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跨世纪的话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跨世纪论文,话题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又一个千禧之年到来之际，人类迫切需要思考的是什么？一般说来，当然是要思考人类自身如何发展。但这是人类从来都在思考着的问题，那么在世纪之交的思考，是否与以往的思考有什么不同之处呢？众多材料表明，关于人类自己命运和前途的问题，有识之士的思考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层次或高度，有了一个新的角度或中心话题，这就是“文化”。
一
回顾20世纪，人类有许多可骄傲之处，有许多令人振奋的话题：从发现物质的基本粒子到迈出遨游太空的步伐；从电灯泡的出现到电子计算机的普遍应用；从渡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劫难，到虽然艰难曲折、却仍然坚持不懈地探索着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从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封闭和隔绝，到全球化交往中成为“地球村”的“世界公民”……。在这一切的背后，都闪烁着人类多年经营的文化和文明的灿烂之光。
但是，人类也有很多未解的难题，预感到许多明显或潜在的危机。人们感到烦恼和忧虑的是：人类生活中那些尚未明了、或虽已明了但却难以掌握的可变因素，犹如电脑中的病毒一样，它们将在何时、何种情况下发作？它们的发作将使人类走向何处？——这些或许明了但却难以掌握、或许尚未明了但其作用极大的可变因素，都可置于“文化”的大概念下来讨论。“文化的因惑”或“文明的冲突”，正在成为世纪之交的一大特征。例如：
——20世纪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对于这种改变的意义和走向，人们不能不有所思考，以便认清自己所要面对的挑战和选择。而20世纪末至少有两大科技成就，使这种前瞻性的文化思考和选择，陷入了意想不到的困境。
一个是“克隆技术”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已经开始掌握了一种能力，原则上可以通过基因技术和无性繁殖等手段，随意地制造出任何一种生命的个体，包括人体在内。这就引发了一场关于应否允许复制人类自身（“克隆人”）的争论。那么，在事实上已经存在着“可能性”的情况下，“允许”与否意味着什么？根据什么去决定允许还是不允许？世界上谁有权做出“允许”与否的最终决定？……这场争论不仅涉及科学技术的领域，更引发了道德、宗教、法律、政治等社会人文领域的关注和分歧。实际上，它是对人类传统文化和整个道德系统的一次带有根本性的考验。
另一个是以电脑为工具的全球性通讯网络的出现，意味着有了一种现实的可能：在网上，任何人都可以用自己选择的面貌、按自己选择的方式出现，去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做的事，并与其他人交往联系。已有人发出了警告，认为这意味着将会出现一个看似“虚拟”，却有实际效力的“网络社会”——这是一个可以不受国家、地域、经济、政治等规则约束的“另类”社会。社会生活本身的“虚实二像化”，恐怕是自有人类社会以来从未遇到过的一种文化变异。那么，它将会带来什么？应该怎样对待？
——临近世纪末汹涌而来的亚洲金融危机，令整个世界为之失色。那么它究竟透露了一种什么样的信息？它所表示的，是如某些行家所说，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秩序敲响了警钟，还是如另一些专家所断言，仅仅向“非正统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发出了警告？它要证明的是，“经济”这个庞然大物，终归是为人造福的大力神？还是告诉我们，“经济”其实是人不得不接受、并受其控制和玩弄的一个魔鬼？许多人已经看出了问题的所在，认为要想弄清这些问题，就不能不注意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时所自觉不自觉地遵循的那些思考和选择方式。因此专家们在重新思考全球经济秩序时，便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那个比经济秩序更为隐秘、同时也颇具影响力的人文秩序领域——文化的背景和差异问题。于是关于亚洲金融危机的思考，便和“亚洲价值体系”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了一起：世界上有所谓“亚洲价值体系”吗？它的意义何在？命运又将如何？
——同样，发生在南斯拉夫的一场无视国家主权和国际法则的野蛮战争，更加深刻地触动了人类文化情感的神经。人们不禁在想：临近世纪末的时候，世界上的“冷战”真的结束了吗？如果结束了，那么代替它的究竟是“不战”，还是另一种失去了控制的“热战”和“圣战”，即某些人为了推行自己的价值观而对别人随意采取的武装专制行为？不仅如此，人们更会想到的是，未来的国际秩序和世界秩序将如何建立？由谁来建立？科索沃事件与近年来十分热门的“人权与主权”之争，乃至“全球伦理”和“普世道德”构想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联系？一种为人们所期待的“全球化的普遍伦理和道德秩序”，应该是以这个样子、并以这样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吗？如果不是，那么正确可靠的答案在哪里？
——20世纪的两大问题，和平与发展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但已经积累了众多的“全球性问题”，如：“南北问题”，世界性的贫富差距问题；“东西问题”，不同社会制度和文化体系的关系问题；环境生态问题；资源和能源问题；人口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等等。在这些问题之上或背后，则有一个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等文化问题。文化上的多元化现实，与人们关于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的“一体化”、“全球化”或一元化构想之间，无疑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已有分析家如享廷顿看到了这种差距的分量，甚至不免有些夸大，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将可能由此而引发。对文化多元化的种种看法，本身也在反映和依据着某种文化（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在所有这些问题面前，人们当然更不容忽视对文化要有深切的观察和反思。
——科技与人文，广而言之，经济、科学、技术这些具有外在规则和制约性的人类理性活动方式，与道德、艺术、信仰、情感等显示人的内在尺度和自主意向的活动方式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它们之间是必然地要表现为一种互相冲突、彼荣此枯的关系吗？我们是否能够和怎样才能使它们更合理、更有效地结合起来，达到所向往的那种和谐和良性互动？这个问题在20世纪日渐成为一大焦点和难点。它的实质，是要重新从整体的高度来看待文化，思考文化，改造文化，建设文化。
二
在这场世界性的“文化困惑”或“文明冲突”中，我们中国这位正在重新崛起的“东方巨人”并不能置身其外。我们不仅对人类文化的走向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而且也有自己的文化难题需要解决，有自己的文化建设任务需要完成。
富有五千年（一说七千年）文化积累的中华民族，曾以自己灿烂的古代文明领先于世界。然而到20世纪中叶以前的几百年里，我们却逐渐落在了现代文明的后头，从而饱尝了屈辱和艰辛。如今，又是凭着自强不息的精神底蕴，中华民族在世纪末叶重又踏上了伟大的改革和振兴之路。审视这一大起大落的曲折经历，人们往往会得出各种不同的结论。比如：有人认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包含了人类未来文明的精华，因此我国的振兴乃至人类的拯救，均有赖于弘扬这一优良文化；有人则认为，传统文化的主要成分已经过时，并且已被历史所超越，未来的希望在于对传统文化的改造和创新。究竟应该怎样看待民族的传统文化，无疑是当前我们文化思考中的一大问题。
正在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中国社会，正在进行一场深刻而艰难的社会转型运动。我国从传统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意味着要创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个过程中，处处都会感觉到文化转型的萌动与必要。因为要有全新的经济体制，就必须要有全新的文化机制与之相互支持，否则一切经济改革和社会变革都不可能真正到位，一切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成果都不可能得到巩固。正因为如此，我们目前也就突出地感觉到了文化转型的艰难。
新旧文化机制之间的冲突，通过大量的各种各样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道德危机和信仰危机等表现出来，构成了转型时期特有的矛盾。例如：
——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动和重组，必然带来经济秩序的调整。由于旧秩序已经被打破而新秩序尚末充分形成，一时间就难免出现某些困惑、无序甚至冲突。在这些无序或冲突之中明显地反映出人们的心理习惯、行为取向和应对方式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定位，它们实际也是造成一定无序和混乱的原因。如：要进入市场经济，就必须建立责权利自主统一的现代企业制度，而长期造就的自上而下单向行政化的管理格局，却使不少国有企业难以实现这样的自我改革；要确立健全的市场经济秩序，就必须形成高度有效的商业信誉和信用保障机制，而大量出现的“假冒伪劣”现象表明，我们正是在这一点上缺少相应的准备；要实行适应市场的就业和用工制度，我们遇到的障碍却是自己造成的历史欠帐和包袱，包括对“统包式”就业保证的高度依赖心理等等；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在分配上就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而在现实中，“先富”如何与“效率”挂钩，又应怎样兼顾“公平”从而防止两极分化，则由于种种情况而使人看来疑点不少……。总之，经济改革实践中遇到的许多二难取舍问题，实际上也正是思想和文化上的深层定位问题。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虽然常常只被当成一个政治概念，但它决不是一个可以脱离经济形态的抽象的政治形态。正因为如此，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与市场经济建设之间，必须是一个一体化、互为表里的进程。而与市场经济相互一致的政治，必然要以民主和民主和法治为特征。党的十五大充分明确了这一原则，把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规定为我国现阶段的基本目标和纲领。然而要把这一理论上完全正确的规定变成现实，却还有很长的路程。制约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因素，除了民主和法治的经济基础——市场经济秩序本身有待于确立和完善以外，还有大量政治体制、思想认识、人的素质、传统习俗等文化基础方面的问题。比如：至今还有一个问题，“政治与经济是一元的还是二元的？”不仅在实际操作中常常困扰着人们，甚至在理论上也未完全解决。不少人基于自己的习惯、信念和愿望，一方面常常宁愿把经济上的问题诉诸政治来解决，另一方面却又把依据经济的要求来改革政治看作是无理或有害的；一方面经常在自己的经济要求与政治要求之间进行实际的转化和直接联系，另一方面却又主张为了政治的纯正，应该让它与经济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至逆向强化……这一类现象颇不少见，说明在政治改革和民主法治建设中，客观存在着的思想文化问题，丝毫不会少于经济领域，甚至还要更直接、更具体些。浓厚的道德化色彩，也许是中华传统文化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文化转型与冲突的发生，也往往首先通过道德的感受和冲突反映出来，并且表现得最为强烈。近年来国人对道德的关注，几乎不亚于对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关注，并且常常是渗透于其中的一个首选因素。曾有德高望重的文化精英呼吁：要在崇尚“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的同时，倡导对“妈女士”（道德）的崇尚。然而实际上发生的歧义与纷争，却并不仅仅是“要不要讲道德”的问题，而是涉及“道德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讲道德”、“讲什么样的道德”、“道德本身应该怎么样”等更为原初的问题。例如：关于“泛道德主义”与“非道德主义”的基本态度，关于道德本质的“规范论”与“主体论”，关于道德在现实生活中地位的“外联说”与“内引说”，关于道德与经济关系的“二元张力论”与“一元统一论”，关于当前道德形势判断的“滑坡论”与“爬坡论”，关于评价社会道德状况的“道德理想标准”与“社会历史标准”，关于今后道德导向的“恢复优良传统”说与“改造重建”说，以及关于我们应有道德的“群体本位”说、“个人本位”说和“人民本位”说等等，这些纷争直指道德的本质、基础、地位和功能本身，是一种在“元理论”层次上的思考与选择。对于每一个懂得通过道德来考察文化状况的人说来，难道还有什么比这些更能够说明，我们目前所面对的文化转型与变革，是多么深刻、多么复杂、多么尖锐吗？
——在人类的思想文化现象中，恐怕没有什么比“信仰”更能说明人的内心，也没有什么能够比它产生更强大的个人精神力量。信仰的生命在于“坚信”，它是无法替代或强迫的。信仰必须使人们在感（受）、思（考）、言（说）、行（动）、效（果）等方面能够说服自己，人对它才是真诚的。人们信仰什么——神、宗教教义、伟人、权力、金钱、道义、知识、科学和真理等等，总是有所不同，并且随着历史发展而演变着的。但是，人对信仰的追求和依赖，却是随着文明进步越来越强化起来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人不能没有信仰，人永远要通过某种信仰而激活自己的心灵、激励自己的意志。信仰的迷失和困惑，会比任何思考的失误带来的痛苦与骚乱更大更深。在我们以高度的精神文明目标和“科教兴国”方略走向现代化的紧要关头，社会上却出现了以低劣骗术掀起的愚昧迷信逆潮。李洪志及其“法轮功”所包藏的政治图谋可另当别论，单就其确实蒙骗了许多人这一点而言，也足以使人对当代信仰生活的领域引起警觉。事实表明，信仰的自发性必然导致盲目性，并走向倒退——人们从过去已被抛弃的观念中寻找新的精神家园。已往多半是被狭隘直观地理解、并以自发的方式来解决的信仰问题，在社会文化转型的时候，则需要理性的自觉来驾驭，并提供新的可资信仰的观念来引导。确立和巩固一套健康积极的公众信仰，决不是一项简单、孤立、轻而易举的工作，说到底要靠整个社会文化的进程来保证。
三
以上通过多方面的情况来说明文化问题的地位。人们或许会提出疑问：照此看来，文化问题似乎在人类生活中无所不在，无所不包。那么，究竟什么是文化？
在现实生活中，当人们说起某个概念所表达的“是什么”的时候，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它的外延，即它的所指包括哪些对体实体。而在我们当代汉语的环境中，人们说起“文化”来，则往往更带有这种具体化的味道。且看文化的“小、中、大”几种不同含义：
最“小”的文化概念，常常作为“知识”的同义语出现在老百姓的口中。说某人“有文化”，就是指他上过学，受过正规教育，识文断字，懂得一定的科学知识等。在培养“四有新人”的目标中，与“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相并列的，也是这种最狭义的文化概念。若从广义一些的层次说，“四有”都属于文化的范畴；
稍“小”些的文化概念，是一个行政操作性的概念——“文化工作”，具体说就是国家文化部和归它所管的那些领域和部门。这里不仅不包括经济、政治和军事，而且也不包括科学、理论和教育等在内。这种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多半指“文学”、“文艺”、“文物”等。显然，这是一种人为地划定的文化“工作”的范围。这种划定纯粹是出于工作的方便，并不表示对文化的严格界定。
“中”档的“文化”是一个一般性的学术概念，即指“精神文化”，包括科学、理论、教育、文艺、政治、道德、宗教等，总之是人的整个精神生活领域。人们通常所谈论的文化，多是指这个层面，所谓“文化人”也多半指在这些领域中的人。因此有人干脆主张：对文化只应作精神现象来理解。他们以毛泽东曾说过“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等为根据加以论证。但这种论证似乎有些牵强。因为毛泽东的提法本身并未排除还有“作为物质形态的文化”和“作为制度形态的文化”等存在的可能。况且这种界定把“文化”和“社会意识形式”直接混同起来，就等于取消了两个概念之间的分工。
因此，在国内外学术界，仍有很多人主张一种“大”文化概念。“大文化”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它把人类社会的物质、精神、制度都纳入文化考察的视野，就等于把全部人类社会及其历史作为文化的载体和形态，就等于宣布“凡是人的、与人有关的一切，都有文化问题，都属于文化的范围！”这种全方位的外延，一方面给人提供了方便，可以在任何领域发现“文化”、划分和命名文化的类型；另一方面也就降低了外延划分的意义——“什么都是文化，就什么也不是文化！”
我们看到，在“大”文化概念兴起之后，社会上也曾兴起了一种“文化热”。人们竟相说文化，打“文化牌”。当然，其中难免有一些粗俗的、幼稚的表现。譬如有人以为，只要从书本上找到一些带“文化”的字眼儿说上一通，或者搞几场演出之类的活动、喊几句有关文化的口号，或者干脆随便给什么事情加上两个字，叫做“××文化”，就是“搭文化台，唱文化戏”了。以至于有人形成这样的印象：似乎“文化是个筐，什么都可往里装。”这类“文化热”中的文化阐释，至多只表明人们开始在新的意义上注意文化，在努力寻找文化的感觉，却并不一定真正抓住了文化。但它显示的“大文化意识”的觉醒，应该说是宝贵的。那么，“大文化”概念究竟有什么好处呢？好处是很大的。当然，“大”只是对外延的描述，但“大文化”概念却在于促使人们不再停留于外在的形式，而是回过头去思考概念的内涵——“文化”的内在涵义和普遍特征——究竟是什么？而内涵的思考又意味着思考方式的改变。
比如：对“什么都是文化，就什么也不是文化”，应该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就像是说：“什么物体都有颜色、温度和速度，但什么物体都不是颜色、温度和速度本身”一样。文化并不是某个“物体或物体的圈子”，它不是在某个地方、某个时刻单独存在的“东西”，也不是仅仅作为一些人的专业或职业的某个固定活动领域、某种特定的活动方式。文化是在人的一切思想、感情、活动及其结果中所包含并表现出来的特征、属性和意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其中包含并表现出来的“人”（人的生存发展状态、能力、方式和水平等）本身！
“文化就是在对象化中显现出来的人”这个说法，也许有些笼统和玄虚，但在学理上似乎难以避免。如果力求再具体、形象一些，我们可以用古人“观其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说法（这个说法是“文化”这个词的中文出处。我们也用它来翻译外文的对应术语），略加展开和发挥：
“文”在中国古语中，原本是指“色彩交错”、好看的“纹理”、文字文章等。推广开来，就有“使……变得有条理、合理、好看”的意思，总之是表示一种将事物人工化、用人的标准和尺度去改变对象的行为和效果；“化”的意思从来就是“变、改变”，包括“使……（完全地）变成……”。这样，“观其人文，以化成天下”也就可以解释成“用人（文）化了的东西，再来造就人的世界”。
因此可以简单地说，文化，其实就是“人化”和“化人”：“人化”是指按人的方式改造整个世界，使任何事物都带上人文的性质；“化人”是指反过来，再用这些改造世界的人文成果来提高人、装备人、造就人，使人的发展更全面、更自由。应该说，虽然不同地区和民族的情况有所区别，但人类总体上就是（在不断改造世界的同时，不断地改造自己）这样生存和发展起来的。而人的生存发展的方式、过程、状态和成果本身，用一个整体性的抽象概念描述出来，给它命一个动词式的名字，就是“文化”。
“人化”和“化人”是一个有许许多多方面、每一方面都在发生变化、总体上无限循环上升的进程。这一进程也构成了文化进步的契机。由于在循环上升或进步发展的每一阶段、不同的侧面，“人化”和“化人”的情况都有所不同，因此人们看到的“文化”也总是有所不同，但不停地“人化”和“化人”这一总趋势却不会改变。
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大”文化概念的哲学涵义。
四
依据对于文化本质的不同了解，可以作出对文化史的不同解释和概括，可以提出不同的文化发展任务和战略目标，也必然会形成不同的运作方式和应对策略。
依据上述“大文化”概念的理解方式，要求我们在思考文化问题时，首先和第一个要抓住的，是根，是本质，是整体，是灵魂和关健，而不是细枝末节，不是形式和皮毛。我们面向新世纪的文化建设，需要着眼于深层、整体和长远，才能辨别方向，看清趋势，把握主动。
比如，近年来国内关于文化发展问题的讨论，曾有过两种主张，简单地说，一种是“西化论”，主张以向西方学习为主，重在看我们“缺什么”，通过“缺什么补什么”来走向现代化；另一种是“传统论”，即重在挖掘和强调我们过去“有什么”，主张通过“弘扬优良传统”来重振中华民族。二者一个是“向外看”的思路，一个是“向后看”的思路。
然而，既然“文化就是人化和化人”，那么它就与人的现实生活一体，我们的文化就存在和发展于我们生活之中，而不是在它之外。因而结论应该是：我们的文化建设是我们自己的事，而不是古人和洋人的事；就要立足于我们自己的现实“向前看”，而不是完全寄托于前人“向后看”，更不是单纯地照搬和模仿别人“向外看”。这就意味着，我们要走一条自己的新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之路。据我们理解，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五大精神所指明的，正是这样一条文化建设之路。
再如，正确认识和对待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它在哪里？ 我们要了解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决不能仅仅到书本里去找，更不能仅仅到古代的书本里去找，而应该首先在现实中去找。我们的文化传统是我们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自身品格和形象的代表，它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说明我们过去曾是、今天正是、未来将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民族和社会。我们今天的文化，不仅来自几千年的民族传统，其间（特别是近百年来）也吸收了许多西方近现代文明的因素，而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也造就了一定的革命文化传统，包括已往计划经济体制下养成的特征和习惯。所以我国社会的现实文化，实际上是多种文明和文化因素的综合。对于未来而言，它就是我们现在已有的“传统”。
实事求是地看待自己的传统，我们会发现它是有两张甚至多张面孔的守护神。几千年来，我们悠久的文化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它在中华民族的兴衰史上有过大起大落的不同作用。既有悠久的文明，又曾被认为“不文明”；既曾陷于落后和屈辱，又能以自强和不屈走出落后，这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在历史上显示的总体面貌。它说明，无论是从过去还是现在来看我们的传统文化，都有它的一定长处和短处、优势和劣势、精华和糟粕。我们从历史走来，所以决不可能脱离自己的传统；我们向未来走去，所以决不应该停留于过去的传统。以科学的方法去认识传统，一定要有自尊、自强的精神，也要有清醒、科学的态度。既要对自己的历史负责，有自爱自立的意识，敢于肯定和弘扬自己传统中一切优秀、美好的东西；又要对自己的未来负责，有自我批评和自我超越的精神，敢于否定和抛弃自己传统中一切落后、丑恶的东西。
总之，如何对待我们的传统，如何看待我们民族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也就是如何对待我们自己。从这个高度看文化建设，首先就要明确我们自己在现实中生存发展的权利和责任。正是我们自己，对文化的发展创新负有充分的权力和责任。对待文化也要和对待一切事业一样，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发展和创造。最终体现“三个有利于”的，能够使我们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更好、使国家兴旺发达的东西，也是我们的文化所需要和应有的东西。我们要敢于和善于发现它，扶持它，不断完善它，才能为自己开拓未来。
21世纪的中国，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中华民族新一轮的振兴已经在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中加大了前进步伐。中华儿女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时候，也肩负着使自己的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重任。可以相信，经过团结一致、卓有成效的艰若奋斗，我们将赢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逐步完善，迎来社会全面发展的新飞跃，同时走向文化文明的新高度、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