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观念与文学史”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史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观念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纪念第一部《中国文学史》问世一百周年之际，由河北师范大学联合国家图书馆、《文学评论》编辑部、《文学遗产》编辑部共同主办的“文学观念与文学史”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7月31日至8月2日在美丽的塞外名城承德胜利召开。与会的四十多位专家学者围绕百年来中国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热烈的讨论，就文学史研究与写作中文学观念的演进、文学史写作与学术观念的关系、文学史与史学之关系、文学史的写作历程，现行文学史著作的得与失、文学史著作的类型与写作规范、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前景等都发表了精彩的见解与看法，从理论到实践、从纵向历时到横向共时、由回顾到前瞻，多角度全方位地对百年中国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利弊得失做了深入高品位的探讨，提出许多富有创见性的观点：
一、关于文学观念的演进与百年文学史写作实践
文学观念不仅对文学创作有着潜在的深刻影响，而且对文学史研究与写作也有着直接的制约作用。百年文学史研究与写作，与近代以来文学史观念的兴起与演进密切相联。对于二者关系，与会学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北京大学温儒敏教授通过对胡适、梁实秋、周作人等人的文学史观念的比较，分析了20世纪前期文学史观念的形成机制。他认为20年代出现的文学史，写作思路丰富多样。1921年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用进化观处理新文学，重视时间因素，强调文学是发展的。胡适的进化发展观对20世纪文学史观念的影响是覆盖性的。而梁实秋认为文学不分新旧，重在考虑文学品格，文学贵在符合健全人性。梁实秋否定文学的线性发展说，认为文学是平面的，研究进化无意义，近似于西方的文学是无史的观念。周作人《中国文学源流》也不同意线性发展的时间观，认为文学是载道的与言志的，新文学是公安派的再生，提出了循环论文学史观，强调研究文学循环及审美意识。从二三十年代文学史观看，我们的文学史研究与写作应该是多元的，单一的视角与模式，不能包揽整个文学史。此外，温先生还倡导通过打通古代现代的界线，寻找文学史研究新的增长点。
复旦大学王水照教授结合整理钱钟书先生手稿的体会，有针对性地强调了钱钟书文学史观的启发意义。钱钟书先生认为文学是无法定义的，他不同意周作人把文学史看成载道与言志两派相互消长的观点，认为文学史并无规律，文学研究重在语言和文史分析。这种文学史观不仅代表了当时的一种观念，而且对钱钟书整体学术成就也有一定影响。从文学史观角度说，其《中国文学小史序》应给予高度重视。黄霖教授以最早出现的林传甲、窦警凡和黄人的三部文学史为例，分析了早期文学史写作的缘起与特点，辨析其中反映的文学观念，认为这三部文学史体现出从杂文学向纯文学观念的演变。
南开大学张毅教授结合参编几部文学史的体会，选取了胡适《白话文学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和袁行霈《中国文学史》三部代表性著作，探讨了20世纪文学史写作的发展历程与特点。他认为这三部文学史代表着20世纪文学史写作的三个历史时期的不同特点与成就，反映了20世纪文学史观念的演进历程。胡适《白话文学史》重视文学形式，是进化文学观，贡献在文体上；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则以唯物史观代替胡适的进化史观，以因果律解释文学史，贡献在于文学观念的转变；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重新回到对文学本身的重视，其贡献在于对文学史功能价值的强调。此外，张毅先生还认为文学史的写作应该是多元化的，通史、断代史、分体史多元并存。通史为教材性的，断代史与分体史为专家性的，多元互补，更能反映文学史实际。
二、关于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界域、类型与规范
对于文学史研究的边界范围，北京师范大学郭英德教授认为，文学无疆界，文学史也是无疆界的，可以是大帝国观念，也可以是小范围的。而暨南大学蒋述卓教授则认为文学史写作与文学创作是互动的，网络文学等形式已进入文学视野，因此，文学史写作在一定场合是应该有界域有疆界的，要对海外华文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做具体的分析和处理。讨论中学者们对文学史类型也作了归结，普遍认为文学史分为教材类文学史和专家类文学史两种，郭英德教授更具体区分出学生用、教师用、专家用、大众应用四类文学史类型，认为文学史具有认识历史、传播文化、预见文学发展走向的功能，不同文学史写作有其自足性，要从可操作性出发，并且应将传播作为文学史思考与写作的重要因素考虑进来。浙江大学廖可斌教授认为文学史的出现是教育体制决定的，也是文学边缘化的产物。文学史编写应是多元的，类型有通史、断代史、分体史、思潮史多种，自考教材是体制变化的产物，意义不大。文学史编写是不断充实新的研究成果的动态过程，对教材的过多批评没有必要，而且编权威文学史的想法也应该受到质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蒋寅研究员就公认的两种类型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他认为文学史只有教材类文学史，提供一般性知识，不阐发，就其体例而言，袁行霈新编《中国文学史》最符合教材的要求，作为教材要介绍知识，梳理线索，把已成共识的最新研究成果汇集起来，给非文学史专家看。其意义在于整合现有知识，淡化个人色彩，是一种四平八稳的教材。而所谓专家文学史，要体现个人观点和创见，就需要有材料考论和论证过程，这实际上已是史论而非一般的文学史了。此外，蒋寅先生还指出现行教材文学史写作存在中间与前后的强弱不平衡现象，认为应集中人力物力开发较薄弱的新领域，这样文学史研究才会有新面目。
关于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规范，是专家学者讨论最集中的话题。《文学评论》常务副主编胡明通过考察传统文学观念的演变，指出现行文学史中存在的问题，他主张文学史写作应有一定的视角与中心，多中心即无中心，多视角平列观照下，历史画面无法清晰。他强调要充分认识文学史写作的现实意义，解释历史、编织历史的层面很多，应注重基本概念的廓清与辨认及其在审美思维外的伸展。首都师大左东岭教授认为文学史研究不是文学一个因素，是由文学与史两端构成的文学的历史和历史中的文学，包括共时与历时两个方面。近年来文学史研究存在对史轻视的缺憾。他认为西方历史哲学有很多成果，如过程哲学是历史哲学范畴，重视历时性研究，文学史界对此关注不够，落后于史学界。他认为文学史研究重要的不在总结规律，而在研究历史事件的关联问题，把历史关联与审美体验结合好是文学史好状态的标准。河北师范大学杨栋教授从规则与规律的差异上辨析了两类文学史的特点，认为教材文学史是以史家眼光按规则写作的，规则是依需要而定的，需要不同，规则可以变化。而专家文学史则重在探讨文学规律，有个性和独创性。如冯沅君等《中国诗史》虽然被批为残缺文学史，但具有个人独创性。文学史研究的根本点：一是事实，二是解释，找出文学现象与规律间的因果联系。此外，杨栋教授还根据自己研究磁窑中保存的民间曲子的体会，提出了从民间原生作品到文人创作之间应有一个中介——民间的市井艺人，其所起作用是很大的，应加强这方面研究。南京师范大学钟振振教授就文学史写作规范谈了本位、本色与本质的问题。认为文学史应以文学为本位，文学史不是思想史或观念史，以文学作品为材料研究历史学、社会学或思想史，偏离了文学本位。文学作品本身是真实的，文学研究在于阐发这种本色与真实。文学的本质是人学，离开人与文两方面则无文学，因此文学史研究重在揭示文学现象背后的深层本质。许建平谈到面对文学史写作的困惑，认为应该从文化研究回到文学研究。中山大学吴承学教授就文学经典学研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此外，学者们还对文学史研究中的雅俗问题交换了看法，谭帆教授认为以思想性、结构、语言、人物四个支点研究戏曲小说，弊端很多，是以雅文学观念取代通俗文学观念，对通俗文学的重视是虚假的。通俗文学的特性是程式化，类型化，应该用通俗文学的标准去评价。张国星研究员认为雅文学观念是中国文学的主导观念，缺少俗文学观念的加入，不能展现文学史的真实面貌，如以士大夫眼光选元散曲就如此，不能展现元散曲的真实面貌。强调审美评价、道德评价不能代替历史评价。文学史不仅要展现最好的，更要提供历史真貌。
三、关于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走向与展望
对于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努力方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杨义研究员提出大文学史观，他从文学史写作的里程、学科进程、文学繁荣的空间分布、地理格局和民族构成的比较中，强调文学史写作的可扩充性，重申了“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观点。武汉大学王兆鹏教授认为未来文学史写作，应在通史、分体、断代文学史写作基础上，开拓文体文学史新领域。他认为现有通代、断代、分体文学史，总体上是时间性的，而文体文学史，着眼于各种文体间的相互影响，如由诗而词，以诗为词、以赋为词、以文为词。而散文、骈文、小说与诗歌之间的关系，诗与赋的关系等等，重在阐发文体间相互移植与影响的内在机制与规律，梳理文体间的分化与融合，展现各体结构功能的特点，应成为文学史写作的一个新方向。西北师范大学赵逵夫教授认为现行先秦文学史的四大块，没有显现先秦文学的时间线索与历史进程，重写先秦文学史要结合新的考古发掘成果与史学界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打破四大块模式，突出先秦文学口传与笔传之间的转换关系，加强先秦文学对后世影响的探讨与论述。首都师大赵敏俐教授认为应加强先秦文学研究。先秦文学不仅是中国文学之源，也是中国文学的高峰。《诗经》是高峰，《诗经》诗创作有政治功利目的，已出现个体的抒情创作，国风不是纯粹的天籁之声，与之相应，先秦文学也有了明确的文学审美观念，因此先秦文学的成就与地位值得我们重新思考。国家图书馆詹福瑞教授认为现行文学史都受文学是生活的反映的观念左右，对文学史写作有遮蔽。与西方文学重叙事以情节反映思想不同，中国文学重视人的情感理念的表达，诗言志成为中国文学的起点，文学主体表现文人的出处问题，但文学作为游戏和消闲的功能被忽略了，唱和诗有游戏色彩，词和小说的产生也有很大消闲成分。中国文人对文学的需要与认识，中国文人对文学的思考是我们研究的起点，由此可以把握中国文学的命脉。此外，华东师范大学陈大康教授对文学史写作者的贯通能力和个案研究，曲阜师范大学张稔穰教授对全球文化语境下中国学人应有的文化姿态等发表了意见。
在学者们热烈的讨论之后，《文学遗产》编辑部陶文鹏研究员从编辑的角度谈了三点，他首先批评当前文学研究忽视文学本位的现象，指出一些文章堆砌资料，博士体流行，强调文学的精髓是想象和创造的。由此出发，他认为文学史研究与写作包括三大方面任务：一是叙清中国文学现象，发展脉络，盛衰演变，各种文体消长及其原因。二是总结中国文学审美创造精神，各个时代、各个流派或作家的创作特点，揭示其创造奥秘和创造精神。三是总结中国文学的民族风格特色，心理的、文化的、审美的特色的总结。其次，他强调文学史要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上，研究与写作要有个视角，有世界文学这样一个比较的坐标，这样的文学史才有思想与见识。第三，他认为文学研究的趋势，需要一大批人潜心去做文献工作，达到文学与文献、古与今、中与西、文史哲、理论与创作实践的贯通。以五个贯通挽回文学边缘化趋势，在普及中提高。
大会最后，由河北师范大学王长华教授做总结发言，他认为此次大会程序完整，结构紧凑，与会各位专家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性的观点，是一次高品位有层次的学术会议。由于研究对象与学科不同，讨论中虽然存在着观念的差异和理论的错位，但都充分显示了各位专家在文学史研究中的独特造诣，达到了学术交流与对话的目的。我们期待着在多元对话的时代，有更多系统的科学的本色的经典的文学史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