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入仕观的“矛盾”之处
高春海
（肇庆学院政法学院 广东 肇庆 526061）
【内容摘要】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和“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都是孔子所说。前一句话的意思是士人在天下有道时就入仕，在天下无道时就隐居。后一句话隐含的意思则是士人在天下无道时应积极入仕，改变现状。于是有人认为孔子的入仕观存在明显的自相“矛盾”之处。实际上，这些人没有从“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语境出发，断章取义，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这句话摘自《论语·泰伯》“笃信好学”章。在此章中，孔子主张士人无论在何时都要以天下为己任，坚守儒家之道。在天下有道时，局势安稳，士人自然应该入仕；在天下无道时，局势动荡，政情复杂，士人必须认真思量，择机而动。在天下无道的前提下，士人在没有找到有道之邦时就选择隐居，避免降志辱身；在找到有道之邦时就积极入仕，救世济民。这才是比较完整的孔子入仕观。如果孔子主张在天下无道时士人唯一的选择就是隐居，那么孔子和那些在乱世中选择冷眼旁观的隐者就没有什么差别了。
【关 键 词】 孔子 入仕 隐居 无道 有道
一、问题的提出
当下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孔子的入仕观存在明显的自相“矛盾”之处。他们得出此种结论的主要依据在于孔子一方面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另一方面却又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孔子的前一句话的意思是：士人在天下有道时就积极入仕；在天下无道时就选择隐居。孔子的后一句话的大意是：如果天下有道，就不用他去改变了，换言之，正是因为天下无道才需要士人积极从政，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造福天下苍生。孔子一方面主张士人在天下无道时应该选择隐居，远离政治；另一方面却又主张士人在天下无道时应该积极从政，改变天下无道的局面。在天下无道的前提下，孔子竟然有两种截然相反的主张。这岂不是前后“矛盾”吗？于是可以顺理成章地指出孔子的入仕观存在明显的自相“矛盾”的地方。①
其实康有为在20世纪初撰写《论语注》时就察觉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和“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之间存在“矛盾”。由于极端崇拜“孔圣人”，康有为断定孔子不会犯下如此简单的错误。为了消除这个明显的“矛盾”，康有为提出孔子设置了两个标准。天下无道时出来救世是高标准，这是专门为圣人量身定做的。圣人具有常人难以企及的才德，又有强烈的救世情怀。因此圣人不必拘泥于常规。天下有道时就入仕，天下无道时就隐居是低标准，可供一般的士人奉行。康有为说：“圣人大仁之地位，而非中士所能，学者自审其才德地位，择而行之。孔子盖多开药方，以待学者之服焉。”[1](P117)中士就是才德一般的士人。一般的士人不能和圣人相提并论，他们的能力有限，不应选择高标准，而应量力而行，选择低标准。孔子提出的这两个标准之间并不矛盾。康有为的最终结论就是孔子的那两句话之间并不存在矛盾。
可是这样的解释太牵强附会。在春秋那样一个天下无道的年代，孔子不但自己积极入仕，还支持自己的学生入仕。“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论语·公冶长》）这是孔子支持学生入仕的典型事例。“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论语·子路》）孔子给已经踏入仕途的仲弓出谋划策，支持他从政。孔子的学生很多，但他只对颜回以仁许之。孔子说过：“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由此可知漆雕开和仲弓没有“圣人大仁之地位”。如果“天下无道时出来救世”是孔子专门为圣人立下的行事准则，那他就不会支持漆雕开和仲弓入仕了。其实孔子并不认为自己是圣人。孔子说过：“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论语·述而》）圣人是他人对孔子的评价。康有为的解释不能服人。他为了消除所谓的“矛盾”，犯了新的错误。
二、“笃信好学”章所体现的孔子入仕观
今天我们已经没有必要抱着崇圣的心理为孔子辩解。但是很难想象博学多识的孔子会在士人入仕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上存在如此明显的自相“矛盾”之处。孔子的确说过“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句话。可是当我们翻开《论语》时，就会发现这句话并不是独立成章。这句话摘自《论语·泰伯》“笃信好学”章。这一章的完整内容是：“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孔子的这段话是一个完整的表述。我们要从整体上把握这段话所反映的孔子入仕观。如果断章取义，就很容易出现偏差，得出错误的结论。我们必须对这一章的内容进行全面的解读，才能对孔子的入仕观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确切内涵。然后再理会孔子的入仕观存在自相矛盾之处的观点。
孔子首先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钱穆先生对此句的解释是：“信，信此道。非笃信则不能好学。学，学此道，非好学亦不能笃信。能笃信，又能好学，然后能守之以至于死，始能善其道。善道者，求所以善明此道，善行此道。”[2](P211)如果用一句话概括钱先生的解释，那就是孔子教导士人要信道、学道、守道、行道。“道”字贯穿了始终。钱先生的解释切合孔子的思想。孔子说：“士志于道”。（《论语·里仁》）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士人和其他人的根本不同之处就在于士人把道看得重于一切。“笃信”就是一定要坚定地信仰儒家之道，儒家之道就是修齐治平之道，以修身为起点，以平天下为终点。《论语·宪问》载：“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余英时先生对此章的解读是：“孔子以‘修己以敬’来界定‘君子’的含义，显然是从内在本质着眼。这和‘克己复礼’、‘为仁由己’、‘反求诸己’是一贯的。但是‘好勇’过于孔子的子路却不以此为满足，因为他是一个行动型的人物，最关心的是‘君子’如何才能有益于社会。孔子针对他的特殊关怀而推到‘修己以安人’。此‘人’字所指或许是‘君子’左右的家人亲友乡党之类。故子路仍不满足。最后孔子才推到‘百姓’，这在当时乃是指全‘天下’的人而言。若用《大学》的语言来表示，便是由修身推到齐家、治国、以至于平天下了。”[3](P125)儒家之道主张立足自身，放眼天下。孔子告诉学生仅仅有坚定的信仰还不够，还要深入学习儒家之道。这就是“好学”。笃信和好学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作为儒者毕生都要坚守儒家之道，永远不能丧失儒家的气节，同时根据形势的变化善于践行儒家之道，做到与时俱进。这就是“守死善道”。按照儒家之道，士人不能满足于修身齐家，一定要朝着治国平天下的方向努力。因此何如入仕就成为关键问题。孔子肯定要给学生提供入仕的指导意见。
前段时间有个朋友说：“我不能上环，老公又不愿意戴套，已经流产9次了，怎么办啊？”“那可以吃避孕药啊。”“啊？避孕药？那多伤身体啊!”流产9次不伤身体？吃避孕药反倒伤身体？看来大家对避孕药的误会很深啊！
孔子接着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孔子这句话分明是在告诉学生要选择一个有道之邦作为自己仕途的起点，要避开危机四伏的邦国和内乱已现的邦国。危邦和乱邦都是无道之邦，不适合士人从政。这里必须谈及孔子的时代背景。“孔子政治思想之历史背景，为周代之封建天下。”[4](P29)春秋时期的天下由众多的邦国组成。分封体制下的诸侯国的独立性本来就很强，更何况此时的周天子早已失去了号令天下的权威。天下战乱不断，旧的分封体制日薄西山，新秩序尚未形成。人们常常用礼崩乐坏形容这个时代。孔子曾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春秋时，周天子失去礼乐征伐的大权，春秋五霸作为诸侯凌驾于天子之上。在春秋中后期，大夫专权，架空诸侯的事情屡见不鲜。个别国家甚至出现了陪臣把持国政的局面。此陪臣乃大夫之家臣。春秋时期当然属于天下无道。但是天下无道并不等于各个邦国都一定是处于无道的状态。各个国家的政治状况参差不齐。这是当时最基本的政治实情。在天下无道的前提下，当然会有很多无道之邦，但是也能找到有道之邦。例如，夏末天下无道，商国却是有道之邦；商末天下无道，周国却是有道之邦。天下无道和邦国无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天下无道时，有道之邦是实现天下有道的希望所在。有道之邦能为士人提供入仕的机会。孔子认为士人应该在天下无道的情况下从众多的诸侯国中挑出一个适合从政的国家作为施展抱负的平台。
在“笃信好学”章，孔子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孔子认为如果士人找到了有道之邦，那就应该积极入仕，治国安民，拥有富贵，摆脱贫贱。如果士人找到了有道之邦，还不从政，而是守着贫贱，这种做法是可耻的。为什么士人在邦国有道的前提下拒绝入仕就是可耻的呢？因为孔子认为士人肩负着得君行道、造福苍生的重任。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士人还不入仕，那就是不负责任。不负责就是可耻的。孔子认为如果士人忘掉了得君行道的初心，放弃了道德操守，在无道之邦和暴君污吏同流合污，享受富贵，这种做法自然是可耻的。孔子还说过类似的话：“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富贵对身处贫贱中的士人往往具有强大的诱惑力，容易诱导士人误入歧途。孔子再次强调士人在乱世一定要慎重考虑，在仕与隐之间做出恰当的选择。“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是对“无道则隐”的补充。
孔子说的隐居是指不入仕，“非隐居山林遁世之谓也。”[6](P83)选择这种隐居往往是权宜之计。孔子说过：“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论语·季氏》）在乱世，士人在没有行道的条件时只能隐居，避免降志辱身；一旦找到了有道之邦，士人可以随时放弃隐居，步入政坛，践行得君行道的理念。“儒家讲隐，讲藏，是为了韬晦保身，以便将来‘达则兼济天下’，基调仍然是进取。”[7](P236)儒家可以暂时放下治国平天下的政治追求，但是永远不会放弃修身齐家。隐居在家时，修身齐家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从政”。根据是：“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士人隐居在家，孝敬父母，爱护兄弟，为周围的人树立了榜样，给政治施加了好的影响。孔子认为这就是“从政”。当然这也是行道。无论是在朝还是在野，孔子都不会忘掉政治。荀子把这种思想总结为：“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荀子·儒效》）忘却政治就不是儒家。
本文基于高斯混合模型,设计实现了绝缘破坏放电声事件检测算法,并针对放电声事件检测比较了算法的检测正确率、鲁棒性以及特征参数的检测效果等。实验结果显示,该算法的整体识别率高,且鲁棒性良好。但是,算法存在一定的认假率。为此,后期还需要在特征和识别算法上进行深入研究,或者结合其他检测算法进行多模态分析。利用MFCC与显著性混合特征进行训练,并用GMM作为分类器进行分类检测,使得本文提出的绝缘破坏放电声事件检测算法检测正确率能够达到90%以上,在不同噪声环境下的鲁棒性良好。
纵观“笃信好学”章，我们可知孔子教导士人一定要践行儒家的修齐治平之道，无论是在乱世还是在治世都要以天下为己任。在天下无道时，士人应放眼整个天下，认真考察各个诸侯国的政治，目的是为了从中选择一个有道之邦作为入仕的平台。这就需要士人勤于走动，周游天下，认真观察。如果在周游天下的过程中发现了有道之邦，那么士人就应该在这个国家从政，施展才华；在求仕的过程中，由于形势所迫，士人可以暂时选择隐居；如果在周游天下之后，发现所考察的诸侯国都是处于无道状态，那么士人可以把隐居作为人生的最后结局，这时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人生已到了暮年，做到了问心无愧。孔子本人是在周游列国之后才选择隐居作为人生的结局。他做出这种选择时已经年过花甲。如果士人不尽最大的努力，不付出长年累月的探索就轻易选择隐居，彻底放弃入仕，这就违背了孔子的救世理念。士人固然不能走遍天下的每一个邦国，但一定要尽己所能。“笃信好学”章的主旨之一是教导士人在天下无道的既定前提下寻觅有道之邦，慎重考虑乱世中的进退出处。这关系士人的安危荣辱。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笃信好学”章所反映的孔子入仕观概括为：在天下有道时，局势安稳，士人自然应该入仕；在天下无道时，局势动荡，政情复杂，士人必须认真思量，择机而动。在天下无道的前提下，士人在没有找到有道之邦时就选择隐居，避免降志辱身；在找到有道之邦时就积极入仕，救世济民。无论何时，士人都要以天下为己任，坚守儒家之道。
通过分析“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这句话，我们可以得出下列结论：1.孔子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和救世情怀。他认为士人即便身处乱世，也要以天下为己任，要有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士人应该寻找机会，通过从政改变天下无道的局面。2.孔子具有鲜明的天下意识。他决不把眼光局限在一地一国，而是放眼整个天下。梁启超先生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指出：“我国先哲言政治，皆以‘天下’为对象，此百家所同也。‘天下’云者，即人类全体之谓，当时所谓全体者未必即为全体，固无待言，但其彀的常向于其所及知之人类全体以行，而不以一部分自画。”[5](P184)为了行道，孔子等人周游列国，“自觉其人为天下之人，非一国之人，其所任者乃天下之事，非一国之事也。”[5](P187)孔子的天下意识使他把各个邦国都作为考察的对象。按照儒家之道，治国不是最终目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平天下。孔子的最终政治目的是打造一个和谐统一的天下，使“政逮大夫者返于公室，国君征伐者听于天王。”[4](P40)
通过对“笃信好学”章的分析，我们可知孔子认为在天下无道时士人既可以隐居也可以入仕。在乱世，肩负救世重任的士人必须根据形势的变化在隐居和入仕之间做出适当的选择。孔子认为在天下无道的大背景下，士人应该尽己所能，寻找有道之邦，践行得君行道的理念。根据孔子的这种思想，把隐居作为人生的最后结局是士人经过长期乃至毕生的努力探索后才可以接受的。我们必须在“笃信好学”章中来理解“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句话。
1.2.1 试验设计 以油用牡丹与不同树种套种立体栽培模式为研究对象，设4个处理，即油用牡丹单一种植、油用牡丹-碧桃套种、油用牡丹-香椿套种和油用牡丹-核桃套种4种模式。2013年9月进行油用牡丹大田定植，保持良好水肥条件，常规管理。2014年春季在油用牡丹定植田预留地间作树种，间作树种种植密度均为3 m×3 m，油用牡丹套种和单作种植密度均为40 cm×50 cm。每种间作模式下设不同的观测定位点，分别在林分的近林缘和中间，尽可能减少因林分中不同位置的郁闭度差异对生理生态指标的影响。
孔子本人的确是按照“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的原则行事。“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与郈昭伯以斗鸡故得罪鲁昭公，昭公率师击平子，平子与孟氏、叔孙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师败，奔于齐，齐处昭公干侯。其后顷之，鲁乱，孔子适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史记·孔子世家》）据此可知在鲁国发生内乱时，孔子的选择就是离开鲁国奔赴齐国，在那里寻求从政的机会。在发生内乱的国家，士人连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更谈不上从政了。士人明智的选择就是离开。这就是“乱邦不居”。“孔子既不得用于卫，将西见赵简子。至于河而闻窦鸣犊、舜华之死也，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子贡趋而进曰：‘敢问何谓也？’孔子曰：‘窦鸣犊、舜华，晋国之贤大夫也。赵简子未得志之时，须此两人而后从政；及其已得志，杀之乃从政。丘闻之也，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皇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夫鸟兽之于不义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乃还息乎陬乡”。（《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在周游列国的过程中一度打算去晋国赵简子那里寻找机会，但中途返回。原因在于他听说权臣赵简子杀死了两名贤人，由此得出结论：这个国家权奸当道，政情险恶，危机四伏。士人一定要避开这样的国家，否则就是明知故犯，自寻灭亡。这就是“危邦不入”。《论语·学而》载：“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孔子每到一个国家都会认真了解这个国家的政情，以此决定自己的进退出处。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孔子认为士人在乱世可以入仕，但必须十分谨慎。孔子认为士人如果在无道之邦入仕，结果很可能是：不但无法行道还会危及自己的生命。在乱邦，由于没有基本的安全保障，士人随时可能被杀；在危邦，危机四伏，士人一不小心就可能遭遇不测。危邦乱邦都无得君行道的可能。天下的邦国如此之多，但适合士人入仕的邦国只能是有道之邦。
孔子接下来又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孔子告诉学生，士人在天下有道时可以轻而易举地步入仕途，践行忠君爱民之道，一显身手。在治世，秩序井然，士人没有过多的顾虑。这是对“天下有道则见”的理解。孔子告诉学生，在天下无道时，士人就隐居。在乱世，政治局势动荡不安，情况异常复杂，从政的危险系数陡增。在天下无道时，从整体上看，政治氛围不适合士人入仕。孔子出于关心士人的安危，提出士人应选择隐居。隐居是针对天下无道时存在的不利于入仕的因素。我们应该这样理解“无道则隐”。孔子前面已经说过“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他并不认为天下无道时天下的邦国都是无道之邦。在天下无道时还可能存在有道之邦，这是士人从政的希望所在。士人应该积极寻找。孔子刚刚说完“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就说出“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句话，其用意之一在于提醒学生在乱世不可执着于入仕而忘记了隐居。
三、结论
按照一些人的解读，“无道则隐”的意思是面对天下无道的局面，孔子给士人的唯一选择是隐居。如果孔子真有这种主张，那么孔子和长沮、桀溺那些隐者还有什么区别。根据《论语·微子》记载，隐者桀溺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作为热心救世的儒者，孔子的回应是：“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同样面对乱世，隐者选择的是冷眼旁观，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天下无药可救；而孔子选择的是积极救世，尽己所能，因为他认为这个天下有药可救。这是他们的区别所在。孔子认为士人无论何时都要以天下为己任。面对乱世，士人要肩负起救世的重任，改变天下无道的局面。从政依然是士人的选择，只是要择机而动。孔子告诫学生一定要认真思量，看清形势，处理好仕与隐的关系。在乱世入仕和在治世入仕是不同的。
就目前经营情况来看，除了国家和省级龙头企业之外，市级以下的特色农产品生产企业普遍存在设备水平较低、科技能力较差、标准化程度不高的问题。在发展农产品电商过程中，由于网络交易的虚拟性、风险性，也对农产品质量、包装提出了更高要求。现阶段农产品标准化程度较低，粗放式生产加工模式难以满足消费者对高品质农产品的需求。
如果把“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单独摘取出来，不理会这句话前面的内容和后面的内容，那么这句话很容易被理解为：士人在天下有道时就从政，施展抱负；在天下无道时就隐居度日，彻底告别政治。按照这种理解，孔子在天下无道时给士人唯一的选择就是隐居。这种理解上的错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断章取义、脱离语境造成的。如果存在这种理解上的错误，就会认为“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和“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之间存在“矛盾”，进而得出结论：孔子的入仕观存在明显的自相“矛盾”之处。如果我们了解了比较完整的孔子入仕观，就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了。
6) 2号加氢预警诊断模型。该模型可实现反应系统预警，高压分离器到低压分离器流程预警，分馏系统预警，机组预警，调节阀预警。
注释：
①代表性的文章详见：胡志国、刘季冬：《试述孔子隐逸思想中的矛盾》，《武汉交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也有学者表达了不同的观点，代表性的文章详见：赵彩花：《试论孔子“儒家之隐”的文化义蕴》，《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2期。“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摘自《论语·泰伯》“笃信好学”章。本文在解读《论语·泰伯》“笃信好学”章的基础上批驳孔子的入仕观存在明显的自相矛盾之处的观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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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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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汪淳.论语疑义探释［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3.
［7］李泽厚.论语今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中图分类号： B2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9）02-0093-05
* 本文为2018年肇庆学院科研基金项目“关于荀子革命观争论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 作者介绍： 高春海（1981—），男，肇庆学院政法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中国思想史。
（责任编辑：张美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