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族”现象的社会学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青年论文,社会学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中国社会的变革与经济转型，“族”正在成为中国青年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现象级”的社会事件。“族”不仅骤变为我国青年的一种生存现象，而且演化为当下社会生活中的新语言。作为中国青年当下的一种生存方式，“族”蕴含着深刻的社会学追问：一是“族”行为与社会变迁有何联系？二是“族”现象的出现折射出当代中国青年怎样的行为逻辑和文化意蕴？从“族”现象的由来、特征、成因进行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当代青年所谓“另类”的生存现状及生活趋势。 “族”字在词源上的初始含义为“镞”，是“矢锋”之意。后来引申为“众”，也即众多、成群、群体之意[1]，接近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群体”。在社会学中，社会群体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社会群体泛指一切通过持续的社会互动或社会关系结合起来进行共同活动，并有着共同利益的人类集合体；狭义上的社会群体是指由持续的直接交往联系起来的具有共同利益的人群。譬如，电梯中的乘客、火车中的旅客、网络中的播客，虽然都是集中起来的一群人，他们之间或许有共同的规范，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临时性的。而青年中的“族”现象中的“族”更多的是统计学意义上的“群体”，是统计者将具有某种共同社会特征如年龄、文化程度或行为习惯的人归为一类，他们之间不一定有什么交往；也不必然有什么共同利益和共同遵循的规范，我们只能称之为社会类属。从这个意义上讲，青年“族”现象中的“族”更多意义上只能认定为共同具有某种年龄、文化程度或生活习惯的社会类属。 在中国，较早被冠之以“族”的群体要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追星族”，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一些港台的流行音乐、影视剧风靡大陆，之后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争霸赛红遍大江南北，青年“族”现象逐渐成为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所关注的对象。一时间，哈日哈韩族、啃老族、夹心族、北漂族、急婚族、急嫁族、御宅族、闪婚族、月光族、奔奔族、草莓族、傍老族、恐归族、赖校族，等等，不断出现。这些“族”类词多是媒体对中国社会变革中某一类青年群体的符号化解读，是时代变革和社会转型中某一类青年生活习惯、行为举止的不确定心理和行为的体现，反映出社会剧烈变动中这一类人的心浮气躁、不谙世事的生活态度，当然也是时代转换中青年人身上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根据中国青年“族”的社会网络、组织方式、年龄特点、生活习惯、行为特征及其表现，我们认为，中国青年“族”现象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一)青年“族”现象的群体性 群体性是指中国青年“族”不只是一个个体现象，而是一群人的行为习性的体现。这种群体性特征可大可小，可分可合，至于大小分合，与社会学意义上的其他社会群体不同，“族”内没有形成群体意识和群体规范，也不存在持续性互动，更谈不上有统一的意志和行动。例如，当我们谈到“啃老族”时，所指向的群体数量可以说非常庞大，但相对于“上班族”而言数量又显得少了很多。当我们谈到“哈日哈韩族”时，他们在互联网空间是聚合的，但走出互联网却又是分散的。但毫无疑问的是，无论青年“族”类是大是小，是分是合，都有着共同的群体性特征，在生活习俗、行为举止、生活态度、生活方式等方面有着很多的相似性，是群体性行为的一种文化表征。 (二)青年“族”现象的自发性 青年“族”现象的自发性是指同一族类的人在族内的关系只是临时性的，没有群体意识，不遵循群体规范，也不进行持续性的交往和互动，凡事更多层面来自于自我感知、认识和行为活动，自发的因素多，参照的行动多，主观的行为多，外在的约束少。例如当我们谈到“恐归族”时，更多的是自我心理意识的作用和驱使，为什么“恐归”、怎样“恐归”，全是自我感知、自我心理的不自觉的认识，社会没有强制，家人没有驱使，多是源自于经济拮据、事业没有起色、情感没有归依，担心在家人、亲戚、朋友和邻里面前“不好看”，因而，不自觉地产生“恐归”心理，于是在行为上拒绝回家。当然，对于“恐归族”而言，与其说是心理上的担忧、拒斥，倒不如说是文化意义上的“面子”问题。 (三)青年“族”现象的年轻性 这里的“年轻性”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发生在青年人身上的一种青春的旋律。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青年群体与其他群体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这是一个多变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年轻人不断地发现自我，力图形成主体的自我，并寻求自我的独立。性的成熟成为诱发这一过程的主要因素之一，而与之相伴的则是心理结构的改变——从统一到分类，从简单到复杂，从被动到主动。心理结构的变化一方面表现为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日益膨胀，另一方面是依赖感和安全感的动摇。”[2]按照心理学家埃里克森的解释，青年时期的个体正是“自我同一性”的塑造期，它多以多变、躁动、不安、不适的情绪性加以表现。在行为上时而欢喜，时而沮丧，时而焦灼，时而急切，时而低沉。烦恼与忧郁、浮躁与不安、多变与任性相互交织，成了青年“族”现象生成的情感起点，也是他们行为趋向的逻辑起点。 (四)青年“族”现象的时代性 时代性特征是指青年“族”是时代的产物，烙着时代的印记，体现着时代的价值。时代的变化，青年“族”的特征和名称也在变化。时代的变化和发展与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不断进步，使得青年的物质财富前所未有地丰富起来，与此同时，其生存的压力感、紧张感也是前所未有的。面对激烈的竞争环境，面对变动的社会形势，优越的物质条件和相对宽松的成长过程使得青年的抗压力、抗挫折能力变得异常脆弱，只要有条件就想躲避在父母的羽翼下“拒绝长大”，“蜗居族”、“啃老族”、“月光族”亦如此。在他们身上，既缺乏父辈们的吃苦耐劳精神，也没有经历过父辈们的社会历程，有的更多的是现时代社会禁忌的宽松、物质的宽裕以及价值取向的多元，加之个体青春期的“逆反”，追奇猎艳，“我的青春我做主”等的叛逆意识，因而使得他们对人生意义的思考、精神价值的追求以及对人性的呵护似乎变得越来越困难。他们崇尚时尚、向往城市、标新立异、富于梦想、敢于冒险，一旦受挫就顿感迷茫，于是成为外表光鲜的“草莓族”，逃避现实的“蜗居族”，不思进取的“啃老族”等。 (五)青年“族”现象的非主流性 “非主流”是针对“主流”而言的。“主流”是大多数人认可、树立、确认、划定的思想、做法和事实，而“非主流”却是以追求个性、另类、非大众化而呈现出来的不刻意模仿、特立独行的言行、思想和做法。非主流行为比较流行于QQ和博客空间，试图通过非主流模块、非主流flash、非主流图片、声音、语言、服饰、流行发饰，尽情展示自己的“酷炫”和个性，用以吸引人们的眼球。青年“族”现象的非主流实质是一种“眼球文化”，是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及在互联网空间弥漫着的一种个性化、另类型、非大众性的文化角色。不过，相对于整个青年群体而言，青年“族”只是青年群体中的一小部分，这部分青年人要么是家庭状况非常优越、没有太多物质生活压力、喜欢自我张扬和标新立异的“追星族”、“HI族”、“潮男族”、“摆阔族”；要么就是家庭状况不佳、物质不丰、向往都市生活而又缺乏生存动力和勇气的“月光族”、“恐归族”和“急嫁族”。 根据青年“族”的行为特征，我们大体上可以把青年“族”现象概括为这样几种类型：(1)“积极主动型”。这一类青年的生活态度比较积极，道德取向较为正面，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上较为积极主动地进行自我选择，有着一定的行为意志冲动。例如，向往城市生活的“北漂族”，希望结束单身生活的“急嫁族”，忙于生活的“奔奔族”等。(2)“消极避世型”。这一类青年多是由于性格、环境制约等因素的影响，生活态度比较消极，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上较为被动，性格较为孤僻，心理较为抑郁。例如，漂泊避世的“恐归族”、不谙世事的“啃老族”、不思进取的“赖校族”等。(3)“娱乐消遣型”。这一类青年生活态度较为中性，道德取向简单，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上奉行娱乐消遣，追求感官刺激，奉行享乐主义，没有什么生活追求，缺少奋进意识。例如，为满足虚荣的“摆阔族”、寻求刺激的“HI族”、贪图享受的“傍老族”等。(4)“生活随意型”。这一类青年生活态度较为随意，行为不紧不慢，既有生活方式的自我主动选择，也有因环境和条件制约下的无奈选择，生活中怀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顺其自然”、“随遇而安”的心态看待人世间的一切。例如漂移在城市的“蚁族”，这一类青年在青年“族”现象中所占的比例较大。 青年“族”现象的存在和发展有其深刻的社会学原因：青年个体社会化冲突是其内在因素，社会转型与变革是其外在因素，代际冲突与家庭结构变化是其间接诱因，媒体话语催生是其直接动因。 (一)青年“族”现象的个体社会化冲突 在社会学中，社会化是指“个体在社会互动过程中，逐渐养成独特的个性和人格，从生物人转变为社会人，并通过社会文化的内化和角色知识的学习，逐渐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3]。社会化贯穿于人的一生，但在整个人的生命历程中，青年期上承儿童期，下接成年期，是个体社会化非常特殊和关键的一个时期。按照埃里克森的解释，在这个时期，青年人开始思考“我是谁”、“我将向何处去”等重大人生问题。但是，在现代社会的快速变迁中，青年社会化的塑造不再仅仅依赖于家庭和学校的教化，父辈的成长经验和老师的系统性教育很难全部移用于晚辈和学生，相反，大众传媒、同辈群体的影响将更加直接和深刻。凡此种种，使得一些青年人在成长过程中很容易遭遇“自我认同危机”。按照社会心理学的解释：“‘自我认同危机’是对自己的角色定位认识不清，所作所为与社会的角色期待不相符合。‘自我认同危机’不能及时化解有可能会导致偏离行为。”[4]青年“族”群体在其社会化过程中，由于对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规范的否定、拒绝甚至排斥，他们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既希望超越传统，也希望标新立异，确立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规范。“青年价值观属于社会价值观系统的一个‘亚系统’……都有一种与主流价值观分离的趋向。”[5]青年群体的这一非顺应倾向表现出极大的自主性和自发性，他们在社会化过程中具有创造性的自立和个性化的发展是值得肯定的。清心寡欲的“宅人族”、心灵环保的“乐定族”、追求节俭和品位的“酷抠族”、帮人答疑解难的“帮帮族”，这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自我选择。当然，由于青年对社会的整体感知能力不是很强，不可避免地与社会发生心理和行为上的冲突，因而导致被动的生活状态。例如，初入职场抗压能力差的“草莓族”，心高气傲的“恐归族”、满足虚荣的“摆阔族”等。此外，由于外在环境和条件的限制，主动选择而又不得已而为之的“蜗居族”、“北漂族”等。客观上讲，青年“族”现象的产生与青年个体社会化的价值冲突密切相关。正是由于个体社会化过程中心智的不成熟，再加上价值取向上的主观性，使个体自觉与不自觉地归属为“族”的一类。 (二)青年“族”现象的社会转型 “社会转型是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社会结构状态的过渡，其内容表现为结构的转换、机制的转换、利益的调整和观念的改变。”[6]转型时期因结构、利益的变动必然会引发人们思维意识、思想观念的变化。在多元、多变、多层和社会结构失衡的转型社会中，就业方式、组织结构也呈现出多元化、多层级的发展态势。面对骤变的社会形势，青年人对于社会、他人以及家庭的认同度和信任感降低，社会交往过程中的自我防备和被排斥意识增强，导致缺乏安全感，自信心不足。加之大众媒介的话语催生作用，无端地被贴标签化，久而久之，也就按照被贴标签的模式行事，因而分化为青年“族”。按照社会标签理论的解释，“标签是社会(他人或社会组织)给有关人员加上一个身份证明，这些标签不一定从客观上反映这个人是什么(因为有些标签是社会错误地加给某人的)，但它却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这个人将会变成什么”[7]。事实上，青年“族”现象是社会权力阶层给予某些特定人群的一种身份定位，或进行的符号化解读，意在把自身与这类人群区分出来。当然，对于被贴标签的青年“族”类而言，由于在转型社会中自身不甘于被区分，因而进行特立独行式的个性化抗争，但现代社会信仰的迷茫以及价值取向的多元又使其缺乏目标与抗争的资本，继而便转向个性化张扬，成为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所排斥的对象。正如美国社会学家莫顿所言：“个人若是缺乏文化所包含的目标以及社会所认可的手段，就会产生退缩心理，导致个人躲避任何与现实生活接触的机会，拒绝任何与社会互动的平台。”[8] (三)青年“族”现象的代际冲突 社会的不断变革，使得中国的家庭结构的小型化、简单化、空巢化特征日趋明显和突出，其衍生出的社会问题也越来越明显。在所有的家庭矛盾和问题中，较为突出的就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沟通和互动问题。有限的互动交流会因为认知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差异产生代际冲突，这种代际冲突有些时候表现得较为剧烈和粗暴，最终导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不认同和不信任。代际冲突与文化传承不无关系。美国文化社会学家米德在代沟问题研究中，将文化的历史传承区分为后喻文化、同喻文化和前喻文化。其中，“后喻文化”变化迟缓，是年轻一代学习长辈的经验，这种文化代代相传，“它的延续既依靠老一代的期望，又依靠年轻人对老一代期望的复制”[9]。因而在父母与子女的互动中子女要绝对服从父母。“同喻文化”变化相对较快，年轻人虽然仍处于支配地位，但同辈人却成了他们学习和效仿的榜样。父母与子女在文化上是相互适应的过程。“前喻文化”则是文化发展的一个全新阶段，代际间出现了明显的断裂，年轻人在知识、信息、技能等方面优越于长辈，年长者不得不向年轻人学习他们未曾有过的经验，“因为在这种文化中代表未来的是孩子，而不是父母或祖父母”[10]。可以看出，米德的文化传承三类型集中展示了老一辈与年轻一辈人的文化传承关系，也深刻揭示了社会变革过程中父母与子女之间代际冲突的原因。正是源于这一文化意义上的冲突在父母与子女之间产生的观念、价值取向上的代沟，使得子女与父母的沟通产生困难，导致相互不认可和不信任。此外，社会转型中就业方式、组织结构和利益取向的多样化发展，使得青年人在紧张的家庭环境与竞争的社会环境中受挫、被动，进而产生焦虑、忧郁、冷漠、孤僻和对抗心理，只好将自己“包装”为另类，于是“北漂族”、“急嫁族”、“蜗居族”、“赖校族”等“族”类现象便由此产生。 (四)青年“族”现象的媒体作用 在今天，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领域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和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对青年群体的影响较为明显和突出。互联网兴起于西方发达国家，在其传播过程中难免渗透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信仰意识和文化取向，同时，“快餐式”的文化包装对于青年人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和诱惑力，长时间在网络世界里的生活与学习，必然会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活动等方面受其感染和影响。互联网文化的开放、多元、去中心化、虚拟和互动性，极易与传统文化的保守、主导、组织、现实、单项性相冲突，这样，在互联网文化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必然会拒斥传统文化的影响，而趋向互联网世界的特立独行，各式各样的“族”类现象便应运而生。此外，网络社会的崛起，互联网世界中的媒体精英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吸引眼球，千方百计凭借自己的信息、技术和经验优势，精心地创造着一个个“媒体新词”，强迫大众进行媒体消费，加之媒介的“晕轮”效应，大众便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和使用这些“媒体新词”。盛行于青年身上的“族”类新词，在很大程度上是媒介人凭借其强大的话语霸权，催生着大众消费的结果，而这个过程也正如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所说的“象征性暴力”。这种媒体的“象征性暴力”影响了一部分人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塑造了一部分人的行为方式，于是“族”现象便随之产生。 青年“族”现象实质上折射了青年生活方式的变革，这种变革源自于我国从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以及技术变化所引发的生活方式的变化。这种社会转型和技术变革带来的变化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影响。就其积极面而言，青年的主体性、自主性、流动性、创造性显著增强；就其消极影响而言，青年“族”现象本身蕴含着不可化约的社会性风险，这种社会性风险主要体现为以下两方面。 (一)“族”现象会使青年社会化受阻 在青年社会化的过程中，多数青年是在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中习得文化知识和技能并内化为自己的思想和意识的，这种过程既能够保证社会化的发展方向，也能够达到社会化的效果。即从一个生物人变为社会人，能够逐渐适应社会的过程，这个过程要贯穿青年的整个时期。但是青年“族”现象中无论是寻求刺激燃烧青春的“HI族”、为满足虚荣的“摆阔族”、追求都市生活的“北漂族”，还是处于社会环境消极被动的“啃老族”、“蜗居族”、“宅人族”，或是两种类型兼具的“蚁族”等，由于过早地把自己归为某一类人，其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取向也会过早地逃离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的熏陶，不仅不利于身心的健康发展，而且由于缺乏运动使其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而那些缺乏正常交往的青年会出现某种人格缺失，长时期的“族”人生活，不可避免地会阻碍其社会化发展。青年时期正是充满朝气和活力四射的时期，也是个体情感、意志的塑造期。青年意志的塑造离不开社会交往，更离不开学校、家庭的正确引导。青年“族”式的生活方式实际上是将自我区隔于学校共同体、分隔于家庭生活特立独行的一种生活形态，这种生活形态的特点是习惯于自我封闭、自我打拼、自我娱乐、自我主张、自我感受和自我需求，一旦行为受阻则容易沉迷于虚拟的网络世界而不能自拔。长此以往，必然会形成虚幻、消极的人格，产生抑郁、焦虑、羞于与人接触的心理，这对人的意志的养成会造成不良的影响。而意志的养成是在与环境的抗争中逐渐磨砺而成的，脱离了社会环境，人的意志就会变得非常脆弱，身体机体功能会下降；青年意志削弱会使其思想消沉、情感淡化、行为失范。 (二)“族”现象会使社会整合受阻 社会整合是指社会按照一定的社会规范或规则将社会系统中的各自独立而又有内在联系的不同要素、不同部分、不同群体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的过程或结果。社会整合的思想最先由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提出并加以系统研究。迪尔凯姆认为：“人们之间、群体之间协调、结合的纽带是社会团结……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社会整合方式，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分别是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整合方式……社会越发展，分工越细致，每个人对社会的依赖就越深，社会的统一性就越大，其社会整合的程度就越高。现代社会的整合程度比传统社会的整合程度越高，从而社会整合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越大。”[11]青年“族”现象的大量存在，必然会形成各自独立的社会性类属，这些类属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的差异必然会分化社会的协调力量，阻碍社会秩序的建构，甚至会造成与社会整体关系的对立和紧张，不利于社会整合和良性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