经济学说史上三位重要经济学家如何“综合”、“折中”前人的不同理论来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实现经济理论的创新。他们的例子说明，经济学的发展，经济理论的创新，和对既有理论的“综合”甚至不同观点的“折中”关系非常密切，甚至可以说，“综合”、“折中”是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发展的重要方法之一。且不说“综合”，为什么有时“折中”也能成为经济学创新的方法之一？这是因为，所“折中”的两种看似完全不同甚至对立的理论，可能实际上本来就是从两种不同角度研究问题得出的结论，而这些结论和观点恰恰包含了某些相对的、片面的真理性，如将它们妥善“折中”，就可能得出完善的新理论。
经济学和其他科学一样，其发展和演变具有一定连续性，“综合”、“折中”正是沟通旧理论和新理论的桥梁之一。正因为如此，马歇尔认为，支配生物发展的规律也适用于人类社会，生物的发展只有渐变而没有飞跃，人类社会发展也是一样。在《经济学原理》中，他以“自然界没有飞跃”作为全书题词。他还强调“连续原理”是其经济学说的特点，认为不但各经济现象不能有严格区分，而且经济学新旧理论间也并非格格不入，新理论完全可从对旧理论的“综合”、“折中”中来。
从对旧理论的“综合”、“折中”中产生出新理论，是否也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利用和借鉴？一些同志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可以从已有的资产阶级理论中“综合”、“折中”出自己的新理论，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无法通过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综合”、“折中”来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因为它们各自代表完全对立的两大阶级的利益，两个阶级的经济学有着根本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因为如此，至今国内还有不少经济学家在对待西方经济学问题上，强调分析批判，而轻视吸收和借鉴。
这种观点和态度其实并不可取。诚然，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属两种不同阶级的意识形态。西方经济理论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性质，决定了它必然要为资本利益辩护，决定了它不可能承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具有将来必然要为社会主义制度取代的历史过渡性。然而，所有这些都并不会妨碍我们对西方经济理论的综合利用和借鉴。这是因为，西方经济理论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理论，另一方面又是现代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理论，而且这种两重性是与生俱来、共生共灭的，犹如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两重性一样。众所周知，资产阶级是通过发展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而发财致富的。资本剥削雇佣劳动，也是在不断发展商品生产的形式中实现的。为了发财致富，资产阶级及其理论家需要不断总结如何在生产经营中提高经济效益、如何不断优化资源配置、如何防止和克服经济大起大落、如何发展对外贸易等。这样，一套套经济理论就在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中产生出来，而且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随着形势变化而变化。各派经济学家或者由于他们面临的经济情况有差异，或者由于他们观察和思考经济现象的角度有差异，或者由于他们各自代表的集团的利益有区别，总会提出各色各样的理论思想和政策主张，并形成不同的思想和政策倾向。比方说，凯恩斯主义者主张国家干预多一些，而新自由主义者主张经济自由多一些。经过实践验证，他们会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并且会不断从别的学派的理论宝库中汲取对自己有用的思想观点和分析方法，从而形成一种各派理论既互相有别、相互纷争又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格局。
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然而，我们实行的又是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不管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都要讲经济效益，都要讲资源配置，都要讲公平竞争，都需要政府宏观调控。所有这些，都决定了我们不能因为搞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就不向人家学习；不能因为我们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不吸收和综合西方经济理论中大量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我国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我们必须越来越多地和西方国家打交道，和它们开展竞争，这样，我们应当更加重视它们的经验和理论。对我国来说，闭关锁国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计划经济老一套也一去不复返了，如果我们的思想观念再不更新，再不与时俱进，就会吃大亏。正因为如此，当前我们一方面说对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要批判，另一方面在分析现实经济问题时恰恰又大量使用西方经济理论。试以目前国内正在争论的两个热门经济话题为例加以说明。一个是关于目前我国应以控通胀为主还是以防经济下行为主。一些人主张要以控通胀为主，因为CPI居高不下，PPI持续上升，如果从紧货币政策稍有放松，两位数通胀率可能就在眼前，对经济伤害极大。另一些人主张应以防经济下行为主，货币过紧了，经济增长会过分放慢，失业率会大幅上升，从而影响社会稳定。究竟应如何正确处理二者关系？显然，这实际是西方经济理论中失业与通胀此长彼消的老问题。实际上，通胀与增长要兼顾，把二者都控制在社会可容忍的限度内。另一个是国内成品油价格要不要放开的问题。由于我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已接近50%，在高烧的国际油价面前，如果国内成品油价格不能及时相应调整，将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大量的油价补贴只会增强对石油的需求，从而助推国际油价进一步上升，然而，由于油价调整会大大影响国内通胀，国家不得不采取逐步减少油价补贴、逐步放开油价的办法。这里面也涉及西方经济学中一系列理论问题。可见，今天我们已根本用不着讨论该不该运用西方经济理论，而只要考虑如何来运用西方经济理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随着时代而发展，充分显示其与时俱进的生机与活力，就离不开对西方经济理论的综合运用。
注释：
①⑥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7页。
②③④⑤⑧约·斯图亚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上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35、227、236、236、7～8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30页。
⑨阿·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14页。
⑩(11)(12)阿·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1、37、40页。
(13)保罗·萨缪尔逊等：《经济学》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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