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儒商与儒商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商论文,精神论文,历史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儒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孔子的弟子子贡。但儒商这一名词起源于何时？何谓儒商？其含义历代有无变化？历史上儒商的精神又是什么？人们不仅语焉未详，且众说不一。本文拟通过对历史文献的分析，就上述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所言如有不当，敬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一、儒商的起源
儒商与儒将、儒医都是古今通行之词。
儒将一词至迟在唐初即已出现。如唐人姚思廉所撰《陈书》，即将陈朝将领钱道戢称作“儒将钱道戢”①。钱道戢“少以孝行着闻。及长，颇有材干”②。钱道戢当以孝行着闻而被称作儒将。
汉唐之间，儒臣统兵十分普遍，儒士、武将并无严格区分，所以儒将一词出现较晚。唐以下文武分流，文武兼备的儒将渐受重视，儒将一词始流行。所谓儒将，是指文儒之中有方略之士③。其人“说礼乐而敦诗书”，颇具“权谋方略”，“智力权变”，即兼有“文雅方略”，“治戎安边，绰有心术”的“儒者之将”④。
儒医一词在南宋中叶即已出现。如按陆游《老学庵笔记》所载，南宋初临安大街已有“四世儒医陆太丞”的扁榜⑤。家铉翁认为，“医学问之道也，近于儒，进则为儒矣”⑥。“医为有益，故世或以儒医并称尊之”，儒医连用十分自然。尤其是宋代设立医学，开科取士，以致医者“术虽医而习则儒”，儒医一词在宋代的流行当与此有关。⑦
儒商在春秋、战国之际虽已出现，但儒商一词的出现却很晚。据笔者目前所知，文献中的“儒商”一目最早出现于清康熙间人杜浚所撰《汪时甫家传》中⑧，其时约在1671年—1687年之间。
而与儒商义同的儒贾一词则至迟在嘉靖时即已出现。如汪道昆(1525-1593)所撰《范长君传》，即载范长君戒其二子，“第为儒贾，毋为贾儒”⑨；所撰《程长公墓表》则载程长公(1500-1563)去世前戒其三子，“与其为贾儒，宁为儒贾”⑩。可知当时儒贾已成为意义分明的专用词语。其后，有耿定向为程豪作《儒贾传》(作于1598年之前)(11)。张鼐《寿汪雨翁太年伯八十序》云“翁少习儒，已为儒贾”(12)。邹迪光《榆村程居士传》云“儒贾之利十”(13)。可见儒贾当时已成为一流行的专用词语。万历时，叶向高为程汝彦(1536-1608)作《封文林郎兰溪县知县程公墓志铭》，称其为“儒而贾”，并云“昔闻廉贾，未闻儒贾”(14)。据此可知，儒贾一词当出现、流行于明嘉靖、万历之际。清顺治、康熙才出现“儒商”一词(15)。
儒贾一词在明嘉靖、万历之际出现并流行自有其原因。在中国，官员一向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享有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特权。从治生或举业的角度来说，学而优则仕是社会公认的首选治生途径，通过科举入仕是广大读书人的理想和目标。明代嘉靖、万历之际，商业发展迅速，书籍日益普及，人口不断增长，进入举业的读书人增加很多，但科举名额却未见相应增加。应试者日增，而举业出路有限，为谋生计，大批读书人只能弃儒而商，进入正在迅速发展的商业领域(16)。但早年的教育使其思想和行为方式都深受儒学的影响，这就使其理所当然地成为“儒贾”或“儒商”。而儒学的转向，特别是王学的兴起和士商互动，(17)则使士商彼此认可，并使“弃儒而商”和“儒贾”成为流行话语。
二、儒商的含义与所指的变化
嘉靖、万历及其后一段时期内，人们通常用儒贾来称呼与其含义相同的儒商。值得注意的是，时人在肯定儒贾的同时，又对儒贾持否定态度。如焦竑(1541-1620)为范濠所作《范长君本禹墓志铭》说，“世以儒贾，君以贾儒”(18)，即批评“世以儒贾”。邹迪光《全节吴母田孺人传》和《榆村程居士传》则称赞吴母田氏子“以儒贾，不以贾贾，所至名蔚起”，直指“儒贾之利十，居士为德而如其贾，定收利十倍”(19)，均肯定儒贾。
无独有偶，时人对贾儒也是既肯定又否定。如以上所引焦竑之言即称赞范濠“世以儒贾，君以贾儒”，对贾儒加以肯定。而汪道昆(1525-1593)记范长君诫子语曰，“第为儒贾，毋为贾儒”；并声称“与其为贾儒，宁为儒贾”(20)，又对贾儒持否定态度。
出现以上现象的原因即在于儒与商、贾均具有多种含义。儒贾一词系由儒与贾二字组成，儒既可指治生之业和名义，亦可指行为方式、操行和内心。前者如黄凤翔《田亭草》卷15《杨公暨配薛氏墓志铭》有“再世业儒”说，黄居中《千顷斋初集》卷22《颜次公(？-1598)配柯氏合葬墓志铭》有“儒名而贾心”一说。后者如江瓘在嘉靖己酉(1549)成书的《名医类案》卷1中，即称淮商朱枫野为“商而儒行者”。叶向高《程公墓志铭》云“儒而贾”的“儒贾”程公(1536-1608)“即贾也，亦常操儒行”(21)；耿定向《耿天台先生全集》卷16《儒贾传》则有“仁心为质，儒之行也”一语。
贾既可指治生之业和名义，亦可指行为方式、操行和内心。前者如汪道昆《太函集》卷17《阜成篇》有“儒贾异业”说，卓发之《漉篱集》卷12《家传一》则有“所谓儒而名贾者”一语。后者如黄居中《千顷斋初集》卷22《孝友长公(1501-1534)曁配孝节李孺人(1505-1535)合葬墓志铭》有“贾行而士心”一语，黄居中有“儒名而贾心”说。儒商一词亦然。
由于儒与商、贾具有上述两方面的含义，在肯定儒行、儒心和否定贾行、市心的时代，其组合而成的儒商、儒贾和贾儒也就具有了贬、褒和不贬不褒三方面的含义。
不贬不褒的儒商、儒贾是指以儒和贾为业和名的儒和商。如赵志皋所撰《张公一桂(1540-1592)墓志铭》云，一桂父为贾，意不欲令一桂“徙业”。一桂“请业儒不成，去而贾”。亡何，“举于乡”。其父“乃益大喜，谓儿能以儒贾”，即以儒(举业)为贾业(22)。万历时人汤宾尹所说的“儒而贾，贾而儒”的“书贾”李一庵，则是贾为儒业(23)。
贬义的儒商、儒贾是指以儒为业和名之贾行、市心者，即儒中之商贾。如王世懋(1536-1588)批评说：“厚藏吝予，色庄行违，士之儒而贾者多矣”(24)。耿定向指出：“世以儒命者，衒智钓奇有市心焉，儒而贾也”(25)。黄居中、汪道昆亦对“儒名而贾心”，“儒而贾心，则滫也”的儒而贾持否定态度(26)。
褒义的儒商、儒贾则是指以商贾为业和名的儒行、儒心者，即儒者一样的商贾。如汪道昆即称清贾程惟清“托贾名，而饰儒行事”(27)。耿定向指出：“仁心为质，儒之行也。贾而有是，不亦儒乎”。因而将“虽不废贾，然好儒益甚”，里人因咸称其为儒贾的程豪称作“儒贾”，并为之作《儒贾传》(28)。
贬义的贾儒指以儒为业和名而贾行、市心者，即商贾一样的儒者。如孔尚任(1648-1718)即将“丑扮书客蔡益所”，称作“贾儒”和“商秀”(29)。
褒义的贾儒指以商贾为业和名而儒行、儒心者，即商贾中之儒者。如温纯即指出石象(1511-1577)“尔业则商，尔行弗商”，“所谓商而儒者”(30)。卓发之、王世懋(1536-1588)称世贾卓贤为“贾而儒者”，即“所谓儒而名贾者”(31)。汪道昆称程次公为“贾名而儒行者”(32)。明刘康祉则为秀冈金君铭曰：“玉其衷而表珉迹，则贾儒厥心”(33)。
由上所述，可知儒贾(商)和贾儒既可以指以儒为贾业(如举业)和以贾为儒业(如书贾)，又可指儒而贾行，和贾而儒行儒贾(商)和贾儒词义能指虽多，但在实际运用中其所指的重点却是随时代而异的。
从本人所见之资料来看，宋代以前，不见有人使用儒贾(商)和贾儒等词。
宋以下，随着科举和书业的兴盛和从业者的大量增加，以儒为贾业和以贾为儒业意义上的儒贾(商)和贾儒等用语开始出现。但这种意义上的儒贾(商)和贾儒不仅出现较晚，而且远不及含有贬褒意义的儒贾(商)和贾儒流行和引人瞩目。
这是因为伦理和价值评判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
嘉靖、万历以前，人们关注和批评的是儒而贾行者。如宋人陈淳(1159-1223)即指出：“夫缉时文，钓利禄之具”，“不待作也。作之者，贾儒也”。其所作所为“使圣贤明伦之重地，反为市廛乌合之渊薮”(34)。当时，贾儒被用作贬义词，而不见有对贾(商)而儒行者的褒扬。
自嘉靖、万历起，随着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和大批读书人弃儒而商，商贾而非士人成为社会的明星，人们对儒而贾行者批评增多，对商贾中之儒者的赞扬开始出现，且日渐流行。儒行的体现者儒商、儒贾越来越多的被用作褒义词，渐成以褒义为主的词语。这一现象表明，在社会迅速商业化和道德日益沦丧的同时，人们开始呼唤和强调士人，尤其是商贾的道德和商业伦理，以重建以儒家价值观为基础的道德规范、商业伦理和商业精神，促进商业和社会的良性发展。
三、儒商的内涵与儒商精神
对于儒商和儒贾的概念，人们可以由不同的角度出发，作出不同的界定。在本文中，笔者将依靠可以搜集到的历史资料，通过归纳概括来界定这一概念。从本人目前所掌握的文献资料来看，嘉靖、万历以来人们所说的儒贾(商)和贾儒主要是就其褒义而言的。概括来说，儒贾(商)、贾儒主要是指商贾之儒行者。
具体来说，贾而儒行的概念可以说十分丰富。如耿定向认为，“扶义乐善，仁心为质，儒之行也。贾而有是，不亦儒乎”。其《儒贾传》所传儒贾程豪，“好儒”重文，“有郭今者尝游王文成门，谈良知学，子德悦而师之”。“与人交，必择贤者”。其人“恢豁”，“伟斡雅姿，识度夷旷，大类儒者”。“其为贾诚心平价，人乐趋赴”。为人仁义乐善，关心族党、乡里，热心社会公益活动。“岁侵，尝糜以哺闾阎之饿，而又椟以瘗道路之莩。出母钱贷人，贫不能偿，辄焚其券”。尝在宗“祠旁辟庐舍，居族之贫”。又“立义仓、义塾，缮梁、除道，日费橐中装不惜”。其“好儒益甚”的结果，是“远近款其门者益众，斥奇赢振施之不厌，而财益阜，不数年且致千金”。“其为贾诚心平价”的结果，是“人乐趋赴。赀渐起，市亦因以辐凑”。而难能可贵的是，他实现了儒行与贾业的统一和良性互动。因此之故，程豪居常训子姓曰：“吾家世受什一，不事儒。自吾一染指，而士庶亲悦，贾且什倍。由是观之，儒何负于贾”。与程豪一样，其兄子仪“笃衷质行，不殊子德，人称为长者”。其人敦恂悌友，析产尽让诸弟。笃故振穷，岁饥贷粟无告乡邻，“口不儒谈，而深醇隐厚，居然儒者”。其季弟之子国用，“恂恂愿悫，以谨让称，亦贾之儒者”(35)。按上所述，可知耿定向所说的儒贾(商)、贾儒，是指诚而仁心，好儒重文，关心亲友和乡里，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具有儒者风度，能做到儒行与贾业的统一和良性互动的商贾。
明嘉靖、万历以来，有关儒贾的记载为数颇多。如叶向高纪即云程公(1536-1608)是“儒而贾”的“儒贾”。其“贾也，亦常操儒行。所至病者予药，饥者予粟，缓急者予金钱青衿，而贫者予膏楮，未婚则经营予室”。尝拾金不昧。“生平慕说王文成，往来会稽辄拜其墓。逆旅坐小楼，日读其书，紬绎良知之说，时举以告人于身心性命之际若有悟者”。为人好儒，且能推己及人(36)。
汪道昆为程惟清(1531-1588)所作传记称程为“清贾”，“声利不入于其心，恂恂乎儒矣”。云程经商十年而成巨富，“诸贾人东向事之。惟所决策，顾托贾名，而饰儒行事。父母昆弟无间言，丧兄弟若所生，抚诸孤若自出”。“以名教教子姓”，“以礼让闻四方”，并自言“吾志在儒不在贾”，亦好儒而孝友礼让(37)。
其为潘次君所作墓志云，次君名仕字惟信。其父服贾，晚岁倦游，次君力请行，以古之货殖者必因天时，乘地利，务转毂，与时逐，毋系一隅。于是以盐策贾江淮，质剂贾建业，粟贾越，布贾吴。方其蚤计，人不及知，往往策其必败，卒之赢得过当，皆自以为不如。次君以善丧诵闾里，孝顺善贾，倜傥有国士风(38)。
王世懋(1536-1588)、卓发之为“贾而儒者”之见斋卓君所作传记云，卓氏世贾，君父时家业中衰。“君为贾则大赢，五十年中屡什屡起，卒为富人。居贾之道仰取俯拾，居贱操奇，忍鸷以俟昂直，决不为人损一毛，乃君为贾独不然。嘉隆中岁两侵，斗米千钱，君稍平之，为减市价十之三。已又推其赢糜饿者，饿而死者棺埋之。人或迂君曰：‘奈何当侵岁而施，不虞竭乎？’君笑曰：‘吾以子钱施，譬贾亡赢耳。客奈何必吾赢也’。人或谓若储粟之谓何，公曰‘吾所以储非自封也，东家闭出饱欲死，西家闭入饥欲死，吾衷其间足矣’。性好善乐施，修桥、筑陂塘、设义学、助婚葬患难者无虚岁。贷而不能偿者，至焚券以示之”。“生平笃于孝友，抚诸弟使悉有宁居，而均其产，诸弟皆父事焉。慈爱诸子，多延名师教之。君虽内足于财，然生活简朴”。“为诗歌率胸怀多类宋儒者言。年老多智，人争重之，尊为祭酒三老云”。其人孝友仁慈，好善多智，关心乡里，尽力王事，居贾之道先义后利，仁在其中，堪称儒贾(39)。
王世贞为“贾而儒”蒋次公所作传云：“今夫取者，所以资予也；予者，所以保取也。故曰知予之为取则智，知取之为予则义，此二者仁之术也”。武林俗薄轻为徂，清源俗鸷悍，多贾易忌，广陵俗恌好奢，次公能尽得其情与百物之轻重，不受欺而以不欺行之，故终其身无偾事，益訾至累巨万。次公事嫂恭，抚伯氏子希文三稚子如己子。遇交知缓急，为之至倾橐。捐千金为大石梁数十丈，治驰道数十里，茂林深樾可憩者必亭之以息行旅。其厚于人伦，关心乡里，以仁义智贯穿为贾之道，且大获成功。王世贞因此感叹道：“次公之于人伦厚矣，何必儒”(40)。
鲍应鳌所撰程次公传云，公姓程名杰，一意举子业，以父病不能卒业。父殁，伯兄与简遗资仅二百缗，公独身走蜀，得羡息以幸完母币。为伯兄强归纔信宿，复驰之清源市，收布入滇，收价三倍，遂累高资，家由此起。尝逢疫，或劝褰裳去之，公不忍，为一一疗治，愈而公竟不染。公奉养太孺人务得其欢，宗党称其孝。与兄异产治生，而公所受资息逾五倍，悉与祯等中分，不隐锱铢，乡人称其让。母舅贫，养之终身，胤絕，为外王父捐三十缗，人主于汪氏祠，得不为若敖氏馁，里人称其义。一以信义行之，人心归往，财利辐辏，更倍于他贾。广陵窭人所负悉为折券不责偿。又再捐资治石梁，人至今德之。公晚年自家及乡慕善无厌，尝那金为祖茔遍立丰碑。岁必率子姓以一杯浇。河水为患，岁伤人，石堤以工力大莫敢任，公抱病董其事，堤成而河水不害邑。社仓之建，公首代捐二十缗倡，里人为积榖百石有奇，故社仓独公里得食其实。族建宗祠，公率侄共捐五百金为助。其人孝义礼让，热心公益事业，虽以贾起家，一以信义行之，而精神常在儒(41)。
其所记族叔南川翁勇于赴义，曾出金以助筑城，出谷赈灾，于孝友、敦厚、廉义、无私者日孜孜焉。翁雅志儒术，与人子言则依于孝，与人父言则依于慈，与人兄言则依于孝友，人见其恂恂雅步，而逡逡道辞，绝无市嚣态心，言动固恂恂儒也。其人好儒，具儒者风范，敦族谊，修邻好，厚故旧，恤孤弱，热心公益事业，乃儒而贾，鞠躬君子(42)。
黄凤翔为杨宗叙所作墓志云，公乃贾而儒，好行其德，家居孝友。杨氏再世业儒，弗售，家寝落。公身服贾供父母。俯拾仰取，薄饮食，忍嗜欲，所赢得过当。然耻奸富，不屑为驵侩骛趋，第躬修勤啬，时积聚已耳。阛阓中人望见公逡逡忠厚长者也，不忍用智数尝公，公资日益起，数年之间几致千金。令尹公领乡荐，公端意本业，而服素茹，粝如曩时。惟是为二老人奉，捐己所市田与季共之，其孝友盖天性。其人孝友、好行其德，以仁义、忠厚、勤劳、敬业起家(43)。
邹迪光为程凤辇所作传记云，其虽贾实不废读，手筹量而口诗书，若无意于趋射勾较也者，而利数倍，诸善趋射勾较者所不及，侪偶以为祭酒。既曰习为贾，则浮白吟弄风月，望之意其为骚人韵士，不知其为贾也。事父母至孝。季死而经纪家事，养其遗孤。父意爱外家孙氏，孙几不振矣，而矜孤恤夭，且复振。有同祖弟某晚出而孽，彼昆季以孽故弃之。其人暴，又以暴故绝之，得居士而弃者收，暴者化矣。族某与某争田不相下，居士默输四十金，而事解。家老仆死，所遗金有垂涎者，居士收其金营殖之，更数年而息入数倍，举以归子。郡疫灾，为出钱粟粥饥费不下千缗。即非灾疫，而待赈者赈，待瘗者瘗，待婚者婚，待嫁者嫁，待桥梁者桥梁，待道路者道路，未始遗余力而为德矣。程凤辇好儒而有儒者风度，孝友惇伦励行，乐施无倦，执书握算，儒贾之利十倍于群贾(44)。
焦竑为金君子公所撰墓志云，君与兄子顺皆以孝友名，诚心质行，粥粥若无能者。顾中藏干略，足以映蔽数十人，徐而叩之不尽。义不苟取，自奉为窭人子所不堪。初君以亲故，弃儒而贾。与伯兄子顺无间言，无私畜，忠信不欺，使人乐就，盖不屑屑权子母，而归之者如流水，十年资愈其旧数倍。伯兄未食且御，弗敢先也。君幼游于贾人，然性喜读书。所在必交其长者。而耆义如渴，赴人之难，振人之困，一呼即应，不避水火，终其身如一日。仿义仓为贷谷法，里中人至今赖之。岁饥，师范文正遗意，兴茔墓之役，寓赈于佣，三岁乃罢，所活人以万数。其人孝友，诚心质行，忠信不欺，中藏干略，不屑屑权子母，而十年资愈其旧数倍。性喜读书，急公好义(45)。
黄居中为黄镬所作墓志云，镬丰于德，宗党共诔之曰孝友长公，其人孝友，贾行而士心，乃儒而贾隐者(46)。
俞樾为俞汝荣所作墓志云，汝荣九岁居父丧，哀毁如成人。家至是稍落，于是始弃儒而贾。精于榷会，候时转物，操赢制余，虽老于就时者谢弗及。又耐劳勚，与童仆同苦乐，人乐为用，家益以饶。性好施与，至是始得行其志，乡里之间翕然称善人。当是时禾中诸名士咸折节与君交，不以君为货殖传中人而薄视之也。尝设一米肆，历五岁，而贫户赊赁者已百余家，计其钱则三百余万，举其簿籍而焚之。其入也以孝友修于家，其出也以善士称于乡，好善乐施，急人之急，虽隐于市，令闻孔彰。其之为贾也，异乎人之为贾者，勤且仁，精于榷会，候时转物，操赢制余，人乐为用(47)。
按上所述，可知诸人所言与耿定向所云大同小异。所谓儒贾(商)、贾儒，是指好儒重文，倜傥有儒者风范；其人孝友礼让，仁义慈善，重族谊、乡里、故旧，恤孤弱，厚人伦，好善乐施，急公好义，热心社会公益活动，具有社会责任感；为贾先义后利，仁在其中，诚心质行，勤俭、敬业，忠信不欺，中藏干略，精于榷会，候时转物，操赢制余，不屑屑权子母，多智善贾，人乐为用，其利十倍常贾，贾而士心，虽以贾起家，一以信义行之，而精神常在儒，能做到儒行与贾业的统一和良性互动，且获成功的商贾。简言之，传统儒商是具有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底蕴，关爱亲友、孤弱，热心乡里和社会公益之事，能做到儒行与贾业的统一和良性互动，具有厚重文化底蕴的工商业者。
根据以上所述儒商的内涵，可以归纳、概括，提炼出儒商之精神为：
诚信中和，礼义仁德，注重文化，利用厚生，儒行与贾业良性互动，热心社会公益之事。
1840年以前，儒家思想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流，由此可以说有文化的商人就是儒商。
1840年以后，西方思想和科学主义的影响造成了儒家文化与其它各家文化并存，文化与知识的对立，使得有知识的商人未必有文化，有文化的商人未必是儒商。传统的“儒商是具有厚重文化底蕴的工商业者”的定义必须修改以适应这种变化。
现代儒商应是认同、重视中华文化，具有传统道德与良知，关爱亲友、弱势群体与所有利益相关者，热心环保和社会公益事业，能做到儒行与贾业的统一和良性互动的工商业者。
注释：
①(唐)姚思廉：《陈书》卷11，《章昭达传》，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②(唐)李延寿：《南史》卷66，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唐)姚思廉：《陈书》卷33，《钱道戢传》，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③(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2，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后晋)刘昫：《旧唐书》卷85，《裴行俭子光庭传》，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⑤(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8，明《津逮秘书》本。
⑥(宋)家铉翁：《则堂集》卷3，《中庵说》，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宋)黄震：《黄氏日钞》卷90，《赠台州薛大丞序》，元后至元刻本。
⑧(明)杜浚：《变雅堂遗集》卷6，清光绪二十年黄冈沈氏刻本。
⑨(明)汪道昆：《太函集》卷20，明万历刻本。
⑩(明)汪道昆：《太函集》卷61，明万历刻本。
(11)(明)耿定向：《耿天台先生全集》卷16，明万历二十六年刘元卿刻本。
(12)(明)张鼐：《宝日堂初集》卷10，明崇祯二年刻本。
(13)(明)邹迪光：《始青阁稿》卷17，1621年序，明天启刻本。
(14)(明)叶向高：《苍霞续草》卷10，明万历刻本。
(15)(明)杜浚：《变雅堂遗集》卷6，《汪時甫(1607-1671)家傅》，清光绪二十年黄冈沈氏刻本。
(16)见陈际泰《已吾集》卷6，《赠公西园府君(1531-1612)祭田记》，清顺治李来泰刻本；吴国伦(1524-1593)《甔
洞续稿》《文部》卷3；汤显祖(1550-1616)《玉茗堂全集·文集》卷14，《丘节母墓表》，明天启刻本；李濂(1489-1567)《嵩渚文集》卷53，《南园记》，明嘉靖刻本；汪道昆(1525-1593)《太函集》卷32，《程长公传》、卷33，《户部贵州清吏司郎中曹公传》、卷51，《明故太学生潘次君暨配王氏合葬墓志铭》，明万历刻本；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续稿》卷151，《李处士像赞有序》；黄汝亨《寓林集》卷14，《处士张宁宇元配吕孺人(1556-1612)墓志铭》，明天启四年刻本；黄凤翔《田亭草》卷15，《乡宾一溪杨公暨配薛氏墓志铭》，明万历四十年刻本；焦竑《国朝献征录》卷35，《张公一桂(1540-1592)墓志铭》，明万历四十四年徐象橒曼山馆刻本；张鼐《宝日堂初集》卷10，《寿汪雨翁太年伯八十序》，明崇祯二年刻本；吴士奇《緑滋馆稿》卷5，《先大夫(1540-1612)请状》，明万历刻本；施闰章《学余堂集·文集》卷20，《处士汪长公(1596-1665)墓志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卓发之《漉篱集》卷12，《家传一》，明崇祯传经堂刻本；李光元《市南子·制诰》卷5，《云南道监察御史丘兆麟父母》，明崇祯刻本；焦竑《焦氏澹园集》卷30，《广西桂林府全州同知金君子公(1532-1604)墓志铭》，明万历三十四年刻本；王锡爵(1534-1610)《王文肃公文集》卷9，《封行人司行人筠泉张公墓志铭》，明万历刻本；叶向高《苍霞续草》卷9，《南京吏部验封司郎中左泉毕公(1529-1567)偕配项太宜人墓志铭》，明万历刻本；鲍应鳌《瑞芝山房集》卷11，《礼部儒士仁庵郑公行状》，明崇祯刻本；黄居中《千顷斋初集》卷22，《孝友长公(1501-1534)暨配孝节李孺人(1505-1535)合葬墓志铭》，明刻本；汪可进《公余草就》卷3，《黄母吴氏(1507-1591)墓志铭》，明万历二十四年淑艾堂刻本。
(17)如上述儒贾程豪即因与“尝游王文成门”郭今“谈良知学”，“悦而师之”(《耿天台先生文集》卷16，《儒贾传》)。儒贾程汝彦即“生平慕说王文成。往来会稽，辄拜其墓。逆旅坐小楼，日读其书，紬绎良知之说，时举以告人。于身心性命之际，若有悟者。”(《苍霞续草》卷10，《封文林郎兰溪县知县程公墓志铭》)前人如余英时先生等对这一现象曾作过详细的分析，见《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向》，载《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此不赘述。
(18)(明)焦竑：《焦氏澹园集》卷30，明万历三十四年刻本。
(19)(明)邹迪光：《始青阁稿》卷17，明天启刻本。
(20)(明)汪道昆：《太函集》卷29，《范长君传(？-1553)》、《休宁程长公墓表》，明万历刻本。
(21)(明)叶向高：《苍霞续草》卷10，明万历刻本。
(22)(明)焦竑：《国朝献征录》卷35，明万历四十四年徐象橒曼山馆刻本。
(23)(明)汤宾尹：《睡庵稿》《诗集》卷5，《赠李一庵》，明万历刻本。
(24)(明)王世懋：《王奉常集》卷16，《见斋卓君传》，明万历刻本。
(25)(明)耿定向：《耿天台先生全集》卷16，《儒贾传》，明万历二十六年刘元卿刻本。
(26)(明)黄居中：《千顷斋初集》卷22，《颜次公(？-1598)配柯氏合葬墓志铭》，明刻本；(明)汪道昆：《太函集》卷37，《程惟清(1531-1588)传》，明万历刻本。
(27)(明)汪道昆：《太函集》卷37，《程惟清(1531-1588)传》，明万历刻本。
(28)(明)耿定向：《耿天台先生全集》卷16，《儒贾传》，明万历二十六年刘元卿刻本。
(29)(清)孔尚任：《桃花扇传奇》第29出，《逮社》下本，清康熙刻本。
(30)(明)温纯：《温恭毅集》卷11，《石君墓志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1)(明)王世懋：《王奉常集》卷16，《见斋卓君传》，明万历刻本；(明)卓发之：《漉篱集》卷12，《家传一》，明崇祯传经堂刻本。
(32)(明)汪道昆：《太函集》卷17，《寿草市程次公六十序》，明万历刻本。
(33)(明)刘康祉：《识匡斋全集》，《处士秀冈金君圹志铭》，清顺治刻本。
(34)(宋)陈淳：《北溪大全集》卷43，《辞谢陈教廷杰延入学》，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5)(明)耿定向：《耿天台先生全集》卷16，《儒贾传》，明万历二十六年刘元卿刻本。
(36)(明)叶向高：《苍霞续草》卷10，《程公墓志铭》，明万历刻本。
(37)(明)汪道昆：《太函集》卷37，《程惟清传(1531-1588)》，明万历刻本。
(38)(明)汪道昆：《太函集》卷51，《潘次君暨配王氏合葬墓志铭》，明万历刻本。
(39)(明)王世懋：《王奉常集》卷16，《见斋卓君传》，明万历刻本；(明)卓发之：《漉篱集》卷12《家传一》，明崇祯传经堂刻本。
(40)(明)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续稿》卷93，《蒋次公(1520-1581)墓志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1)(明)鲍应鳌：《瑞芝山房集》卷12，《程次公传》，明崇祯刻本。
(42)(明)鲍应鳌：《瑞芝山房集》卷8，《贺族叔南川翁偕元配吕太孺人八帙序》，明崇祯刻本。
(43)(明)黄凤翔：《田亭草》卷15，《杨公暨配薛氏墓志铭》，明万历四十年刻本。
(44)(明)邹迪光：《始青阁稿》卷17，《榆村程居士传》，明天启刻本。
(45)(明)焦竑：《焦氏澹园集》卷30，《金君子公(1532-1604)墓志铭》，明万历三十四年刻本。
(46)(明)黄居中：《千顷斋初集》卷22，《孝友长公(1501-1534)暨配孝节李孺人(1505-1535)合葬墓志铭》，明刻本。
(47)(清)俞樾：《春在堂杂文》六编卷5，《蓉生俞君墓志铭》，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春在堂全书本。