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秘书长对联合国变革的影响：安南与潘基文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联合国论文,安南论文,秘书长论文,潘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日期：2007-01-08]
【中图分类号】 D8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07)02-0045-07
自2007年伊始，随着联合国前任秘书长科菲·安南十年任期的结束，联合国进入了“潘基文时代”。在讨论联合国改革这一话题时，我们除了考虑国际力量对比、不同国家以及国家集团的利益冲突等影响因素外，还应将联合国秘书长对联合国改革的作用纳入考虑之内，尤其在秘书长更替之际。作为联合国的领导者和管理者，秘书长的个人因素(包括性格、能力、知识结构、价值取向等)会影响到该组织的领导风格和管理文化，并对组织变革的进程和方向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
一 关于秘书长的个人作用空间
联合国秘书长的职位是非常特殊的。作为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的行政首长，联合国秘书长的个人作用和权力非常有限。联合国不是世界政府，秘书长也不是“世界领导人”。与国内社会的国家领导不同，秘书长没有一个可以由他领导的政党和一个支持他的政治集团。正如伊尼斯·克劳德(Inis L.Claude,Jr.)所说，在秘书长身后，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固定联盟，缺乏国内政治家所能使用的“政治武器”。① 联合国领导与政府部门领导、非政府组织领导或企业领导之间显然也没有太多可比性。笔者认为，无论联合国秘书长的职位如何特殊，我们仍然可以将其当做一个组织的领导者和管理者来研究。既然是组织的领导者和管理者，联合国秘书长在影响联合国变革方面的作用并非完全被动，秘书长拥有发挥个人作用的空间，也拥有主动施加影响的可能。在同样的条件和环境下，具有不同个性的秘书长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当然，秘书长的个人作用要受到《联合国宪章》(以下称《宪章》)和联合国决议的制约，受联合国现有组织结构和组织文化的制约，也受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现实的制约。因而，在这些限制条件下，秘书长对联合国组织变革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他们如何对其个人的影响和作用进行利用和开发。
(一)《宪章》制约下的个人作用空间
联合国秘书长的权力来自《宪章》，来自联合国会员国通过的各项决议。在《宪章》规定、议事规则和决议面前，秘书长既是被动的，也是主动的。《宪章》中关于联合国秘书长作用和地位的规定非常笼统，这为秘书长留下了极大的解释和发挥个人作用的空间。此外，许多来自《宪章》和联合国决议的授权也为秘书长提供了可自由扩展作用空间的可能。哈马舍尔德秘书长曾论证联合国秘书长不应该仅仅只是采取被动的中立态度，秘书长还有根据“个人判断力”发挥作用的空间。同时，个人的“爱憎”也将会影响到秘书长对自己权利与义务的理解。哈马舍尔德认为，联合国秘书长应该学会从《宪章》和各种决议中“认真寻找指导”，并记住“他的行动可能要成为重要的先例”。② 这些年来，安南秘书长在其提交的各种报告中，对《宪章》所涉及的一些重要概念(如“主权”、“安全”、“威胁”等)进行了重新解释，试图使其更能适应今天的需要。例如，安南认为，《宪章》基本原则包括了自由、平等、基本人权、社会与经济发展及人类福利等不同方面，“从而为一种全面的、长期的、更广义的和平与安全概念”③ 奠定了基础。这种解释是安南积极推动联合国人道主义干预，构筑其安全、发展和人权“三大支柱”的《宪章》依据。
除了领导秘书处外，秘书长是唯一可以在联合国所有会议上发表讲话的人物。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秘书长在联合国大会及其下设的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的所有会议上执行职务，联合国大会和大会设立的委员会或所属机构所需要的工作人员皆由秘书长提供并接受秘书长的领导。秘书长在每年一度的工作报告中，有机会阐述自己的主张和对联合国当前及未来工作的看法。秘书长可以利用职权范围内的各种机会，对联合国改革施加影响。例如安南秘书长在任期间，在一系列年度工作报告、改革报告和会议发言中，他都积极宣传改革联合国的理念和计划。尽管一些观点和方案并不是安南本人自己提出的，但这些报告无疑加入了安南的思想，带有明显的“安南特色”。尤其是《千年报告》和《大自由》报告，充满了安南对联合国改革和联合国未来的设想。2005年3月，安南在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大自由：实现人人共享的发展、安全和人权》报告的导言中说，这份报告“是我根据担任秘书长八年的体会、我个人的良心和信念以及我对《联合国宪章》的理解所编写的”。④
联合国有一整套由《宪章》和决议规定的组织结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对于那些涉及修改《宪章》的改革，秘书长能起到的作用比较有限。安南在其改革报告中多次提出了安理会扩大的方案，也提出过建议，将托管理事会改为一个“论坛”，“为全球环境、海洋、大气层和外层空间等公共领域的完整行使托管”。⑤ 虽然这类改革建议涉及《宪章》的修改，程序十分复杂，须得到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一致同意，秘书长对此无能为力，但在那些不必经过安理会、不需经过大会多数表决通过的改革问题上，秘书长却拥有较大的个人作用空间。2004年美国总审计局发表了一份报告，对安南1997年至2002年的改革进行了评估。该报告的结论之一是，秘书长职权范围的改革比需要会员国批准的改革要完成得更好。截至2003年12月，在安南秘书长于1997年提出的改革措施中，秘书长职权范围的改革完成了70％，而需要会员国批准的改革则只完成了44％。⑥ 这说明秘书长在某些领域发挥着较大的作用，而在另一些领域则难以发挥作用。
(二)国际环境制约下的个人作用空间
联合国秘书长的任何改革措施都需要得到会员国的支持，尤其是大国的支持。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甚至决定着秘书长的当选与连任。在国际环境和国际关系的制约下，秘书长的个人作用不在于是否具有改革创新的魄力和能力，而在于是否能协调和平衡好各种关系(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间的关系、常任理事国与其他会员国之间的关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等)。因此，联合国秘书长必须是善于协调、善于修补各方面关系的人物。
人们喜欢用“走钢丝”来形容秘书长在国际关系中的困难处境。能否在钢丝上走好，甚至是否能走出些“花样”，做出些高难度和创新“动作”，这就取决于秘书长的个人智慧与技巧，也取决于秘书长对自己职权的理解。冷战时期，由于联合国处于两大军事集团对抗的环境下，其很难发挥作用，但在联合国最初两位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与达格·哈马舍尔德)时期，尤其在哈马舍尔德任秘书长期间，联合国秘书长进行了“预防外交”和“维持和平行动”的实践行动，秘书长的个人外交与影响也收到一定效果。无论是赖伊还是哈马舍尔德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积极支持者，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两位秘书长对联合国的作用和秘书长职权的理解有关。
(三)组织文化制约下的个人作用空间
无论安南还是潘基文都曾说过，改革联合国首先要改革联合国的管理文化。这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既然联合国改革属于组织文化和管理文化的范畴，这就说明秘书长所进行的改革不可能在短期内取得显著成效。相反，秘书长的个人作用包括秘书长的工作方式、政策取向和改革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将受到联合国组织惯性和文化惯性的制约。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组成的政府间组织，主权文化和官僚文化是联合国的文化特征表现。尽管人们认为这种文化是导致联合国“不作为”和“低效率”的重要因素，但任何秘书长都不可能用企业文化或者非政府文化来取而代之。另一方面，秘书长同时也肩负着改变联合国管理文化的责任和使命。
鉴于组织文化是保持组织特性和组织稳定的要素，联合国秘书长还肩负着维持和弘扬联合国文化的责任。联合国秘书长被称为顶级的国际公务员，在国际组织发展过程中，业已形成一套有关国际公务员的准则，即要求国际公务员做到国际性、公正性、中立性和非国家性。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要求保证“只为联合国的利益着想，在执行职务时，决不寻求或接受任何政府或本组织以外任何当局的指示”。⑦ 这是联合国组织文化特征之一。无论大国利益与权力因素如何左右联合国，我们不能否认，在国际法和联合国文件中都有国际公务员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因此，秘书长的个人作用还在于如何在国际公务员准则和主权国家影响之间寻找平衡。
在意识形态上，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世界主义、社会主义、生态主义、女权主义等各种思潮竞相影响联合国及其秘书长。不同的秘书长虽然在意识形态上的倾向性可能有所不同，但国际性、全球性与普世性是联合国文化的基本特征，也是联合国秘书长政治哲学的基调。尽管程度不同，但所有秘书长都是国际法、国际制度、多边主义的支持者，都是超主权国家全球行动和全球价值的支持者。这可能不全是秘书长的个人价值偏好，而是联合国组织文化决定的。以来自亚洲的吴丹秘书长为例，他在两大阵营对垒时期，将佛教的普世主义和社会民主思想结合，构成他作为联合国秘书长的政治哲学基础。他反对将世界划为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提倡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互学习。他相信“人类正快步从一个自给自足、相互分隔的世界走向一个每日休戚与共的世界”，如果能够提高联合国的权力和威望，履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规定，“使这些文件变成联合国成员国政府能够接受并遵守的法律”，人类就“踏上了走向世界权威的正确道路”。⑧
对于新任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来说，无论其个人能力与价值取向如何，他都摆脱不了联合国组织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他可以没有吴丹、安南那么多超国家主义或世界主义思想，但处在秘书长职位上，他就必须举起联合国的大旗，将自己的思想打上联合国的烙印。同时，随着大环境的变化，对联合国传统政治文化和管理文化进行逐步变革也是可能的。实际上，这种变革在每一位秘书长的任期内都或多或少地发生了。例如，在安南任期内，国家主权文化被融入了更多的人本文化。这与安南个人对主权和人权概念的认识是一致的。潘基文同样能够以自己的方式来推动联合国文化的变革。
在上述制约条件下，个人因素的不同导致了秘书长在领导风格和政治哲学等方面的不同。从一开始，就存在关于两种不同类型秘书长的讨论：一类是“最低纲领模式”，将秘书长的作用限制在“幕后”，限制在《宪章》规定的行政管理层面，避免发表政治性声明，不对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进行主动干预。另一类是积极的“开创性政治领导”模式。⑨ 在组织学研究中，则存在关于“管理者”和“领导者”的不同概念。“管理者”根据被授予的权力，按照现有的组织目标，负责制定具体计划，监督计划的实施，以确保组织的正常运行和稳定以及目标的实施。而“领导者”则需要为组织确定发展方向，描绘远景规划，并能应对不断变化的局势，激励人们去实现组织目标。⑩“领导者”需要用自己的魅力、感召力去说服和动员其支持者为实现组织目标而努力。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领导者”和“管理者”都不是截然分开的。即便是“最低纲领”类型的联合国秘书长也不可能不卷入国际政治和外交事务，不可能只做“管理者”而不做“领导者”。在竞选秘书长过程中，潘基文谦虚地表示自己要先做好“秘书”再做“长”，但他也认为自己“既具有做管理者的才干，也具有做领导者的才干”。(11) 多数关于组织领导的研究成果表明，一些类型的领导者对组织及其变革的影响较大，另一些则比较小。那些被称为“魅力型”、“变革型”或“愿景型”的领导者对组织变革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因而对变革的推动作用更大。(12)
二 科菲·安南与潘基文的领导风格与政治倾向之比较
从文化背景和个人经历看，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对科菲·安南和潘基文在领导风格和政治立场产生了不同影响。
科菲·安南虽然来自非洲，但他从23岁开始留学欧洲和美国，并且从24岁开始在联合国任职。在安南身上，西方文化影响大于民族文化影响。潘基文也有过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的经历，受到东西方两种文化价值影响，但由于长期在韩国政府部门任职，潘基文比科菲·安南更多会受民族国家文化的影响。
科菲·安南是典型的国际公务员出身。从20多岁开始，他先后在联合国担任过许多职务直至后来的副秘书长，最终当选为秘书长。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几乎毕生任职于联合国”。潘基文则是典型的国家外交官出身，他在韩国政府外交机构任职长达40多年。尽管潘基文有着大量在国外从事多边外交工作的经历，包括在韩国外交部联合国处工作以及担任韩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但他的身份仍然是国家外交官，其性质与国际公务员不同。
科菲·安南属于从联合国系统内部推选出来的人，虽然潘基文也有与联合国合作的工作经历，但显然不属于联合国系统的“圈内人”。来自组织内部的领导对组织变革的影响更大，还是来自外部的领导影响更大，这在组织学研究中也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多数研究成果证明，尽管来自组织内部的领导在某些方面可能拥有更多经验，但这些“经验”对组织变革并非更有利。一个普遍的结论是：“就组织的整体而言，从外部引进的新领导能给组织带来更大变化”。(13) 这也是在此次秘书长推选过程中，许多人倾向于选择一位联合国圈外人接替科菲·安南秘书长职位的原因。
影响两位秘书长个人作用的因素显然也不止上面提到的三个方面。故目前对潘基文秘书长做过多的判断为时尚早，但两位秘书长在文化背景和经历上的差异会有助于我们认识他们在其他许多方面的不同。
(一)安南与潘基文的领导风格特征
不同的秘书长会具有不同的领导风格。这里借用组织行为学中的一种划分，该领域的研究表明，那些“愿景领导(visionary leadership)”、“魅力领导”和“变革领导”对组织变革的态度更为积极，对组织的影响也更大。这类领导的特征是：提出远景规划，灌输组织荣誉，调动一切资源，鼓励开拓创新，传达高期望，号召超越个人利益以实现群体目标。(14) 另一种类型是“交易领导(transactional leadership)”，其主要特征包括注重实际效益，通过明确划定任务和责任来指导和鼓励实现既定目标，鼓励取得实际成就，努力纠正错误。这种划分并不意味着积极变革、喜欢畅谈远景目标的领导就一定能取得更多成就，也不意味着愿景型领导不具有交易型领导的某些特点，或交易型领导就不能提出自己的“愿景”。
在安南秘书长身上，愿景型领导的特点比较明显，在他的许多报告中都有所体现。他于2006年3月提交的《着力改革联合国》报告堪称“愿景报告”之样板。其格式表现为：首先提出“我对本组织的愿景是……”，然后提出“为实现这一愿景，本组织需要……”采取的步骤。(15) 在安南的《千年报告》和《大自由》报告中，也充满了他对“愿景”的阐述。潘基文赞扬安南说：“你的任期以远大的理想、崇高的愿望和大胆的倡议为主调，颇具特色。”(16) 这其中也概括了安南的愿景型领导特征。
潘基文也曾使用过“愿景”一词，希望别人能知道自己的计划和想像。但与安南相比，他更倾向于做实干型和交易型领导。潘基文注重平衡各种关系和处理现有的矛盾冲突，强调努力工作、身体力行和以身作则。潘基文会以灵活、务实、耐心和细致的方式来处理联合国的管理工作和国际关系，可能将更多东方外交文化和组织文化带入联合国。他最喜欢强调的是以他“40年的外交官经验”，以“最大程度的合作、妥协和灵活精神”来处理国际矛盾和冲突。他最喜欢将秘书长的作用定位为“协调者(coordinator)”、“和谐者(harmonizer)”和“筑桥者(bridge-builder)”。他希望自己是一位“平易近人、辛勤工作和愿意倾听意见”的秘书长。(17)
有40多年政府外交官经历的潘基文秘书长可能具有更多外交官的机敏与务实。潘基文在安理会各轮预投票中能获得压倒多数的支持，这一事实也说明他具有平衡各方面关系的技巧。许多分析家认为，新任秘书长温和的性格和娴熟的外交技巧对营造联合国会员国之间的“和谐与团结”可能是非常必要的。
至于秘书长应该是哪种类型的领导者更好，秘书长个人的理解是不同的，外界的期待也是不同的。有人断言潘基文缺乏安南所具有的魄力与魅力，认为秘书长不能像潘基文所定位的那样仅限于一位“协调者”，而应该是“国际发言人”、“冲突解决高手”和具有“高度信心与道德权威的顶级外交家”。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联合国所需要的正是“协调者”和“筑桥者”，联合国需要好的管理者。(18)
(二)安南与潘基文在政治倾向上的异同
在政治上，潘基文和安南一样，也将强调联合国框架内的多边主义，强调国际法及联合国道德权威的重要性。潘基文是安南所提出的安全、发展、人权“三大支柱”思想的支持者，是民主、善治和人道主义干预的支持者。但潘基文显然没有安南那么多的超国家主义理想，他似乎更看中民族国家的重要性，更多倾向于务实主义和现实主义。与前几任秘书长相比，潘基文缺少与欧洲国家的联系，或许不会有太多北欧式的全球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可能不会对一些欧洲人所热衷的全球治理工程投入过多热情。
在前任秘书长加利和安南身上都带有明显的“南方意识”，他们从不掩饰对不结盟国家和“77国集团”的支持。安南在出席古巴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时称，他是以“不结盟运动创始国自豪的儿子的身份站在大家面前”。(19) 安南认为，发展中国家仍处于不利的国际地位，还没有获得合理与公正的待遇。加利和安南都呼吁“南方”团结起来，发展成一支重要的全球力量。(20) 潘基文承认南北之间的差异，但他认为不应该划分南方和北方集团。他没有强调南方的不利地位或不公正待遇，没有像前两位非洲秘书长那样旗帜鲜明地宣称要改变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秩序，他甚至没有像安南和其他几位秘书长候选人那样出席2006年在哈瓦那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
潘基文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倾向与他的民族文化背景是一致的，也与目前韩国所处的世界政治和经济地位一致。潘基文一直强调，韩国介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最适合充当南北之间的桥梁。亚洲与欧洲也有着不同的政治文化差异，亚洲国家普遍缺乏超国家主义意识和实践，民族国家意识和主权意识仍然压倒一切。外交官出身的潘基文似乎更理解国际关系中权力斗争的现实，这可能使他与当过记者、教师和校长的另一位亚洲的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不同。
(三)潘基文的联合国改革战略重点
在潘基文上任时，安南时期启动的联合国改革计划尚未完成，一些新的改革措施还在酝酿和策划中。潘基文表示要继续进行大胆的联合国改革，但他认为联合国改革的战略重点应该放在力争实现已经制定的目标，而不是开拓新的疆界。这说明他将把工作重点放在解决现有的问题，完成那些尚未完成又急需解决的改革问题，而不是急于启动新的大规模改革计划。
2006年5月，潘基文在美国著名智库外交关系理事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发表的讲话中，阐述了他当选后将重点关注的五大问题：(1)加强反恐怖主义；(2)加强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工作；(3)维持和平与人道主义干预；(4)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5)发挥人权理事会的作用。(21) 这不仅是他认为最重要的五个领域，也是在他看来作为秘书长最有可能发挥作用的领域。
当选秘书长后，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潘基文还提到他必须集中精力关注的三个改革方面。第一，他将通过真诚的对话，消除分歧，重建会员国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第二，他将继续推进秘书处的改革，潘基文认为秘书处改革是振兴联合国组织的关键，他提出要建立一个能适应21世纪联合国的秘书处。第三，他表示要通过改革继续加强联合国系统的协调一致性，消除机构重叠和臃肿现象，提高效力和服务质量。(22)
在阐述以上“五个领域”和“三个方面”问题时，潘基文采用了主动表态的方式，尤其是在反恐怖主义、反武器扩散、人道主义干预以及秘书处改革和组织管理方面。组织管理和秘书处改革是潘基文谈论比较多的问题。他多次表示要改变联合国的管理文化，提高秘书处的责任感和道德水平，强调要建立一支更专业化的队伍。管理联合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多文化的主权国家组织绝非易事。安南已经在许多方面采取了改革措施，也留给潘基文一些很棘手的问题，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与管理系统改革问题上的冲突。
在安南时期，安理会成员的扩大问题成为联合国有史以来最急迫、最激烈的争论问题。安南设立了改革小组，并在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关于安理会扩大的两套方案。会员国之间也为此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安南在安理会扩大问题上的态度是比较积极的，他在许多场合阐述安理会改革和扩大的必要性，列举安理会构成存在的种种缺陷。在2006年9月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安南说他对“扩大安理会成员国数目的失败感到沮丧”，因为“安全理事会必须改革，这是为了发展中国家，也是为了联合国本身”。他认为在安理会扩大问题上，人们以权力为基础的狭隘观点会使联合国的权威性、合法性和独立性受到侵蚀，是一种“民主赤字”。(23) 安南在安理会扩大问题上的立场与他的“非洲立场”不无关系，非洲国家是扩大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数目的积极支持者。
与安南相比，在安理会扩大问题上，潘基文目前采取的是一种被动表达方式。他虽然表示承认安理会改革和扩大的必要性，但他所强调的不是现有安理会结构的不合理性，而是目前会员国尤其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在被问及安理会在秘书长推选过程中是否具有公正性与合法性时，潘基文的回答是，安理会在透明化、公开化和民主化方面已经取得很大进展。可以看出，潘基文在安理会改革和扩大问题上采取的是守势，对安理会作用的评价是积极的。但由于安理会扩大问题主要取决于会员国尤其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态度，所以不管安南或潘基文个人对此采取何种立场，其作用都是非常有限的。
三 秘书长的本地区作用：潘基文对亚洲和中国的意义
依照惯例，秘书长由各大洲轮流产生。因而，来自不同洲的秘书长都会带有一种“本洲意识”，并可凭借其对本洲的了解，在本洲事务的解决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如德奎利亚尔对中美洲冲突的调解，加利秘书长在中东问题上的作用以及安南秘书长对非洲的“特殊关注”。用安南自己的话说，在他任期的十年中，作为一位来自非洲的秘书长，他“尽力发展和增进非洲与联合国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联合国必须更好地应对非洲的需求和期望。这既符合本组织的理想，也是本组织理应对非洲人民做出的贡献”。(24)
非洲和亚洲是联合国最大的两个地区集团，非洲有53个国家，亚洲有54个国家，但非洲和亚洲的情况非常不同。作为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从非洲的条件出发，积极推进联合国会员国对非洲的发展援助，帮助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在维持和平和民族和解方面的合作，帮助非洲建立发展“新伙伴关系”，制定共同应对艾滋病的战略。为此，安南在任期间，设立了非洲专家小组、非洲顾问委员会等机构，提出了《从承诺到成果：推进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实施》等多项专门阐述非洲问题的报告。
潘基文是自吴丹之后另一位来自亚洲的联合国秘书长，是中国重返联合国后的第一位亚洲秘书长。潘基文时代的联合国对亚洲和中国意味着什么，会带来怎样的机会或挑战？这一问题应该而且已经引起了讨论。
中国一直坚持此次秘书长应该出自亚洲，相信亚洲人有能力当好秘书长。潘基文当选后，中国表示相信在潘基文秘书长的任期内，联合国继续将为构建一个持久和平、普遍繁荣的和谐世界发挥重要作用，也表示中国将继续支持联合国秘书长的工作。而潘基文当选后也一再感谢中国对其当选的支持，强调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和中韩关系的良好前景。从目前潘基文的表态以及他的个人立场看，虽然他不会在所有问题上总是站在中国一边，但在诸如大国关系、朝鲜半岛问题、联合国改革等一些重大问题上与中国的立场会基本一致。潘基文温和的政治立场、东亚文化取向以及对亚洲和中国的了解等都为他与亚洲国家和中国的进一步合作奠定了基础。潘基文所使用的语言表达方式也更接近中国的习惯，例如他很喜欢使用“和谐”、“协商”、“合作”及“双赢”这类词汇，这些也是中国经常使用的词汇。这种文化上的接近有利于秘书长与中国的沟通。他灵活、务实、谦逊的态度也容易为中国接受。
潘基文说他希望韩国更具有世界眼光，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成为联合国和平、发展和人权议程“最强有力的拥护者”。他特别提到希望韩国政府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援助，使韩国能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扮演非常关键的作用。秘书长对亚洲的关注显然不仅限于韩国。在中国经济和政治影响不断上升、世界将眼光转向中国的时候，作为亚洲地区唯一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与亚洲秘书长的合作不仅具有重要的地区性影响，也具有重要的全球性影响。
对潘基文来说，过多凸显自己的韩民族文化会有狭隘民族主义的嫌疑，明智的做法是以亚洲文化作为自己的根基。潘基文也倾向于从亚洲文化中寻找支持，例如他喜欢使用“和谐”一词，喜欢强调谦虚谨慎、努力工作和以身作则的精神。他曾经用“太极”来解释处理外交关系所需要的技巧。可以相信，在潘基文任职期间，他会将更多的“亚洲因素”带入联合国，包括亚洲的政治文化和管理文化。同时，潘基文也会把更多的“联合国因素”带入亚洲。
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对潘基文任期内的联合国与亚洲的关系抱有不同的期望。在离职前夕，安南在非洲论坛发表的讲话中说：“我相信，在由亚洲人担任的新秘书长领导下，联合国将借用亚洲的创造力、活力及团队精神来帮助非洲，对此我满怀希望。”(25) 在发达国家看来，尽管亚洲与联合国的合作正日益密切，但主要国家对联合国的态度仍然是矛盾的，仍然坚持严格的主权观和不干涉原则，保持与联合国的距离。欧洲国家对中国和印度力量的上升感到担忧，担心在它们将钱用于支持联合国多边主义的时候，印度和中国通过联合国外的双边和单边行为，以更少的代价获取更多的利益。因而欧洲国家期望在一位亚洲秘书长的领导下，亚洲国家能和欧洲国家一样更热情地支持联合国框架内的多边主义，期望潘基文能在亚洲掀起对联合国多边主义的认真讨论，提升亚洲国家对联合国的重视和参与。(26)
另一种判断是，鉴于亚洲地区迅速崛起的经济力量，加上一位来自亚洲的联合国秘书长，国际权力中心和国际组织中心将进一步向亚洲转移。(27) 潘基文的当选意味着“该轮到亚洲了”。虽然现在描述亚洲国家在潘基文任期内联合国中的作用为时尚早，也没有多少迹象表明潘基文能够在亚洲掀起一场关于联合国多边主义的大讨论，或激发出亚洲国家拥抱联合国的热情，但可以肯定的是，亚洲秘书长将为亚洲与联合国的合作提供更多机会，有助于提升亚洲国家和亚洲区域组织对联合国事务及全球多边事务的参与程度。中国不仅应该，而且也可能在亚洲秘书长领导的联合国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为此中国需要对联合国的未来作用和改革以及中国的联合国政策展开新的讨论。
总之，联合国秘书长的个人作用是有限的，但如果把个人因素、领导变更对组织变革的影响考虑进去，作为一位新当选的、非联合国出身的秘书长，潘基文自然会给联合国带去一些新的变革理念和管理文化。
注释：
①Inis L.Claude,Jr.,Swords into Plowshares:The Problems and Progres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New York:Random House,1971,p.207.
②Dag Hammarskjold," The International Civil Servant in Law and in Fact," in David A.Kay,ed.,The United Nations Political System,New York:John Wiley & Sons,Inc.,1967,p.142.
③科菲·安南：《预防武装冲突》，纽约：联合国新闻部出版，2002年版，第10页。
④科菲·安南：《大自由：实现人人共享的发展、安全和人权》，A/59/2005，2005年3月21日，参见联合国网址：http://www.un.org/chinese/。
⑤科菲·安南：《革新联合国：改革方案》，A/51/950，1997年7月14日，参见联合国网址：http://www.un.org/chinese/。
⑥美国总审计局报告：" United Nations:Reforms Progressing,but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s Needed to Measure Impact," GAO-04-339,February 13,2004，内容见网址：http://www.gao.gov/special.pub。
⑦《联合国工作人员条例》第一条，参见联合国网址：http://www.un.org/chinese/staff/rule/4.htm。
⑧U.Thant," The League of Nations and the United Nations," in David A.Kay,ed.,The United Nations Political System,New York:John Wiley & Sons,Inc.,1967,p.71.
⑨Edward Newman,The UN Secretary-General From the Cold War To The New Era:A Global Peace and Security Mandate? New York:St.Martin' s Press,INC.,1998,pp.7-20.
⑩[美]斯蒂芬·P.罗宾斯著，孙健敏、李原译：《组织行为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3页。
(11)潘基文在美国外交关系理事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讲话，参见美国外交关系理事会网址：http://www.cfr.org/publication/，2005年5月31日。
(12)斯蒂芬·P.罗宾斯：《组织行为学》，第343页。
(13)[美]理查德·H.霍尔著，张友星、刘五一、沈勇译：《组织：结构、过程及结果》，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4页。
(14)科菲·安南：《着力改革联合国——构建一个更强有力的世界性组织》，2006年3月7日，参见联合国网址：http://www.un.org/chinese/sg/2006/。
(15)科菲·安南：《着力改革联合国——构建一个更强有力的世界性组织》，http://www.un.org/chinese/sg/2006/。
(16)候任秘书长宣誓就职后在大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06年12月14日，参见联合国网址：http://www.un.org/chinese/sg/2006/。
(17)候任秘书长宣誓就职后在大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06年12月14日，参见联合国网址：http://www.un.org/chinese/sg/2006/。
(18)" Leaders:Enter Mr Ban; The UN' s New Secretary-general," The Economist,Vol.381,Iss.8498; October 7,2006.p.15.
(19)秘书长在不结盟运动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第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2006年9月15日，见联合国网站http://www.un.org/chinese/。
(20)秘书长在不结盟运动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第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2006年9月15日，见联合国网站http://www.un.org/chinese/。
(21)潘基文在美国外交关系理事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讲话，2005年5月31日，美国外交关系理事会网http://www.cfr.org/publication/。
(22)潘基文在联合国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Secretary-General-Designate Ban Ki-Moon Holds Press Conference at U.N.Headquarters,US Fed News Service,,Washington,D.C.:October 14,2006，参见网址：http://proquest.umi.com。
(23)秘书长在不结盟运动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第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2006年9月15日，见联合国网站http://www.un.org/chinese/。
(24)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A/61/1(SUPP)，2006年8月16日，http://www.un.org/chinese/。
(25)秘书长出席非洲发展论坛的讲话，2006年11月16日，参见网址：http://www.un.org/chinese/。
(26)Fraser Cameron," World Politics:Step forward Ban Ki-moon," EIU ViewsWire,New York:October 12,2006,http://proquest.umi.com.
(27)Fraser Cameron," World Politics:Step forward Ban Ki-moon," ,http://proquest.um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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