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共产党人维护马克思主义旗帜述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旗帜论文,共产党人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方向论文,形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充分证明这是一个科学的论断。
一
五四运动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不满足于科学、民主的抽象原则，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斗争的旗帜。毛泽东在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时候，告诫新民学会的同人，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他认为，要根本改变中国，“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主义如一面旗帜，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54 页》）然而在中国的早期共产主义者确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时候，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胡适跳出来否认旗帜问题的重要性。他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从实用主义的观点出发，视主义为无用的教条，说什么“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他的主张是：“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在他看来，不要旗帜，不要方向，低头走路就行了。他批评人们不去研究具体的问题，却高谈这种主义那种主义，偏“还要得意洋洋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每周评论》第31期，1919年7月20日出版）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见到胡适的文章后，立即写就《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给予胡适以有力的回击。他认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主义是解决问题的“工具”和“尺度”。“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 这是并行不悖的。 ”（《每周评论》第35期，1919年8月17 日出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主义与努力》一文，给予李大钊以声援。他认为，主义问题就是方向问题。他说：“我们行船时，一须定方向，二须努力。不努力自然达不到方向所在，不定方向将要走到何处去？”所以，“主义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独秀文存》第599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二
自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中国共产主义者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以后，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不断地掀起反马克思主义的进攻。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旗帜的问题摆在中国共产主义者的面前。前面提到的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不仅仅是要不要旗帜的论争，更主要的是要不要马克思主义旗帜的论争。胡适挑起问题与主义论争的真实用意，是将矛头对准马克思主义，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中国社会改造的旗帜。胡适后来承认，他是看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看不过去了，忍不住了，于是也来谈谈他的实用主义。所以，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实质上就是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在胡适之后，张东荪等人伪装成社会主义者，一方面虚伪地承认“资本主义必倒，社会主义必兴”，另一方面却又认为中国的出路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他们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认为中国将来可以经过发展协社——一种在资本主义占支配地位条件下的合作社，逐渐蜕变为社会主义。对于研究系冒充社会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陈独秀、李大钊等进行了反击。他们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用中外大量的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中国业已具备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客观条件，同时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在与张东荪宣扬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同时，无政府主义者也起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主张不要一切国家政权，实现所谓无政府的“共产主义”；鼓吹个人的绝对自由，反对建立有严格组织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提倡所谓的“互助主义”，把工人运动限制在经济斗争的范围内，反对向工人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反对阶级斗争。为了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想，中国的共产主义者陈独秀等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国家学说，从不同的角度驳斥了无政府主义空谈所谓“绝对自由”，否认国家权力，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指出：“我们的最终的目标也是没有国家的。不过我们在阶级没有消灭之前，却极力主张要国家，而且是主张要有强力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若劳动阶级自己宣布永远不要国家，不要政权，资产阶级自然不胜感谢之至。”所以，无政府主义是“有产阶级的好朋友”。
在大革命时期，戴季陶曾经抛出戴季陶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在戴季陶看来，中国革命不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今天在国民革命进程中，为农民工人而奋斗，绝不须用唯物史观做最高原则。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绝不是革命者所应取的途径。理论是用来解决问题的，放着可以解决我们所要解决的一切问题的理论，去固执一个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的理论，这才是真正害了空想病。”（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共产党人驳斥了戴季陶的谬论。瞿秋白指出：由于资产阶级的本性，必然要半途抛弃革命，而投降帝国主义，因此，中国革命只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走向胜利。“这是解放中国的唯一道路，也就是消灭世界的资本主义，消灭阶级及其斗争的唯一道路。”（瞿秋白：《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
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在军事上进行磨擦与反磨擦的同时，在政治思想领域也展开了争论。蒋介石、叶青等人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全面篡改三民主义的革命内容，企图说明“共产主义不合于中国的历史道路，失掉了存在的根据”，“共产主义是包括在三民主义之中，用不着共产主义了”。公开叫嚷共产党人“不如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请共产主义离开中国罢！”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旗帜，共产党人严正指出：共产党主张“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所必需”，并不是放弃共产主义的思想原则，而是因为争取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是马克思主义者为共产主义奋斗所必须的过程。新三民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政纲基本上相同，所以它能够成为国共合作和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从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才承认新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才宣布“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但是新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土地纲领、革命阶段、宇宙观、革命的彻底性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之处。共产党人还指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它“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它“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因此，共产主义是“收起”不得的。“一收起，中国就会亡国。现在的世界，依靠共产主义做救星；现在的中国也是这样”（《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第686页）。
历史是最公正的见证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事实表明，唯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指导中国社会变革最科学的旗帜。
三
如何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也是一个能不能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扛到底的问题。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406页）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包医百病的“圣药”，没有从中寻求中国革命的现成答案，而是力求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致力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在20年代的革命实践中，形成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但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左倾教条主义者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只是指示了中国革命的大方向，至于如何达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规定的远景目标，还需要自己的探索。他们不管中国社会的具体状况如何，不从实际情况出发，而从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出发。他们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若干词句搬运到中国来当做教条，毫不研究这些词句是否合乎中国现时的实际情况，甚至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当做圣旨，以为这是达到革命目标的唯一正确的途径，从而使革命误入歧途，遭受重大损失。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几乎使中国革命陷入绝境。为了反对左倾教条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挽救中国革命，毛泽东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口号，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毛泽东力求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道路，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从而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指示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是中国人民革命的新旗帜。
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人民革命的新旗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将马克思主义具体化，从而使中国革命有了一条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
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在1957年至1976年的20年中出现过重大的失误和挫折，究其原因，还是没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如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高举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邓小平同志为党和人民指示了正确的答案。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批判了教条主义，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号召人们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0至153页）正是在这样的科学态度之下，邓小平同志力求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相结合，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形成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从而使中国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基础上又有了新的旗帜，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改革开放短短20年的时间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表明，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旗帜，就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是没有出路的。正象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地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了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
历史已经证明，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未来也必将证明，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一定能使中国社会进步取得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使中华民族赢得光辉灿烂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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