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大经济圈制造业结构变化趋势分析--环渤海、长三角、珠江三角洲的实证研究_劳动密集型论文

我国三大经济圈制造业结构变动趋向分析——对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一项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大论文,变动论文,制造业论文,经济圈论文,环渤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上世纪的日本到亚洲“四小龙”，再到如今的中国，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堪称经济史上的奇迹。1980—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年均10%，而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制造业年均增速接近11%。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整体上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

      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增长总是伴随着大规模的结构变迁，主要表现为农业劳动力向工业转移，进而劳动力又从农业、工业转移至服务业(Kuznets，1966)[1]。钱纳里等(1989)[2]在考察各国工业化进程后发现，结构的改善往往伴随着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引起生产率提高和经济总体水平上升。其实，较早涉及劳动力要素在部门间流动的理论研究来自Lewis(1954)[3]的二元结构理论，即发展中国家并存着农村中以传统生产方式为主的农业和城市中以制造业为主的现代化部门，农村剩余劳动力会向生产率更高的工业部门转移，直至二元结构消失。

      对于制造业结构变化的研究，一般都会涉及与生产率的关系，即“结构红利”问题。Salter(1960)[4]认为1924—1950年间，英国制造业间的要素流动显著地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Timmer和Szirmai(2000)[5]发现，1963—1993年，印尼、印度、韩国和中国台湾这四个国家或地区中，只有印度存在“结构红利”。而Singh(2004)[6]的实证结果显示韩国制造业在1970—2000年间只有1970—1980年存在“结构红利”。对中国制造业的研究表明，劳动力要素在制造业部门间的流动对生产率的影响并不具有显著的“结构红利”(李小平和陈勇，2007[7]；干春晖和郑若谷，2009[8]；辛永容和陈圻，2009[9]；张晓平和孙磊，2010[10])。尽管诸多的实证研究对“结构红利”假说仍存争议，但不能否认生产率与“结构红利”之间存在的联系。

      另外，上述研究主要探讨了制造业结构变化(劳动力要素在部门间的流动)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而对制造业结构变动趋向的实证研究较少。由于区域和区域之间要素禀赋的差异，制造业结构变化自然也存在差异，现有研究主要基于全国的宏观角度考察，鲜有对各经济区域之间的比较研究。同时，学术界长期以来对制造业结构变化的研究也缺乏连续性。

      制造业结构变化本质上是制造业增长方式的变化，即制造业主要是依靠劳动力、资本，还是依靠技术进步来发展。Ventura(1997)[11]在解释东亚经济奇迹根源时指出，这些国家在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资源会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行业。Braude(2011)[12]的研究也显示上世纪以出口为导向的亚洲“四小龙”，其制造业结构转变的演变先后经历了劳动密集型化和资本密集型化的过程。

      要素禀赋的差异存在于区域之间，环渤海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和珠三角经济圈作为中国三个最大的城市经济圈①，其发展水平一直处在全国前列，那么，其制造业的结构变化趋向是劳动密集型还是资本密集型，或者是技术密集型？本文基于1988—1997年、2000—2011年这两个时段三大经济圈各省(市)分行业的面板数据，从结构变化的资本集约度(劳动力从相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相对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移程度)角度来考察制造业结构的变动趋向，同时也将进一步分析制造业劳动力要素流动对整个制造业人均累积资本提升的影响。

      二、数据说明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制造业统计数据不很完整，而且统计口径也不尽相同，为了尽可能加强对长时间跨度以及更多行业的研究，本文选取1988—1997年、2000—2011年这两个时段②为样本期。制造业各部门的资本存量数据不容易得到，我们将固定资产作为资本存量的最可靠估计(Schreyer，2001)[13]。

      1988年和1997年三大经济圈内各省(市)制造业部门劳动力人数和固定资产数据分别来自《1989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以及《1998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89—1994年各省市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力人数也均来自《中国工业统计年鉴》(缺少1995和1996年数据)，需要说明的是：(1)由于1988—1997年这几年制造业各部门并不完全一样，本文选择了主要的24个制造业部门③；(2)1989—1995年以及1998年的工业统计年鉴中并没有直接的各部门从业人数以及固定资本数据，因此我们用年末职工人数或者全部职工年平均人数以及固定资产净值或者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来代替；(3)样本期内需要各制造业部门的固定资本的年份只有1988年和1997年。

      在寻找2000—2011年三大经济圈制造业相关数据时，我们发现《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在对各地区制造业数据统计时少了很多行业，于是从各省份的统计年鉴找到了相关近似的数据(2008年相关数据缺失)，从中选取了制造业28个主要部门④的数据；用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或者从业人员数据作为制造业各部门从业人数，2000年和2010年制造业各部门的固定资产净值或者年末固定资产平均净值代替这两个年份相应部门的固定资产⑤。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下文在测算制造业结构变化的资本集约度时样本期为2000—2011年，但不需要2011年固定资产数据；而在研究制造业结构变化与资本累积时，2011年制造业各部门的固定资产数据较乱，这时候我们把样本期改为2000—2010年，选用2000年和2010年的相关数据。另外，所有替代制造业部门资本存量的数据均按1988年固定资产投资价格计算。

      三、三大经济圈制造业结构变动的基本分析

      本文用各制造业部门动力要素占整个制造业比重的变化作为制造业结构变化的衡量，样本期内三大经济圈的制造业部门⑥劳动力要素份额变化状况如表1所示。

      

      结构变化度：主要考察样本期内全部制造业的所有劳动力份额增加的部门共增加的劳动力份额数。1988—1997年，上海、浙江、广东地区制造业结构变化较大，劳动力要素份额上升部门的份额增加总和超过了12%，而2000—2011年，北京、上海以及江苏的结构变化较大，上升部门劳动力要素份额增加总和更是超过了20%；更有趣的是，除了广东，三大经济圈中的其他省份制造业在2000—2011年的结构变化明显大于1988—1997年，以北京和江苏尤为突出——两个时期结构变化差都超过13个百分点。从三大经济圈的整体上来看，无论是1988—1997年，还是2000—2011年，环渤海地区整体制造业的结构变化均要小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圈。

      结构变化率：结构变化率表示样本期内各制造业部门所增加的劳动力要素份额总和的年均变化率。由于用上述指标在比较两个时段的结构变化时，可能会受到样本期间隔年份长短的干扰，而结构的变化率指标则剔除了年份长短的干扰。1988—1997年，只有广东制造业的结构变化率一枝独秀，超过了2%，而到了2000—2011年，结构变化率超过2%的就有北京、上海和江苏等地。同时三大经济圈中除浙江、广东外，其他地区在2000—2011时期的结构变化率基本上大于1988—1997年，而且2000年后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结构变化率超过了珠三角地区。

      结构变化集中度：结构变化集中度是指劳动力要素份额上升最多的三个部门的份额增加和占所有上升部门的比例，主要用来衡量整个制造业的结构变化集中在结构变化最大的少数产业部门的程度。在1988—1997年结构变化集中度值超过60%的有北京和广东，集中度值最小的是江苏(45.05%)；2000—2011年集中度超过60%的有北京、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和广东(广东最大达到86.40%)，最小是天津(57.98%)。因此，相比于1988—1997年，2000—2011年各省市制造业结构变化的集中度普遍要高得多。三大经济圈中，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结构变化越来越集中在少数部门，而环渤海地区结构变化的集中度相对较小，劳动力要素流动较为分散。

      三大经济圈的制造业中又有哪些产业部门是结构转变的主力呢？表2显示了1988—1997年和2000—2011年这两个时段经济圈内各省(市)对制造业结构变化影响最大的三个产业部门，即劳动力要素份额上升或下降最多的三个产业部门。我们发现每个区域内的省(市)对制造业结构变化影响最大的三个产业部门有一定的相似性。

      环渤海经济圈(北京、天津、河北)三省市在1988—1997年期间劳动力份额上升最多的制造业部门中，交通运输业和黑色金属部门处于领先地位，而机械和纺织业、食品制造业(天津、河北)则是劳动力份额下降最多的制造业部门。2000—2010年，劳动力份额上升最多的产业主要是电子通信(北京、天津)、交通运输设备(北京、河北)、黑色金属(天津、河北)，下降最多的部门主要有纺织、非金属矿物制品(北京、河北)以及化学原料(天津、河北)。

      长三角经济圈(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在1988—1997年期间劳动力份额上升最多的三个产业均以交通运输设备和服装业为主，而食品制造(江苏和浙江)、纺织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则是劳动力份额下降最多的产业部门。2000—2010年劳动力份额上升最多的产业主要是设备制造业，包括电子通信设备(上海和江苏的电子通信设备业的劳动力份额提升超过了10个百分点)、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上海、浙江)以及电气器材制造业(江苏、浙江)，份额下降最多的部门是纺织业、服装(上海、浙江)、非金属矿物制品(江苏、浙江)。

      珠三角经济圈(广东)这两个时段电子通信设备业的劳动力份额增加一直遥遥领先，一共增加了约16%。1988—1997年，除了电子通信设备业外，还有皮革制品以及文体用品制造业的劳动力份额增加得比较多；而2000—2011年，劳动力份额增加较多的是一些设备制造业，但它们的人均资本在整个制造业并不显著。纺织业的劳动力份额在这两个时段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其他劳动力份额下降较大的产业部门包括1988—1997年间的食品制造和机械以及2000—2011年间的服装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四、三大经济圈的制造业结构变动趋向分析

      (一)三大经济圈的制造业结构变动趋向是相对劳动密集型的，还是资本密集型的？

      上文考察了1988—1997年和2000—2011年这两个时段三大经济圈制造业的结构变化，但仍不清楚它们结构变化的整体方向。因此本节借鉴Braude等(2011)[12]的方法，通过测算整个制造业部门结构变化的资本集约度(劳动力要素从相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相对资本密集产业的转移程度)来验证制造业结构变动的趋向。

      结构变化的资本集约度指标为：

      

      这个结构变化的资本集约度指标意义在于：如果指标值为正，说明制造业结构变动是资本密集型方向的；如果为负，则说明制造业结构变动是劳动密集型方向的；如果指标值为0，则是一种结构变动的严格资本中性情况。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不能绝对地说某一产业就是资本密集型或者劳动密集型的。为此，我们在此作这样一个设定：如果在某个时期某一产业的人均资本与这个特定区域整个制造业部门的人均资本的比值大于1，说明在这个时间段这个产业部门人均资本大于整个制造业的平均水平，即是相对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反之小于1，则该产业部门是相对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另外，为了表述简洁，全文所有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说法均基于相对性概念。

      如图1所示，我们根据现有数据算得三大经济圈在1988—1997年和2000—2011年间部分年份结构变化的资本集约度值。

      

      图1 三大经济圈部分年份结构变化的资本集约度指标值

      注：由于缺失1995年、1996年以及2008年相关数据，因此这里没有这3年的指标值。

      从图1可见，1997年之前，环渤海经济圈和长三角经济圈的指标值一直为正，这两大经济圈的制造业劳动力要素大体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的工业化进入了重化工业时期，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长较快，特别是一些资本密集程度较高的资源型制造业、化工以及交通运输制造业等，吸引了大量劳动力要素流人，这是环渤海和长三角经济圈制造业结构变化的资本集约度值为正的重要原因。珠三角经济圈(广东)作为香港乃至东南亚的腹地，承接了不少相对劳动密集型的制造部门，同时珠三角地区外贸的快速发展需要其发展一些劳动相对密集的制造业，因此，20世纪90年代珠三角经济圈制造业结构变化的资本集约度值为负，即制造业的劳动力要素向劳动密集型产业调整，同时调整幅度呈增加趋势。有趣的是，1997年以前，三大经济圈制造业结构变化大体呈现这样一个规律：由北至南，三大经济圈制造业劳动力向资本密集型转移的程度越来越弱；反之，由南向北，三大经济圈制造业劳动力向劳动密集型偏移的程度越来越弱。进入新世纪以后，制造业结构变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设备制造业(除了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其余设备制造部门的人均资本一般都不高)规模的扩张。也正因为如此，环渤海经济圈制造业向资本密集型调整的程度有所减缓，珠三角经济圈制造业向劳动密集型发展的程度不断加深，而制造业结构调整方向转变最大的是长三角经济圈，因为其制造业结构调整方向已由1997年之前的资本密集型转变为2000年之后的劳动密集型。

      从图1还可以发现，1997年以及2011年三大经济圈的指标值能分别体现1988—1997年和2000—2011年时期的指标变化趋势。观察三大经济圈内各省市制造业在1997年和2011年结构变化的资本集约度值(见表3和图2)，在1988—1997年间，三大经济圈内的各省市中只有广东制造业结构变化的资本集约度值为负(-0.0620)，即劳动力要素大体上向劳动密集型产业调整。相反，这段时期，环渤海经济圈各省市的重化工化产业发展得如火如荼，因此天津、北京和河北地区制造业结构变化的资本集约度值为正，并且指标值相对较大，劳动力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的程度较深。在长三角经济圈中，江苏也由于重化工业规模的扩大，其制造业结构变化的资本集约度值较大，而上海和浙江的指标值虽为正，但值较小，劳动力向资本密集型产业流动的程度不很明显。

      

      

      图2 省(市)结构变化的资本集约度测度值(1988—1997年和2000—2011年)

      注：由表3转化而来，并且只截取了中国部分局域地图。

      进入新世纪后，制造业结构变化的资本集约度指标为正值的主要集中在北方各省市，而负值主要出现在南方各省市。但是，相比于1988—1997年间，2000—2011年间除天津外，其余各省市的指标值均有所下降，例如河北和江苏的制造业向资本密集型调整的程度正在减弱，北京、上海和浙江的指标值由前一时期的正值转变为这段时期的负值，其制造业结构变化方向也由向资本密集型发展转变为向劳动密集型发展。除此之外，广东的制造业向劳动密集型方向发展的趋势也加强。特别是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全球化发展，中国非资源型制造业发展繁荣，尤其是一些设备制造业。北京、上海和浙江在这两个时段制造业结构变化发生逆转的主要原因在于：2000—2011年间它们的制造业劳动力要素开始从黑色金属以及化学纤维制造业等重化工业流向医药、服装以及设备机械制造等资本相对不密集的制造业，整个制造业呈现劳动密集型化。尽管广东的制造业结构在这两个时段均在向劳动密集型调整，但在2000—2011年间调整重点主要转向了设备制造业。

      (二)制造业结构变化与资本累积

      资本累积一直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无论是上世纪创造所谓经济奇迹的东亚(Young，1994)[14]，还是正处在改革开放的中国，资本要素的投入无疑是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特别是制造业资本累积的扩大现象，我们仍可从上文的实证结果中看出，在1988—1997年和2000—2011年间，三大经济圈中不少省(市)的制造业变化是资本密集型的。上文我们用劳动力要素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之间的流动程度(即劳动力主要流向哪种类型的产业)测算了制造业结构变化的趋向，那么，劳动力要素在制造业部门间的流动本身促进了资本的积累吗？这一部分我们仍借鉴Braude等(2011)[12]的计算方法，利用类似偏离—份额法将制造业的人均累积资本的变化分解成三个主要影响因素。公式推导如下：

      

      

      从上式可知，整个制造业的人均累积资本变化可以分为三个因素，即：(1)结构变化——所有制造业部门的人均资本保持在时间的水平时劳动力在部门间的流动总和；(2)资本深化——制造业每一个部门的劳动力份额固定在时间的水平时，各个部门的人均资本变化之和；(3)两者的相互影响——劳动力要素的流动与制造业各部门人均资本的变化相结合。

      表4和表5是1988—1997年和2000—2011年这两个时段三大经济圈的结构变化、资本深化以及二者相互影响对整个制造业人均累积资本的贡献。由表中可见，绝大多数省份制造业人均累积资本都在增加，这其实也印证了本文第四部分相对资本密集型和相对劳动密集型的说法。具体分析来看，在1988—1997年间三大经济圈中各省市制造业的人均资本提升比较稳定，增幅均在1万元以上(按1988年固定资产投资价格计算)；而结构变化对整个制造业人均累积资本增加的贡献甚微(均不超过6%)，这说明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本身并没有对它产生多大的影响，而各制造业部门资本深化是整个制造业人均累积资本增加的主要原因。到了2000—2010年时期，各省市制造业人均累积资本变化却不平衡，河北和江苏制造业的人均资本提升幅度特别大，超过了2万元(按1988年固定资产投资价格计算)，而上海和广东制造业人均累积资本的变化较小；因此该时期三大因素对制造业人均累积资本的贡献显得有些复杂，除天津、河北和江苏外，其余省市的制造业结构变化(劳动力要素从资本密集型产业流向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大抑制了整个制造业人均累积资本的增加；但跟前一时期一样，各制造业部门的资本深化仍然是整个制造业人均累积资本增加的决定性因素。

      

      

      五、三大经济圈制造业存在向技术密集型转变的趋向吗？

      制造业是由劳动、资本、技术等不同要素密集度的产业构成，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仍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大国，在经历了消费品工业和基础产业的高速发展后，进一步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必要性日益凸现(吕铁，2003)[15]。上文我们研究了解到在1988—1997年时期三大经济圈绝大多数省市制造业均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发展，2000—2011年时期不少省市制造业结构变化发生逆转，逐渐向劳动密集型调整。但之前我们也分析这种向劳动密集型调整的主要原因在于这时段一些设备制造业劳动力份额的扩大，而这些设备制造业又基本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郭克莎，2005)[16]，那这是否意味着三大经济圈的制造业存在向技术密集型转变的趋向呢？

      郭克莎(2005)根据技术密集的程度对制造业部门进行了具体的划分(见表6)。为了便于研究，我们将高技术密集型产业和中高技术密集型产业都统称为技术密集型产业。下面我们进一步考察在1988—1997年和2000—2011年这两个时段三大经济圈制造业是否存在向技术密集型发展的趋势。

      

      表7的计算结果显示：在1988—1997年间三大经济圈中只有天津和上海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劳动力份额的增加对整个制造业结构变化的贡献略超60%；而到2000—2011年间，除河北之外的其他省市技术密集型产业劳动力份额的增加对制造业结构变化的贡献均超过了60%，其中北京、上海和广东甚至超过了80%。由此可见，三大经济圈制造业向技术密集型发展的趋势正逐渐明朗。另外，我们对比表5和表7发现：2000年后，整个制造业人均累积资本提升越大的地区，其制造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调整的幅度反而越小；相反，制造业人均累积资本提升越小的省市，其制造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的程度反而越大。

      

      本文对中国三大经济圈在1988—1997年以及2000—2011年这两个时段制造业部门的结构变化(劳动力要素在部门间的流动)方向进行了分析，同时还重点探讨了制造业结构变化与资本累积之间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1)2000—2011年间三大经济圈制造业结构变化率以及结构变化集中度均要大于1988—1997年间。(2)1988—1997年间，由于中国的工业化进入了重化工业时期，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长较快，特别是一些资本密集程度较高的资源型制造业、化工以及交通运输制造业等，吸引了劳动力要素的流入。由此，环渤海经济圈和长三角经济圈地区的制造业结构呈现相对资本密集型化特征；珠三角经济圈(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其制造业结构变化却由资本密集型向劳动密集型调整。(3)而相比于1988—1997年时期，2000年后三大经济圈中不少省市制造业结构变化方向发生逆转，呈现出从资本密集型产业向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趋势。(4)2000年以来，三大经济圈制造业结构的劳动密集型化可以说是一种“假象”，因为这种劳动密集型化的本质是三大经济圈的制造业结构表现出向技术密集型转变的显著趋势。

      另外就结构变化(劳动力要素在部门间的流动)与制造业资本累积的关系来说，1980年代末到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三大经济圈中各省市制造业的人均累积资本提升较为稳定，但结构变化本身并没有对人均累积资本的提升产生多大的影响。2000—2010年时期，各省市制造业的人均累积资本变化差异较大；制造业结构呈现技术密集型化程度越深的省市，其人均累积资本变化幅度越小，相反，技术密集型化程度越弱，其人均累积资本提升幅度就越大；同时，三大经济圈中除天津、河北和江苏外，其余省市的制造业结构变化大大抑制了整个制造业人均累积资本的增加。但从整体上看，在这两个时段，对三大经济圈各省市整体制造业的人均累积资本变化起决定性作用的仍属制造业各部门的资本深化。

      随着中国新一轮结构调整的展开，劳动力要素又将迎来大规模的流动，再加上劳动力成本压力日益严峻，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圈制造业的资本优势将逐渐消失，因此，淘汰过剩产能，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已是大势所趋。然而对于中国中西部地区来说，仍要根据自身的要素禀赋选择优势产业来发展，同时更要做好承接东部产业西移的准备。

      [引用方式]吕明元，尤萌萌.我国三大经济圈制造业结构变动趋向分析——对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一项实证研究[J].产经评论，2014，5(3)：27-39.

      ①这里的环渤海经济圈泛指北京、天津和河北，长三角经济圈泛指上海、江苏和浙江，而珠三角经济圈泛指广东。

      ②1988年以前的数据中，工业统计年鉴所分行业较少，并且各地区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也不全。选择1997年和2000年这两个间隔时间主要考虑1998年和1999年数据统计比较混乱，难以找到统计口径相一致的数据，另外，1997年以前的统计年鉴里统计的是部门职工人数，而2000年以后是从业人数。

      ③24个制造业部门是：1食品制造业、2饮料制造业、3烟草加工业、4纺织业、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5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6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7家具制造业、8造纸及纸制品业、9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10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11医药制造业、12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13化学纤维制造业、14石油加工及炼焦业、15塑料制品业、16橡胶制品业、17非金属矿物制品业、18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19金属制品业、20机械工业、21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22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23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24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

      ④28个制造业部门是：1食品加工业、2食品制造业、3饮料制造业、4烟草加工业、5纺织业、6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7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8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9家具制造业、10造纸及纸制品业、11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12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13医药制造业、14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15化学纤维制造业、16石油加工及炼焦业、17塑料制品业、18橡胶制品业、19非金属矿物制品业、20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21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22金属制品业、23通用设备制造业、24专用设备制造业、25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26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27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28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

      ⑤2000年天津制造业各部门固定资本用固定资产合计代替，2000年浙江各部门的从业人数由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值算得。

      ⑥制造业部门劳动力要素份额的变化无非就是上升还是下降，因此这部分无论是研究劳动力要素份额上升的制造业部门，还是份额下降的制造业部门都一样，对研究没有影响；方便起见，这里是指劳动力要素份额上升了的制造业部门。

      ⑦这里不选择2000—2011年而选择2000—2010年作为样本期是因为2011年的相关数据有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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