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访谈 物价水平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相关关系——访著名经济学家陈征教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方式论文,著名经济学家论文,教授论文,关系论文,专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陈征 1928年4月生，江苏泰县人，1949年5月毕业于中国文学院，曾任福建师范大学校长，现任福建师范大学经济法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全国高等师范院校《资本论》研究会会长。著有《资本论解说》三卷本及《陈征选集》等。
促进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是实现“九五”和2010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所在。但是，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若干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学术界存在着认识分歧。在几次全国性的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学术研讨会上，陈征教授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引起了与会专家的关注。为此，本刊特约记者黄桂田就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涵、途径以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物价的关系等问题访问了陈征教授，谈话内容摘记如下：
黄：近年来在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的理解和把握上，理论界及实际工作部门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分歧。认识上的不统一，势必在政策的制定和把握上产生盲目性。因此，理清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不仅是理论发展的需要，而且是经济实践之所需。请您谈谈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陈：对于什么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什么是集约型增长方式，人们在认识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有的从投入要素的状况来衡量，有的从产出结果来衡量，有的从扩大再生产的方式来判断，还有的从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来理解。起初将经济增长方式区分为粗放型和集约型，是在农业生产部门。在农业生产经营中，若是通过扩大耕作面积，实行粗放耕作而取得产量，便是粗放型；而在单位面积土地上追加投资，精耕细作，提高单产，便是集约型。这种区分方法，现在已不仅局限于农业，而且扩展到国民经济其它生产经营部门，甚至可以衡量和判断一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属于粗放型还是集约型。这种扩展了使用范围的粗放型，是指扩大投资、铺新摊子、上新项目，单纯追求数量增长，结果是高投入、高消耗、低质量、低效益；集约型是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来扩大再生产，结果是低消耗、高质量、高效益。因而，经济增长方式是粗放型还是集约型，不能仅看投入，而必须将投入和产出效果结合起来衡量，关键是看能否引起经济效益的提高。
黄：有的学者将粗放型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理解为由外延型扩大再生产向内含型扩大再生产的转变，即外延型等于粗放型，内含型等于集约型。您对此怎么看？
陈：我认为，这样简单地划等号是不准确的。应该看到，一方面两者有一定的联系，如扩大投资、上新项目，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生产经营，结果是高消耗、代效益，这就是外延型，也是粗放型。另一方面，两者又有一定的区别，如果增加投资，上新项目，采用先进技术，原材料消耗少，产品质量高，劳动生产率高，经济效益也高，这种情况，虽然是外延型，但并不是粗放型，而是集约型。不能把集约型看成是不需增加投资，不需从外延上扩大再生产。将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简单地理解为两种扩大再生产方式的转换是不准确的。若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上简单地大幅度地压缩投资规模，即压缩或取消外延式扩大再生产，这是与中国的现实需要相背离的。从国民经济结构来说，能源、交通、通讯、科教等基础产业相当薄弱，东西部差距不断扩大，还有巨大的就业压力，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今后仍需保持一定程度的投资规模，即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投资和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而是在于在投资和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彻底改变那种盲目投资，不计质量和效益，忽视吸纳先进的科学技术的粗放型增长方式。
黄：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81年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开始，国家一直强调一切经济工作都要围绕提高经济效益这个中心而展开，10多年过去了，为什么忽视经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未能得到实质性转变？
陈：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问题。（1）由于投资的预算软约束状况未能得到根本改善，加上投资体制未能理顺，各级政府直接或间接地充当投资主体的状况未能转变，地方政府和行业部门在局部利益驱动下（包括非经济性的利益）争投资，争项目，盲目建设，不注重实效的弊端难以避免。（2）从微观企业来看，由于企业体制未能理顺，相当多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远未成为市场主体，其经营活动还不能完全受市场机制的调节和约束。加上历史原因形成的沉重包袱和设备老化、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管理不善等问题，企业经济效益低，构成了整个国民经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微观基础。（3）政企分离的问题远未得到根本解决，特别是以经济增长速度为主要指标的行政考绩和晋升依据的状况未能扭转，因而，各级职能部门对速度的偏好，忽视质量和效益的动机和行为势必促使下属经济主体不得不追求数量上的速度。除以上体制性的原因之外，庞大的就业压力也是促使上项目的重要因素，并且由于中国底子薄，人口多，经济发展的起点低，赶上世界发展水平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的愿望也导致了经济活动中自觉不自觉地选择赶超战略。由于以上种种体制性和非体制性原因，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总潜伏着一股巨大的推动经济粗放型增长的压力。
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的问题无疑是多方面的，如果仅从物价的角度看，粗放型增长方式对整个物价水平的波动以及单个商品价格状况有无影响？
陈：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过去和目前经济生活中许多矛盾和问题的症结所在。仅从经济增长方式与物价的相关关系来考察，两者的相关度是极高的。
首先，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靠投资及其它基本生产要素（土地、基本原材料、劳动力等）的扩张来支撑的，也就是说，满足这种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型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必须以投入规模的不断膨胀为基础。从理论层面上看，投资需求的过度膨胀势必拉动物价总水平的上升。不仅如此，若通过货币超量发行为手段来填补投资资金的需求缺口，便会演变成全面的通货膨胀。从中国几十年来宏观经济波动的现实状况考察，高投入、低产出、质量效益差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是引起经济波动（包括物价总水平波动）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从曲线图上看，几十年来，经济增长率波动曲线、投资增长率波动曲线和通货膨胀波动曲线，三条曲线不仅在走势上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而且在各个阶段的波幅基本相近。因而，中国在治理通货膨胀问题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十几年中，一般都是以压缩投资规模，牺牲经济增长速度为代价的。每一次的资金紧缩，本意是控制投资规模以降低通货膨胀，但由于现有的企业大多属于高投入低产出低效益的企业，因而，紧缩不仅直接影响经济增长速度，而且大伤现有企业的元气，其表现是企业正常的资金运转不灵。人们一般将中国的通货膨胀和宏观经济波动的直接原因看作是经济增长速度的过快和投资规模的膨胀，我以为这只不过是抓住了表层原因，而深层原因在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如果投资是有效益的，产品的质量、品种、规格等是能够满足社会有效需求的，投资规模的扩大和经济增长速度的加速是不会引起高度通货膨胀的。日本在高速经济增长期，曾创造出“高投资、高效益、高经济增长率和低通货膨胀率”的奇迹就是例证。因而，在治理通货膨胀问题上，压缩投资，控制经济增长速度只是属于治“标”之策，而治“本”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即改变经济增长率强烈依赖投资扩张的机制。
其次，从企业的单位商品的物价水平来看，企业重投入，拼消耗，拼能源，忽视技术改造和内部管理（包括成本、财务、质量等管理）的粗放型生产经营，是企业成本难以降低的主要因素。生产经营成本过高直接反映在其商品的价格高位，且成本价格刚性决定了商品价格在市场竞争中缺乏灵敏的弹性。目前相当多的企业产品缺乏市场有效需求，产品库存不断加码，除部分是属于粗制滥造，品种、规格不符合市场需求的原因外，相当多的情况是由于成本价格刚性导致销售价格降不下来，消费者难以承受造成的。中国在目前以至未来不太短的时间内，仍是世界最大的潜在市场，从目前居民的消费状况特别是广大农村居民的潜在消费需求来看，不是缺乏潜在需求，而是有效需求（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一方面是消费者特别是广大农村消费者收入水平有限，另一方面是企业的产品价格过高，形成供给过剩和居民消费短缺并存的矛盾局面。因此，面对着这样一个富有潜力的大市场，转变企业的经营方式，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使国内市场的潜在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从企业的角度说，是解决市场问题的根本途径。
总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仅是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的重要条件，而且是企业开辟市场，增强市场竞争力的出路。
黄：怎样才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陈：前面已经谈到，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处于常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从根本上说是与不合理的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直接关联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赖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根本性转轨。但这并不是说要等到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充分实现之后才开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两方面的工作要同时进行，因为两者是紧密联系的，处理得好，可以产生互动效应。中央将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并列来提，就是这个道理。从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运行机制转轨的角度来说，在投资体制上，要彻底改变投资资金软预算约束机制，促使投资活动注重实效；在企业体制方面，除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步伐，将企业运行机制实质性地转到市场机制上来之外，要促使企业加强内部管理，注重技术改造，内部挖潜，节能降耗，降低成本；加强科技教育经费的投入，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含量，提高人口素质；加快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特别是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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